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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18世纪的大西洋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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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西印度群岛看似比任何地方都更有说服力，它证明了商业上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依赖于帝国的建立——统治的建立。蔗糖种植园创造了惊人的利润，但是它也需要稳定持续的信贷和资本来维持榨汁磨坊、机器设备的正常运转、支付购买奴隶的费用，才能周而复始地支付它的运营成本。这意味着种植园主与他们在伦敦的代理人[如退隐泰晤士谷福利宫的前种植园主威廉·弗里曼（William Freeman）]之间以及富有的不在地种植园主与产地驻守的人员之间保持紧密定期的联系，其中有些人本身就是大种植园园主，如西蒙·泰勒（Simon Taylor）。保持联系的意义在于能够在需要时求助于英国法律体系，毕竟种植园主的成功和信贷问题经常导致产权纠纷。或许最重要的是，蔗糖种植园要保持生意兴隆就必须要安全稳定，只有祖国（英国）能提供这样的保障。随着群岛上白种人与奴隶之间的人口差距不断增大（尤其在牙买加），帝国卫戍部队和国内援军才能保证时有发生的奴隶骚动不会失控。1791年后海地的革命势力推翻了殖民地统治并引发了英属群岛起义浪潮，这对帝国是个深刻的教训：防卫一刻也不可放松，否则局势将不可掌控。1776年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们拒绝加入北美大陆奴隶殖民地的起义运动（北美殖民地的白种人人口远多于奴隶人口），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当然也不仅仅是镇压奴隶的问题。自从英国人最早建立殖民地到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稳固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英属群岛一直遭受其他跟英国一样实行贸易隔离原则的竞争大国不时的破坏、争夺。1756~1763年七年战争期间，法属马提尼克岛基地的巡洋舰在西印度群岛海域俘获了约1 400名英国商人。1778年英属多米尼加被一支法国远征军占领。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和强大的力量保护宝贵的海外资产，英属大西洋经济体利润丰厚的贸易早已损失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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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80年代之前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谁会质疑在当时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要繁荣就要掌控大局。正是那些建立了海外帝国并合理利用了帝国体制的地区才真正达到了繁荣。忽视对殖民地经济的监管，以及更糟糕的，任由殖民地被其他国家势力抢占，是愚蠢的叛国行为。这个观点并不像后来的自由贸易者们理解的那么简单，自由贸易者狂热地搬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反驳，却往往对斯密的学说一知半解。其观点的基础仅仅是残酷的现实：前工业世界的机会有限，人们靠天吃饭。天气决定收成，进而控制着工资、生活水平以及增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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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种说法，17世纪50年代~18世纪70年代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处于一套条理分明的重商主义理论支配之下，但是史学家早就推翻了这种说法。成千上万的史学家就商业、进步和财富问题发表了论文、演说、记载、传单和对话，他们的作品给予公众不同的指导，突出不同的优先项，（多半是在）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招纳追随者。但是在不同派别的唇枪舌剑之间，我们能看到困扰了英国人很长时间的几个强大假设，其中首要的就是公众对全球经济的消极情绪。当然，当时人们完全了解从哥伦布时代和瓦斯科·达·伽马时代开始欧洲贸易活动的对外扩张。英国商人们无比羡慕、甚至可以说愤恨西班牙美洲帝国的崛起和荷兰人在亚洲的贸易。当他们意识到英国自己的大西洋殖民地也有商业机会时，他们做出了充满激情的反应。从17世纪中期开始，英国与黎凡特和印度的贸易越来越举足轻重；18世纪中期之后，对太平洋的探索和逐渐打开的中国市场展现了一条通往新贸易世界的金光大道。但是总体上说，当时的人并不知道贸易“总”量（更不用说产量）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能力无限增长。相反，他们以为消费者需求增加的空间有限，很快就会达到饱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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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误解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蒸汽动力被用于陆地交通、纺织和生产金属制品之前，在绝大多数制造领域，生产率的增长非常有限。