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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土地如何分配，在移民的农民能买到土地之前都有个重要步骤。在把土地分配给任何新所有者之前，需要绘制一张可靠的地图，所以得先勘测。土地勘测员是移民定居点发展进程中的无名英雄（也有些是恶棍）。在移民殖民地内外，他们都能像全能的女佣，料理一切事务。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只需填补已有地图上的空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当时他们能拿到的地图常常只是粗糙的略图。当约翰·特恩布尔·汤姆森（John Turnbull Thomson）1855年到达达尼丁的时候，新西兰南岛内陆的奥塔哥是一片未知之地。而第一张精确的开普地图直到1876年才问世。土地勘测员们还需要标注他们走过的各地的潜在可能性、寻找穿越山脉的路径、推荐最佳修路的线路。他们会遭遇“原住民”，有时，这种遭遇的结果是致命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勘测员被视为白人侵略的先遣兵。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充满激情的植物研究专家或人种学家；有些人用素描和图画记录下了自己的路途，或者写下了游记。日常工作通常都是些粗活。“殖民地土地勘测员，”约翰·特恩布尔·汤姆森描述道，“身穿粗斜条棉布裤和蓝衬衫，头戴巴拿马草帽，脚踏带钉子鞋底的靴子……他随身携带上百种物件，有刀子、针、望远镜、火柴、纸、墨水、线、纽扣，还有必不可少的笔记本；他保持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趟过沼泽和溪流；以一种叫‘丹波’的糕点和咸牛肉干为主食，饮用海量的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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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土地勘测员都是专业人士，精通数学是基本要求。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个工作不仅能让他们带薪探险，还给了他们暴富的机会。装备很简单，经纬仪综合了罗盘和望远镜的功能，可以前后翻转。土地勘测员可以利用经纬仪画出两个可见点之间的直线并确定其确切位置，然后在几个技术人员的帮助下，他用一根66英尺长的测链丈量直线的长度——这个过程非常艰辛，勘测员往往需要披荆斩棘、砍断树木并在地上标注各段的长度。在勘测员完成基线的测量工作并画在自己的地图上后，他就可以开始记录其他地形特征以及给土地划分功能区：例如城镇、土地。土地勘测员才是移民定居点的真正规划者。他在地图和地上所画的线条变成了道路和边界，它们构成了“矩形的被子”，将森林和灌木丛分割成井井有条的网格——与英国中世纪殖民活动建立的乱七八糟地貌形成鲜明对比。土地勘测员同时也是城镇设计者，他划出笔直的街道把土地等分，还会给勘测的地形挑选名字，有时旧地名被弃而不用，换成新的更气派的名字，有时则借用祖国的河流和山川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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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政府必须勘测领土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除非勘测工作已经完成，否则土地买卖无法进行下去，因为自行安排勘测工作所需的费用会让有意向的买主望而却步。可是无论勘测工作进行得如何全面具体（更何况很多勘测并没有达到这个水平），都不能保证移民一定能在此地顺利地生活。买下一块地皮之后，移民可能会发现它地处丛林之中、远离公路，要把行李搬来需要大费周折。而且他买下的地皮可能是沼泽或者酸性土质，要么就是布满岩石或者土壤稀薄，东安大略地区的土地往往如此。1820年被带到开普的那些移民中的大多数都迫不及待地遗弃了他们的农场。如果平整土地的进程缓慢或者费用高昂，农民可能不得不找其他的工作，例如去修公路或者运河。如果贸易没有形成，那么大张旗鼓兴建的城镇很可能会惨淡萧条。要是收成不好，农民可能会负债累累，甚至因此锒铛入狱；19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时，加拿大的许多农民就沦落到了如此田地。邻居也可能非常不好相处。移民们大量饮酒、性别失衡、生活条件恶劣以及工作竞争激烈，这一切加剧了不稳定性。