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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英国人永远只是巨大方程式中的一个元素。他们前往的地区并不是原始地区，这些地方必定也经历了时间的洗濯和沧桑的变化。在中国、印度以及中东、东南亚、东非、西非等地区的国家，英国人遭遇了极度组织化、充满活力的商品经济以及高度统一的国家体制——尤其在印度和中国。这些地区已然走上了商业之路，往往对贸易带来的影响反应迅速。它们和欧洲一样，一派欣欣向荣。在这些地区，经济活动的模式里出现的任何变化往往都可以扰乱政治秩序，效果就像今天“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新财富造就了社会新贵，一方面扩大了新贵的权势，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旧利益集团的特权。掌握新技能（或许还有新价值标准）的人对掌握传统技能的人发起了挑战，威胁着他们的地位。新的权力中心和新的国家形式开始出现，有的建立在新贸易及其带来的收入之上，因而政权并不稳固。一旦哪里出了问题，例如经济萧条或贸易中断，支撑政权的收入便会受影响，大危机必随之而来。这还不是唯一的隐患。随着当地人参与海上贸易，“海上”危机的威胁也随之而来。此外在世界很多地方，“内陆”危机也同样可能发生。远在德里、北京、阿瓦（缅甸）和库马西（在今天的加纳阿散蒂部落）的内陆帝国统治者可能会想要获得沿海的控制权，并敌视新出现的重商主义国家；又或者他们可能身陷对外反侵略、对内镇压叛乱的政治斗争中，如18世纪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命运。然而，这些英国人无从察觉社会和文化的紧张局势，以及在他们地界之外发生的事件，却可能改变所处的环境，从而使英国丧失自己的桥头堡或是滩头阵地。尽管只是第三方，英国商人们也可能会在叛乱和战争中受到伤害，他们可能会被视为新贵统治者的邪恶盟友，或是被怀疑为推翻新贵统治的密谋者。英国人在1740年后在印度地区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导致他们不得不对之做出反应，或干脆就此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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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和其他地方，英国人还需要面对的另外一个复杂情况是，他们并不是唯一的殖民者。出于同样的商业目的，其他欧洲国家通常也以大型特许垄断公司的形式（如法国人和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存在于英国殖民者所在的地区。他们与英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影响力和商业优势。一旦殖民地当地出现危机，他们也跟英国人一样坚决地捍卫，并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和提升自己的地位。结果便是欧洲各国竞争带来的矛盾与当地统治者和领导人之间的冲突纠缠在一起。对于在当地的英国人而言，除非他们打算将自己的资源投入这场外交、军事角逐，而且能使远在伦敦的统治者相信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否则欧洲各国谁能胜出则取决于他们当地的盟友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伦敦方面对印度志在必得，尽管它对印度的帮助仅限于海军支持。然而英国之所以能成功扩大在印度的桥头堡和建立更大统治权的关键之处在于对当地权力系统持久顽强地进行渗透、积极在当地征募资源、努力改变自己的交流方式以适应印度社会环境。为了成为印度的统治者，被派往印度的英国人变成了“英裔印度人”——这个词一直用于指在印度生活的英国人，直到19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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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国人在试图建立殖民地的时候，往往并不对当地社会采取强硬的方式。即使有时不得不发动暴力入侵（在美洲采用的模式），他们对殖民地的发展仍然主要依靠与“原住民”达成协议而成：原住民或作为土地卖家，或成为商贸伙伴，或成为战争盟友。移民们必须适应新地貌、新作物品种、新战争形式，他们带上岸的工具、设备、曾经习惯的制度、曾经信奉的价值观都必须根据当地条件做出调整，有时甚至需要做出彻底的改变。奴隶被大量从西非进口至加勒比海地区，造成了大规模的种族不平等，也形成了与英国本土社会环境大相径庭的压迫体制。但制约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经济发展的严重劳力短缺问题却得到了解决。对移民社群而言，和其他殖民社会一样，帝国并不只是个统治与征服的英勇故事（尽管这两者可能确实存在），而是更为复杂的现实：需要创建新型或混合型社会，在这里，各自为政的统治观、经济准则、宗教价值观、道德观、财产观、公平观混在一起，等待被修正、改变、接受考验或被弃而不用。因为殖民社会并不是在领地被征服那一刻一蹴而就的。