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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立共和国的宣言，英国的反应是既惊讶又嘲笑。但是，共和党人并没有轻率行事。《纽约时报》的记者注意到，在市政大厦里挤满了观看这个活动的人群，其中有“相当多的牧师”。天主教会现在大力支持新芬党，虽然不是官方支持。[108]在竞选活动中，新芬党的计划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将英国驱逐出爱尔兰，而公众对谋杀案的反应表明他们不会支持暴力。死去的皇家爱尔兰警队的两名警察都来自当地家庭，而且都很受欢迎，谋杀案在爱尔兰人中引起了极大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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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些志愿军——从那时起，他们有了一个新名字，即爱尔兰共和军——只攻击皇家爱尔兰警队的警察。不久后，他们把攻击目标转向英国士兵。在市政大厦召开的会议呼吁全世界的自由国家承认和支持爱尔兰共和国，并要求“外国驻军”撤离爱尔兰。新的议会宣称，只有它才有权为爱尔兰制定法律，只有它才能公正地接受爱尔兰人民的效忠。于是，一场独立战争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了19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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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月4日，德·瓦莱拉（警方在通缉令中将他描述为“35岁，是一名教授，身高6英尺3英寸，穿着便服”）和另外两个人——约翰·米尔罗伊（John Milroy）和约翰·麦克格雷（John McGarry）——使用来访者偷偷送进来的一把伪造钥匙，从林肯监狱逃了出来。德·瓦莱拉从牧师那里拿到监狱的总钥匙，并使用教堂的烛用蜡为钥匙做了一个印模，之后来访者像平常送东西一样，把根据印模复制的钥匙装在一块蛋糕里送进了监狱。[109]他被送到曼彻斯特，随后短暂地去了爱尔兰和美国，并于4月回到爱尔兰，成为爱尔兰议会的主席。一周前，有四名同志从乌斯克的监狱里逃了出来，自从弗伦奇于去年5月开展围捕行动以来，他们遭到了监禁。为了打击最具影响力的要害，新芬党要求禁止在爱尔兰猎狐，直到自去年7月的围捕行动以来被关押在英国的共和派囚犯全部被释放时为止。然而，这个要求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它的许多支持者都在为狩猎和纯种马企业工作。在新芬党于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后，爱尔兰处于“危急”状态，因此，都柏林市长呼吁肖特释放囚犯。肖特不仅是内政大臣，也是最后一位爱尔兰布政司。[110]在肖特未能释放囚犯后，市长直接恳求劳合·乔治：“继续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是没有用的，”他说，而且这样做将会造成“可悲的后果”。[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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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伦奇也希望释放这些人，他敏锐地觉察到新芬党中的温和分子正在与极端分子争斗，他认为如果政府做出一个姿态，那么将会吸引更多的温和分子。他发现的这种分裂状况将在爱尔兰正式分治后的1921～1922年的内战中显现出来。由于劳合·乔治身在巴黎，不在国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群龙无首。3月4日，战时内阁决定“逐步”释放囚犯。[112]与此同时，德·瓦莱拉围住并奉承爱尔兰裔美国人，以便筹集资金和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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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王于2月11日召开议会时，他根据劳合·乔治为他写的演讲稿说，“爱尔兰的情况让我非常焦虑，但是，我诚挚地希望情况能够很快得到充分改善，以便可以持久地解决这个难题”。[113]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涅槃将如何实现，尽管霍勒斯·普朗克特爵士建议说，“必须向爱尔兰给予自治领的地位”，这可能是避免灾难的唯一手段。[114]休·塞西尔勋爵建议在爱尔兰的四个省各成立一个委员会，在《爱尔兰自治法案》暂停五年期间，这些委员会应当相互讨论如何最好地开展工作。然而，就连政府也明白，对于一个由共和派人士主导的爱尔兰来说，以往的妥协是没有用的，而且时间不多了。对于爱尔兰的名称，英国迟迟未能做出决定；另一方面，爱尔兰的大多数人拒绝修改宪法，并且已经开始了独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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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尔兰并不是唯一一个寻求民族自决的英国属地。印度也在加紧进行争取独立的运动。印度认为，自1914年以来，印度人民为支持宗主国做出了牺牲，英国对它有亏欠，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独立运动。引起骚动的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1919年3月，英国通过了《无政府与革命犯罪法》［Anarchical and Revolutionary Crimes Act，又名《罗拉特法》（Rowlatt Act），以推荐该法案的委员会的法官命名］。该法案无限期延长了1915年《印度防卫法》（Defence of India Act）的规定，允许不经审判对从事恐怖主义或煽动行为的人关押两年。该法令引发了自1857年兵变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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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13日，在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Amritsar）的一个花园——札连瓦拉园（Jallianwala Bagh）——发生了英属印度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当时，印度的一些地区遭受了饥荒。