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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伦敦塔的渡鸦已经成为不同利益冲突的病灶。对大部分游客来说，它们是有趣的景观；对驯鸦官和助理们来说，它们需要饲养和保护；对伦敦塔的管理者来说，它们是收益的来源；对伦敦塔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它们是令人头疼的素材，一个缺乏精确的史料来证明的历史疑点。作为有需求、有悲喜的有情物种，渡鸦超越了我们在象征意义和实用主义上的偏见。是时候好好考虑人类和渡鸦之间在不同层面上存在着的关系张力了，特别是伦敦塔的渡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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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扬哈斯本首先使用传奇轶事来唤起公众对渡鸦的注意。其中一则故事是（这件事后来被广为传播）：1924年的一天，一只名叫吉姆·克劳（Jim Crow）的渡鸦被发现死在了绿塔里，它曾深受民众和伦敦塔常驻长官的喜爱，所以这事引起了一阵骚动。一只名叫埃德加·索博（Edgar Sopper）（以将它引进伦敦塔的索博上校的名字命名）的独眼渡鸦一直在观察着这一切。第二天早上，埃德加被发现四爪朝天躺在了绿塔上。长官通过窗户观察埃德加，他害怕塔内可能有疾病在渡鸦中间传播，他赶紧出去，试图轻轻捧起这只渡鸦，就在这时，埃德加一跃而起咬了长官一口，“大笑着”仓皇而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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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哈斯本与其他人将这则故事看成是一个幼稚的玩笑，就好像他把渡鸦当成是淘气的家养侏儒或小精灵。然而，我怀疑他对埃德加·索博的解读可能是错误的。可能埃德加真的病了，虽然没有致死，但受了创伤。被一个不熟悉的人捧起，不管这个动作有多温和，还是会惹恼它。扬哈斯本所描述的“大笑”或许是出于恐惧。不管是不是真实的，这个事件都显示了在非自然的环境下管理渡鸦，这种聪明又善变的动物，是多么的困难，更何况还要满足公众好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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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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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不久，伦敦塔官方意识到民众对渡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它们受到了更多的游客的喜爱。1954年6月7日《格拉斯哥先驱报》（Glasgow Herald）上的一篇文章，用奇怪的不合时宜的语言（估计是出于与这一古老的机构气息相符的考虑）这样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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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贵的鸟儿们博得了一代又一代英国人的尊敬和爱戴，但是近期，不知为何，游客们开始试图与它们建立友好的关系，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邀请它们享用自己的面包。然而，渡鸦有时也会误解游客们伸手递来三明治的举动，它们越过了人们提供的食物，朝着游客的手，狠狠地啄了下去。伦敦塔的守卫向游客警示了塔渡鸦的暴躁脾气，它们会出于‘刑罚’的本性啄伤人类，但是守卫们发现，对于这些意志坚决的旅行者来说，这样的措施收效甚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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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们很快意识到，没有任何恐怖故事会削弱游客们对渡鸦的喜爱程度，他们也可以利用这一喜好来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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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60年代，渡鸦开始变成国家的明星，就像是知名的歌手和运动员，它们的私生活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其中比较特殊的一对就是“柯拉”和她的伴侣“科雷”：一开始，它们和谐地共度了几年，而后来，“柯拉”变得异常暴躁，并时不时地要赶走自己的同伴，之后又会试图通过赠送树枝以寻求与“科雷”的和解。最终，“科雷”离开了，“柯拉”又找到了另一位伴侣“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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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1965年，官方发现伦敦塔内鸽子的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可控范围，就将掺了药的谷物喂给它们，等这些鸽子失去知觉，再仁慈地将它们杀死。“嘉文”后来被发现死在了一只已被吃掉一半的鸽子旁边，可是RSPCA的尸体解剖发现，他并非中毒而死。[5]后来，“柯拉”就病了，被限制在了笼中，不久之后便死去。她曾备受公众喜爱，所以伦敦塔的官方为她立了块石碑，上面刻着她的名字。[6]在她死后不久，一块铜质牌匾被竖立在壕沟上，为公众标示了自1950年以来在伦敦塔死去的渡鸦们的名字。这些故事都被英国媒体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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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渡鸦的正面报道来看，有一些人功不可没，那就是约翰·威明顿（John Wilmington，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伦敦塔驯鸦官）、他的继任者大卫·科普（David Cope）、德里克·科尔（Derrick Coyle）和雷·斯通（Ray Stone），他们同样会提到渡鸦聚集在死刑现场的传说，但那些血淋淋的细节都已被省略掉了。大卫·科普喜欢向游客描述自己的驯鸦经验，伦敦塔的守卫们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他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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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鸦是具有领地意识的鸟，它们在伦敦塔内有各自的地盘。当我在清晨将它们放出，它们便会第一时间奔向各自的领地，并且它们也很满足于一整天在那里闲逛。它们智商很高，也贪玩。打个比方，‘赖斯’喜欢在白塔西面的堤岸上玩不倒翁，躺在地上抛接小树枝，如果可能的话，它还会捡起塑料花盆。它的另一项游戏就是爬上喷泉，等到头扎丝带的年轻姑娘们来取水，它就会去拉扯她们的发带然后逃跑。它也喜欢偷泰迪熊，随后逃之夭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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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也提到了另一只名叫“哈迪”的渡鸦，它能发出狗一样的吠叫声来吓唬人类；还有一只名叫“乔治”，因为喜欢攀爬防火梯、在电视天线上胡闹，而不断被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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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驯鸦官约翰·威明顿（John Wilmington）与伦敦动物园合作的塔渡鸦繁殖项目得到了官方的批准。