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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代理商行是什么事都做的全能机构，它们是英国在信贷、远程合作和商业情报上所具备优势的典范。它们提供现金或信贷、充当旅游中介、监管种植园和其他英资商业投资、安排产品的买卖和欧洲“必需品”的进口、提供保险、拥有或租用船只、接受储蓄者的存款——收益率往往高得难以想象。但经营代理行并不是没有风险：在1829~1834年的那场危机中，几乎所有代理行都因为过度投机而倒闭。但是1861年，光在加尔各答就有约70家代理行。它们是英国商业扩张的先锋部队，并在所有可能控制当地贸易的地方建立了分支：缅甸、马来亚、新加坡、波斯湾和东非。例如在缅甸，仰光的经营代理行把控了高利润木材的出口贸易：它们被称为“柚木经办商”；在新加坡，它们买入胡椒、香料、樟脑（用于制作樟脑丸）、蜂蜡、咖啡、黑檀木、玳瑁、沙金和檀香木。分支机构的职员都是年轻的英国人，他们不愿意结婚，住在单身宿舍，无聊了就去找情妇、喝酒或者屠宰动物找乐。但是经营代理行也需要依赖大量的当地中间人，通常是阿拉伯、亚美尼亚、印度（多是帕西人）或中国的商人和投资者。只有这些当地人才能获得顾客需求的第一手资料，并应付一长串的掮客。复杂的各国度量衡对当地人来说不是问题，他们了解当地的货币，能够筹集当地信贷并给国外银行无法触及的生产商提供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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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东方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取决于印度这个不可或缺的地区。英国与印度之间稳定的资金流（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印度政府支付给在英国本土投资者和领退休年金者的部分）为这个庞大的商业网络提供了稳定的保障。印度的海军和陆军，或者说英国人在这里招募的人力和资源，是英国政治和经济扩张的利器。正是孟买海军（后来的印度海军）把波斯湾变成了英国的“湖泊”，守卫着从巴士拉到卡拉奇和孟买的航线。孟买成了大多数伊朗对外贸易的商业中心。英国在东非的影响实际上是“英属印度”的影响：肯尼亚和乌干达早期殖民时代使用的货币都是卢比。公司（在伦敦政府的许可下）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攻打东印度群岛的荷兰人，尽管公司主管起初认为占领新加坡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会引起纷争（今印度尼西亚于1815年被交还给荷兰人）——胜利的果实就是新加坡和马来亚。最重要的是，还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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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8世纪起一直与中国开展贸易，它购买深受西方国家喜爱的丝绸和陶瓷。但是中国人对英国的商品并不十分感兴趣，英国人只能用美洲的白银支付中国商品（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巨大），中英贸易因而受阻。乍看之下，1760年后英国人对茶叶需求的急速增长使得中英贸易障碍更为加剧，然而事实上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扮演的新角色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公司可以用印度的财政收入购买印度商品，例如原棉和靛青，而中国人也会购买这些印度产品。接下来公司又发现了印度西部和东部都出产鸦片，鸦片销售很快就变为政府垄断，占财政收入的近1/5。英商在广东的贸易活动处于中国政府的严密监管之下，公司当然不敢在中国当局的眼皮底下出售鸦片，但是它可以把鸦片卖给在印度的港脚贸易商，再由他们把鸦片运往中国销售。一项重大的商业经营活动就这样被付诸行动。公司员工希望把在印度的收入寄回英国，于是与代理人们一起进驻加尔各答或孟买。这些资金继而被用于购买鸦片出口至中国换取茶叶（或者茶叶购买权），然后把茶叶出售给公司换得汇票，再去伦敦的公司总部把汇票兑换成英镑。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资金由印度流回了英国（有时用于在伦敦兑现的汇票是从前来购买茶叶的美洲商人那里买到的），对华贸易就此展开。后来公司丧失了中国贸易垄断权，自由贸易者接手贸易，鸦片贸易也导致了战争。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中获胜，迫使中国政府开放了海岸，把鸦片市场进一步扩大，并允许英国商人在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通商口岸定居。于是，在通商口岸兴起了一个小型的外国商业社会——配有仓库的大型码头、航运代理商、银行、电报局、海关、俱乐部、单身宿舍和带阳台的住宅楼，应有尽有。约10 000名中国买办在管理与通商口岸之间的内地贸易，而能够提供短期“拆款”的中国钱庄对于通商口岸经济来说同外国银行一样重要。