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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斯利采用了他在阿散蒂战争中采取的战术：先建前进补给基地，等军需准备就绪再将大批部队搬来。与此同时阿拉比在泰勒凯尔比准备防守，阻隔通往开罗的道路。从1882年8月底到9月初，英军在大军全力前进之前势如破竹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他们面临着一支比他们人数多得多的军队（约是英军人数的三倍，但是其中有不少“非正规军”）。这支敌军躲在壕沟工事之后，英军的火力不占优势，正面进攻将遭受沉重的损失。沃尔斯利的主要优点就是治军严明，麾下士兵士气高昂。英军连夜无声无息地就位——光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个了不起的壮举，9月13日拂晓时分，高地旅对埃军的防御工事发动猛攻。尽管奋力抵抗，但阿拉比的军队仍然很快陷入混乱；据说当阿拉比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他的士兵们已经四下逃窜了。英军骑兵赶在阿拉比能组织抵抗，或者像沃尔斯利担忧的那样——点火焚烧都城之前疾驰奔往开罗。开罗的总督被劝服放弃抵抗，将卫戍部队开出城外并放下武器。到了15日早晨，英国人已经控制了整座城市。几星期后，英军大部离开。在这场争夺埃及统治权的战争中，英军57名士兵和军官阵亡，30人失踪，约400人受伤。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其中的关键就是补给——这是集结足够的军事力量并确保对敌方造成致命一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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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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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国军队并不完美，也曾经遭受过失败，但是在19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它是帝国防卫和扩张的有效工具，直到1899~1902年与布尔人那场长久的战争它才显得有些力有不逮。英军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重视后勤——在这一点以及从印度或英国本土装备及派遣军队的非凡速度上，惠灵顿、沃尔斯利及其“接班人”基钦纳勋爵（他也同样善于筹谋、小心谨慎）都是大师。19世纪70年代之后，英军的成就主要可以归功于武器的优势——当然（正如前面我们看到的）这并不总是决定性因素。在没有轮式运输工具的地区只能依靠人力运送机枪和弹药（一架马克沁重机枪需要5个人才能搬动），因此必须节约使用这些武器。1897年在北尼日利亚发生了两场战役，各持续了两天，为了节省弹药，机枪只被使用了三分钟。而且英军火力的消耗也很高：某位专家曾经估算过，在伊桑德尔瓦纳战役后不久的著名的罗克渡口战役中，英方守卫军共打出了约20 000发子弹，歼灭了650名祖鲁战士—30多发子弹才能歼灭一名敌军。纪律、士气以及军官不计后果的狂热情绪激发了猛烈的攻击。几乎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带来的好处就是军队随机应变的能力得到加强——在不熟悉的地形中，这种能力是必要的，而且英军也逐渐对有些战场了如指掌：最熟悉的就是印度的西北边境和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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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1879年祖鲁兰：英军进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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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1882年英国入侵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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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军并不是单独作战。在印度及周边，一大部分负担落在了“印度兵”的肩上：他们在阿富汗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只要可能（例如阿散蒂和祖鲁战争中），英国人就会招募大批本地人作为非正规军团或分遣队参与战争。这些本地军队的部分任务是为英国白种人军团扫清道路。“当配有本地军团时，”政府训令规定，“先派它检查可能隐藏敌军的丛林或崎岖地形，再命令欧洲军团前进……”当地援军也被征募为后勤提供所需的劳动力。只要有白种移民，他们对当地的了解就能为英军所用。最重要的也许是军队有一个无形的盟友可依赖：英国的海军实力既能为陆军保驾护航也能确保将国内的增援输送到战地，正因如此，英国的军事力量才得以遍布世界各地。亚洲乃至非洲没有几个地方是英军到达不了的。谁能想得到1876年埃塞俄比亚皇帝劫持了几个英国人当人质，12 000英军就大军压境入侵了距离大海250英里的峭壁上的默克德拉？他只能绝望地投降或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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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段往事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英国扩张中的暴力绝大多数给地方造成了隐蔽的、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影响。就算在英军参战的地区，许多情况也被忽略或者没被官方记录下来。很少有人注意到平民伤亡，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造成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当年的布尼奥罗王国（今乌干达西部）发生的情况估量这些暴力战争造成的影响。英国人于1894年入侵布尼奥罗，或许是为了加强对临近的布干达的政治影响，因为与布干达的联盟关系对于稳定英国在非洲中东部的大湖地区的地位至关重要。英方军队是一支杂牌军，成员五花八门：有几个喜好探险或寄希望于用特殊任务的报酬偿还债务的英国军官，有一些苏丹雇佣兵，一大群由部落首领带领的瓦甘达族，再加上必不可少的马克沁和哈奇开斯机枪。布尼奥罗战士们在武器上无法与英军抗衡，他们的防御栅栏被英军远远地用炮轰开，牛群也被英军掠走，村庄被焚毁。英国人对这场攻击和屠杀视若无睹。但是布尼奥罗的国王卡巴雷加得以脱逃，于是抵抗仍在继续。