制造更多的产品就意味着要雇用更多工匠，如果工匠的工资不变或者甚至随市场需要上升，那么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价格就不太可能下跌。在那个时代，最关键的是顾客能掏出多少钱。如果顾客要买更多的东西，他们的实际工资或购买力必须增加。而在此之前，他们的生存费用，尤其是购买食物的成本，将必须下降，这样人们才有可能购买别的商品。但是购买食物的成本可能下降吗？现代的农业化学制品革命和各种新兴技术大幅提高了粮食作物的产量，此外，家禽饲养也在同步增加。18世纪中期，尽管人们广泛使用改良的耕种和饲养方法（英格兰的农民也确实提高了生产率），但在当时指望食物供应能赶得上人口增长简直是不切实际的——这是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基本论点。相反，看起来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人口的增长远超粮食的增长，因为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人们甚至不得不在边际土地（指贫瘠的、无利润可图的土地）上耕种粮食了。还有个最不可控因素——天气，天气决定一年收成的丰歉。因此经历过17世纪“小冰期”的人们有消极看法也不足为奇。虽然在英国发生的饥荒越来越少，但它就像盘踞在欧洲大陆之上的幽灵，让人不敢掉以轻心。指望依靠从欧洲农场进口便宜的粮食——尤其是在战火纷飞的那个世纪里（1700~1800年间英国跟一个或多个邻居打了41年），真是荒唐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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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的主要思想就是：可供进行贸易活动的总产量不可能增长太多，而且市场的总规模（无论是全球市场还是英国市场）也被环境限制因素所束缚。尽管亚当·斯密坚称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商业自由会带来生产率增长、刺激贸易发展，但连他也承认迟早有一天（他希望这一天能迟一点到来）每个国家“所获的财富，将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因而没有再进一步的可能”，他乐观地加上了一句：“也许没有哪个国家的财富曾经达到这种程度。”如果贸易总量或多或少有个定数（不把从新开放国家获得的横财计算在内），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所得正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这样一来尽可能地把资源掌握在己方商人和船主手中、在缺乏商业动机的地方用规定下死命令很有意义。确实，如果没有有力的强制保障，即使是暂时的小挫折也可能变为长期的、致命的失败。另外有两个异常强大的假定支持着这种受围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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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假定着重强调贸易失衡的危险。部分原因是当时人们认为贸易逆差意味着国内就业岗位会减少，继而造成人民贫穷、社会动荡。为了填补贸易逆差必然出现黄金外流。东印度公司为了从印度（英国的毛织品在印度销路很差）进口奢侈织品而出口白银的做法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相反，如果贸易能够达到平衡，则能给国家带来黄金。后来的作者们把这种黄金至上的观点斥为“金银通货主义者的谬论”。但是当时社会所担心的是，黄金外流会导致流通的货币减少。如果货币减少，它的实际价值就会上升，工资会缩水，就业率会降低，国内贸易会逐渐衰退。这些担忧在殖民地更为突出。危机或战争会加剧黄金短缺问题。在人们甚至无法想象“军工生产”工业化的年代里，政府需要现金以购买国外装备、聘请雇佣军以及拉拢盟友。因此能够带来黄金收入的贸易是宝贵的：与葡萄牙签订贸易条约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赚取葡属巴西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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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假定不仅与贸易有关，也关系航海业。因为商船舰队既可以作为辅助部队对抗敌军入侵，又是（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海员的摇篮”——经验丰富的水手在战时可以被强征入伍，故而自从中世纪以来，每届英格兰和英国政府都强调保持一支大型商船舰队的重要性。这些理由是伦敦政府禁止纽芬兰发展为定居殖民地的部分原因，政府规定鳕鱼渔场（高达1/3的英国航海业为渔场工作）必须在深海区，不得发展到海岸。一份官方报告宣布：“在纽芬兰的……女王陛下的子民，绝不允许建立殖民地，也不能……占有……纽芬兰的任何地产。”这条规定背后的理由是自1660年《航海条例》颁布开始，所有从英国属地运往英国的货物都必须用由英国船员驾驶的英国船只运输。最具有商业头脑的大臣之一利物浦（Liverpool）勋爵告诫道：“记住，的发展航海是我国的要务。