从本书中你能看到，它们的构建过程一直没有停止过，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结构或多或少都处于不断发生剧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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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看清殖民化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呢？大约50年前，两位敏锐的从事欧洲帝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学家约翰·加拉赫（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绘出了英国在1815年后向世界发展的“帝国扩张路线图”。他们的中心观点包括两个重要主张：英国人不断地寻求最省力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益，部分原因是出于他们的政治体系对财政支出的约束；这导致他们尽可能依赖与当地精英的合作（“勾结”）。勾结的逻辑在于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英国人精明地根据利益投入相应的资源，不愿多浪费一点儿人力或武力。而对本土精英而言，这种经过精心算计的勾结能限制英方的入侵规模，在保存权力的同时还可能会有所收获。这样的合作导致了一种复杂的历史模式。在有些地区，英国人能够通过积极的外交打开该地门户，或多或少地保持当地主权完整，如拉丁美洲；而在另一些不太合作的地区，英国采取了强制性手段：如果该地拒绝打开门户，那么英国就干脆使用暴力破门而入。1839~1842年间，英国对中国的做法就是如此。当时为了入侵中国市场，英国人开着汽船堵截了中国的大动脉——长江，逼迫北京让步。从那以后，英国人希望借助几个“通商口岸”（在那里外国商人不受中国政府管制）、一支炮艇舰队以及位于香港的大海港（当时已为英国属地），在无须亲自劳心劳力地在中国强加自己统治的前提下剥削这个“黄金国度”。但是有时候，武力干涉和通商口岸模式也无法确保英国获得预期的商业控制权，或者有时（通常在没有商机的地区）他们希望霸占那些可俯瞰航道的战略地点以守护将他们的势力范围联系起来的海上航线。这时候，英国人往往一不做二不休：他们对当地强加统治，废黜当地统治者，设立总督，在地图上将那块地区染为粉红色，彻底纳入英国版图。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有形帝国”，勾结地方精英依然是非常必要的。明智之举是从当地挑选出权力代理人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依靠高压的统治既蠢笨又危险，再说千里迢迢从国内拉来英国人填充殖民地的政府机构实在是奢侈的徒劳。众所周知，英国只用了不到1 000名行政人员就治理了人口多达2.5亿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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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赫和罗宾逊对历史的洞见一直是大多数帝国史研究的出发点。我们能对之增加的只有强调从多角度出发以及英国的那些个体或利益集团之间时有冲突的活动。对商人、传教士、移民、士兵、水手、船主、外交官、人道主义者、投资者和充满希望的创业者来说，帝国代表了无尽的财富或者光明的前程。他们心中理想的“帝国”其实并不相同。“奴隶制的帝国”在19世纪早期被法律废除，富有的奴隶主势力被国内的改革派击垮。出口、就业、利润依赖于“自由贸易的帝国”，而它在贸易保护本能和强烈的自治性方面与“移民的帝国”的共同点寥寥无几。“基督的帝国”又是另外一番面貌，新教传教士们恨不得将全球都纳入基督信仰之下。还有人希望将帝国作为“煤炭的装卸地、基地和要塞”。互为竞争关系的帝国主义者争吵不休、摩擦不断，这意味着没有哪一种帝国意识形态能独自主宰维多利亚时代：他们都给被统治的民族送去资助，以期赢得当权者的友谊，同时不忘给他们虚幻的希望，让他们期盼某天能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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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加上一点，这也是本书的主题所在：英国的扩张史是英帝国与其他地区经历的一系列遭遇的历史，以接触交流为始，以建立殖民社会为终，这就是帝国的构建过程。但要追溯这段历史，我们需要细细地审视它，将它分解为各种成分和各个阶段，挖掘使帝国看起来“合理”的理念，追踪帝国统治者依赖的方法，解释导致反叛的仇恨，还原那些常用来镇压反叛的手段，跟随传教士的足迹（体会他们曾受的辛劳），根据地点和特点分析帝国造成的影响。初次接触、占领土地、发动战争、安营扎寨（或者试图安顿下来）、买入卖出（无论公平与否）、确立统治、遭遇反叛、镇压反叛、皈依信仰、重塑身份——正是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其他的行为成就了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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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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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国的各种设想在英国由来已久。起初，它混合了领地图谋、行政方式、法律程序和文化优越感等，因而极不稳定，有时还相互冲突。