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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只是为自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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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重建工作变得迫在眉睫的时候，人们担心会发生大罢工，并呼吁组建一支志愿部队，以便在发生大罢工——就像后来在1926年5月发生的大罢工一样——时维持国家运转。2月初，伦敦地铁公司（London Underground）发生了最具破坏性的劳工纠纷，导致伦敦陷入瘫痪。另一方面，克莱德、伦敦和贝尔法斯特的造船工人也进行了罢工，工程师和电工也加入了罢工的队伍，即使每个行业都建立了自己的惠特利委员会，大多数纠纷都是关于将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40小时。政府开始为食物短缺做准备，如同德国U艇大战还在继续一样。深冬时节，甚至在南威尔士的铁路和造船厂工人威胁进行罢工（矿工们声援这场罢工）之前，煤炭就已经很匮乏了。苏格兰的矿工单独举行了罢工，他们要求每周工作30小时，工资为5英镑。甚至连旅馆员工也进行了罢工，他们要求每天工作8小时，伦敦的发电站也面临着被关闭的威胁。这促使政府表示，根据《保卫王国法案》，电工罢工是一种违法行为，将被处以100英镑的罚款和6个月的监禁。然而，张伯伦敏锐地指出：“不幸的是，近年来，人们越来越依赖政府，把它作为劳资纠纷的最终仲裁者。”他说，这导致劳资双方都坚持认为政府会进行干预：但是，这也把政府拖进了一个具有潜在破坏性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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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骚乱发生在格拉斯哥，起因是人们对工作时间的抱怨——他们也要求每周工作40小时——和租金水平。在骚乱的背后，有一个激进的左翼组织，他们极力支持俄国革命，被当权派视为不顾一切地想要进行阶级斗争。抗议持续了数天，警示战时内阁可能需要采取坚定的行动。一向好斗的丘吉尔建议说：“我们应当等到一些明显的过分行为出现后再行动，”不过，他已经准备好调遣军队。[84]第二天发生了交战，也就是1月31日的“乔治广场之战”。群众在位于广场的市政厅前举行了集会，他们被告知，政府无意接受罢工委员会的要求，也无意介入他们与雇主之间的纠纷。罢工者向警察扔瓶子，郡长宣读了《取缔暴动法》，他被乱飞的玻璃击中，站在他旁边的警察局长被一个瓶子打中，骑警和巡警向暴徒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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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罢工领导人因煽动暴乱而被捕。其中一位是威利·加拉赫，他曾在战争期间领导克莱德赛德的公会代表运动，并因违反《保卫王国法案》而被判入狱。加拉赫带头呼吁每周工作40小时，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缓解因为士兵从战场上归来而造成的失业，还因为他有着更广泛、更具战略性的目标，正如他自1921年加入共产党后所展示的那样。为了恢复秩序，他和他的同志大卫·柯克伍德获准向人群发表讲话，并敦促他们前往该市的传统集会地点格拉斯哥绿地；他们这样做了，但是更多的骚乱爆发了，电车被推翻，紧接着警察用警棍袭击暴乱分子。商店被捣毁，并被洗劫一空。夜幕降临时，成群的年轻人在街上游荡。罢工者的三号领袖伊曼纽尔·欣维尔（Emmanuel Shinwell）也被逮捕。欣维尔后来成为艾德礼内阁的一员，并因操纵政策、无视他所谓的统治阶级而臭名昭著。他最终进入了上院，柯克伍德也进入了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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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国明显处于将被布尔什维克接管的边缘时，英国当局再也无法漠然视之了。第二天，数千名头戴钢盔的士兵挤满了格拉斯哥的街道。为了直面这个挑战，罢工者——虽然他们不鼓励发生更多的骚乱——承诺将在整个苏格兰展开行动。罢工委员会声称，克莱德有10万人罢工，但由于受到了恐吓以及到处都是罢工纠察员，人们对愿意罢工的人数产生了怀疑。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佩戴刺刀的士兵继续守卫着火车站、邮局、发电站和其他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成排的穿着苏格兰短裙的士兵在风笛手的带领下，游行穿过街道，旨在提醒不满者，当局已准备好应付试图挑起骚乱的任何做法”。[85]由于担心发生暴乱，五辆坦克于2月3日抵达格拉斯哥。在谈到罢工者时，《泰晤士报》说，“他们尽了最大努力来阻止我们赢得这场战争，但失败了。现在，他们正在密谋阻止我们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86]柯克伍德被无罪开释，但加拉赫和欣维尔被判入狱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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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虽然较为极端的工党议员在选举中失去了席位，但是，这让在阿斯奎斯缺席期间成为反对党领袖的唐纳德·麦克林爵士感到担忧，他担心持不同意见的人将在议会外找到一个新的根据地——就像在格拉斯哥发生的那样。