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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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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生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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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岛向海外移民的习惯由来已久，远早于1815年的大迁徙。最初的目的地是爱尔兰。从16世纪50年代开始，伦敦政府鼓励英格兰移民前往爱尔兰占据从造反的爱尔兰贵族和宗族那里没收来的土地。到16世纪末，爱尔兰南部的芒斯特地区聚集了超过4 000英格兰人，都柏林附近的伦斯特地区的英格兰移民人数大约也有这么多。1600年之后，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蜂拥而至北爱尔兰地区。截至17世纪40年代，约有10万来自不列颠岛的移民定居于爱尔兰，大大超过了那时远赴大西洋彼岸的人数。1690年7月，博因河战役和奥兰治亲王威廉再次征服爱尔兰之后，移居北爱尔兰的人数达到了8万人之多。当然此时横渡大西洋的移民人数也大步赶上了。到1700年，将近40万人移居美洲，其中大多数人没有去气候温和的大陆殖民地，而是去了炎热潮湿的加勒比种植园（当然这里的死亡率也高得多）。在陌生环境的残酷死亡考验之后，大约有23万移民幸存，其中约5万人挺过了加勒比的热带气候。事实上，据估计，17世纪共有大概100万人（其中70%是英格兰人）离开了不列颠群岛：如果拿移民人数与当时的人口总数相比，这次移民的规模比200年后的那次大迁移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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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何要离开不列颠呢？部分原因是在17世纪，内战、叛乱和血腥镇压造成的极度动荡局势影响了不列颠群岛的每个角落。无论是对清教徒还是对天主教徒而言，移民都只有一条出路。他们或由富有同情心的商人和贵族征集，或借由率先移民的那些牧师们提供的帮助前往新英格兰定居。但是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经济因素的影响才是最大的。高失业率、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粮食歉收，再加上“小冰河期”带来的气温骤降，移民的需求更为迫切了。许多离开不列颠的人起初或许并没有打算在外久留——前往弗吉尼亚的第一批人正是如此，他们原计划只是去开展贸易而不是开辟农业殖民地。而绝大多数横渡大西洋的年轻单身汉是冲着一夜暴富的机会或者高工资而前往盛产烟草、糖和黄金的加勒比海地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1700年后英国国内环境改善以及非洲奴隶将白人劳工挤出糖业生产和加工，移民潮逐渐降温，而1760年后英国的再次萧条、北爱尔兰的土地压力加上七年战争对美洲殖民地的强大宣传效应，移民热又开始不断升温。1760~1775年（1775年美洲独立革命导致交通完全瘫痪），渡过大西洋的移民达到了12.5万名——其中绝大多数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新教教徒，是此前几十年间的移民数量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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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世界性战争，1815年之后大规模人口外流再次兴起。1832年，前往海外的年度移民人口总数首次突破10万。19世纪40~50年代，爱尔兰大饥荒造成了大移民潮：1841~1850年，170万人离开故土；1853~1860年又有160万人背井离乡；1861~1870年，几乎200万人远走他乡。1853年和1854年，每年移居海外的人数占总人口比重都超过了1%。19世纪50~60年代，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仍然在移民潮中占绝大多数，而1870年后，英格兰移民开始占据多数。19世纪70年代，移民人数略微下降，但是从80年代一直到19世纪末，通常每年移民人数都超过20万，从未低于14万。在之后一场持续到1914年的移民热潮中，超过300万人离开了不列颠群岛，仅1913年一年就有近40万移民。移民目的地的转变同样引人注目。18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英国移民仍然选择前往美国，而1900年之后他们则选择帝国属地。那些年里有超过100万英国人移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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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动因推动和拉扯着大批移民，其中绝大多数是经济方面的。爱尔兰大饥荒体现了人口给土地带来的巨大压力已接近极限，而马铃薯在枯萎病之前的高产掩盖了这些压力。甚至在饥荒发生之前，爱尔兰的迁出人口就已经显著上升，1815~1845年，150万爱尔兰人移居海外。在苏格兰高地和群岛地区，居住在边际土地的农民要面对那些急于开创自己的“领地王国”的大地主们（比如说萨瑟兰公爵），所谓的“迁移”（“大清洗”一词是后来才有的）让他们苦不堪言。1815年之后，以及19世纪30~4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萧条。