在几个世纪里我国一直致力于发展海上力量，哪怕是以贸易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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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殖民地无比重要，但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其产出品与英国类似的那些殖民地（如新英格兰）的价值并不突出，它们只是凸显了那些最重要殖民地的价值。既能够出产如烟草、蔗糖、咖啡、靛青、大米等在欧洲供不应求的热带产品，又能够消耗那些在欧洲不好出售的产品，这才算得上是最有价值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不被允许生产自己的产品，或把产品直接卖给外国卖家，或购买外国产品、使用外国船只。如果能够严格执行这些规定，殖民地就相当于英国国土的延伸，（就如牙买加议会所说）大大提高了英国的生产能力，是促进贸易均衡的宝贵工具。可是如果没有贸易控制这个手段——帝国的真正意义所在，诸如牙买加、巴巴多斯或弗吉尼亚等殖民地不仅能给英国的船运和贸易带来增益，也很可能会把好处送给英国的死敌法国和荷兰。虽然1783年北美洲13个殖民地分离出去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但并没能像大家预言的那样阻止英美贸易的极速扩张，直到1815年和平稳定到来之前对更自由的贸易的诉求都没有取得多少政治方面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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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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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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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亚当·斯密抨击为“重商制度”的其实是几十年来生产者和商人获得的各种保护和特权的复合体，通过将其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这套制度确立了自身的正当性。到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商主义已经逐渐瓦解。西印度群岛蔗糖产业的巨大利润一方面由于种植园主采取奴隶制而饱受道德方面的指责，另一方面则面临帝国其他地区种植园主们的严峻挑战，这些地区的成本比西印度地区要低得多，同时还使用“自由”劳工（这是个相对而言的说法）。英国的奴隶贸易已经终止—1807年正式被法律禁止，从1834年开始奴隶制本身也被废除。旧商业格局的第三个支柱是掌握了与印度及中国贸易垄断权的东印度公司，但是它恣意妄为地滥用特权，再加上被拿破仑“大陆封锁体系”赶出欧洲的商人们众怒难平，1813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撤销。20年后，公司又失去了它最赚钱的垄断权——从广东进口茶叶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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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商人起义促成了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1793~1815年的世界性战争摧毁了作为英国主要竞争对手的几个帝国，打开了许多原本封闭的殖民地市场。1815年之后，英国商人的贸易范围和自由度前所未有地宽广。反对帝国贸易（即从殖民地进口商品至英国）保护政策和抗议致使物价居高不下的高关税的呼声越来越高。殖民地贸易的特殊待遇和有关航运及海员的严格规定维系着英国的安全和繁荣这种说法在1815年之后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在战后萧条时期还有个更大的危机威胁着英国的稳定，那就是食物的价格。粮食的高价造成了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减少了消费，继而降低了就业率，大批工人下岗，使得“贫困救济”系统更加捉襟见肘。政府的领袖人物很大程度上认可了自由贸易的逻辑，却遭到保护主义拥护者的阻挠。自由贸易者们大力抨击所谓的《谷物法》（该法律规定粮食价格不到高位不得进口小麦）是土地贵族（即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滥用权力的结果，因为高粮价最大的受益者正是这些贵族。更糟糕的是，限制廉价食品进口被视为对快速增长的制造业上的双重征税：食品价格不降低，制造商们就无法降低工人们的工资、减少成本，而且也会赶跑那些意图用谷物交换英国商品的潜在顾客。这个观点的最负盛名的倡导者是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者。李嘉图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从生产成本最低的生产商那里购买你所需要的商品，将劳动力和资本资源用以集中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商品。这样才能将贸易和“效用”（从商品中获得满足和福利）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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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英国的重商主义赖以立足的旧规则和信念被一系列地缘政治结构变动——各重商主义帝国的解体和工业化逐渐推翻。