2月17日，他告诉下院，“任何读过报纸的人都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国外出现了危险的主义——而且下院的权威遭到了蓄意攻击”。[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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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在议会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内容包括承诺筹集重建资金和偿还因战争导致的债务。这里摘录了关键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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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迅速采取全面的行动，以便鼓励实现改善社会秩序的愿望，在经历了战争后，这个愿望在我国人民的心中激荡。战前，我们的土地上存在着贫困、失业、住房不足和许多可以补救的弊病，这些弊病因为不团结而变得愈发严重。但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各党派、各阶级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共同努力和奋斗。在实现这个共同目标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团结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使这个国家崇高起来，并使它能够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然而，战争造成的破坏和损耗还没有得到修复。如果我们要弥补这些损失，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英国，那么我们必须继续展现这种精神。我们必须不惜牺牲任何利益或偏见，以便消除不应遭受的贫困，减少失业，减轻失业造成的痛苦，提供像样的住房，改善国民健康，以及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过分温柔地对待公认的弊端是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它必然会受到暴力、甚至骚乱的阻碍。只有通过耐心和不懈的决心，我们才能贯彻必要的立法和行政行动。现在，我请求你们支持的正是这种坚决的行动。[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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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政府不仅请求停止暴力，还请求避免“骚乱”。格拉斯哥的骚乱刚刚结束，一场天然气和电力工人的罢工就使贝尔法斯特陷入了瘫痪，而且伦敦地铁公司的罢工也开始了。战时内阁的会议比战争时期开得还要久，因为它试图面对英国经济面临的众多威胁。正是由于这类危机感，2月12日，它确定取消审查制度“还为时过早”。[89]当月，铁路工人、矿工和运输工人再次重申了三方联盟，这是对工人阶级运动在选举中争取到的可怜的议会代表权所做出的自然而然的反应。在1910～1913年，三方联盟曾数次几乎让这个国家陷入瘫痪。矿工们把战后的解决办法和政府的新任务视为一个机会，以便在新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地位，而且他们希望通过三方联盟的罢工威胁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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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铁路工会的秘书J. H.托马斯——他不喜欢这种做法（尽管他的工会后来在1919年9月举行罢工）——告诉劳合·乔治：“麻烦在于，他们试图在五分钟内纠正一个世纪的不满，并且他们不会给你五分半钟。”[90]战前，铁路公司的工资开支是每年5000万英镑，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1亿英镑，如果新的需求得到满足，那么工资开支将达到1.51亿英镑。[91]铁路工人决心把战争年代获得的临时收入变成固定工资，而政府却不接受。意识到需要安抚矿工，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讨论将煤矿收归国有。然而，这需要另一场战争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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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在委员会进行报告之前，矿工和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除了缩短工作时间以外，矿工们还希望为努力找工作的复员同事和因退伍军人返乡而被取代的人士提供非常优惠的失业津贴。