再加上种族和宗教的对立（天主教教徒与新教教徒之间，法国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暴力行为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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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新普利茅斯是一座怡人的城市，它坐落在新西兰北岛西海岸，拥有一座一流的博物馆。但是它的早期历史却是另一番景象。1840年，一群西部地主和商人组建了普利茅斯公司，新普利茅斯就是公司的项目。这些人的动机很复杂。好些年前在此建立的新西兰公司的宗旨是从毛利人那里购买土地以在群岛上建立殖民地，普利茅斯公司中的一些人就与该公司有关系。新西兰公司的灵感来源于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eld）那充满吸引力的人格（或许是病态的——他因诱拐一名15岁的女继承人而被判入狱三年）。韦克菲尔德认为殖民作为市场、供应者和资金消费者，是英国繁荣昌盛的必需条件，并称英国人是“天生的殖民者”。但是他也认为殖民地必须经过认真的规划才能保证它们不会退化为不能生产任何出口商品的消费社会。殖民地面临的危险是，如果地价太低廉，那么将不会有人给别人打工，人们都宁愿开辟一片小农场养活自己和家人。掌握资本的有钱人绝不会加入这样一个毫无生气的“小农”社会，没有社会领导者，殖民地会陷入贫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就是合理的规划和价格。殖民地的建立必须经过仔细的规划，要有能够吸引富人前来的城镇和便利的设施。最重要的是，土地的价格要够高。那些买了地的人为了物有所值不得不努力经营：他们会有强大的动力去聘用劳工，尽力让土地高产。而没有足够的资金买地的移民只能先打几年工才能攒够钱买自己的农场。劳动力和资金相互依存，就会创造利润、促进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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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克菲尔德的想法对几个团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承诺创建一个有序的世界，由有学识和有空闲的人来确定这个世界的基调。19世纪30年代，公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原住民不为欧洲移民的贪婪和残忍所累，那些坚信只有有规划的殖民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被韦克菲尔德构想下的世界吸引住了。这个有序的世界会给原住民保留土地，会有条不紊地使他们皈依基督教、适应商业。当然利他主义绝不是这个构想的中心所在，韦克菲尔德允许土地买主只要留在国内就能出租或者出售土地以赚取可观的收益。通过从毛利人那里低价买入土地再将其转手出售，普利茅斯公司能够偿付劳动阶层移民的路费，移民定居点也就有了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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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茅斯公司的创始人们赞同韦克菲尔德的构想，因为它听起来似乎可以解决德文和康沃尔部分地区的困境和贫穷问题。康沃尔大地主、公司董事之一的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积极地支持“殖民改革”，第一批到达康沃尔的移民中有一部分劳工就是由他招募来的。1840年11月，一艘租用的船只驶向新西兰，事实上移民的最终目的地尚未确定。由于自己没有土地，普利茅斯公司从母公司新西兰公司那里买下了约5万英亩土地的所有权。一位经验丰富的土地勘测员弗雷德里克·加灵顿，被先行派往当地挑选的理想地点并为移民的到达做准备。1840年12月，加灵顿抵达了尼克尔森港（现称惠灵顿港）小镇，向新西兰公司代理人提出了要求。他马不停蹄地勘察了周围的海岸，寻找港口和可耕平原。新普利茅斯只是个折中的结果，它有许多优势：被库克命名为埃格蒙特山（现称塔拉纳基山）的锥形山峰周围有一片宽广平坦的土地。加灵顿登陆的舒格洛夫山附近，森林植被较为稀薄。当地没有几个毛利人，而他看见的那些原住民也是“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新西兰公司宣称已经购买了这块土地。尽管这里没有安全的登陆点，但是其他备选地点的可耕地又实在太少。于是加灵顿决定就选择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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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工作要做。