对许多技术工人来说，尤其是织布工，经济萧条导致了“结构性失业”：棉毛纺织机器使得他们的技能不再有用武之地。在19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技术行业的逐步工业化致使人们要么失业，要么收入（继而导致地位）急剧下降。随着英国粮食（尤其是谷物）进口量的增加，许多农村地区（并不只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经济开始濒临崩溃。恶劣的天气、贫瘠的土地和糟糕的道路状况加剧了北德文和奇尔特恩思等许多区域农村的贫困程度；来自美洲的竞争导致小麦价格暴跌，使得传统的“谷物生产区”（英格兰东部和南部的大型谷物种植区）的农村劳动力穷困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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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济压力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原因。在世界其他地区，甚至在欧洲，人口压力就算不比英国高，也至少也达到了同样的水平，但要么是移民潮发生的时间晚于英国，要么外迁总体人数低于英国。真正让英国人（以及爱尔兰人）如此热衷于移民的部分原因是观念方面的。自18世纪晚期开始，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在英国取得压倒性的地位。有地有钱的精英阶层迫切地想迅速赚得更多的金钱，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惜尝试任何可能的手段，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以伊丽莎白时期的贵族为例，他们就曾投资海盗、殖民、新外贸以及土地的开垦、改良。但是直到18世纪晚期，人们广泛认为英国的制造业和农业应该受到保护，以抵抗来自海外的竞争。事实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清楚阐述的计划在70年后才得以全面实施，谷物得以进行自由贸易（1846年）、《航海条例》也被废除（1851年）。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工厂主可以随意提高劳动强度，与此同时，国家将“联合社”（即工会组织）认定为非法组织，这为多个大型铁路项目扫清了道路，仅在伦敦就有数以千计的人被迫转行。强调“进步”的观点把经济“增长”视为绝对目标，认为一切为之付出的社会代价都是必要的。任何干预经济规律的行为都被看作是徒劳或者错误的。当时的英格兰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爱尔兰贫困问题只能通过大规模移民解决——但是最好不要移到英格兰来。随着土地自由买卖的发展和土地所有权的巩固，爱尔兰农业应该终将有利可图，极端自由贸易者理查德·科布登也如此认为。大移民潮过后，爱尔兰元气大伤，这时，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提出的推进农民小土地所有制的主张才开始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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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大众而非精英层次的意识形态观推动着移民潮。尽管大多数有权有势的人逐渐接受了英国首先是一个商业和工业国家——这正是谷物自由贸易的前提，而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其他社会阶层则持有另一套全然不同的观点。“公平”工资、对技术工种的尊重等概念给劳动阶层对到工厂里做工和“工厂纪律”的憎恨火上浇油。更为根深蒂固的是劳动阶层的财富理想，他们希望能够合法拥有一块可供耕种的土地，即使不作为主要收入，也可以作为养老的保障以防不测。对“副业生产地”（划分为小块的、可供城市工人使用的土地）的要求是19世纪30~40年代轰轰烈烈的工人阶级运动——宪章运动的主要主张之一。就算是那些从城镇或城市移居海外的英国人，他们的上一代也是在乡村生活的，其中有些人还有权使用公共用地或林地。如果说经济上的困苦将移民“推”了出去，那么美洲和澳洲这两个目的地所能提供的免费或低价土地就像强大的磁石“拉”着他们前行。当新西兰的移民们被问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们最常提起的就是在这里他们能安稳地拥有土地，哪怕只是一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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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离开的愿望和需要是一回事，成功到达某个目的地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时候人们是如何移民的？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并没有什么选择。1783~1868年间，大约16万罪犯被流放海外，几乎所有的罪犯都被运往了澳大利亚，通常他们要先服满刑期再“刑满释放”。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一些地区，地主会“协助”他们想赶走的人移民。地质学家阿奇博尔德·盖基（Archibald Geikie）曾亲眼目睹斯凯岛上的一小群居民像牲口一样无助地被赶上开往加拿大的轮船。但是通过这种方式移民的人还是极小一部分：就算是在大饥荒时期，可能有许许多多人愿意接受他们的地主能把他们送往海外，但是只有不到4%的人是通过这种方式出发的。相比而言，政府计划起到的作用更为重大，它征召有移民意向的国民，将他们派往官方认可的目的地。