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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喜爱中世纪的华丽盛景，尽管他们在不断修正中世纪时期的残酷与狭隘。18世纪末期，在法国大革命的美好愿景堕落成为恐怖政治和拿破仑的独裁之后，梦想的幻灭也激起了旧秩序的乡愁。中世纪精神也是对经验科学的反动，后者被认为威胁到了文化的精神基础，就像法国大革命无疑威胁到了贵族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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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世纪时期的多数乡愁集中体现在外表上，体现在盾形纹章、古老的血统、缜密的仪式、着装和所有属于那个时代的丰富多彩的壮丽景观之上。这些都是拉斐尔前派[2]画家，例如但丁·加百利·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 Jones），最喜爱的创作素材，他们希望将绘画带回已经遗失了的拉斐尔[3]时代之前的、原始的朴实与本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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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世纪复古潮流由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所引领，他被普遍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他渴望回归苏格兰领主式的生活，并于19世纪20年代为自己在阿伯兹福德（Abbotsford）建造了一座新哥特式城堡，他将自己著书赚来的大笔财富都用在了扩张自己的土地上。自19世纪初期起，许多有财力的英国人开始建造城堡或者“工程浩大的哥特式建筑”，以追随他的榜样。[4]这种复古潮流还扩展到了对中世纪价值的理想化上，渗透到维多利亚式的多愁善感之中。对于贵族阶级（和那些幻想成为贵族的人）来说，这也包括了对君主的忠诚和对平民的一种“位高应不负众望”（noblesse oblige）的态度。对教会来说，这包含了单纯的信仰和虔诚。但是这憧憬，首先是一种通过周密的荣誉准则和对女士们表现出的礼节与修养来体现的理想化的骑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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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所流行的中世纪庆典仪式是很少不被批判的。就算是引领了中世纪复古风潮的司各特爵士，有时也会为之羞愧。他全面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迷信与暴行，特别涉及了女巫审判（witch trails）。涉及过中世纪题材的另外一些畅销书作家，如哈里森·安斯沃思（Harrison Ainsworth），喜欢用极度折磨人的甚至是耸人听闻的细节来展现那个时代的酷刑场景。但是，吊诡的是，对野蛮行为的记录并没有得到禁止，相反，甚至可能被用来反哺当时的复古风尚。[5]他们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华丽的盛景融合在一起，带给人一种原始又光彩壮观的印象。这也使得人们可以自由浸淫在怀旧之情中，同时，无须放弃自己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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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中世纪残暴的描述很容易引起反感，就在这时，这种怀乡病就会变换形态。当时还有一股渴望回归中世纪之前的凯尔特和撒克逊世界的潮流。对那些觉得现代社会乏味无比，同时认为教会教条又非常局限的人来说，还有一个阵营可以选择，那就是异教组织，比如共济会[6]（Freemason）和新异教信仰组织——“金光黎明组织”（the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当不可知论和新异教信仰强调了（并且有时夸大了）审讯的残忍行为时，基督教的善辩者就会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来回应它，比如（据说是）在巨石阵上或者其他异教场所举行的人类祭献仪式。[7]然而，在这两种例子中，对野蛮暴行的重视很可能都会助长这股怀旧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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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民俗研究学者，以安德鲁·朗（Andrew Lang）为首，基本上认为历史就是从“野蛮”到越发加剧的民族主义的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他们认为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更“先进”于亚洲人、美洲印第安人或非洲人，并且城市居民也更优越于乡村居民。他们认为几乎所有的当时的欧洲神秘文化都是旧时代的“幸存物”。[8]几乎任何有关单调生活的事物，经过与“原始”操演和模糊类比，都会被塑造成为一种古老的仪式。因此，18世纪初创造的剑舞（Sword Dance）被说成是一个古老的、为了重新唤醒土地而举行的丰饶仪式。康沃尔郡的木马舞（Hobby Horse Dance）在该世纪末开始流行，似乎是一种庆祝天地结合的异教庆典仪式。[9]对这些学者来说，相信一个重要的迷信观念（特别是伦敦市中心的迷信观念）不是源自古代而只是现代的产物，看起来似乎是非常违反直觉的，也可能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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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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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诗歌表达了一种对古朴的、未受人类损害过的旷野的渴望。相比之下，对伦敦塔渡鸦的机构化管理，表达了对更有机的人类与动物关系的怀旧之情，这通常会与前工业化时代联系起来。它反映了一种想法，那就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曾通过象征主义控制，这是传统的产物，同时也被私人的日常交往所滋养。