旁遮普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征召了36万人在各个战场作战，因此，他们对国王的忠诚是显而易见的。[115]然而，在逮捕和驱逐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萨提亚·帕尔（Satya Pal）博士和赛义夫丁·克齐鲁（Saifuddin Kitchlew）博士后，印度发生了持续数日的骚乱。这两位领导人曾敦促对《罗拉特法》进行非暴力抗议。旁遮普邦的省督迈克尔·奥德威尔（Michael O’Dwyer）爵士和代理准将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 Dyer）——他出生于印度，加入驻印军队超过30年，负责指挥当地驻军——担心兵变会重演。于是，他们宣布实行军法管制，并宣布禁止公众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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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命令不是被忽视了，就是没有传达到民众，因为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来到札连瓦拉园庆祝旁遮普邦的拜萨哈节[116]，并聆听演讲者宣扬对英国统治的消极抵抗。戴尔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到秩序的不服从命令的表现，于是他——根据军法管制，他具有采取行动的主动权——带着50名携带步枪的士兵，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命令他们向花园里的人群开枪；他还带着40个装备着反曲刀的廓尔喀人。当他们从花园入口的两边向人群开火时，人群惊慌失措，发生了踩踏。这场猛射持续了大约十分钟。[117]一份官方报告称，最终有379人死亡，1000人受伤，当地组织估计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印度人和英国人都憎恨戴尔，尽管许多身在印度的英国人认为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就像许多在本土的英国人所认为的那样。这些英国人从报纸上读到的报道是片面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不准确的。官方的说法是，戴尔为印度暴徒袭击英国教师马塞拉·舍伍德（Marcella Sherwood）的事件报了仇。这个袭击确实发生了，但被用作展示武力、以吓退激进分子的借口。据说，在阿姆利则，有三名银行经理被烧死，其中一名在被烧死前遭到了棍棒殴打。《泰晤士报》根据总督办公室向英国发回的资料，痛斥“消极抵抗”运动并不消极，并且（在提请注意甘地在动乱中的领导作用后）指出，“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先生……是一个误入歧途并且容易激动的人”，是煽动革命的“危险”的“掩护马”。[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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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屠杀发生后不久，报纸对英国国民被杀表示愤慨，并对总督切尔姆斯福德勋爵所说的“公开叛乱”感到震惊。他们要求立刻严惩这些“反叛者”。[119]几周后，政府才向英国公众披露真相，而且即使真相大白，那些负有责任的人仍然能够请来辩护律师。奥德威尔——他是一名寻求报复的印度民族主义者，1940年，他在伦敦的一次公开会议上被谋杀——因管理有方、严加控制而受到赞扬。戴尔被称为“阿姆利则屠夫”，他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吉卜林不仅是一位重要的公众人物，而且对印度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对戴尔的行为大加赞赏。《晨间邮报》设立的一项基金为他筹集了2.6万英镑。这个举动让人想起了1866年卡莱尔（Carlyle）对另一位粗暴的帝国主义者爱德华·埃尔[120]的指责。[121]印度事务大臣孟塔古称戴尔的行为是“严重的判断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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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辩护说，注意到其他城市的骚乱，他担心会发生一场反对英国统治的阴谋，并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阻止这场阴谋，不管方式有多么残酷。然而，阴谋并不存在，即使发生了复活节起义，但这个起义的教训至少表明流血不是理想的权宜之计。在写给报纸的文章中，政客和公众将爱尔兰和印度进行了比较，并提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帝国的管理不善。爱尔兰问题将在三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而印度问题将花费三十年。然而，放松帝国与属地之间的联结的过程已经开始了。札连瓦拉园大屠杀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决定性时刻，而孟塔古-切尔姆斯福德改革可能带来的任何好处都被否定了。尽管一些英国政客——尤其是丘吉尔——始终认为印度没有能力进行自治，但是，在未来的几年，印度倡导自决的坚定立场及其主张的正义性将在英国议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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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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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和会开始。在头两个月里，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3月5日，劳合·乔治去了巴黎，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克列孟梭、伍德罗·威尔逊和奥兰多开始讨论细节问题。