之后10年间断断续续的战事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战争中断了农村经济导致了灾荒，农业倒退了，人们迫于战乱的频繁迁徙导致卫生状况无法保障，继而无法控制疾病。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战争就意味着疾病。这些后果造成了持续的影响，布尼奥罗陷入贫困人口暴跌，只能痛苦地缓慢恢复元气。在如此脆弱的生态系统中，帝国的触角可能给某个地区造成了可怕的伤害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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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指法国大革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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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处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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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处指滑铁卢战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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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码≈0.91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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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查理二世的廷臣、经济学家塞缪尔·福特雷（Samuel Fortrey）1663年写道，“不应该在海外建立种植园……除非是在那些可能为我们国家增加财富和贸易的国度……”看起来这条意见再明显不过了，毕竟光是建立殖民地就很费钱，管理费用相当昂贵，保卫殖民地的花费更是个无底洞。如果这个殖民地不能使英国贸易增加，那么把它纳入帝国版图又有什么用呢？无利可图的帝国本身就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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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个常识性的观点只是论战的开始。从始（约1600年）至终（约1970年），在英国海外帝国的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人对于这个观点到底有多少价值一直没有定论。但是大家都认同繁荣和实力紧密相关：贸易能创造财富，有财富就有实力，实力能充当守护神，也应该能促进贸易的发展。大家只在这一点上能达成共识，除此之外各方观点迥异。最基本的问题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殖民地是否具有任何特别的价值。正如亚当·斯密提出的，附近的市场货物运输和信贷流通速度都更为快捷，也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舍近求远地一味鼓励“殖民地贸易”真的值得吗？拥有这些殖民地是“增加”了英国的商业活动还是仅仅将其转向了另一个特定的方向？限制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将其局限于生产特定的产品并仅销往英国（斯密那个年代的规定）是明智之举吗？没有这条限制的话，殖民地可能更加繁荣昌盛（这是个合理的假定），自由和富饶带来的结果就是它能从英国购买更多商品。如果控制殖民地贸易最多是施加反作用，那么英国的帝国势力何苦顶着风险、承担着巨额成本维持这种状态呢？这个问题在1776年，也就是《国富论》出版的那年，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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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不见得所有贸易都是好的贸易（至少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为）。一些17世纪的观察者（其中包括詹姆斯一世）对吸烟（弗吉尼亚的经济就是依靠烟草出口）的道德影响有着深深的质疑。吸烟会动摇社会规范、鼓励放荡举止（的确，烟斗一度意味着我们所说的“红灯区”）。在18世纪，人们曾经担忧从印度进口的奢侈织品会降低英国人的品位、引诱英国人沉溺于所谓的“东方式的”纵欲。中国陶瓷和丝绸涌入英国又引起了人们的恐惧，英国人害怕过度消费会导致贪婪，进而腐蚀社会凝聚力。到了18世纪晚期，英国参与西非奴隶贸易激起了人民的愤怒。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作为帝国的掠夺手段遭到了人们的猛烈攻击。英国的海外商业行为，尤其是在帝国或准帝国环境中的商业行为从19世纪开始处于严苛的监督之下，因为在这些环境中往往伴随着压制和暴力。英国人在中国销售鸦片、在非洲贩卖枪支、在世界各地出售廉价酒，以极不可思议的低价购买土地或矿产权（就像塞西尔·罗兹的英国南非公司在今天的津巴布韦的行为一样），强迫当地人服劳役修铁路或道路。有些人相信如果发展商业的目的是为了带来和平与文明，那么就应该用和平与文明的方法开展商业，英帝国在海外的所作所为无疑使得这些人以及人道主义者们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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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有关贸易的论战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忧虑：英国所受的影响。有些地方的贸易活动需要国家行为来保障，例如维护帝国统治、吞并新土地、给予优惠和津贴，或者使用武力打开市场，这必然会出现一个疑问：谁获利最多？是不是像亚当·斯密所称的那样，强制殖民地把产品卖给英国的规定是重商主义利益集团积极促成的，他们才是唯一的受益者？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缔造帝国的基础——重商制度仅仅是少数人致富的工具，牺牲的却是大多数人的利益。19世纪中期，伟大的自由贸易主义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公然抨击英国在印度的扩张是一个阴谋，是在以世界和平为代价给纯属冗余的贵族谋取财富，而世界和平才是英国富强的真正保证。