加灵顿协同手下寥寥数个劳工开始点燃蕨类植物、平整土地。要种好农作物，也要使城镇初具雏形。加灵顿聚集了毛利居民，要向他们解释他们的土地现在属于他了。“然后我在地上画好方格，”他在日志中写道，“让他们明白他们的保留地的价值，他们为之雀跃。”加灵顿凝视着森林，畅想着木材能带来的巨大利润。3月20日，第一批移民到达，新普利茅斯就此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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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过多久就出问题了。加灵顿一到尼克尔森港就雇用了一个叫巴雷特的流浪汉。此人原本是罗瑟希德人，在渡过塔斯曼海之前，他在澳大利亚住了几年：新西兰与新南威尔士隔海相望。他以捕鲸为生，在塔拉纳基成了家，接着他给新西兰公司当总管和翻译。加灵顿希望巴雷特能在他与新普利茅斯地区的毛利人之间充当中间人，但是巴雷特突然宣称公司土地的一大部分其实是他和他的（毛利族）孩子们的。或许是在巴雷特的煽动下，其他毛利人也纷纷开始抱怨他们从来都没有把土地出售给新西兰公司——正是新西兰公司把这片土地卖给了普利茅斯公司。加灵顿后来认为他们的主张几乎完全是公平合理的。同时公司在此地的前景堪忧：没有港口是个大问题，所有的物件都不得不用公司的捕鲸船运上海岸——既耗时又费钱。没有几艘船愿意到这里来。公司派驻新普利茅斯的代理人满腹牢骚：“我们与世隔绝，除非走运，否则跟哪里都无法联系。”加灵顿对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声称塔拉纳基是“这个国家的花园”、“大粮仓”。无论真相到底如何，想要很快五谷丰登是不可能的。更糟糕的是，拯救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他地区经济的绵羊饲养业在塔拉纳基山的灌木层地区并不可行。于是他们平整出来的土地没什么希望成为能赢利的农场，甚至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这群殖民者对公司来说是个无底洞，使得本就捉襟见肘的普利茅斯公司资源更是雪上加霜。一年还没到，普利茅斯公司的银行家们就倒闭了，被迫并入新西兰公司，而新西兰公司显然并不是很关心新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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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形势看不到一点好转的迹象。英国政府1840年吞并了新西兰，但在英国政府眼里白人殖民者仅仅是群讨厌的人——他们可能煽动毛利人、引起殖民战争，这势必让英国政府花费巨大。伦敦的解决方案是严格限制移民购买土地。新西兰公司对这片土地的权利要求遭到政府质疑，被翻来覆去地审查，有几次甚至直接被否定。对于急于购买土地的移民而言这相当于被判了死刑。加灵顿忧心忡忡地说：如果不能供应新开发的土地，就不会有人来新西兰，而已经来了的人也会离开。还有更糟糕的：新普利茅斯在怀塔拉河沿岸最好的土地遭到了激烈的抢夺，毛利人口开始急速上升。移民们发现之前之所以在此地见不到原住民只是个误会，仅仅是毛利人19世纪20~30年代的“火枪战争”导致的暂时假象。当时火枪流入毛利人手中，有枪的部落对其周边部落和仇家具有了短暂但压倒性的优势，然而战争结束之后，被俘虏的当地人纷纷回归，他们自然就会要回自己的土地。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移民与毛利人之间的武装冲突。英国国内对新普利茅斯的兴趣开始下降。普利茅斯的董事们悲叹：如果没有信件寄回国宣扬殖民地的各种美好（出版了一册宣传书，里面满是对殖民地令人生疑的赞美之词，但是这时已经晚了），怎么能指望吸引到更多的移民？普利茅斯公司代理人警告说：除非有钱人加入，否则公司不得不承担雇用所有移民劳工的费用。而如果付给劳工的工资不够高，劳工会离开新普利茅斯去其他地方寻求更好的待遇。一切工作将因此停滞，包括勘测土地和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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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移民定居点建立的第三个年头，这个问题已经不再紧要，因为毛利人带来的压力更为迫切。“毛利人将事态升级为危机”，公司代理人愤怒地评价道，就算在“其他国家里原住民与移民也发生了争执”，也应该如此对待毛利人；应该有人把毛利首领蒂劳帕拉哈“抓起来”；但是没有陪审团能将其定罪。与此同时，殖民地里失业的工匠们要求公司给他们工作，并威胁要拉倒代理人的外廊、拆掉他的围栏。几个月后有消息传来说毛利人正在修建要塞。因为害怕毛利人的抵抗会使土地无法使用，甚至那些买了地的移民也拒绝付钱。