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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认真审视帝国，它确实背离了它那起初即兴的、临时的特质，但这不无理由。首先，帝国的建立者们对于帝国的理解并不统一。当时的英国国内社会出现了大量相互倾轧的利益诉求及追求不同扩张和帝国形式的说客。例如，对于英国移民来说，开拓殖民地是关键；对英国官员来说，开化当地居民是重点；对于英国传教士来说，使原住民皈依最为紧要；对于另一些人来说，通商才是目标（最好是与当地居民，而不是与英国移民、官员或传教士之间的通商）。林林总总的利益诉求共存，组成了各怀异心的合作关系，共同构成了帝国的“目的”。殖民地成了这些党派把控的当地领导人互相争夺主控权的政治战场。其次，这个帝国的“命令与控制”体系一直摇摇欲坠，往往相当混乱。伦敦发出的命令能让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殖民总督们无条件地服从吗？这只是个历史白日梦罢了（做这个梦的人还不少）！这个帝国需要依靠当地精英的合作、移民的忠诚，以及那些早已厌烦了白厅命令的英国官员的（通常是勉强的）默许。而上述任何一点都经不起太多考验，因为它们都受当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问题所影响，而这些都是远在伦敦的政府无法预料的。帝国统治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妥协，有些妥协是迫于不时爆发的叛乱——如在爱尔兰、美国、加拿大、印度及非洲各国。实际上帝国需要不断因地制宜地改良统治方法。“宪政改革”是个高雅词汇，为的只是将新玩家拉入政治阵营，以便扩大（或缩小）目标，或者改变游戏形式。它的目的并不在于达成“最后的解决方案”，而是为了确保帝国的延续——确保游戏继续进行。在许多殖民地，哪些人应该服从哪些法令一直充满不确定性。最后，这种帝国行为并不是局限于其本国国内。相较于其他多数帝国而言，大英帝国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外部影响：外界那些吸引其子民的意识形态和宗教、经济竞争及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最危险的是）地缘战略挑战的出现。帝国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密切关注不可预测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更，并且根据新出现的危机或愿景不断地改变计划和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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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不稳定的世界，帝国的形式永远不可能达到最终版本，只有暂行形式而没有所谓的“最终形态”。除非到了那一天，否则没有人能够实际设想（更说不上筹划）帝国的终结。毫无疑问，直到最后时刻，英国人自己（起码他们的某些领导人）仍然对于他们的帝国能够以某种形式千秋万代地延续下去而深信不疑，无论这种形式较之于从前有多大程度的衰退。在去殖民化时代（1945~1965年）他们的政策大多是为了维持一个具有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隐形帝国而制定。当然现实对这个梦想是个残酷的挑战，可是它的影响如同帝国自身的影响一般，依然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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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研究帝国的构建过程，就英国来说，即指它在三个多世纪里延伸至欧洲版图之外的扩张过程，并探究此过程的中世纪英国帝国主义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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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无数学术上的支持，尽管在每个章节都列举出了参考书目，但那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激。没有这些帮助，我几乎无法完成此书。牛津大学的同僚及其他的学者的学识和见地使我受益良多，对此我深表感激。我所教授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求知欲指引我构建了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使得此书得以成形——再次验证了“教学相长。”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的弗雷迪·玛顿（Freddie Madden）的巨著，它研究了大英帝国从中世纪直到帝国落幕期间的宪制实践，为理解大英帝国的拜占庭式扩张提供了重要依据。那是一部不朽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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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写作过程中，我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了英国及海外无数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资料，在此请允许我对他们的帮助和建议表示感激。我特别需要感谢新西兰新普利茅斯无可挑剔的博物馆和档案馆，那里的员工给予了我大量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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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为教职员工提供的支持和动力，本书以及之前两本书的写作将会困难得多。纳菲尔德学院是绝佳的研究及反思之所，极少有机构能够与之相比。我对此，以及对我家人的宽容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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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地，我要向企鹅出版集团的西蒙·怀德（Simon Winder）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的激情、支持和睿智的建议给我提供了极大的裨益。我还要感谢为我编辑手稿的贝拉·库尼亚（Bela Cunha）、为我监督制作并提出宝贵建议的理查德·杜吉德（Richard Duguid），以及詹姆斯·普伦（James Pullen）。