但是最早的胜利是由从印度派遣的军队和船只取得的，在1850~1911年中国动荡的年代里，通商口岸数量稀少的英国人也是去印度（以及香港的海军驻华分队基地）寻求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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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以及它的英国统治者们对东方经济的影响在威廉·麦金农（William Mackinnon）的职业生涯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麦金农是个苏格兰人，出生于克莱德湾入海口的坎培尔敦。早年麦金农在格拉斯哥寻找发财的机会，他迈向成功的关键一步却是1846年作为一家公司（他哥哥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的代表去了加尔各答。只过了一两年他就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后来发展为麦金农——麦肯基公司的合作企业。1852年麦金农在格拉斯哥创建了自己的公司，管理棉纺织品出口业务。在与麦金农利物浦公司（他哥哥的公司）霍尔的合作下，他成了船运商，也有了自己的船只。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随着1852~1853年缅甸战争打开了仰光港和伊洛瓦底江贸易，麦金农创建了加尔各答及缅甸航运公司，为后来一系列重大事件埋下了种子。几年以后，另一家新成立的航运公司竞标印度东海岸的邮政合同。邮政合同以及它所附带的政府津贴是航运成功的关键所在：正是邮政把海上商业与帝国联系在一起。当麦金农1862年1月与巴特尔·弗里尔（Bartle Frere）爵士会面，他的成功便指日可待了。弗里尔即将当上孟买的总督，是印度最有权势的官员之一，他决心在波斯湾加强孟买（和印度）的影响力、促进卡拉奇的贸易，在他看来，麦金农的轮船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理想工具。于是在费里尔的支持下，麦金农赢得了到波斯湾的邮政合同。揣着这笔经费（每年5.5万英镑政府津贴，总额超过100万英镑），麦金农把手头上杂七杂八的轮船与合同合并成立了一个新公司，新公司的名字很有派头——“英印轮船公司”。这家公司成了印度政府的官方承运商（负责运输军队和邮件）。到了19世纪70年代，加尔各答每5艘船里就有一艘属于英印轮船公司。麦金农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里一直致力于寻找拓展这个海上帝国的方法。他尤其注重东非，因为作为一名虔诚的苏格兰人，他被利文斯通推广“基督教、通商和文明”以消灭异教信仰、奴隶制（以及伊斯兰教教徒统治）的宏伟计划所吸引。而这次投资的悲惨结局是他的不列颠东非公司的失败，或许还加速了他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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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1923年英国主要贸易路线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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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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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以印度为基地的英国人独力塑造了东方经济。在广大的南洋海域，从纳塔尔到斐济，印度外来劳工（有些是签订了契约的短期劳工）对种植园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印度商人和放债人（例如跟着英国人去了缅甸的马德拉斯印度放贷者）对利润的要求比英国同行低得多，他们对商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他们深入亚洲和非洲那些欧洲商人疏忽或者忽略的地区。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竣工通航，东西方经济的联结更加紧密了，到了19世纪70年代甚至可以称得上全球经济，交通的进步和电报交流促进了市场融合，普通食品的价格也逐渐趋同，这或许是世界正在逐渐变为单一经济体的最好指示器。而且不仅商品流动增加了，1870年之后来自欧洲的资金流量，包括长期投资和投机性质的“热钱”也迅猛上涨。此外，虽然长距离移民主要来自欧洲，但从中国和印度来的移民数量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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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英国人而言，全球经济的迅速扩张也是个预警，预示着工业和帝国两方面新的竞争对手崛起，尤其是德国。与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不同的是，这次经济全球化发生的背景是世界已经被殖民帝国瓜分完毕，而且，吞并没有“文明”政府统治的土地在这个时代里（在欧洲）被视为完全合法合理。