普利茅斯公司最终无法让新普利茅斯赢利，移民定居点陷入了极不稳定的状态，而塔拉纳基地区进一步向着白种人与毛利人之间的冲突迈进。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移民需要驻戍部队和筑起碉堡来自保。1860年3月，第一次塔拉纳基战争爆发。由于战争和经济不景气的拖累，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批移民所梦想的美好未来才在新普利茅斯和塔拉纳基得以逐渐实现。是铁路和冷藏技术扭转了败局。就像新西兰的其他地区一样，塔拉纳基的小农场主们通过将乳制品和肉销往英国国内消费者而发财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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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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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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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目的地是哪儿，移民都必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新环境。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好望角大概能算得上气候温和，即使如此，它们也给习惯于西北欧独特的农业环境的欧洲人的身体带来了挑战。北美东部茂密的森林是一片具有威胁性的荒野，熊、豹、狼肆虐横行。移民们用形形色色的手工工具如斧子、锯子、锤子、刀枪等对抗自然。树是他们的敌人。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期，人们还普遍相信降低森林覆盖率能使气候升温、缓解北美冬季的酷寒天气，但是清理林地是项极为艰苦的工作。当时有报道称，一个人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辛苦劳作也仅能清理掉一英亩林地。一个移民辛苦劳作一辈子开垦出来的土地只够养活自己。那个时候既没有电锯，也没有能将树拉走或者切割成待售木料的机器。到达澳大利亚的第一批移民发现这里的一切都那么奇异：树木不掉叶子却掉树皮，蜜蜂没有毒针，身上长袋子的哺乳动物，黑天鹅，白鹰。环境恶劣而残酷：澳大利亚的土壤贫瘠，无法留住水分，也缺少植物营养物和微量矿物质；雨季的气候多变。早期殖民者期盼能找到的大型内海最后只是个泡影：澳大利亚内陆不像美国中西部那样可以开垦出大量的农场，而是只有一片干旱贫瘠空荡荡的“不毛之地”。在新西兰，北岛的大部分地区森林密布，丘陵起伏的地形导致走海路比走陆路更方便，因此白人移民聚集的沿海据点之间的主要交通方式就是乘船。在南非，广袤的干旱台地高原截断了“往北的道路”，迫使迁徙的布尔人转向东部边境开始了与科萨人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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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截至1860年新西兰的白种人移民定居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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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移民们蜂拥而入的土地并不是原始的处女地。在北美东部，原住民已经修整了林地以适应他们的农业需求。有的地方开阔的林地犹如公园，这是因为当地人会定时焚烧树林清理出场地以种植庄稼或吸引大型动物前来。早期移民持续深入，在原住民腾出的农田边安家，部分地接受了原住民的饮食习惯。在新西兰，早期移民只要能找到草地养殖绵羊就能安居乐业（新普利茅斯缺点就在于没有草地）。有证据表明新西兰的草原大部分最先由公元1000年前后到达此地的毛利人清理出来的。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澳大利亚：第一批白种人移民在这里继承的自然环境在过去的6万年中一直被人类不断改变。当他们在澳大利亚安下家，本土殖民者们（从东南亚漂洋过海而来的移民）缩小了森林面积、定期焚烧草地以促进新草生长并吸引小型动物。“要不是有这道简单的工序，”一位早期探险者说，“澳大利亚只怕也跟新西兰和北美一样丛林密布了。”跟新西兰的毛利人一样，这些本土殖民者也将当地的大型动物赶尽杀绝了。