就这点来说，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在农业工业化之前的乡村生活中被找到。也可能是悲剧甚至残忍的，比如一位屠夫会将自己所养的猪杀死并吃掉。不过，他们也尊崇其他物种的自主权及神秘性。与动物之间的这种联结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消失了，农牧业开始机械化。在这个进程中，继续被人类驯养的动物被称为宠物，它们失去了自主的权利，并且完全按照人类安排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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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与动物之间更接近自然的关系的怀旧之情在维多利亚末期作家的作品里屡见不鲜，比如托马斯·哈代[10]，他关于乡村生活的描述在抒情和残酷之间不断转换。这也清晰地体现在了更当代的（也可能是更老练）的术语里面，比如学者约翰·伯格（John Berger）[11]和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12]的研究。它表达了一种排除了明显理想化色彩或者多愁善感情结的渴望。断头台上的渡鸦至少是对一个更宽泛视野的提醒，在这之中，即使是国王也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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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的观察者来说，伦敦塔的渡鸦是许多事物的化身，比如皇权、英国、渡鸦王布兰的后继者、伦敦塔本身、旧时代的酷刑，或者那些不公平地被杀害的灵魂。渡鸦经常被与死亡有关的主题围绕，特别是斩首和复活。它们的意义，至少是它们的表述方式，随着时代而改变，但还是一直被认为是来自冥间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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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伦敦塔的鬼故事数不胜数，在一则传说中，伦敦塔所在的位置是特洛伊领袖、传说中伦敦的建造者布鲁特斯（Brutus）的坟墓。[13]它的中心防御工事，也就是白塔，是由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William of Normandy）征服英国不久之后于1066年建造而成的。许多之后的英国君王，特别是爱德华一世和亨利八世，也在这里建造了新的塔楼。伦敦塔曾关押了许多著名的囚犯，如托马斯·莫尔爵士、简·格雷和沃尔特·罗利爵士。伦敦塔也是从中世纪到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动物展览地点，皇冠上的御宝至今还呈列在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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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恶的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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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外观雄伟、历史意义巨大，人们对伦敦塔的态度还是模棱两可的。因为白塔建于最后一次外族对英国的成功入侵之后，伦敦塔也象征了英国的挫败和最初被征服的历史。A·L·罗斯（A. L. Rowse）注意到：“英国人并不完全对真实的历史感兴趣，因为他们喜欢将伦敦塔视为古罗马人的遗迹，认为是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建造了它。”[14]在《理查二世》（RichardⅡ）中，莎士比亚将这个庞大的建筑物称为“万恶的高塔”（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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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塔内没有任何一处与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有关的纪念碑，甚至在官方出版物中，更多的是关于迫害的描写，而不是关于一个国家的防御历史。一本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非常畅销的伦敦塔导览手册上这样描写道：“诺曼人曾妄想竭力熄灭撒克逊民族不屈不挠的自由精神，就在这激烈的抗争中，这座伟大的白塔被建立起来。伦敦的爱国市民们唾弃他的铁腕统治和征服野心，征服者的政策也致使他选择立刻建立一座军事防御要塞，来保护自己、平息暴动。”[15]就像是20世纪末的美国一样，英国将自己的许多身份认同建立在抵抗帝国主义的行动之上，然而同时，又一直在维持着自己的海外殖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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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军事防御工事，伦敦塔只在内战时期被使用过，至少是从18世纪末期以来，它曾因为是折磨、酷刑、监禁和死刑的执行地而臭名昭著。[16]威廉·赫普沃斯·狄克逊在他著名的《伦敦塔的历史》（作为奉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礼物，发表于1869年）的简介中写道：“从外围的群山上看，伦敦塔就像是被历史镀上了一层白色，因为懊悔而显得粗粝。它是我们强大君主们的家，是我们最高尚的骑士们的坟墓，是我们最灰暗的时代的见证，我们最黑暗的罪恶的发生地，这座庞大的建筑物，于眼于心，对我们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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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带给人们深刻的印象，不是因为“懊悔”，而是因为怀旧。狄克逊这样描述中世纪时期的伦敦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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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晨，你应该独自来这个地方，这时的伦敦塔会因军事操演而显得嘈杂，你或许能听到从战壕里发出的低沉的声响，这声响从城墙下面传上来，而后被隆隆的鼓声、震天的军号声和士兵们的踏步声所打断，它们回旋于空中，仿佛置身一段遥远的时空，关于五朔节的暗示、关于一个国家的刑罚、关于迎驾的仪式。