看起来亚洲和非洲地区商业活动的增加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外来代理商和市场的依赖会使这些前现代政权的统治加速衰落，成为地缘政治中新的不稳定区域。更雪上加霜的是，一旦世界贸易出现衰退，无论多么短暂都有可能鼓动强国要求设置贸易封锁区以确保自己的出口贸易在此区域内不受其他竞争对手的影响。正是出于这些顾虑，一场挑战自由贸易、支持帝国贸易保护政策的运动开始了——用关税壁垒将大英帝国拱卫其中。这样一来，英国工业不会受到国外低成本生产商“倾销”的冲击，英国的就业率不会下降，生活水平也会提高。某位强烈支持关税改革的人曾称：英国的贫民窟正是不断深入自由贸易的产物。而且（通过降低打入帝国以外海外市场的压力）此举能减小英国与其他竞争者——如德国、俄国和法国之间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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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1914年之前，英国选民极力反对关税改革。其中一大原因是不管关税改革派怎么争辩都不能否认全球化经济给英国财富创造了巨大增益的事实。世界贸易的增长，尤其是大宗商品交易（英国的粮食进口量在1870~1912年之间增长了三倍），是个绝佳的机遇，创造了对长途运输系统的迫切需求，而英国人在运输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在此方面他们的专业知识堪称天下无双，他们拥有无人可比的优势：轮船和铁路。的确，正是蒸汽动力带来的交通成本的大幅降低支撑了贸易的扩张。英属电报公司——例如原曼彻斯特棉花商人约翰·彭德（John Pender）创立的东方电报公司，掌控了商业信息的供应。随着越来越多的地区参与商品经济出口自己最占市场优势的产品、购买更多的进口商品，它们对外汇银行、保险公司、运输商、船舶经纪人以及铁路、港口、船只和电报等硬件的需求与日俱增。英国人恰好在这些服务上一直遥遥领先，他们可以通过提供服务在新增贸易上收取丰厚的佣金。最重要的是，新世界经济要求调动额外的资金来修筑新铁路、开展新城市的建设（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上海）、开发供不应求的自然资源（橡胶、锡、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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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伦敦获得了在全球经济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这里的伦敦指的不是伦敦白厅，而是伦敦金融城——位于斯特兰德大街的另一端，占地约一平方英里的商业中心。[1]金融城有限的几条街道、小道、巷子里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办公室：清算银行、零售银行、商人银行、海外银行、保险公司、印度铁路公司和南美铁路公司、运输公司、船舶经纪人、著名的对华贸易公司怡和公司、普通商品（如蔗糖）和特殊商品（如人的头发）贸易商、大型帝国公司（如位于伦敦墙路的塞西尔·罗兹的英国南非公司）以及大量高级专家，如采矿工程师。金融城的两大支柱是英格兰银行和伦敦证券交易所。边上坐落着几个码头——伦敦码头、萨里码头、莱姆豪斯码头、西印度码头、东印度码头、米尔瓦尔码头和维多利亚码头。所有这一切象征着伦敦金融城作为世界贸易的中心、信贷的提供者和海外投资的来源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的商业活动。无数商品被运往伦敦，部分原因是因为英国需要为工业进口大量粮食和原料，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由贸易——商品先运到伦敦再转出口至欧洲的其他市场。专业交易者和商人云集于此，他们对商品进行检验、重新包装、拍卖和出售。但是伦敦还有许多商业交易涉及并未到达伦敦或其他英国港口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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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1929年英国海底电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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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为了在双边贸易中减少不便、降低成本、缩短延期，世界贸易中很大一部分商业交易使用了“伦敦汇票”。例如，如果A国的商人想从B国购买商品，他可能发现要做成生意并不容易，因为除非两国的进出口基本持平，否则他没办法用钱或者产品进行交易。对于B国的商人来说也有同样的问题。双方需要的是一种共同的结算代币，这种代币必须通用。伦敦汇票满足了这种需求。拿到汇票的人都确信它能在伦敦兑换成任何一种世界货币，或者用于交换他们想要购买的货物。