结果便是留下了让那些擅自占地的人欣喜若狂的一望无垠的牧场，以及肥美的青草世界，欧洲的绵羊在此到处乱跑而不用受肉食动物的威胁，也不用担心有其他食草性动物与它们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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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移民们并不打算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打算是将自己的生活习惯尽量带到殖民地来。这样一来，当地的生态环境往往成为受害者，结局大多很悲惨。欧洲人在美洲森林中放养牛和猪，这些牲畜充当了“先锋队”的作用，毁坏了本土人的农田和猎场。由于地价低廉而劳动力昂贵，移民们根本不打算高效地利用土地。流行的做法不是彻底清除掉森林，而是简单粗糙地点火焚烧，然后就在树桩之间的土地上播种。农民尽可能多地收获农作物，接着便彻底遗弃耕地，再到下一个地方去找新地，留下被毁坏的土地和满目疮痍的景象。在澳大利亚，欧洲人带来的牲口迅速把松散脆弱的表层土压实了，原生草类被踩死，地面因此而变得光秃秃的。令第一批欧洲旅行者惊叹的自然草地不到6年就不见了，于是移民只能赶着牲口群另寻出路。在新西兰，移民的急躁导致了可怕的后果。据说移民的主要工具就是一盒火柴。他们直接将森林付之一炬，再把草种撒入灰烬以形成新牧场。他们把绵羊赶来控制灌木丛的生长——这种方法被称为“碾蕨”。羊蹄、松散土、丘陵地形、强风和大雨共同造成了大规模侵蚀，直到20世纪才得到检测和修复。移民决意改变地貌，使之成为他们熟悉的风景。到了19世纪，他们已经开始以工业级规模大张旗鼓地开展这项工作：新西兰的一大片土地被种上了欧洲草类；在澳大利亚，移民很快就坚信本土植物和动物都是无用的，需要从更丰富的环境中引进物种。“环境适应学会”趁势引入鸣禽、花卉、装饰性灌木和树木，以及其他一大群被认为“有用的”物种，其中就包括后来泛滥成灾的兔子和骆驼。结果欧洲的植物和动物（更别说杂草和害虫了）成为甚至比欧洲移民更为成功的殖民者，尤其在那些一年到头都是生长季节和缺乏自然天敌的地区。英国游客在今天的新西兰可能会看到奇怪的标识：“危险!前有黑莓！”。这个警告并非虚张声势，因为黑莓生长得如此猖獗以至于羊会困死在黑莓丛中。一位自然主义的先驱称：黑莓是“可怕的步行者”，总是沿路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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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破坏作用在当时并没有显现出来，或者只有当破坏极为严重时才会暴露出来。移民社会倾向于忽视移民进程中的负面影响——定居给脆弱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危险。为了吸引钱和人，也就是更多的投资和移民，保持“正面形象”至关重要。《澳大利亚无限》在1906年是非常活跃的刊物。那些质疑它所提供的证据的人，或者像格里芬·泰勒那样指出澳大利亚干旱荒芜的恶劣条件的人，都变得不受欢迎：泰勒不久后就离开澳大利亚远走加拿大。另外，移民社会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长期性和独特性。到19世纪70年代，人们热衷于将加拿大描述为“一个北方国家，国民是健康、强壮、善良的北方种族的后裔”。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也编造出了类似的故事，将自己描绘为“更优秀的英国人”，比生活在大城市的英国人更健康、更强壮。随着移民定居点人口增加，早期移民所抱怨的千篇一律被各式各样的地方特色所取代。当地的景色变得有“个性”，也变得“美丽生动”。澳大利亚的灌木和加拿大的北部一样被认为充满了浪漫气息，是诸如“加拿大七杰”之类的艺术家们热爱的主题，成为一种国家认同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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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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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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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新的国度建立“本地认同”（Local identity）必然包括丑陋的一面。英国移民社会一方面（面对国内的一方）表现得很开放，而对另一方面却很封闭。每当遭遇质疑他们土地所有权的原住民，他们的本能反应便是买下原住民的土地，然后将他们请走或者干脆把他们赶走，如果有必要，甚至将他们杀掉。在这些白人国家里，原住民没有立锥之地：最多就是分得一块小小的保留地，让他们慢慢地灭绝（他们的文化和肉体都难逃厄运）。