其他领导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克列孟梭坚持羞辱德国，以便让法国在很大程度上获益。史蒂文森小姐指出，法国人“不相信德国被打败了，并认为他们还没有为未来获得足够的保证”。[122]美国人激怒了劳合·乔治，根据威尔逊的说法，美国人计划大幅扩大他们的陆军和海军的规模，同时以坚持执行向国际联盟的承诺为由拖延会议。应其他领导人的要求，劳合·乔治同意留在巴黎，直到签署初步条款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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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劳合·乔治在国外，无法出席议会，这不仅意味着伟大的重建计划不得不在没有他持续监督的情况下启动，而且他留下了权力真空，并且随着团结作战的缘由的消除，这有时候鼓励了同僚们开展不受欢迎的自由行动。似乎至少有一位大臣已经厌倦了战后的世界。4月13日，史蒂文森小姐记录道，“不忠而又野心勃勃的”丘吉尔正在给劳合·乔治带来“大麻烦”。“作为陆军大臣，他急切地希望这个世界不要处于和平状态，因此，他计划在俄国发动一场大战。”[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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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劳合·乔治短暂地回到伦敦，向下院通报进展情况，尤其是关于俄国的问题。他（和丘吉尔持有相同的看法）荒谬地说道，如果需要的话，协约国可以征服俄国；然后，他直接返回巴黎。在下院发表演讲的过程中，他声称，他不希望与德国达成“报复性的和约”，对于诺思克利夫试图策划在凡尔赛对德国采取行动，他进行了猛烈抨击（但没有指名道姓），他说：“说实话，我宁愿达成一个好的和约，也不愿要一个好的报社。”[124]他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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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在强烈的失望感中费力工作时，不管他的期望有多么不合理，多么荒谬，他总是倾向于认为是这个世界运转得太糟糕。当一个人自欺欺人时，当获允接近他的所有人都帮助他相信他是唯一能赢得战争的人时，当他正在等待众人的呼声，要求他去指挥世界的命运时，当背后没有一丝议论，没有一丁点声音时，那么这是相当令人沮丧、令人不安、令人烦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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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战争也取得了胜利。一定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当然，问题一定出在政府的身上！无论如何，他是唯一能议和的人。那些接近他的人这样告诉他，不断地这样告诉他。所以，他公布了和约的条款，并等待着“欢呼”。可是，“欢呼”没有来。他退居到阳光明媚的地方，等待着，但没有任何声音传到那遥远的海岸，召唤他去完成拯救世界的伟大任务。你能期望些什么呢？于是，他回来了，并说道，“好吧，我看不见灾难，但我肯定它就在那里。它一定会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愿意让步，但是，我要说的是，当这种病态的虚荣心发展到在伟大的盟友（这些盟友的团结对于世界和平与幸福至关重要）之间制造分歧的地步时，当有人试图使法国不信任英国，使法国憎恨美国，使美国不喜欢法国，使意大利与所有人争吵时，我要说，即使患有这种疾病，也不能成为犯下如此严重的反人类罪的理由。[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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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劳合·乔治说出“病态的虚荣心”时，他轻叩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以便说明他认为诺思克利夫疯了。他还没有完全讲完，他希望证明自己对诺思克利夫的攻击是正当的，因为这对消除协约国的其他首脑持有的某些观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法国，人们仍然认为《泰晤士报》是一份严肃的报纸。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一份三便士版的《每日邮报》。在欧洲大陆，人们真的认为它是英国政府的半官方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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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反对党，以至于在首相进行抨击时，没有人提醒首相他之前对诺思克利夫的依赖。这次抨击转移了人们对缔结和约的注意力，劳合·乔治不愿讨论和约缔结问题，因为他与威尔逊和克列孟梭在各种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当时，诺思克利夫刚刚解雇了《泰晤士报》的编辑道森（尽管道森最终会回来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也就是和他的兄弟罗瑟米尔一同担任希特勒政策的主要绥靖者），并敦促道森的继任者亨利·威克汉姆·斯蒂德到下院查阅劳合·乔治从凡尔赛发回的报告。斯蒂德坦言，当下院看到首相攻击他的老板时，下院“高兴得大叫起来”。[126]诺思克利夫的报复包括每天在《每日邮报》上打印一个黑色的方框，登载战争中阵亡、失踪和受伤的人数，并在报纸的其他地方打出醒目的标语“那些专制者还会欺骗你”。[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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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身在凡尔赛宫的德国代表收到了和约条款。协约国继续实行封锁，封锁将持续到7月，以确保德国人必须回到谈判桌前，并达成协议。克列孟梭之所以决定寻求赔款，是因为法国有50多万幢房屋和17600幢建筑物被部分或全部毁坏。大约2万家工厂或车间遭到破坏或摧毁，工厂设备被没收，并被带到德国。