构成帝国组织框架的主要部分早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之前就已经定下。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是应在单一君主制下统治英国的领土。统治权和属下的忠诚高度归于中央，王权不容挑战。可是，忠诚被另外一条原则弱化：除非特意规定，否则英国属地可以保留自己的法律和传统。依据习惯和先例，君主可以通过议会或“国王会同枢密院”两种方式为属地制定法律（立法）。事实上第二种方式更为普遍，因为它更具有灵活性。所谓的“枢密令”是由枢密院批准的行政法令，而枢密院原本是国王最亲近的顾问所组成的小团体，到近代则成了一个实体行政部门。除了财产问题外，国王有权听取属地“臣民”的所有法律上诉。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我们的后殖民时代，一些英联邦国家为了法律程序上的便利依然保留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从始至终，对英国王室的共同效忠加上（实践中）立法权的分散共同塑造了英格兰人（后来的大不列颠人）的帝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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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美洲和亚洲还发明了一些新管理模式。早在1363年，英格兰国王便给在加来的26名英国商人授予自治权，加来后来成了英格兰的重要属地（也是英国在欧洲大陆最后失去的属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1423年的《加来大宗物品法》将英国羊毛织品海外垄断权授予加来的一个商人联盟，为后来的东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哈得孙湾公司、皇家非洲公司以及塞西尔·罗兹的英属南非公司（又称“不列颠南非公司”）等多个垄断集团树立了先例。1381年的《航海条例》想要限制出入英格兰的贸易商船必须为英国人所有和管控——当然它并不是非常成功。横跨大西洋的商业专营系统的核心也在18世纪和19世纪尽可能地得到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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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决策者给后来的帝国缔造者们不仅仅遗留了一系列法律和行政上的权宜之计。从900年（或许更早）开始，英格兰历代国王一直声称对不列颠群岛拥有“至高王权”。忏悔者爱德华自封“大不列颠之王”。“诺曼世纪”（公元1066~1154年）是个插曲，中断了英国的大一统，英格兰的海上势力也大为衰落。但从12世纪下半叶开始，英格兰先后强势地将爱尔兰（亨利二世于1172年自封为“爱尔兰大领主”）和威尔士纳入版图，爱德华一世攻城略地、大修城堡，苏格兰也差点落入英格兰囊中。英格兰人不仅在爱尔兰与强大的移民们以及爱尔兰本土居民斗争，还在东安格利亚招募移民安置到威尔士，并给予他们地方特权，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后来殖民主义的困境和战术策略。这种英式扩张还反映了英式“文明”观，即社会应该有序而和平，与当时不列颠“外围”领地上通行的观点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英格兰人习惯的是分布紧凑、人口众多的乡村，庄园、农田、谷物共同构成的宜人风景，地主阶级与神职人员共同管理农民，密布的城镇、市场、集市，活跃的土地市场，以使社会具有一定灵活性。最重要的是要有君主制，以保证和平、建设城镇、征收税款、贸易繁荣。但在爱尔兰和威尔士，社会体系有所不同。在这里的人们以血缘关系为重，他们并不对国王尽忠，而是效忠于同族亲属或宗族首领。他们四处漂泊、以游牧为生，既不习惯定居，也不习惯种植农作物。他们对于财产的观念非常淡薄。宗族之间的冲突（据英格兰观察员称，这是畜牧经济的必然结果）促进了抢掠和奴隶制。它们的城镇稀少、相距甚远，且资金匮乏，更别提什么礼仪了，马背上的牧民根本都不在桌子上就餐，更别说讲究社会礼节。不像英格兰有牧师用严格的社会纪律教化教徒，这里的宗族文化鼓励试婚、离婚，还承认私生子。在英格兰人看来，这是个无法无天、乌烟瘴气、暴徒横行的社会，唯一的政治生活就是收保护费。因此必须依靠外人强行将秩序和进步带到这里来。为了避免生活在爱尔兰的英格兰人近墨者黑，1366年《基尔肯尼法令》规定了许多英格兰人不得为之的事项，其中包括不准留爱尔兰发型，其目的就是为了禁止英格兰人被同化。具有文化优势的国家有义务对落后的地区进行帝国统治，出于这个强势的逻辑，英格兰将身旁的爱尔兰纳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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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英格兰的野心显然不仅限于不列颠群岛。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带来了对欧洲大陆领土的兴趣和主张。1204年英格兰的属地诺曼底被法国夺走。不过英格兰国王们索要位于现在法国西南部的普瓦图和阿基坦，他们从出口葡萄酒的加斯科涅地区及其首府波尔多获取了大笔收入——仅从加斯科涅葡萄酒业征收的税额就与英格兰海关税收总额一样多。英格兰卫戍部队进攻了布列塔尼岛。在海上航道，布列塔尼之于加斯科涅的战略意义正如五百年后的埃及之于印度。