不过还是发生了一场浩大的政治危机才给自由贸易扫清了道路。工业生产方式——尤其是将蒸汽动力运用于纺纱和织布，或许让英国的制造商们节省了大笔成本，但在19世纪三四十年那种萧条的环境中，它似乎很可能让市场饱和，进而让制造商们破产。所以降低成本和寻找新买家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来得紧急。甚至连1841~1846年任首相的保守党人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也承认的确需要使农业和工业的利益“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尽管在1841年竞选时，他还是《谷物法》的支持者。直到1845年爱尔兰大饥荒爆发才推翻了保守势力，粉碎了保护主义的靠山，废除了《谷物法》，也为19世纪50年代几乎完全废除贸易限制埋下了伏笔。幸运的是这次大饥荒与世界贸易大扩张同时发生，验证了绝大多数英国人的观点：自由贸易是英国繁荣昌盛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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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商主义转变为自由贸易是不是使得帝国成了多余？在西方世界，答案可能是“差不多，但也不完全是”。19世纪中期，英属西印度群岛从商业意义上来说已经成了一潭死水，它已经落在了巴西、古巴和爪哇这些低成本蔗糖生产地之后。美国成了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19世纪英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价值已经超过了与亚洲贸易的总额）。兰开夏郡的纺织厂用美国南部奴隶们生产的原棉制造棉布——截至1914年都是英国出口数量最大、价值最高的商品。美国人购买英国的纺织品和金属制品，但是他们顶住了开展自由贸易的压力。事实上对英国来说，老东北区（指费城与波士顿之间的商业和制造区，纽约居于中心）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与伦敦和利物浦关系紧密。毫无疑问，利物浦靠与美国贸易为生。占据了棉产品贸易75%份额的也即最大公司是美国的布朗兄弟公司，由一个叫亚历山大·布朗（Alexander Brown）的北爱尔兰移民建立。到了1810年，布朗兄弟公司设立了利物浦分部，由布朗的英国亲戚打理，负责管理棉产品的运输并出售赚得的汇票。1863年，公司的金融业务已经发展壮大到足以在伦敦金融城开设“布朗–希普利商业银行”——最大的美国贸易金融业务银行之一，也是巴林银行的劲敌。巴林银行的许多业务也来自大西洋彼岸：1803年拿破仑决定出售法属北美西部大片内陆时，正是巴林银行为杰斐逊融资购买路易斯安那；1846年当英美两国为“俄勒冈乡村地区”的所有权争执不下时，阿什伯顿（Ashburton）勋爵——也是巴林银行的人，被派去平息矛盾。在商人看来，帝国在北美的残留势力引起的嫌隙、美国人对英国发起的废奴运动的痛恨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的竞争关系（讽刺的是，美国人还怀疑英国对古巴有图谋）都说明了帝国是商业发展的阻碍而不是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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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的情况稍有不同。随着巴西和前西属美洲殖民地的放开，英国商人得以蜂拥而入。可是无论是组织返程贸易还是消除当地政治家和商人的疑虑都需要时间，当英国于19世纪40年代晚期使用海上力量向阿根廷政府施加压力时，英国商人们集体陈情请求英国停止施压，因为压力起到了破坏性的负面作用。到头来是因为当地的地方势力出于自身利益而不是由于英国的坚持说服了南美各国政府放开贸易：一方面是因为有势力的地主急于找市场，另一方面，关税收入也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只要是有地方特产且这种特产能被运回欧洲的地区，英国商人就会全力深入。安东尼·吉布斯公司在秘鲁稳稳地抓住了向英国运送作为肥料的海鸟粪的特许权；在巴西（彼时仍是奴隶国家），英国商人进军巴伊亚和伯南布哥的蔗糖贸易；当19世纪六七十年代咖啡贸易蓬勃发展的时候，大部分咖啡贸易是由本部设在里约热内卢的约翰斯顿斯公司掌控，而英资圣保罗铁路打通了海岸到咖啡产区的道路；在阿根廷和乌拉圭，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的英国商号控制了大多数皮革和咸肉贸易。当19世纪七八十年代（紧跟着冻肉和谷物贸易）地区经济腾飞时，英国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当地提供贸易增长所需的银行、保险公司和铁路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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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主要武器——英国的海上力量，也不是完全派不上用场，在它的帮助下，英国确保了欧洲各国复兴西班牙帝国的图谋胎死腹中。然而总的来说南美国家具备法律制度（得自殖民历史）和政治意愿来促进市场资本主义和支持开放经济。英国商人之所以能占据特殊地位是因为当地经济缺乏信贷资金和商业情报，即对成功与否至关重要的有关价格、市场和信用评级的信息匮乏。