1749年伦敦政府登报征集移民前往当时对抗法军的重要前线基地——今天的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政府承诺土地免费、税收全免，并提供12个月的口粮配给，因此，有2 500人争先恐后地申请参加。1815年以后，由军费预算拨款支付从苏格兰往加拿大运送移民的费用，目的是把守住圣劳伦斯河和渥太华河所圈成的战略三角地带以防美国入侵。1819年，随着经济萧条加剧，出于对社会动荡的恐惧，政府突然决定出资在南非建立移民定居点：8万人申请，5 000人入选。更为长期的机制是“殖民土地与移民委员会”，从1840~1872年，它利用在澳大利亚土地交易的收入，出资让34万人移民——占所有在帝国属地定居人口的1/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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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多数移居英属殖民地的人并不是政府派遣的。另有三种“动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土地公司”，这些公司本来就在美洲殖民地非常活跃，1815年之后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加拿大公司、英美公司、南澳大利亚公司、新西兰公司等众多公司的目的是低价购买或者从殖民地政府手中受赠土地，继而将土地转手卖给英国的投资者或者有移民意向的人，买卖通常会附加居住和耕种的条件。对公司来说，它们要大力宣传名下未开发的地产的美好前景，广告中满是热情澎湃的移民或游客吹捧美好的风景和肥沃的土地。第二，大批移民对商人和船主来说有很强的吸引力。1830年比迪福德商人托马斯·钱特登出广告宣传他的4艘船“专为家庭度身定做，价格低廉，开往爱德华王子岛、布雷顿和新不伦瑞克省”。这些轮船首航共有74位乘客，都是北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农民、工人和技工”以及他们的家人。把人运出去再从魁北克或加拿大的沿海诸省拉回木材，这实在是一举两得。第三，移民也并不全是被动地等着别人来召集。当时出现了许多移民社团，它们宣传、公布移民信息，有的时候还组织实际的移民活动。1773年苏格兰美洲农民公司在克莱德河谷下游成立了。它的105名会员中既有小农也有技工，他们缴纳小额会费在美国购买土地以及支付赴美选址的先遣团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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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想移民的人来说，资金是最大的问题。19世纪中期，渡过大西洋需要每人3~4英镑。对爱尔兰移民来说总花费往往超过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为了凑够钱，最常见的办法——尤其是对于单身汉来说，曾经是签订契约。有移民意向的人承诺为某个商人或者答应把他送往某个美洲港口的船长工作4~5年，这种方式在17世纪广为盛行。双方签订合同（所谓的“契约”），当船到达美洲，船长会拍卖手中的契约，将其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移民，无论男女，站在码头前沿，看着出价人对他们的劳动力讨价还价再最终敲定价格。1800年之后，白人契约移民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另一套系统取而代之：移民作为“地权合伙人”，在“头领”的带领下前往目的地。通常来说，只要头领能带来足够数量的“人头”定居，就能用极其优惠的条件投标买下大块土地。所以他们会登广告招聘志愿者，支付志愿者的路费，可能还会安排“他们的”移民到达许诺的地点。但是19世纪移民们最常用的筹资方法是“家庭自助式”的。一家人相互协作，最有能力、最健康的成员作为先锋率先前往海外，一旦安顿下来赚到了钱，他们就会汇款回国或者从附近的船主处买一张船票把家人接过来。一个叫玛丽·达根的女孩写信给她的妹妹，随信附上4英镑作为从爱尔兰出发的路费。玛丽告诉妹妹，当她到了魁北克，她可以跟移民中介说自己没钱去金士顿的姐姐那儿，那么中介会给她一张票，还会提供一些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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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处于公众极度关注的大气候之下，移民“生意”不太可能如此兴旺发达。当时的英国社会充斥着各色移民前景的“新闻”。早在17世纪20~30年代就有无数的小册子、剧本和宣传册大肆鼓吹海外移民点的美好和遍地的发财机会。牧师们在布道时进行适当的宣传：约翰·多恩就曾受雇于弗吉尼亚公司。到了18世纪中期，宣传印刷品中加入了让人心生向往的地图：只是哈利法克斯的地图上浓密的森林被刻意淡化，野生动物被忽略，对印第安人也避而不谈。19世纪，《移民指南》在英国大量传播，它们用警告、哄骗、操纵、混淆视听的方式引诱人移民。移民们不得不努力辨别信息的真假：因此或许此时最靠得住的是亲人从海外寄来的信件——就算是这些家书也有可能被东印度公司警惕地篡改过了。或许最重要的是当19世纪50~60年代的大移民潮到来时，英国本土人已经成为一个热衷于迁徙的民族：从一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从村庄迁移到城镇、从英国各地迁往伦敦大都市。正如俗话所说的“仁爱始于家”，迁徙也始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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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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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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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移民家庭而言，旅途是否辛苦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到达目的地。