爱尔兰和威尔士的统治经验影响了英格兰人的帝国观，可是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统治却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当时的英格兰君主作为阿基坦公爵在形式上仍效忠于法国君主，难免束手束脚；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已拥有高度组织化的政府和活跃商品经济的富庶属地，坚持英格兰式文明的优越性实在说不过去。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到1453年英格兰势力已经被赶出了欧洲大陆，只有加来作为一块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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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时机虽然有些运气成分，但是顺应时势确实非常重要。在接下来那个世纪里，尽管英格兰的目标和野心大幅膨胀，但它的扩张行为都局限于岛上和海上而不是在大陆上。随着西班牙和法国王朝得以巩固、奥地利和西班牙联盟（两者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之下），英格兰在欧洲只能明哲保身。这种弱势地位在后来英格兰一系列的宗教危机中变得更加明显：先是亨利八世为了婚姻与罗马教廷决裂，接着玛丽一世（1553~1558年在位）努力恢复罗马天主教在英格兰的统治地位，再有1558年后伊丽莎白一世支持新教，使英格兰站在了当时欧洲和海上霸主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对立面。正是亨利坚定地要求宗教自主权，才促成1533年的《上诉法案》宣称英格兰为独立国家，不受任何其他统治者约束。英国新教徒长期忧思不断，一方面要担心被内部推翻，另一方面还要防范外部的入侵（例如1588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为了防止天主教反扑，英格兰草木皆兵，导致了专制、迫害和对西班牙以及后来对法国的臣服，但这些也催生了英格兰的爱国主义和新教认同。1707年，《联合法案》出台之后，这一点帮助化解了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的仇恨，共同塑造并分享了“英国性”。维多利亚时期，即使远在满布全球的英帝国势力的最边境，“英国性”都能使当地的英国人同仇敌忾，也能激发传教士们如火的热情。不过尽管它力量极大，在伊丽莎白王朝时期的帝国观里，这仍然只是一个要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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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公元1560年后人们逐渐拥有的地缘安全意识。出于对外国入侵的恐惧，控制英格兰与低地国家[3]之间的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这里极可能就是西班牙进攻的突破点）以及沟通大西洋与此处的“西方通道”显得非常重要。1560年皇家海军已经成立，并有一整套行政体系为之提供补给服务。1588年英格兰令西班牙无敌舰队铩羽而归，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到了16世纪90年代，伊丽莎白政府派遣远征军赴荷兰和布列塔尼，先发制人阻止西班牙的再次进犯。苏格兰改革消除了英格兰北部地区的一大威胁，但是爱尔兰新教改革的失败、英属爱尔兰领地的危如累卵、都柏林周边看似安全的领地、爱尔兰成为绕后入侵英格兰跳板的可能，这一切使得伊丽莎白一世和她的大臣们戒心日益激增。16世纪60~80年代，英国卫戍部队从1 500人稳步增长，超过了8 000人。16世纪90年代，英国采取了铁腕举措，决定征战爱尔兰，将原本属于盖尔人的爱尔兰打上英国的烙印。然而和在欧洲一样，英国耗费巨大，胜利却只是昙花一现。但英格兰得到了宝贵的“经验”——英国的安全必须依赖于英国海军在欧洲西北部的积极管制和在爱尔兰全岛的有效统治。这给伦敦政府的战略规划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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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关键的影响来自于英格兰在海上的扩张。正如人们常说的，英国人在大西洋上进行的探索和征服晚于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实际上，英国是迫于商业危机不得不采取行动。加斯科涅酒业与波尔多的布料和粮食交易让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们大发横财。然而随着1453年英国在法国大部分属地的统治垮台，贸易也大受影响，使得英国人不得不去打南方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意。他们学会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得以纵横于加勒比海与西非之间的航海知识。布里斯托尔水手开始在大西洋寻找虚无缥缈的“巴西岛”（或许那只是纽芬兰）。热那亚人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是个跟哥伦布一样的人物，他受命在北大西洋搜寻一块“新发现的土地”，或许是为了替代布里斯托尔人在与汉萨同盟竞争中失去的冰岛渔业。