本书所配地图插图由杰夫·爱德华兹（Jeff Edwards）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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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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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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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是由诸多帝国共同缔造的。事实上，无论是在殖民地还是在曾经的殖民地，非洲、亚洲、欧洲还是美洲，这些帝国的遗迹在现代世界随处可见。现代世界的历史与文化充斥着这些帝国留下的记忆、抱负、制度和不满。在这些帝国中，英帝国即使不是最宏伟的，也是版图最大的。当今世界起码有1/4的主权国家是从英帝国的版图中分出去的。仅凭这一点，它的影响在历史上的诸多帝国里也是首屈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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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的历史引起了深刻且激烈的争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一个世纪之前，大英帝国尚未终结，虽然前途未定，但历史学家对其评价大多是正面的。在他们看来，英帝国虽然犯下许多过错，造成了诸多不公和暴行，而改革来得太迟，内部的矛盾重重，但最终一切总会回到正轨，因为在帝国的中心有一台自我修正装置——自由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政治权力的运作变得越来越文明。的确，这个“好事多磨”的结果为帝国历史中那些黑暗部分提供了最好的辩护。按照这种观点，帝国所进行的征服与殖民——当地民族被迫迁徙、反抗者被残酷镇压，这一切仅仅是野蛮和落后地区的人民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这些人安于现状并且无力为自己谋求利益。要将一个民族从迷信和野蛮中拯救出来必定非常棘手且常常会十分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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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的历史中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因为在帝国发展过程中，英国人自身的道德水平也在提高。受良心驱使，英国政府废除了使自己暴富的奴隶制度，还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他们不再尝试由伦敦来直接控制殖民者建立的海外领地，而是授予这些领地自治权，以此赢得了它们的效忠。英国政府最明智的做法是依照自由派的观点，放弃了贸易保护并推动了自由贸易的发展。这样一来，他们名利双收。自由贸易是英国繁荣的秘诀，也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最好杠杆。因此，H·E·马歇尔（H.E. Marshall）出版于1908年的历史类畅销书《帝国传奇》中充满乐观情绪就丝毫不让人感到惊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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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面的观点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和帝国本身的存在时间一样久。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宣扬，尽管有些瑕疵，但大英帝国仍是世界“正义的力量”。“白人自治领”成为主权国家（1931年其地位得到正式认可），但依旧是帝国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展现了多国联盟如何运作才最终成为国际合作的典范。这种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时期开始出现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缺陷的批叛变得异常有感染力，他们公然抨击帝国只是金融家和实业家的工具，这甚至成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约翰·A·霍布森（John A. Hobson）那本引起巨大争议的著作《帝国主义》在1902年最初出版的时候影响甚微，此时却大受追捧。一位来自特立尼达拉岛的黑人历史学家（后来成为其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持这一观点——工业革命作为英国财富和权力的主要来源，是建立在帝国的奴隶劳动制度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这些先声此时的影响还非常有限。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1]这位“伟大的帝国缔造者”的声誉便反映了当时对帝国的主流看法。罗兹卒于1902年，没能完全摆脱世人对他的批评，但他的英雄地位得到了王室的认可。威尔士亲王和乔治六世分别于1925年和1934年拜访了他在布拉瓦约附近的墓地（今津巴布韦）。1953年，王太后和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的亲自到访以及威斯敏斯特教堂纪念碑的揭幕标志着他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展开，众多名流出席了这一活动。通过观看《罗兹在非洲》这部电影，观众会认为罗兹是粗鲁而富有男子气概的，他善于掌控局势，是帝国缔造者的真正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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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类观点开始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早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帝国的解体就已有预兆，现在正一步步地成为现实。即使是采取较为文明的托管形式，殖民统治也已失去了其道德正当性。反对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支持国家主权的普世价值观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核心观点被列入了联合国宪章。英国国内的改革派认为，帝国的传统现在似乎成了沉重的负担，帝国的秩序观和等级观已过时，成为文化变迁和社会流动的极大阻力。为了维持殖民统治而耗费的大量资源不如花费在英国经济的现代化建设上。帝国市场的“疲软”迫使政府过度资助制造业，长期看来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人们很容易对帝国历史产生负面看法，最温和的观点是帝国对英国不再有意义；最强硬的观点则把那一段经历看作不堪的回忆，正是它使得英国在后帝国时代举步维艰。