铁路工人则要求增加工资。2月9日，丘吉尔告诉威尔逊，劳合·乔治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这将导致“在政府和布尔什维克之间进行一场实力较量”。[92]当挑战来临时，劳合·乔治告诉战时内阁，由于战时的国有化仍然有效，“矿工和铁路工人都不是雇主的雇员，而是国家的雇员……罢工将对国家不利……国家必须获胜，为了这个目的，国家必须使用其所有权力，否则这个国家的政府将终结”。[93]他仍然准备在必要时利用《保卫王国法案》来对付罢工领导人。尽管劳合·乔治穷尽雄辩之才，尽管政府曾经因为不慎而吃亏，但政府还是尽力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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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战时内阁讨论了一项计划，以便在大罢工的情况下分发食物，并派军队进入，以保持港口畅通。这是在讨论是否要增援米尔纳去年派往俄国北部的1.4万名英国和帝国的士兵，以及是否对布尔什维克发动攻击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是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度挑衅。丘吉尔想要全面开战，劳合·乔治和战时内阁却不想——不是因为后勤或人力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害怕激怒有组织的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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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因素，在对国王的演讲发表评论时，劳合·乔治说，过去几年，英国的经济状况比人们记忆中的要好。实际工资上涨了，没有失业，没有战前那种规模的贫困，也没有痛苦。至少可以说这种说法非常不诚实，是他扭曲事实的典型表现，在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后，他在这方面做得比以往更加无情。然而，他明白，对失业的“真正恐惧”目前正在甚嚣尘上，“工人阶级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对这些社会状况的不满就越深、越强烈”——他指的是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体现在许多劳动人民生活在非常拥挤的环境中，加剧了战败的欧洲国家的动荡不安，但在一个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这种不平等也不是不可能的。[94]1月16日的官方数据显示，有53.7万名男性和43万名女性领取了失业救济金。[95]失业者有时会得到工作，这些工作的报酬低于他们的失业救济金，如果他们拒绝接受这些工作，那么他们的救济金就会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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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天的临近，工业形势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3月中旬，在南威尔士和诺丁汉郡，大约有5万名矿工举行罢工，并启动了三方联盟。令人高兴的是，拟议举行的大罢工的威胁在没有发生对抗的情况下消退了。在如此动荡的时期，很难预测罢工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尤其是因为警察也威胁要再次举行罢工。苏格兰的骚乱情况尤其严重，那里的警察看到政府用钱安抚激进的军火工人，他们希望类似的事情也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同月，战时内阁拒绝承认伦敦警察厅的工会，因为警察厅的总监告诉他们，他无法管理一支加入了工会的队伍。[96]更加火上浇油的是，职业罪犯退伍返乡，以及受过军事训练的人进入社会，加速了犯罪率的上升，这些人忍受了多年的危险和困难，认为通过偷窃来改善生活不会让他们遭受什么损失。为了让人们打起精神，战时内阁批准了提高啤酒产量的建议，但不会降低啤酒的酒精含量（事实上，当时人们对啤酒的质量非常不满，以至于战时内阁建议提高啤酒的酒精含量），也不会提高啤酒的价格，并且将向因士兵返乡导致人口增加的地区提供更多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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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酿造啤酒并不能满意地解决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因工人们的不安而引发的问题。劳合·乔治知道，对劳资关系的担忧将会阻碍商业活动的重启，此类重启对于防止失业而言是必需的，并且建立信心也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他也意识到，生产成本的增加——由过高的加薪要求所导致——将破坏竞争力，并将使人们失去工作。