起初收获寥寥，但从16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西南部水手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商人运用新的航海知识动摇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在大西洋上的海上优势。1562年，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抵达西非海岸，在当地买入奴隶再转手卖至西班牙在美洲的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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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斯的亲戚，也是他的徒弟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在美洲西属港口沿袭了他夹枪带炮做生意的伎俩，捎带红利便是打劫。英国政府“并不赞成”他们的行为，但同时也不承认1494年教皇“赐予”西班牙和葡萄牙共同所有的大西洋专属权。反而，英国政府及其造势者坚持海洋自由论：“鉴于海洋及贸易由自然及所有国家共有，从前的教皇和现在的西班牙人无权禁止其他国家依据此法进行交流及贸易往来。”将自己定位为力图突破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后来的）中国贸易封锁的局外人，以“海洋自由”的主张为武器，英国的帝国主义一直奉行此道，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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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拉雷（Walter Ralegh）（1554~1618年）也许是那个时代致力于缔造帝国的人中最了不起的一个，人称“有进取心的局外人”。他的英俊外貌和出众文采让他成为伊丽莎白宫中的红人，甚至获封爵位，获赐俸禄和财产。拉雷出生于德文郡名门，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海上之争以及伊丽莎白政府在爱尔兰遭遇的困境对他而言是个绝佳的契机。拉雷同父异母的兄弟汉弗莱·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凭借于16世纪70年代在爱尔兰野蛮残忍地镇压了叛乱的功绩而平步青云。吉尔伯特深信能找到通往中国的西北航道，并支持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以解决英国的贫困问题。1583年，他航行至纽芬兰，奉伊丽莎白女王之命宣布当地海港和周边区域为英国所有，该地区也就是后来的圣约翰。之后吉尔伯特在航行中遇海难失踪，拉雷继承了他的遗志。在拉雷的鼓动下，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于1584年写下了《论西部的种植业》，第一次公开支持大英帝国向海外扩张。文章拒绝承认西班牙对北美洲的统治权，大力谴责西班牙对待美洲印第安人的暴行，敦促进行系统化的殖民以应对国内的失业、人口过多、商业萧条等问题。他声称“那些从前我们需要冒险在欧洲、非洲、亚洲从事商贸而得来的商品……不久之后就能从位于北纬30°~60°的美洲……不费吹灰之力获得”，殖民的目标在于进口原料并将成品出口给“……领地里雇用的众多穷苦子民……输出成品买入半成品的好处众多，其中之一就是不再会有可怜人盗窃、挨饿或行乞……”跟吉尔伯特一样，拉雷也参与过镇压爱尔兰起义，并在爱尔兰获得大块封地作为奖赏，他将自己从爱尔兰获得的经验运用于美洲探险。拉雷从伦敦的商人那里筹集资金、从当时顶尖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iot）那里寻求帮助，并于1585年和1587年先后两次向距北卡罗来纳海岸不远的罗阿诺克派遣探险队去建立商贸据点，并攻击每年都会经由佛罗里达海峡回程的西班牙珍宝船队。像当时的许多伊丽莎白宫廷的风云人物一样，他这么做的原因是相信截断西班牙的财富补给能大幅动摇其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以及减轻它对奉行清教的英格兰的威胁。“正是他在从印第安人手里抢来的金子危及和扰乱了欧洲的所有国家……”他如是评价腓力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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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6世纪末，英国人仍然只能对着帝国梦望洋兴叹。他们在罗阿诺克建立殖民地的尝试遭到惨败。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建立了白银帝国，葡属印度的首府设在“黄金州果阿”，而英国却乏善可陈。荷兰人已经把英国人赶到了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群岛（旧称摩鹿加群岛）：荷兰人的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收获远非他们的伦敦对手可比。但是对大西洋那边财富的渴望已经深深扎根于脑海，英国人的野心已经无法抑制，于是商业资源越来越多地被投入到海外去冒险。无敌舰队被击败的那年，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开始撰写《英吉利民族的关键航行》，并于次年出版。