你可以回想起纯贞女王的弹指声、拷问台上犯人的哭喊声和婚礼上的欢笑声。所有这些景象和声响，就如爱情之舞和死亡之舞，都是愉悦又悲剧的记忆的一部分，它们将一直伴随这座宝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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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暴的君王和旧时代的谄媚者可能为现代国家确立了根基，然而，他们与现代社会的公民和统治者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更近似于殖民地作家吉卜林（Kipling）[19]所创作的诗歌《白人的重负》（The White Man’s Burden）里所描写的“一半恶魔一半孩童”的角色。[20]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在描述旧时代的统治者时运用了极为相似的手法，然而这被用来描述那些在英国统治之下的奇异又野蛮的人们，描述那些无意识的暴力、残忍、迷信和欢愉。对英国人，或不列颠人来说，过去是纵情声色而且富有异国情调的，就像对于东方国家的罗曼蒂克式的想象。就像占星师们透过自己的天文望远镜来观测遥远的银河系，来探究宇宙的起源，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也在遥远的国度里探寻着自己的过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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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后期，伦敦塔通过大量推销手段，被描述成了一座恐怖屋，这与现在游乐场里的恐怖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守卫们身着中世纪时期的华丽制服，邀请参观者（甚至是孩童）将自己的脖子置于斩首台之上，或者带上顶针的刑具。女士们躺在拷问台上，绅士们则可以体验被独自监禁在地牢里的滋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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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这类游览项目的图片资料在风格上都是统一的。它们通常被布置在半黑暗的环境之下，一个只由一束诡异的灯光所点亮的小房间。守卫们带着严肃的表情，将游客的注意力引导到酷刑或死刑上来。穿着考究的游客，以一种惊恐和敬畏的神情旁观着这一切。儿童则位于画面的显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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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一幅名为《伦敦塔的孩子们》（Children in the Tower of London）的图片，由乔治·博纳·奥尼尔（George Bernard O’Neil）绘于1862年。领队的伦敦塔守卫在这里不仅被描绘得非常睿智、有尊严，而且看上去似乎是上帝般的形象。他庄严地指向一位双膝跪于断头台边上的男孩的脖子，另外一个男孩在一旁举起自己收着的雨伞，就像一把朝着断头台砍去的利剑。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几个小孩用惊恐的眼神注视着这一切，其中一位用恳求的眼神望着守卫。还有一位小女孩，完全不能承受此情此景，蜷缩在角落里，由她的母亲安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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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景与我们通常所见的有关殉难的传统绘画十分相似。除了出于“吓唬吓唬”孩子们（和成年人）的考虑，这一定也是为了教育他们端正自己的品行。但是其他特征，比如幽暗的光线、漂亮精致的服饰、非常戏剧化的动作，以及最重要的，被模仿的死刑场景，明显是在暗示秘密社团的入会仪式，这些仪式也意味着一个死亡的主体的“重生”。伦敦塔似乎也变成了一座神庙，断头台就是它的祭坛，而守卫们则是神庙的牧师。我们可以认为伦敦塔的守卫是在引领游客“入会”，特别是将脖子架在断头台上的这位男孩，将他们引入历史的恐怖秘密之中。[23]相比之下今日的守卫们显得更加克制，然而，刽子手的利斧与形象还是被不断地被描绘在伦敦塔的海报和旅游纪念品上。在电子显示屏上，游客可以按下按钮来学习这高墙之下曾经的残暴行径。在这种将恐惧（特别是死刑）戏剧化的情况下，渡鸦则被用来转移人们的恐惧与愤慨情绪，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这个国家和君主制度上移开。如奥尼尔绘画里面所表现的场景一样，当守卫们严肃地吟诵着渡鸦啄食人类尸体的故事时，想象渡鸦恶兆般的叫唤声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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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鸦从被带入伦敦塔内的第一刻起就被利用了，它们是这个哥特式恐怖传说的道具，然而这是它们被带到伦敦塔的目的，或者说是唯一的目的吗？正如我们所见，它们被显赫的贵族（如杜瑞文伯爵）送进塔内，而这些人是带着隐秘的议程来到伦敦塔的，和那些守卫们有着明显的区别。而所有这些人，似乎都对渡鸦作为命运的化身这一说法非常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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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鲜血沾满了它的尖牙和利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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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来说，对于自然田园牧歌式的想象，被那些来自遥远殖民地的关于食人、瘟疫、飓风、饥饿和野性大自然的侵略消息所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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