在那些新近独立的国家里，受到非殖民化运动支持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对这种帝国理想幻灭的消极观点趋之若鹜。如同英国的帝国史学曾经为帝国的麾下疆土和缔造者的丰功伟绩而高歌，民族主义史学也为国家为了获得独立与自由而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而鼓掌。来自宗主国和新兴独立国家的历史学家们愉快地达成共识，兴高采烈地对帝国的残骸进行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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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帝国越是回避这些评论，它受到的攻击就越强烈。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剥削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越来越令人信服。就此细论，帝国的过往似乎是当时全球性动荡的极端版本。殖民主义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沉重的经济枷锁，迫使它们只能通过更低廉的价格出售原料以换取进口商品，因而进入了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革命和阶级斗争是唯一的出路。在殖民地中，本地劳工和土地被殖民者占领，剥削者与帝国狼狈为奸。对于南非和研究南非的历史学家而言，种族隔离等诸多不人道的政策和措施是白人殖民统治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南非的惨痛历史还揭露了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殖民和帝国总是建立在种族特权和压迫的基础之上。在非殖民化进程完成之后的世界里，种族歧视和不平等仍然根深蒂固（尤其在西方最富裕和强大的社会里），种族主义作为帝国最重要的思想观念，驱动了一切帝国扩张行为，构建了帝国经济支柱，并成了帝国统治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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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种族压迫。由此帝国成为镇压“庶民阶层”[这个舶来词出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制度化手段。庶民阶层的历史记录了在帝国统治下，那些享受不到政治权力的弱势群体——农民，社会边缘群体，例如“部落”人口、森林原住民和印度的贱民、非洲的流动劳工、游牧民、游客和暂住者、女工和妓女，或者更广义上的所有遭受社会及经济不公的女性。帝国的存在代表了当地统治阶级与帝国政体的合谋。这样的庶民分析模式同样被运用于帝国“本土”。广大民众被帝国精英愚弄，这些人付出血汗，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利益和娱乐埋单。在这个男性主导的时代，女性没有权力，她们原本低人一等的地位随着拓荒者定居点的男性思潮、殖民战争和帝国统治变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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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庶民历史的研究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帝国的权威主要来自于高压统治，其残酷程度远高于那些经过诸多粉饰之后的帝国历史著作所承认的。然而无论是在本土还是海外，帝国显然都不仅仅是靠强力来维系其统治。以英国在南亚的统治为例，除了1857~1858年本地人叛乱时期，欧洲人要比印度人少得多。而在英国本土，妇女以及其他从属地位群体的存在都证明单纯的高压统治是难以维系的。新理论应运而生——英国“文化帝国主义”。这一理论源自一个已有相当影响力的观点，即统治社会和政治的秘诀在于把控人民的思想。例如，什么是犯罪、发疯，什么是道德和不道德，什么是进步的和原始的，这些概念一旦被确定和接受，就能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潜移默化的控制。同时，文化精英集团可以操纵和捍卫他们的特权。显而易见，这种模式完全可以扩展至帝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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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帝国主义史将帝国描绘成对其子民及所有“东方”民族（对几乎所有的非西方社会的统称）的价值观、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进行的轻视、压制系统。这种文化霸权显然是为了证明外来者统治的合法性，将其确立为真理、进步和自由对抗迷信、落后、专制、奴隶制和野蛮愚昧等因素的巨大胜利。文化帝国主义立足的基础是欧洲（在本书中即英国）相对于作为“他者”的非欧洲国家的显著优越性。在数代学者的足智多谋和实用至上思想的双重作用下，终于确保了一个殖民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被全盘否定，统统归于一种形容——落后。至少这是殖民地民族志及其官方编纂者、地图集及报告、调研、人口统计编著者们的任务。在印度的英国人尤其精于此道。他们天马行空地凭空进行了再创作，编写了大量的作品，在他们的笔下，落后的民族被帝国主义从无法避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但因其太过落后无法独立自主，帝国只好无限期地统治他们。作为统治纲领（及强暴统治的借口），这已经够糟了。而更糟糕的是文化帝国主义对其治下的民族无所不在的影响。因为在摧毁本土文化的权威地位并强加自己文化的同时，本土精英的自信心和创造力也随之土崩瓦解。此外，这还引起了那些受舶来思想所诱惑的少数愿意配合帝国的人与社会其他人之间的不和。这才是帝国带来的最强大而持久的破坏力。帝国建立了一个虚假的“传统”社会概念，并且支持它的盟友抵抗社会和政治变革。更具破坏性的是，它一边培养出一批西化的“有教养的”精英充当走狗，一边谴责殖民地本土文化为顽固、不完整及劣等的存在，斥责其为故步自封、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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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显示，在帝国史上，意识形态战场的斗争长期存在。我们不应有太多抱怨。毕竟历史是人书写的，而作者的目的必然是“修正”我们对于过去的看法，并将过去与作者眼中的现在联系起来，以及解释这个发展过程。在这样的“史学战争”中，就连最久远的过去也逃不过被编排、被重新征服的命运。对于许多书写过或是仍然在书写帝国历史的人而言，还有个传教士式的宣传目的。这是因为他们对帝国所造成的影响深感良心不安，也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所处时代的最大弊病（尤其是种族歧视）可以一直向前追溯到帝国所造成的影响。