伦敦金融城的交易规模保证了现金和货物的供给，其复杂的商业系统（有偿的）提供了保障。这套系统又依赖于存款池和被不断填充的商人银行提供的短、中、长期信贷款项以及襄助贸易的“承兑公司”。看似杂无头绪的这一套系统之上的主持者是信贷的最大掌控者英格兰银行，它的“银行利率”决定了借贷的成本，从而决定了做生意的成本。英格兰银行是伦敦金融城声誉的守卫者，最重要的是，伦敦汇票的价值基础是商人们对它的信任，英格兰银行则守护了这份信任、保证了汇票的价值。由于（到1913年为止）60%的伦敦汇票牵涉到英国以外的第三方商品交易，伦敦金融城故而对这份信任不得不厚而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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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虽然用的是纸币，但是它的货币基础却是黄金。对伦敦汇票信心的终极保障是伦敦（以及英国）对“金本位制”的坚持，这意味着需要满足三个要求。第一，英镑相对于黄金有固定的价值，在需要时可以被兑换为黄金（金币）。第二，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钞票的发行和银行黄金储备之间存在着一定比例的限制：约3英镑纸币等同于1磅黄金。如此一来，完全排除了通过印刷更多的钞票而造成货币贬值或“量化宽松”的可能性，这对为金融城提供了大量流动资金的外国英镑持有者来说是一剂重要的宽心药。第三，当国际收支出现赤字时必须用黄金支付，这自然导致可用货币的减少和银行利率的上升（又会吸引国外存款人）。事实上，伦敦可以相对轻松地满足这些苛刻的要求，部分原因是1890年之后在南非兰特、西澳大利亚、育空和其他地区发现的大量金矿导致世界黄金供应量大幅增加。更重要的是，伦敦能够说服绝大多数欧洲以外的贸易伙伴接受相同的规定，有时候这对他们来说相当痛苦。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想错过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世界贸易大发展。在小麦、玉米、蔗糖、棉花以及无数其他产品生产商之间的激烈竞争中，信誉就是一切。拒绝金本位制就可能沦落至三流的角色。事实上到了1913年有28个国家实行金本位制，另有11个国家共计近9亿人口声称自己实行的是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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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截至1914年英国的海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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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金融城还有一个诱惑物可以抛出。如果欧洲以外的“发展中”世界经济体急需信贷，那么他们也一定渴求资金以建设基础设施将产品运往市场。截至1913年，伦敦大概筹措了全世界半数的外国投资。无论是建筑铁路、挖矿、还是开设种植园，第一步要做的都是为在伦敦发行股票编写计划书。如果运气好（再加上伦敦不太审慎的金融媒体美言几句），股票就能在证券交易所发行，生意也就能开始启动了。未知因素太多，硬信息又太少（常用的策略是征募人员加入董事会充当“小白鼠”造成稳健可靠的假象），谨慎的投资者们倾向于熟悉的技术和“坚挺”的、可兑换的、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如果废除金本位，或者不采用金本位，即使是在新的资金必定能为资金借入国带来最大收益的时候，也可能造成投资紧缺。金本位的保障对于英国投资者将超过1/3的英国总资产（这是个惊人的数字）投到国外起到了助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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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所聚集的商业活动造成了非凡的结果。当然，英国仍然是个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体，它所生产产品的1/4向海外市场出口，棉纺织品（约占总出口1/4）仍然是英国制造业的中心。但是英国的世界最大商业中心的地位给它带来了最多的财富增长。来自商业服务（如运输、保险等）的隐形收入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13年增长了约70%，在最高峰期，它为英国赚取了相当于出口收入1/3的收益。1900~1913年，英国在海外的投资由20亿英镑翻了一倍，达到40亿英镑，也带来了同样惊人的海外收益。二者共同保证了国际收支的巨大盈余，而可用于海外再投资的资金也因此不断增长。1914年前已经有迹象表明经济繁荣在逐渐消失，却毫无迹象表明英国人将会丧失在全球经济中的特权地位。似乎英国人已经是大英帝国乃至“非欧洲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商业繁荣不可或缺的部分。