1598~1600年他接着又编著了《英吉利民族重大的航海、旅行、交通和发现》，这本著作将英格兰航海经历描绘得如同史诗一般。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溃败证实了哈克卢特和拉雷的断言，即美洲的西班牙势力也不是不可战胜的。16世纪90年代的战争和掠夺刺激了更多的探险行为，其中包括拉雷本人1595年前往被他称为“广阔、富饶、美丽的圭亚那王国”的探险。这次同样没什么收获。但是1607年，一个总部在伦敦的财团成功地在罗阿诺克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尽管根基不稳，但至少能勉强挺过在此之前让英国人无功而返的那些灾难。这就是弗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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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在漫长的17世纪到1713年之间经历了无数的革命和战争。战火之后，英国转型成功，改变了自己在欧洲及其他地方的地位。在国内，他们初步确立的宪政制度扛过了安妮女王时期（1702~1714年）激烈的党派之争。英国在17世纪之后势如破竹，彻底拿下了伊丽莎白时期没能征服的爱尔兰。与苏格兰的联合（不久后便经历了171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的考验）使得不列颠大陆不再有分而治之的危险。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巩固了英国的海上势力和军事力量，英国在西地中海有了两个海军基地（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战后，英方从签订的和约（所谓的asiento，意为协定）中获得向西属美洲贩卖奴隶的权力，终于冲破了美洲的商业封锁。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种植园”和“商栈”帝国：英国将定居点散布在北美海岸和加勒比群岛，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仓库和领土遍布伊兹密尔、阿勒颇、巴士拉、阿巴斯港、苏拉特、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英国人控制了纽芬兰大浅滩的大部分渔业，他们在哈得孙湾的皮草贸易能与法国人一较高下，同时，他们沉迷于贩卖奴隶，甚至开始从中国广东买入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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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扩张背后的帝国观并不是单一的，但各种帝国观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扩张的意义在于使英国变得更加富强。前往近东和印度的商人可能发现新市场，而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可以创造新市场，来自东方的外来商品可以转卖给欧洲客户赚取利润，在殖民地种植的原料可以拉回国进行再加工，既能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又能使其增值，还能用于出口再赚一笔，商人和运输业都能受益。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宏伟的目标，各方争论不休。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其中有些人同时属于这两个公司）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垄断权，那么贸易的成本和风险会让他们无利可图。而其他人则谴责这种自私的主张，并且公然提出国王不应该具有授予垄断权的权力。针对东印度公司的批评中有一条尤其具有震撼力，它认为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货物只能依靠出口金银进行换购，因而势必减少国内的货币供给，随之而来的就是市场需求的降低，这是在损公肥私。最强有力的辩护则称，从印度购入的货物再转手出口至欧洲，从中获得利润足以抵消采购时运往东方的白银。到17世纪末，后面这种转口港理论被广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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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托尔商人约翰·卡里（John Cary）（1650？–1720？）的分析极有说服力。在他的《论英国现状与贸易、贫困人群以及税收的关系》（1695年）一文中，卡里强调了种植园对创造就业岗位与贸易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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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英国与它所有的种植园是一体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郡县都属于这个整体。因此，我们吃种植园的作物就等于吃自己土地上的果实。