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尽管殖民者对待原住民的方式大有差异，但是原住民都被迫让步。到1914年，他们似乎成了白人占领历史中的注脚，只有新西兰不同，这里的毛利人顽强反抗，争取到了北岛高地，维持了一大块毛利人保留地以及关键的政治权利：在议会中给毛利人保留了4个席位。南非的情况又不一样。殖民者在这里（通过赶尽杀绝的方式）驱赶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桑人（又称布须曼人），但是对科萨人、祖鲁人和其他牧民（他们也种植粮食），这些策略则完全不起作用，因为他们人数太多且扎根于此。这一策略又对白人有用，因而白人也不愿意把他们完全驱赶出去。在这个发现金矿之前贫穷到无法吸引大规模欧洲移民（英国人的数量通常少于出生在当地的“荷兰人”）的国家，黑人的土地和黑人的劳力同等重要。因此驱逐的方式有所不同。南非的（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土地、变成了奴隶。他们生活在殖民者圈出的“定居点”，被迫用劳力换取生计，法律将他们从白人的南非隔离了出来。尽管四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从文化和道德上来说，他们就是隐形人——强权从心理上把他们排除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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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还深受外部威胁的困扰——亚洲移民的悄悄入侵。中国人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淘金热中到了澳大利亚，约10年后，新西兰发现了黄金，于是一些人又前往新西兰，其他人则渡过太平洋（或从加利福尼亚出发）到达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他们先是奔向这里的金矿区，然后在19世纪80年代参加建设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该铁路横贯美洲大陆，从东西海岸同时修建最后交汇于落基山脉。印度人被带到了纳塔尔，作为契约劳工在甘蔗园工作；1899~1902年英布战争（又称南非战争、布尔战争）之后，中国人被引入南非兰德金矿充当矿工。在这些地区，白人移民社区的敌意越来越深。白人劳工疑心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工会拉低他们的工资、抢夺他们的饭碗：在经济萧条期，例如19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这种恐惧感不断加剧。白人东家厌恶印度人的竞争。此外，一种更为复杂的情感助长了这种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到19世纪末期，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白人移民们的国家建构逐渐强调道德和宗教改革、严格的社会规训和民主平等的重要性。外来者、“行事乖张者”、恶棍和无用之人，以及为拓荒生活所抛弃的人，都受到排斥。现代社会要求秩序和进步。显而易见，在这个新的社会阶段，中国人或者印度人都被认为是不正当的侵入者，他们会对道德凝聚力产生威胁，也会提醒白种人自己粗野、残暴的过去。所以到了1914年，通过了将中国人和印度人驱逐出白人澳大利亚、白人新西兰、白人加拿大和（颇具讽刺意义的）白人南非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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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是个辛苦的过程，充满了疑虑和不确定性。迁徙有时是相当痛苦的经历，但也只不过是个开端。争取土地所有权、开垦土地、改造地貌、定居、驱逐一切敌人，这一切都是艰难的工作：举棋不定会导致高昂的代价，猜测怀疑可能造成满盘皆输。移民社会残酷的种族歧视不过出于恐惧、焦虑和自负，它反映了移民承受的无情压力——一旦定居点陷入萧条、实验失败，那么他们必须不断地继续搬迁。“没有人口，就要灭亡”成了某个移民社会的政治口号。作为民粹主义的座右铭，它适用于所有的移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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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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