在劳工运动中，人们认为有些具体的不满根本没有得到解决。例如，出于人道主义原因，矿工们希望轮班6小时，而不是8小时。他们还想修改《最低工资法》——该法案是由阿斯奎斯在大动荡期间不顾他的反干涉主义信仰而颁布——以便更多地考虑到每类矿工的平均工资。[97]工党认为，停工是由于资方拒绝进行适当谈判而引起，而且，它用工会的口吻威胁说，“罢工”政策将继续下去，直到合理的要求得到承认时为止。[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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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开始尽其所能地重建私营企业，出售其在战争期间建造或接管的造船厂和工厂时，这招致了工党的怨愤。面对着显露出来的资本主义态势，工党向政府和公众陈述了动乱的原因。增加股息的公告激怒了工人，这些事件在停战后即刻引起了劳工骚乱和阶级对立。由于开工时间短，只有两年，兰开夏郡棉花行业的实际工资处于历史低位，但投资者的资本回报率却上升了45%。[99]还出现了谋取暴利的案例，就连征收超额利润税也无法平息人们的情绪。那些被曝光的事件被认为是冰山一角，有谣言说整个资产阶级都在大肆敛财，而工人们却在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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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寻求对土地、矿山和铁路进行国有化，这“不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想，而是针对商人的一个直率的商业建议”，根据工党中任期最长的议员威廉·布雷斯（William Brace）的说法，这样的政策将把投机产业转变为可靠的投资。[100]布雷斯承认布尔什维克是国家的敌人，但他相信牟取暴利者也是危险的。在如此动荡的时期，他的说法一点儿也不夸张。“我想对雇主们说”，他总结道，“要认识到局势的变化，要认识到工人阶级将不再被视为‘砍柴挑水的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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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普通工会成员对他们较为温和的领导人不屑一顾，转而拥护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很显然，克鲁害怕发生革命，在3月4日的上院辩论中，他试图找到与劳动阶级的共同点：“工人们真的希望从资本家的前景中消除冒险和好运的所有要素吗？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这样做，而且即使他们这样做了，人们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随着工业在这个国家的继续发展，那些要素都成了资本家的专有财产。”他认为，应该更广泛地与工人共享资本主义的成果，而不是终结资本主义，这并不是一个很超前的观点。共享利润的公司从19世纪就开始存在，并在战前开始激增。其他类似的倡议将在未来的工业冲突、大罢工和其他事件中产生。尽管大选前丘吉尔在他的选区敦提发表讲话，暗示说铁路国有化将成为政府的政策，但社会主义政策没有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很显然，丘吉尔随口说出的这些话引起了铁路公司和工会的极大恐慌，因为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已经浮现在大臣们的脑海中——丘吉尔的同僚们也对这个建议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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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希望达成和解并进行谈判，政府提出了强制仲裁的想法。然而，它对这个想法缺乏足够的信心，以至于无法在国王的演讲中提出相关建议。相反，劳合·乔治含糊其辞地呼吁“社会各阶层具备常识，以便使这个伟大的国家凭借过去五年的牺牲以及英雄主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所赢得的胜利，不会在几个星期的疯狂斗争中被肆意地挥霍殆尽”。[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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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骚乱的真正责任落在了存续下来的追随阿斯奎斯的自由党人的身上。正如阿克兰在同一场辩论中所说的那样，劳合·乔治举行了一场“耍噱头”的竞选活动。通过使用联票，他竭尽所能阻止工党议员参选，因为他们的当选将让男女工人在议会中有发言权；并且在大选前夕，他对工党及其领导人进行了“猛烈抨击”。[103]阿克兰还对劳合·乔治实行的限制航运可用性的政策进行了抨击，该政策减少了进口，实行了一种保护主义，使国内价格——尤其是食物价格——上涨。鉴于首相在就国王的演讲进行的辩论中要求推动出口，这个举动显得非常虚伪。阿克兰认为，采取保护主义立场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为了应对战争，预先购买了大量的商品，并且不希望造成损失——只有通过抑制自由贸易才能避免损失。