他们或许很走运，航行一帆风顺。但是直到19世纪60年代，大多数人都是乘着帆船横渡大西洋的，从欧洲千里迢迢运煤过来的高昂成本和向南航行的便利推迟了帆船向汽船的更新换代，而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船只升级还要更迟一些。乘坐帆船向西渡过大西洋一般需要6个星期，而到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可能需要4个月甚至更久。冬季的北大西洋非常不利于航行。从圣劳伦斯河进入加拿大境内的主要入口从11月底到第二年4月被寒冰封住。穿越“咆哮西风带”——从好望角向东通往澳大利亚南角的航道，这里西风带推动着船只飞速航行——咆哮的大风加上海上的惊涛骇浪，即使不摧毁桅杆和船帆，也能使航行旅途如同噩梦。“风高浪急”，一位驶往新西兰的外科医生于1842年记录道，“船只随浪颠簸，大量海水进入船体……”几天之后，“上桅帆脱离船体，深夜两点，主桅帆被风浪撕裂。”当他们终于能靠岸登陆，却发现所谓的港口往往只是几栋房子和商店胡乱混杂在一起的地方，像19世纪40年代的惠灵顿和墨尔本，或者19世纪50年代的达尼丁抑或任意一个有众多苏格兰人前往的位于新斯科舍省或新不伦瑞克省的小港口。1820年，被送往开普的移民们不得不乘风破浪在阿尔哥亚湾——后来的伊丽莎白港所在地登陆。抵达重要的枢纽港（例如魁北克，对继续前往今安大略或悉尼的人来说，它是个总站）不过是通往最终目的地的第一步。但是许多人也会在此停留。继续前行的费用、赚钱的迫切需要、尽快将其他家庭成员接来的愿望，都使得在城市干活挣钱成为比到内陆开垦土地更好的选择。许多港口城市的快速发展（截至1850年魁北克市和蒙特利尔的人口加起来达到了10万）也助长了这个趋势。在澳大利亚，这种情况更为显著，通往内陆的高昂交通费用、内陆农村对劳动力的低需求以及加工和包装大批羊毛出口物的需要，意味着殖民地主要城市与移民人口稀少的内陆相比发展速度严重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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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继续前进的移民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获得土地：以较为宽松的条件购买农场的权利。他们或许希望先保障糊口，等到资金逐渐有些富余的时候再出卖农产品换取现金。事实上，土地是所有移民殖民地的“关键”问题：所有的政治活动都能和土地联系起来。这并不奇怪，因为毕竟土地是殖民地最有价值的资产，也是税收的来源和最快赚取私人财富的工具。如此一来，在土地获取问题、分配问题以及（最终的）再分配问题上的政治斗争必然非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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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来说，所有的殖民地当局都热切地期望能尽快用从英国来的移民占领尽可能多的领土。原因很明显：把土地上的森林或灌木清扫一空能使土地变得可耕种，进而能让殖民地自给自足。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早期美洲殖民地就曾面临饥饿的风险。1788年博特尼湾殖民地建立，20年后，新南威尔士的粮食供应仍然远远称不上“有保障”。1806年总督威廉·布莱（有时被称为“慷慨号船长布莱”）向他的赞助人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汇报说：小麦收成很低。布莱急盼着他能送一船大米来救急，同时布莱也派人去中国再调一船大米，但是此外没有别的救援物资，殖民地粮食配给量显然是紧巴巴的。新建立的移民定居点所带来的希望就在于能够生产粮食以供出口，或者能够养活劳动力来地生产例如木材或羊毛等可供出售的出口货物。这些出口商品有时被称作“大宗产品”，对于避免殖民地陷入发展停滞或更糟糕的状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能吸引国内投资、引起那些掌握资金的权贵们的注意（甚至吸引他们亲自到殖民地来）、加快货币流通。而赢利的贸易又能招来更多的移民，平整出更多土地，进而生产更多农作物。土地买卖可以提高政府收入，使之有能力深挖运河（例如在加拿大）、改善道路以及修建铁路。这种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环确保了殖民地的繁荣昌盛。对于移民来说，经济繁荣和财政独立可以支持他们“自治政府”的主张，以便摆脱伦敦政府对他们内部事务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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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从原住民手中获取土地是第一重需要消除的障碍。正如第三章中论述过的，在美洲殖民地主要是通过购买获取土地。而在后来的加拿大（在1867年之前，严格来说是“英属北美”），购买或者原住民出卖土地是典型的土地获得方式。今安大略省和加拿大大西洋沿岸省份中的新斯科舍省和新不伦瑞克省地区，在殖民活动开始之前人口就很稀少，而且疾病或内战让人口更为稀少。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要求完全被忽略，尽管移民点建立进程缓慢，但是由于原住民人数量相对较少（据粗略估计，18世纪70年代“有接触”的仅有100万人左右）而且土地幅员辽阔，因此除19世纪三四十年代塔斯马尼亚岛之外，土地获得的难题被掩盖了。