在这种观点下，对帝国史必须采取严谨的研究方法，呈现清楚的信息。帝国主义者坚持的是他们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性、坚持统治和控制的权力以及欧洲在世界史上作为文明和进步发源地的地位。而帝国主义者们遗留给我们的历史证据——官方文件、私人文件和记录、当时的学术著作、报纸、地图、绘画、相片等所有直观史料，都有可能受到这种企图的影响。对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帝国史应该着手证明这种帝国主义思维是有欺骗性的、错误的以及极不道德的。帝国史还应该将我们心中那一层在怀旧情绪遮掩下的帝国形象打回原形，揭露源自帝国主义的英国和西方对非西方民族居高临下的心态。真正的后殖民史应让我们看到客观的帝国历史：那是一段可耻的过去，充满了经济剥削、文化侵略、野蛮行径（和时有发生的暴行）和险恶离间。事实上，向某些西方历史学家强调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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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对各种各样主张（稍后我们会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讨论）的对错进行教条式的批判，这些批判对帝国尤其是英帝国的描述各有局限性。大多数主张立足的基础是：这个世界上帝国很罕见，所有帝国的出现都是对这个平和世界的反常规的、凶残的侵袭。这是个非常初级的错误，也反映了这些人潜意识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帝国由某个种族或种族的统治者通过影响或政治统治得以掌控其他人而建立，它长久以来一直是世界大多数地区在大多数时期政治统治的方式，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默认模式。帝国并不一定导向现代世界。这表明，现代世界和帝国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也不是只有欧洲的行为、技术或价值观才能导致帝国的形成。这也表明，除非完全摒弃我们关于历史变迁的观点，否则帝国并不一定会阻止其统治地区内物质、文化进步。事实上，研究前现代或非欧洲帝国的历史学家大都倾向于认可尽管在这些帝国缺少政治自由，但通常它们在文化上都富于创造性，而且物质丰裕。奇怪的是这种较为公正的观点却没有被用来质疑关于欧洲帝国的教条认识（这肯定会带来相反的“认识”）。于是产生了对历史的思维定式（这又是个新问题），也导致了一成不变的论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总是毫无悬念地绝对对立，而没有考虑到人类行为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这种观点认为，因为当事人被困于一个决定着他们动机、控制着他们行为的观念世界中（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并不能真正控制自己的行为。这种结论认为，帝国的子民缺少自主性，是命运的牺牲品，没有行动自由也没有文化发展空间，不能保留也不能发展自己的礼仪、信仰体系和风俗习惯。它臆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这两者之间的，全然不受地区、洲际乃至全球大形势的影响。最奇怪的是，据我们所知，该理论把英国自身说成了一个文化、政治的巨无霸——不仅执着于帝国，而且在帝国内部强制实行同一种运行模式：文化控制、经济压榨、强制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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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种历史理论多么“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它也不能正确地帮我们理解过去，反而会误导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我们需要一部更具说服力的帝国史来解释大英帝国的建立过程。历史需要公正地对待为数众多、形态各异的殖民社会，并为它们在后殖民时代的继承者们讨回公道。巴巴多斯、乌干达、南非、新加坡、新西兰和印度曾经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维持了70余年。但我们并不能说这些国家共同的殖民史产生了相似的结果。英帝国史也需要承认英国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英国之所以能在1914年前漫长的19世纪占据全球霸主的地位，正是因为其在政权统治方面维持了社会和文化复杂性（这是内外因素的合力产物）。而英国人之所以如此善于缔造帝国，部分原因是向海外扩张的前景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全面调动了他们广泛的兴趣、技能和行动能力。正是由于英国人在语言、方法及目标上的多样性，“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当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所用的词汇）一词才有了万花筒般的意义——有的人向往它，有的人排斥它。但大英帝国主义也因此不能维持意识形态的一致和政治上的团结，而根据过去关于帝国的观点，这些是“大英帝国”本应拥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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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一个被我们需要的帝国史应该重视的是，英国是在何种条件和环境下为了贸易或掌控权而进驻某个特定地区以获得利益或影响力的。如果不与当地结盟、不与当地人民及首领达成一致，殖民活动几乎不可能展开。当然，去个无人居住（或被认为是无人居住）的地方是没有意义的，最多用它来流放罪犯：一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既然没有可以进行贸易往来的对象，那么肯定是不会带来收获的。英国人建立的一些桥头堡通常不会延伸到海岸1英里[2]外，当地人可能会包围他们，极力阻止他们与内陆人民和市场进行贸易往来并把持商业命脉（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西非、印度、中国均是如此），有时当地人甚至诉诸武力。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人无足轻重，他们往往会给当地统治者和商人提供某种便利，偶尔也带来点小麻烦，但几乎从来不会上升到威胁的程度。为了改变这种地位，英国人就必须先煽风点火，破坏当地政权的稳定局面。这种破坏活动有时是因为伦敦政府决定实现英国的控制，于是出动武力扫平障碍。但是这种决定极少是单方面的意气用事，通常情节会很曲折，带来的影响也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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