此外我们还可以将农作物销往邻国换取金银，或者换取必须用金银交易的商品，再次给国家带来利润……这本就是在海外开建种植园的目的所在，即英国人民之间能更好地开展商业和贸易，主要利润是为了帮助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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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接着指出，为了保证主要收益归于政府，必须规范殖民地贸易，令其首先保证英国船运业的利益。这和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一致。1696年英国政权正面临革命后的金融和军事危机，此时《航海条例》的执行力度被再次加强。法案严格规定（尽管执行得相当马虎）：无论最终市场在哪里，加勒比海和美洲殖民地产出的原料必须先运往英国，并且只能由英国所属的船只装载。作为大西洋世界的巨大转口港，英国将会发展得富有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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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88年光荣革命开始一直到18世纪70~80年代的美洲危机期间，这种“转口港帝国主义”是主流观点，掩盖了许多其他的帝国设想和殖民地的异议。它宣称——事实上也是这么操作的，唯一值得拥有的帝国形式就是属地一切产出的商品全部运往英国，再出口至其他国家，以给商人和国家带来利益。在这种观点下，殖民地经济被套上了“商业紧箍咒”。无论是信奉新教的英裔爱尔兰人还是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都认为自己的自由遭受了侵犯，自然对之深恶痛绝。巴巴多斯总督甚至公开反叛称：“自由贸易是所有殖民地的生命。”转口港帝国主义的国内支持者们渴望轰开西属美洲帝国的大门，却因需要在欧洲保持审慎态度而不能大动干戈。作为政治主张，它既正式认可移民和种植园主的自治权，又肯定了英国议会时常重申的立法权，即只要愿意，英国议会有权制定殖民地法律——对此殖民地议会激烈反对。而国内人民也并不把移民和种植园主们当作缔造帝国的英雄。1655年有个英国人去了趟巴巴多斯（当时英国最有价值的殖民地），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个岛屿是英国用来扔垃圾的粪坑：恶棍、妓女，诸如此类的人……”可以想见，巴巴多斯人的观点定然不同，如一个当地爱国者曾说：“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英国血液，我们的心里装着英国精神。”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英国人声称依靠海上贸易的商业帝国是自由的秘诀所在，“英国人绝不会成为奴隶”，但同时他们也承认非洲奴隶贸易是帝国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没有非洲贸易就没有黑奴，没有黑奴就没有糖、姜、染料，没有糖等作物就没有岛屿，没有岛屿就没有大陆，没有大陆就没有贸易。”这是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1713年写下的评价。伦敦政府不仅没有阻止种植园主买入更多奴隶，相反它还否决了殖民地议会出于对奴隶起义的担忧而提出的控制进口奴隶数量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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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印度，当地的转口港帝国主义不关注征服或统治，因为觉得这些非常不切实际。1694年辉格党控制下的英国国会下议院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的特许垄断权（公司董事乔赛亚·蔡尔德对此不予理会，称这是“几个无知的乡绅在胡说八道，他们甚至不具备管理自己个人事务的智商”），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14年后还吞并了它的竞争对手——新公司。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地区开展自由贸易受挫，意识到在亚洲的英国商业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没有海军的保护，就无法抵御不友好的当地统治者，也没有法庭来做出仲裁。东印度公司必须自己保护自己并承担自己的开销，负担全副武装的“东印度商船”、设有碉堡的贸易站以及驻扎属地的各级商人的一切费用。合伙人持续地向东印度公司投入资金，对公司而言，付出的代价就是将往返于英国与印度之间的无特许状商人和投机者排除在生意圈之外。直到17世纪下半叶，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东印度公司这个印度的“特例”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识，建立起了令人咋舌的新利益关系，其规模大到既不能倒闭，也不可能被政府控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新帝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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