尽管政府对经济和工业事务管理不善，尽管英国社会高度动荡，但布尔什维克主义在英国没有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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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时候，已有80%的士兵复员，而且许多人很快便开始工作，尤其是在妇女回归家庭后。退伍军人协会要求政府在其劳动力中为残疾男子设立5%的配额，并启动一项全国计划，要求私营雇主也这样做。[104]退伍军人协会表示，他们认为除非采取措施，否则其成员中的“极端分子”准备诉诸暴力抗议，这让劳工大臣霍恩感到担忧。他们还希望在可行的情况下由退伍军人接替妇女，并希望劳工介绍所在提供工作时优先考虑退伍军人，特别是残疾军人。政府认可这种新的优先次序，并意识到这样的政策需要工会的支持，但又不太可能获得支持。工会无法接受解雇一个健康的人，让一个残疾人来取代他。退伍军人协会要求觐见国王，国王感到很尴尬，并向霍恩暗示，他打算只对雇用了5%的退伍残疾军人的公司授予皇家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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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让女性离职，战时内阁没有什么顾虑：“很多在政府中工作的女性根本不需要这种形式的收入，而且很多女性已经结婚，她们的丈夫可以养活她们。”霍恩说道。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到了1921年，有工作的妇女比1914年还要少。不过，4月的时候，有人试图在下院提出《妇女解放法》（Women’s Emancipation Bill），以便允许妇女取得专业资格，并根据一样的条件在民事和司法部门任职，例如担任公务员和地方行政长官。该法案还将允许女性进入上院，就像她们现在可以进入下院一样——有少数女性获得世袭贵族身份，并且可以为女性创建其他贵族头衔。不过，该法案还将使年满21周岁的女性获得选举权，就像男性那样。该法案遭到了否决，但它的大部分条款在几年内出台——尽管直到1958年女性才进入上院。正如提出该法案的保守党议员威廉·亚当森所说的那样：“在重建世界的伟大时期，男性和女性必须在前所未有的平等条件下共同面对未来。因此，在我看来，下院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仍然阻碍该国妇女前进的障碍。”[105]还有人要求下院讨论法律职业是否应当接纳女性，就像19世纪晚期的医生职业一样。当时的气氛很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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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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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轮敌对行动停止时，另一轮敌对行动重新燃起。1918年12月19日，爱尔兰共和军试图暗杀总督弗伦奇[106]；1919年1月21日，上个月当选的新芬党议员——获释的他们（有36人被监禁）拒绝出席英国下院，公开拒绝承认帝国议会对爱尔兰的权威——在都柏林市政大厦召开了第一届爱尔兰议会。这座大厦刚刚被用作午餐提供场所，以便欢迎皇家都柏林明火枪团的400名被遣返的囚犯回家，周围的建筑物都挂着英国国旗。他们获得了大量选票，议员们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并宣布爱尔兰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为了证明这一点，当天，蒂珀雷里第三旅的志愿军在蒂珀雷里的索勒黑德贝镇（Soloheadbeg）杀死了守卫一批炸药的皇家爱尔兰警队的两名警察（这个行动没有获得新芬党领导的批准），引发了持续三年多的日趋严峻的暴力、破坏和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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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丹一直待在爱尔兰，弗伦奇就未来的道路向他征求意见：霍尔丹的想法是向爱尔兰给予自治领地位，同时与爱尔兰达成慷慨的财政解决方案。然而，当索勒黑德贝镇的谋杀案发生时，他刚刚回到英国本土，这促使弗伦奇给他写信说：“我们有必要宣布整个爱尔兰为军事区……新芬党领导人无法控制自己的人民……目前的形势阻碍了我们朝着所希望的方向取得任何进一步的进展。”[107]霍尔丹认为弗伦奇的反应“很愚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几名新芬党议员因为煽动叛乱或非法集会遭到逮捕，他们不是被送上军事法庭，就是被带到常驻治安法官那里，然后被送进监狱，通常被关押两到三年。制定一个连贯的爱尔兰政策似乎是不可能的，把共和派人士关起来是政府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而且政府每次采取这样的行动都使得爱尔兰民众对英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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