估计有86.04万英亩的农田被遗弃，100万头牛被德国人围捕并被带回德国。当德国人撤退时，他们经常把撤离的土地夷为平地。根据法国人的估计，由德国对他们发动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和作战费用在350亿到550亿战前采用的金币法郎。[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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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法国并非唯一一个付出这些代价的国家。即使英国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与俄国人作战，它能否负担得起军队的开支和补给就是另一回事了。4月30日，张伯伦提出了他的预算。当战争费用的问题还在继续时，和平重建费用的问题开始了。鉴于1918～1919年的赤字为16.9028亿英镑，因此政府不会削减税收。即使不需要负担和装备庞大的军队，政府预计1919～1920年的赤字仍会维持在2.3381亿英镑。啤酒税和烈酒税有所增加，遗产税也有所提高，遗产税的最高税率甚至达到了40%，导致更多古已有之的土地所有权遭到分割。1919年6月，政府通过一项新的胜利贷款筹集到了2.5亿英镑，但情况仍然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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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也就是在凡尔赛宫采取最后行动前的一周，根据海军少将路德维克·冯·罗伊特（Ludwig von Reuter）的命令，德国公海舰队在斯卡帕湾集体自沉。冯·罗伊特是一名指挥被俘船舰的军官。自沉事件违反了停战协定，严格地讲，这是一种战争行为。协约国宣布，冯·罗伊特将被送上军事法庭。法国人很生气，因为他们想要一些船舰；英国人则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希望避免一场关于如何分配船舰的争吵。朗告诉下院，由于船舰只是被扣押，而没有投降，海军部无法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它们自沉。如果在船上安排守卫军——据朗报告，有70多艘船不是自沉，就是搁浅——那么这将违反停战协定的条款。凡尔赛和会对将协约国的哪些损失增加到赔款中进行了讨论，它坚定了协约国不经谈判就强制执行其条款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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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夫人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住在乡下，和许多左翼人士一样，在劳合·乔治操纵大选后，他们仍在舔舐自己的伤口。在听到德国船舰自沉的消息时，韦伯夫人在日记中写道：“我们都对和约感到厌恶，因此不再讨论它，人们试图把它作为不洁之物从自己的头脑中驱逐出去，当世界再一次恢复理智时，人们一致同意清除这种不洁之物。”[129]她继续说道：“在协约国为这次胜利感到后悔之前，除了击沉自己的舰队外，德国还将击沉其他东西，例如资本主义制度。德国人可以和西方文明玩一场精彩的游戏，只要他们愿意玩，只要他们有创新精神和坚持到底的集体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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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28日，也就是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后的第五年，在签署凡尔赛和约之前，劳合·乔治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午餐会议。他召集了劳和罗伯特·塞西尔勋爵等主要的联盟伙伴，以及他在唐宁街和花园别馆的最亲密的同盟者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菲利普·科尔、威廉·萨瑟兰爵士（他已经获封爵士）、J. T.戴维斯和劳的得力助手戴维森，还有他的女儿梅根。午餐后，这一行人驱车前往凡尔赛宫，戴维森回忆说：“在通往宫殿的最后四分之一英里处，两侧并排站立着法国骑兵，他们头戴钢盔，身穿蓝色野战制服。”[130]当贵宾们到达入口处时，仪仗队举起武器致意；他们走上楼梯，旁边站着共和国卫队，他们的制服和滑铁卢战役时的制服一模一样，“蓝色的布，红色的饰面，白色的鹿皮裤，以及漂亮的带马鬃羽毛的银色头盔，每个人都拿着出鞘的军刀，一动不动地站着。这幅画面非常有艺术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轮到匈人上楼的时候，他们也一定会这样想。”[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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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景的其他方面就没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劳合·乔治和劳不得不挤过人群，来到镜厅。三点钟，德国人走了进来，向克列孟梭鞠了一个躬，在法国领导人讲话之后，他们签署了条约。然后，劳合·乔治给国王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则消息被电传到伦敦：从傍晚开始，人群就聚集在白金汉宫外。晚上6点刚过，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们走到中央阳台上，向“表现出极大忠诚的民众”表示感谢，这场演讲持续了40分钟，同时鸣放了101响礼炮。[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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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和戴维森前去机场，以便飞往伦敦。戴维森穿过“欢呼的人群”进入白金汉宫，并把信交给国王。[133]9点15分，国王刚吃完晚餐。他接过信，上面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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