英国商人既有海外资金的渠道又有信息网络，实力显然更胜当地竞争者，也更有能力安全应对商品贸易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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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三个例子是加拿大，在这里，帝国的重要性要大得多。作为英属美洲帝国仅存的部分，英属北美洲依赖于与帝国的关系。创建了独立的北部经济的商人们（绝大多数在苏格兰出生或者是苏格兰人的后裔）需要英国的帮助才能逃脱被南方富裕邻居商业兼并（或者干脆征服）的命运。英国开始自由贸易之前，他们的木材和谷物在英国市场享受着帝国特惠制。伦敦政府由于担心美国人的进攻而打算加强卫戍部队（19世纪60年代晚期前英国没有放松过警惕），所以乐意投资于区际铁路。1867~1873年确定了联邦制之后，在区际铁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干线铁路帮助加拿大成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实体。当地的中心城市——蒙特利尔的商人们希望将生意发展到内地，而伦敦政府手里掌握了关键区域：五大湖西北方广袤的、（基本上）空旷的土地。直到1869年，这里一直是哈得孙湾公司的领地。英国君主早在1660年就给哈得孙湾公司颁发了特许状，尽管有来自美国的压力，但是历任英国政府都保护了它的所有权。正是这片巨幅土地的低价出售再加上英国殖民地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加入，1867年之后加拿大才成为真正意义上横贯大陆的自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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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创造了集中在其经济中心蒙特利尔圣詹姆斯街（今天的圣雅克街）的商业和金融圈。蒙特利尔银行依靠其在伦敦的关系网络吸纳信贷和资本，再将钱借贷给客户。它与哈得孙湾公司（该公司仍保留了在北美的商业团体和部分地产）的加拿大合伙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关系，其中包括前皮革贸易商唐纳德·史密斯（Donald Smith），即后来的加拿大首富斯特拉思科纳（Strathcona）勋爵。截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加拿大银行最大的合作伙伴是总部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加太铁路竣工于1885年，这条铁路大动脉将加拿大东西海岸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加拿大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主要由英国投资者提供经费修建而成。太平洋铁路公司使加拿大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变成蒙特利尔的殖民地，也靠着它才得以确保加拿大的经济能够独立于美国而存在。它的利润主要来自于有效垄断横贯大陆的交通以及（尤其是）平原地区出产的出口英国的小麦。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经理们梦想加太铁路能成为英国与东亚之间的必经之路，他们完全明白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命运取决于加拿大在帝国中的地位、加拿大对英国君主的忠诚度（对抗美国共和主义）以及流向加拿大的英国移民和资金。所以在战争期间，蒙特利尔的商业精英强调自己的英国特性并对加拿大的支柱——“与英国的关系”保持绝对的忠诚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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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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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欧洲的游客而言，没有哪个地方的吸引力能比得上新加坡的城镇和岛屿……虽然政府官员、卫戍部队和大商贾都是英国人，但是占人口比重最多的却是中国人。有些中国人是富商、内地的农业家，不过绝大多数是技工和劳工。本土的马来人通常是渔民或船夫，警察也主要由他们担任。有许多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在这里当文员，要不就是中小商人。来自西印度的大批克林人大多是伊斯兰教教徒，他们以及许多阿拉伯人多做些小买卖或者开商店。所有的马夫和洗衣工都是孟加拉人，还有一批人数极少但是声誉极高的帕西商人。除此之外，有一些爪哇水手和本地仆佣以及来自西里伯斯岛、巴厘岛和其他岛屿的贸易商。战舰、许多欧洲国家的贸易商船、成千上万的马来快速帆船、中国平底帆船……小渔船和小客船挤满了港口；城市里满是漂亮的公共建筑和教堂、清真寺、印度教寺庙、中国式寺院、美观的欧式房屋、巨大的仓库以及让人眼花缭乱的老式克林和中国式集市，郊区布满了中国式和马来式小村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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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活脱脱就是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小说中描述的世界。