数十年前，这样的项目很可能引起大多数公众的反感，就像是繁殖老鼠然后再将它们放到街上。但是人们渐渐开始被渡鸦的滑稽行为和惊人智力所深深吸引，这个项目也没有再遭到任何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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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反映了20世纪末以来日益增长的一个趋势：不仅要在动物园里展览动物，同样重要的是，要为动物保护做出贡献。[8]20世纪中后期以来，动物园开始圈养保护濒危物种，研究它们的遗传基因，进行人工繁殖，偶尔也会尝试将这些动物重新放回大自然。动物园还开始向公众传授与野生动物和生态学相关的知识。即便如此，让渡鸦重返自然的尝试并无太多的生态学意义。尽管在英国的某些地区已经濒临绝迹，但渡鸦从来就不是濒危物种，虽然来伦敦塔参观的游客没几个意识到这点。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出于实用目的，但能确保伦敦塔至少会有一只渡鸦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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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繁殖计划给公众留下了积极参与自然保护运动的印象，该运动在20世纪末开始盛行。可能民众第一次意识到，渡鸦不仅仅是伦敦塔或君主制的代表，而且还是自然界的象征。这个项目将渡鸦和它们安逸舒适的人造风景以及更广阔的自然界联系起来。可能这个计划也反映了一个补偿的姿态，为之前驱赶渡鸦并破坏它们栖息地的行为做出忏悔与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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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守卫只允许一对渡鸦——“拉里”和“哈迪”——在白塔里废弃的楼梯处筑巢，但是游客的喧闹为它们带来了诸多打扰，它们的鸟巢最终被毁坏。1989年，“里斯”和“查理”（雌鸟）也同样在绿塔筑巢、产蛋，但还是遭到了同样的厄运。终于，在这年年底，守卫为它们建造了巢箱，渡鸦终于可以在游客熙攘的环境下找到清静的庇护所。“查理”后来孵化了一只雏鸟，这是第一只有记载的在伦敦塔出生的渡鸦。这则消息被英国媒体大量报道，为小渡鸦取名的竞赛在儿童中展开。最终，“罗纳德”这个名字胜出，人们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名字命名，“罗纳德”则是“罗纳德·瑞文（渡鸦）”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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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取名竞赛经常由动物园发起。这也代表了对渡鸦的新的认知。渡鸦再也不是啄食人类尸首的残忍的清道夫，它们现在是具有魅力的、受人喜爱的国家宠物。在20世纪90年代，又有6只雏鸟在伦敦塔降生，很快，繁殖计划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这一计划被用来恢复英国野生渡鸦的数量，圈养出生的渡鸦被放归苏格兰、威尔士和林肯郡的部分地区，加入它们的同胞。它们从未在伦敦塔内成长，因为在游客们的喧闹声中哺育年幼的渡鸦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一些游客来说，拥抱或爱抚雏鸟的冲动也可能是不可抗拒的。之后的4年中，又有11只雏鸟在塔内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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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瑞文”的母亲“查理”是有史以来伦敦塔最受欢迎的渡鸦明星。当时的驯鸦官助理大卫·科普（后来成为驯鸦官威明顿的继任者）喜欢讲述这样一则关于“查理”的故事：在1975年，一位威尔士的小男孩发现有什么东西像一块黑布一样，挂在了带刺的铁丝网上，他走近一瞧，发现原来是一只被勾住了脖子的刚学会飞行的雏鸦，他便将这只渡鸦解救下交给当地的海岸警备队抚养，最终，这只渡鸦被送到了伦敦塔，由于很难辨出性别，它一开始被误认为是雄鸟，被取名为“查理”。时隔多年，有位哨兵向科普问起这只脖子上有伤疤的渡鸦的下落。原来这位哨兵就是当年解救“查理”的少年，他现已长大成年，参了军，并最终来到了伦敦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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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被扩充、渲染，写进了由茉莉·波克特（Molly Burkett）创作的畅销童书《一只名叫查理的渡鸦》（A Raven Called Charlie）。在这则改编故事中，“查理”有天突然消失了，最终在一场盛大的皇家仪式的队伍里发现了它，它就跟在一位年轻的威尔士士兵的身后。这位士兵就是“查理”曾经的救命恩人，它凭借幼时的记忆认出了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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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查理”的生命，在1995年5月9日悲剧般地终结了。当时伦敦塔正在筹备一场女皇出席的大型庆典，庆祝“二战”的胜利。嗅探犬被派去侦查是否有恐怖分子在塔内安置炸弹。在这样紧张的环境下，其中一条嗅探犬挣脱了链条，攻击了“查理”，不久之后“查理”就在驯鸦官大卫·科普的怀中死去。后来，爱丁堡公爵提供了自己庄园的渡鸦来替代“查理”。这件事情并没有大量的媒体报道，估计是害怕“查理”的粉丝们难过，也可能是为了避免另外一种失望的情绪。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只渡鸦被如此之多的媒体报道过。渡鸦的繁育计划不得不终止，因为没有任何渡鸦，除了“查理”和“里斯”，曾产下过后代。由于伦敦塔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与日俱增的游客也进一步阻碍了这一繁育计划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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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品商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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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可以在伦敦塔的纪念商店中买到一种渡鸦毛绒玩具，它们腿上的丝带上标识了每只渡鸦各自的名字。我购买的这只渡鸦玩具名字叫“托尔”（Thor）[10]。一张卡片被附在了玩具上，上面写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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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认为我是粗声粗气的渡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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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头到脚我都一身黑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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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这身制服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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