19世纪末期也出现了类似的舆论。激进分子J·A·霍布森把英国的“热带”帝国（英属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看作金融家的阴谋。伦敦政府受（腐败的）新闻舆论威吓并受信息不足的人民被媒体鼓动产生的“沙文主义”情绪影响，将无数纳税人的钱用于兼并新地区，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利益集团获利。在霍布森这里，帝国经济状况再次被描述为一场骗局：少数人赚了钱，而多数人被爱国主义情绪冲昏了头，既没有盼到社会变革，也享受不到和平的自由贸易所能带来的真正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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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批判是否中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反映了社会广大民众（不仅仅是激进派）的质疑。人们怀疑帝国与贸易并不是天然的伙伴，用政治力量达到商业目标永远是有关系的圈内人的杰作。这显然进一步引发了另一个顾虑：帝国的所得会使得特权阶层进一步获得或巩固权力，改变原本的社会、政治平衡，并根据特权阶层的意愿重塑道德和意识形态风气。18世纪晚期，英军对纳波布的攻击是因为人们害怕那些带着不义之财和东方式道德（也即非基督教的）标准的从印度回国的有钱人会购买地产，并跻身于贵族阶层成为新兴统治阶级。所谓的“西印度群岛人”，即依靠糖和奴隶贸易大发横财的在国外居住的种植园主和商人也引起了类似的仇恨。J·A·霍布森（以及其他激进派作家）的论战利用了当时公众对于世界性的财阀阶层在幕后操纵一切的恐惧。约翰内斯堡令人咂舌的金矿（以及通过投机黄金股所获得的利润）就是看得到的证明。人们很容易觉得南非的矿主（塞西尔·罗兹是他们的领袖）连同他们在伦敦金融城的朋友是攻打布尔人的背后推手，正是他们将英国拉入了昂贵的、令人不齿的、持久的战争。接下来必然是辩称保护主义、征兵、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以及军国主义紧随其后，而民主改革会就此终结。一方面有激进的反帝国主义者，另一方面也有人坚称死板地坚持自由贸易（1850~1931年英国的主导原则）将置英国于危险的境地，无法应对全球经济不可预见的变化。的确，有关帝国与贸易的辩论久已有之，早在亚当·斯密之前以及他去世很久之后一直持续不断。这场论战之所以热度不减是因为民众意识到了社会各界的经济安全与海外商业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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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英国商人和贸易者来说，他们最关注的是如何具体、实际地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和所有生意人一样，他们首先要做的是找到（并维持住）他们的市场。这不仅仅意味着要击败竞争对手。打入市场是商人的第一个任务，往往也是最难的任务。在约1830年之前的重商主义时代，商人面对的是直接的贸易禁令，除了英国本土，他们无法与其他海外帝国进行货品买卖。和英国一样，西班牙也尽可能地在它的美洲帝国施行闭关政策——英国商人对此愤恨不已。葡萄牙在半岛战争中需要依赖英国人对抗法国，因而不得不向英国出口商打开殖民地贸易市场。在世界的其他地区，虽然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是全都有类似的禁令。日本直到19世纪50年代晚期才向英国开放。除了极少数几个荷兰人之外，没有几个欧洲人胆敢冒险挑战隔离原则，因为有这个胆子的都没了命。直到19世纪40年代，与中国通商的唯一合法途径仍是通商口岸。在广东商业制度的约束下，官商（也就是商行）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进行交易，每当贸易季结束，所有外国商人都被要求离开广州（他们通常撤离到附近的葡属殖民地——澳门）。直接跟中国顾客做买卖或者出售“未经批准的”商品是被严令禁止的。因此英国商人沿着中国海岸巡游将鸦片出售给中国人的行为是对中国贸易规定的双重挑战，也是战争的起因。就算是在没有这些官僚规定的地区，英国商人也很可能非常不受欢迎。这些地区的中间人已经习惯了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提成，在他们眼里，英国商人的存在显然是个威胁。非洲商人在尼日尔三角洲诸如邦尼、卡拉巴尔这样的港城用战舟舰队（有的船上配有大炮）阻止外国人向上游航行直接进行奴隶和（后来的）棕榈油交易。1832年他们杀害了探险家理查德·兰德（Richard Lander），他是伟大的伯肯黑德企业家麦格雷戈·莱尔德（Macgregor Laird）的搭档，大体上维持了他们的控制直到19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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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人为造成的阻碍，商人们还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其他困难，尤其是自然造成的困难。在蒸汽动力运用于航海（在1830年之后的西方世界和1860年之后苏伊士以东）和陆地交通（时间差大致如前）之前，商人们基本上受制于风力和水力，风向和洋流决定他们能去哪儿、何时去哪儿以及拉什么货能赚钱。进入河道网的容易程度是另外一个关键因素：例如著名的刚果盆地与大洋的连接处有瀑布和湍流阻隔，从马塔迪到斯坦利湖（今金沙萨）之间的200多英里路需要乘牛车艰苦跋涉，到达斯坦利湖后又可以乘船航行，这是1890年7月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行程路线。在当时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全天候道路的条件下，除了能够自己走着去市场的商品——例如奴隶或澳大利亚绵羊，陆地运输极其昂贵，只有运载奢侈商品才可以承担长距离路程的运输费用。但是即使商人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市场，也没人能确保他的货品能顺利地销售。精明的商人会细心地关注顾客的需求和品味。比如，如果主营业务是布料，就必须了解当地社会和宗教信仰能接受的花纹和（尤其是）颜色以及哪些布料种类适合当地的气候和潮流。“每个部落，”在东非探险的约瑟夫·汤姆森（Joseph Thomson）有些气恼地记录着，“都必须要自己专用的棉布类型，要有专用的色彩、尺码和珠子间的着色，不照着办还不行。”通常这都是些小规模市场，但是顾客的喜好差别却很大，不同的文化传统塑造了顾客的不同品味，这迫使商人们要巨细靡遗地去了解顾客，对他们来说，这与现代世界贸易中的大容量、大市场营销方法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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