这里的商业生活与苏伊士地峡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差不多，截然不同于大西洋经济体。对于欧洲而言，东方的经济体遥不可及：从欧洲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需要花费的时间是去往巴巴多斯旅程的三倍。往来于欧洲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由季风控制：3~10月季风将船只从好望角吹往北方，其他时间则将船只吹往南方。在开辟苏伊士运河之前，可以途经埃及和红海或者沿幼发拉底河往下航行至巴士拉和波斯湾运送邮件甚至一些乘客（通常是逃往他乡躲避瘟疫的人）。但是到了苏伊士以东，横跨大西洋的航运在速度、规律性、便捷性和廉价性上都没有保证。这边没有奴隶经济，无法量产出口至大西洋彼岸的大批主要作物——棉花、蔗糖和咖啡，也没有大型移民社会。（19世纪60年代约有100万名白种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生产羊毛和黄金，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经济更适合被当作大西洋经济体的独立部分看待。尽管他们的贸易和交流没有完全将亚洲排除在外，但是他们的确越来越专注于与英国的直接交易。）亚洲、阿拉伯和非洲商人掌握了海岸和内地贸易，而且他们的平底帆船、快速帆船和独桅帆船运送货物的价格只是欧洲船只的1/10，所以无论在何地，欧洲人都免不了要与他们进行激烈的竞争。在这个世界里商人们需要更多的贸易技巧。五花八门的度量单位（例如印度的ruttees、mashas、拖拉、西尔和莫恩德——孟加拉的莫恩德是孟买的近4倍，中国的斤、担和两）、货币和交易方式（例如中国的银条是按鞋型的“银锭”出售）折射出一个古老复杂、与重商主义关系盘根错节的贸易世界，也反映出大范围的专业化生产程度。这与大西洋商业的简单明了相去甚远。和其他外来者一样，英国人也不得不入乡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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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所以能适应这样的经济环境主要是因为印度。最早英国人是作为印度统治者——德里的莫卧儿王朝的特许经营者在印度做生意。他们的竞争对手包括葡萄牙、荷兰、法国以及亚洲的商人。如果不是有对英贸易的垄断权，商业风险和运营费用早就让东印度公司破产好几次了。但是到了18世纪中期，随着公司贸易范围不断扩张（部分原因是因为英国繁荣了），公司不声不响地在印度海上站稳了脚跟并拥有了一只小型私人军队，与此同时公司的贸易伙伴——当地的统治者们越来越依赖于海外贸易带来的利润，英国东印度公司因而成了所有欧洲国家东印度公司中最强大的。当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地位被那位靠不住的统治者攻击时，公司在当地驻扎的人手开始着手把公司转型为具有军事和行政管理职能的势力，首先是在孟加拉（从1765年开始），截至1820年，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掌控之下。18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吞并阿瓦德，到达了权力的顶峰。两年后，在突如其来的印度民族起义之后，公司的统治草草收场，对印度的统治权（直到那时候在法律上还是模糊不清的）落入了英国君主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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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西战役之后的100年间印度发生的殖民转变带来了许多商业上的转变。当东印度公司从孟加拉的纳瓦布手中接管财政收入时，它分出了部分岁入购买在欧洲供不应求的印度棉纺织品，从此以后公司不再需要往印度运金银。对于公司员工来说这是棵摇钱树，高额工资、福利、公司的新权力所允许的私下交易填满了他们的钱包，有些人甚至因此成了富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被国内道德高尚的人和眼红的人大力抨击）为英国在亚洲贸易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公司的特许状一直允许英国私营商人参与港脚贸易，即亚洲内部的地方贸易。公司的新财产对港脚贸易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它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新玩家冲着新机遇涌入东方，尤其是在一连串的扩张战争中，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需创造了很多新机会。第二，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员工也在寻找投资机遇，所以他们的收入（无论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大幅推高了港脚贸易的可用资金。第三，公司用这些钱进行投资、监管款项、在投资者“退休”时安排把最后收益汇到英国，这些工作由“经营代理商行”打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之后，“经营代理商行”组织管理了绝大部分英国的亚洲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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