在南非，19世纪90年代移民潮之前，英国移民规模一直很小，在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的英属领地以及奥兰治北部的布尔共和国，征服和割让是典型的土地获得方式。真正的特例是新西兰，尤其在北岛（大概只有5 000毛利人居住于南岛，被英国兼并时只占总人口的5%），一直持续到那个世纪末还未完成的漫长过程中，毛利人的土地权利被逐渐购买（或者说被殖民者用阴谋诡计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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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 1815~1914年不列颠岛的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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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谁得到了土地呢？答案是往往是少数有广泛人脉的人。当爱德华王子岛（今加拿大大西洋省份之一）在1763年后成为英国领地时，它被分给67个缺席领主，这些人事先申请了赠予地：直到1895年，最后一个缺席地主（或称在外地主）手中的土地才被卖出。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许多亲英分子避难的上加拿大（今安大略），普通移民获得了免费赠予地，但是高层亲英分子、军官和治安官的赠予地面积要大得多，他们每人获得了多达5 000英亩的土地。1820年，在距殖民地首府不远的一个镇区，约60%的可用土地属于这种缺席地主，其中包括土地勘测员（他们因勘测工作而获得了5%的土地），而近30%的土地面积属于皇室和神职人员，以支付政府开销和建立圣公会；只有12%的（位于最差地段的）土地才是留着卖给移民的。50年后，缺席领主的地产中有一大部分仍然是未被清除的森林。在殖民地的另一个地区，一位英裔爱尔兰混血军官——塔尔博特（Talbot）上校从英国召集了成百上千的移民，作为报酬，他获得了多达65 000英亩的土地。到了19世纪30年代，因为政府监管不力，他把持的移民定居点面积近50万英亩。殖民地政府将大块保留地廉价出售给一家大型土地公司——加拿大公司，以换取不受殖民地议会审查的年度收入。但是被贱卖或赠予的土地极大部分都无人居住。后来赠予制度逐渐被废除，取而代之的土地分配方法是将土地划分为适合家庭使用的小块土地并设定底价，然后再通过拍卖售出，但是此时大部分土地已经是缺席地主的属地。结果尽管成千上万的移民的确获得了自己的家庭农场，仍然有成千上万的移民（约占农民总人口的43%）直到1848年为止仍然只是佃户，而更多的人只是无土地的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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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新南威尔士是个监狱，由政府经营的一个农场提供食物。可是最初这里就存在一小群“自由”民，其中包括官员、新南威尔士军团（一支小型殖民地卫戍部队）的军官以及少数几个商人和移民。总督有权根据个人的贡献赠予土地——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这倒不失为一个实用的办法。移民们本该为殖民地种植粮食、提供肉类，但是他们马上就养成了不守规矩的坏习惯，无论那块土地是不是自己的都随意放养牲畜。悉尼的总督们对此忍无可忍，他们希望看到土地上的人们能老老实实地耕作以改善土质。他们也决意要阻止移民擅自占用土地的行为（使用土地但不给钱），不让其扩大殖民地并给本来就紧巴巴的财政增添新负担。一系列新规定出台了，土地赠予制被废除，政府规定了土地最低价格，再将其拍卖。伦敦政府原定的目标是在这里建立一个简洁紧凑的殖民地，其中要有一片地带让经验丰富的农民移民们精耕细作。然而事情的发展显然和伦敦政府的目标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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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上加拿大（安大略）湖岸区划，展示不明晰产权的土地范围，这些土地常常属于在外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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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症结在于总督的权利不足以控制那些擅自占地的人。据称，擅自占地者“只不过是在追随那些最有影响力、地位最卓绝的殖民者。后者的牛羊牧区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随处可见，可恨的擅自占地者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放牧。”换而言之，所有的人都在擅自占用土地。在这种利己主义的大潮之下，想要约束他们无异于痴人说梦。政府也想阻止塔斯马尼亚岛来的那群人突然占领菲利普港区（今维多利亚州），但是，就像伦敦政府慨叹的那样：“当大众的主流倾向与法律相左，那么法律就会不可避免地失去其应有效力。”伦敦政府能做的顶多是用出售土地的收入补助自由移民，试图用自由移民取代监狱劳工以解决劳动力问题——从1840年开始，英国不再往东澳大利亚流放罪犯。但是政府阻止不了大批土地被出售给投机土地商人，也无法拒绝给擅自占地者发放廉价许可允许他们大行其道占据大片土地。1850年以后无数移民被淘金热吸引而来，一方面，一些移民想拥有小型农场，另一方面，“牧羊王们”用空有其名的地租占据了无边的草场以支持他们的羊毛产业，这两群人之间的斗争一触即发。然而殖民地的收入已经逐渐依赖于羊毛出口业，这时双方也只好听之任之，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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