伦敦金融城为世界地图上标为红色的帝国版图增加了一个用债务黏聚、用黄金捍卫的经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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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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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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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已经构建了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帝国，包含了一个由铁路、电报、电车轨道、供水系统、银行、仓库、码头、矿山和种植园组成的产业帝国。但是他们的商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帝国这个工具——包括通过炮艇和卫戍部队投射出的帝国武力、帝国的统治以及帝国安插的霸占当地资源的外人。答案当然不一而足，视地点而定。英国人给南美洲诸国提供了许多借款，但是但凡可以不动用武力（例如19世纪90年代早期秘鲁的情况），就算是最纯粹的帝国主义者也不会有武力干涉的念头，不会动用“英国舰队和英国大兵那些劳民伤财的手段”。金融纪律并不是由唐宁街的命令强制执行，而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位于伦敦的总部“新庭”悄无声息地维持着。在享受内政绝对自治的“白人自治领”，与其说是它们自愿从属于帝国，不如说是它们与帝国积极合作的意愿（以及熟悉的制度和品味）让它们成了英国投资和出口的理想地。但是在欧洲和美洲以外的世界，完全可以说英国贸易需要帝国，或者说由于帝国的存在，英国贸易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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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中国，毋庸置疑，英国以及其他外商如履薄冰。借助武力，他们先是进入中国港口，然后进入内地市场，并通过不时地显示海军军事实力维持自己的威慑力：无处不在的英国炮艇管辖着中国的主要河流和海岸。在中国的英国人深知如果没有通商口岸（在此不受中国税务和法律的制约，外国人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没有压制中国关税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多由英国人供职的控制着港口、提供航标的中国海关税务司，他们的生意将无法继续。至少对英国人来说，香港殖民地是中国的直布罗陀，万一事态失控，至少在这里还有最后的安全保障。1899~1901年义和团运动证实了这些“中国通”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一支由俄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和英国组成的联合军队冲入中国解“北京之围”，援救一小群被义和团包围的西方人。义和团被剿灭，但是伦敦也得出了一个沮丧的结论：其他列强的军队抵华，他们的海军和陆军无疑也能威慑北京政府，这意味着英国的在华商业需要无限期地借助帝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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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帝国的作用又要不同。在西非，英国人有时使用武力打开贸易通道，强行推行摄政政体以抢占法国帝国关税壁垒之后的潜在价值市场。在东非、中非和南非，帝国的商业意义更加直接。尽管关于非洲的宝藏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但是欧洲人很快发现恶劣的自然环境、稀少的人口以及交通的困难给发掘财富带来的不便：19世纪90年代中期，从桑给巴尔地区到乌干达需要两个月的“步行”路程。这必然得出一个残酷的结论——要积累财富就必须依靠高压统治，至少要达到外来殖民者要求的程度。高压统治意味着可以没收土地、强征劳工，这两者通常同时发生。因此殖民统治对白人统治阶层来说是经济控制的工具：它可以把大块移民定居区域与原住民保留区分割开来，也能征收赋税迫使非洲男性在南部非洲中部地区的农场或者钻石、煤炭、黄金矿区找工作，以满足殖民者对廉价外来劳工的贪婪需求。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无数的非洲男性就被推进了工业世界的辛苦体力劳动，住进了像监狱一样的围地（吃睡都在里面），还不得不忍受残酷的工作纪律——被殴打是家常便饭。例如，南罗德西亚矿区的工作条件恶劣得令人发指。事故、疾病和营养不良导致1906年每1 000个劳工里就有76人死亡（英格兰是16.5人）。非洲人被白人踢死或打死的事件时有发生，（白人）陪审团更喜欢将死因判定为“脾肿大”并宣告被告无罪，这种死因出奇地常见。然而直到1914年人们几乎普遍接受了只有白人的统治才能保证经济进步这个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