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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统治首先在尼日利亚出现。其提出者是弗雷德里克·卢格德（Frederick Lugard，后为卢格德勋爵），他于1900~1906期间担任北尼日利亚高级官员，1912~1919年期间担任尼日利亚总督。卢格德的事业颇有异国情调。由于失恋，他从印度军队请辞，开始在东非寻求死亡或光荣（很显然更倾向于前者）。19世纪80年代，对于欧洲人而言，东非依旧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地域。卢格德在今马拉维与阿拉伯奴隶经过短暂的战斗之后，他被英国政府特许的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派往乌干达，为英国宣告权力。与他的苏丹雇佣兵一起，卢格德展现了他在强制外交和宣传方面的天赋。他著有《英属东非帝国的兴起》一书，这本书的出版是为了赢得英国是否应该吞并乌干达的争论。卢格德也在媒体或公开平台发起政治运动，激起英国反奴隶的热情。乌干达于1894年被英国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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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卢格德有足够的资格担任殖民地总督。另外一位由前任士兵转业的商人乔治·戈尔迪（George Goldie），从伦敦得到特许状来保卫英国在尼日尔的利益，以此来反对法国对尼日尔的争夺。戈尔迪于1886年建立了“皇家尼日尔公司”，该公司使用强硬的方法开拓了通往尼日尔内陆的贸易之路。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与法国从萨赫勒向南进发的先头部队的那场热战，皇家尼日尔公司卷入了该地区的所有战争。卢格德作为戈尔迪皇家尼日尔公司军队的指挥官，他的任务就是抵制法国对本地的影响，并且拉拢本地统治者支持皇家尼日尔公司。皇家尼日尔公司的财力被证明不足以应付武装斗争，于是公司的财产被国有化（在1898年），从此由伦敦接管。卢格德被任命为高级专员，企图让皇家尼日尔公司的诉求成为政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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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06年，卢格德在北尼日利亚领导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在此期间，一个矛盾的副产品诞生了，即间接统治。卢格德的军队除了拥有一些先进的武器外，规模其实很小，并且几乎全部由非洲人组成，这就使卢格德面临了额外的风险。北部富拉尼族的埃米尔[4]统治着“红土筑墙，墙面有浮雕”的城邦，其中卡诺是最强大的，它也是西非内陆的奴隶市场。他们的骑兵希望能控制广袤的大草原。卢格德的军队火力强大和胆量超群，再加上豪萨人对富拉尼族领袖的不忠，这一切使得卢格德获得了胜利。但是卢格德产生了一些错觉。他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几乎没有什么选择，除了维持现有的政府体制，他只能要求埃米尔承认英国的权威。“我以伊斯兰教先知阿拉和穆罕默德的名义发誓”，誓言是这样的，“我会尽心尽力为爱德华七世陛下服务……我绝不允许自己对国家不忠。”埃米尔必须把手放在《古兰经》上说出这番誓言。以前的秩序被保留了下来：伊斯兰法律和法官、封建贵族和对农牧民的直接征税都是如此。在北尼日利亚的统治仅由少数英国政治官员来完成，采取了最低限度的高压，官员们甚至没钱买办公室的设备（卢格德手下的官员必须购置打字机），这些都是毫无问题的。随着实行间接统治的英国其实仅拥有有限的权力这一事实得到普遍认可，间接统治开始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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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卢格德和他的拥护者而言，间接统治很快成了至高无上的原则。尼日利亚的其他地方，比如拉各斯背后的约鲁巴王国和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的伊博民族聚居地，英国人占少数，于是他们倾向于将本地事务交由本地人管理，英国人只要求对他们的过境人员和贸易进行保护。卢格德认为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必须通过命令的单一链条捍卫英国权威。若想达到此目的，只有通过足够强大的非洲原住民统治者征税或强制执行本地法规来完成，他需要对英国常驻官员负责。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英国的统治才会是有效的：权力是集中的，但也被小心翼翼地掩盖了。在某些地方，原住民统治者没有这些权力，比如在约鲁巴王国，权力分散在世袭名流中间，而原住民统治者则没有这样的权力。又或者在没有首领的伊博人中间存在着需要英国人介入这种反常的现象。“传统的”君主不仅实施名义上的统治，也是实际的统治者。在那些没有首领的地方，需要一位由政府授权的“大人物”站出来。很显然，对这种做法的反对之声也是存在的，在尼日利亚南部的英国官员十分愤怒地表明了他们的反对态度。特别是在迄今为止无首领的社会里，这样做会招来骂名。但是在1912年以后，当卢格德带着英国政府的授权回来并将尼日利亚南北部合并时，所有的反对声便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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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格德的成功部分来源于他声望的提高、战时作为总督的成功（尼日利亚的部分地区是战争地带）以及他妻子的帮助。他的妻子是弗洛拉·肖（Flora Show）——泰晤士报的编辑。但是卢格德的主张同样有不可否认的逻辑。卢格德认为采取直辖殖民地的模式是虚伪且危险的。他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原住民统治者，即使是有文化的，也不见得会说英语，于是不能在主要的机构（也就是立法议会）起作用。相反，立法议会的程序和常规对在沿海地区的受过教育的（常常是基督徒）的非洲精英（即克里奥尔人）有利，这些人宣称他们代表内陆的非洲人和北部的伊斯兰教教徒，卢格德认为这是十分荒谬的。“这是英国殖民政策里最主要的一种统治方式，”他说道，“也就是大多数原住民人口的利益不应该屈从于少数欧洲人或少数受过良好教育且欧洲化的原住民的利益，这两类人的利益通常与大多数原住民人口的利益是不同的，并且常常是相反的。”其次，采用直辖殖民地模式统治的政府里，通常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此机构先入为主地采用英国的立法程序（包括法律代表）以及陪审团审判。卢格德认为这些毫无疑问是十分可怕的。法官只会再三猜测行政权力的意图，法律的规定会与伊斯兰法律冲突，陪审团常常从少数说英语的人里面选择，见钱眼开的律师转眼成了煽动者：对于一个拥有广大腹地并依靠少数常驻官员的个人权威治理的政府来说，这样的政体本身就预示着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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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格德最有力的一张牌是宣称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传统形式的权威将会很容易崩塌，从而导致他们的非洲新子民成为一帮难以控制的暴民。英国在这里没有了在印度的财政基础、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想要像在印度一样完成“骚乱中的救赎”简直不可能。间接统治因此成了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如果1914年以前间接统治难以普及，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在俄国爆发的革命都给帝国自信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卢格德及其拥护者反复给此地区的人民灌输一种全新的思潮。他们声称间接统治是满足英国统治需要的最佳的政体。间接统治是殖民控制能够接受的方式：它结合了自治这种最安全的统治方式与对本地习俗和惯例的科学调整。当卢格德的后继者作为总督列举了间接统治的诸多不足（比如无法促进商业发展，对“授权首领”的辱骂，对“惩罚性巡逻”的持续依赖）后，伦敦给了他冷遇。差不多一年之后，他发现支持卢格德的主张才是明智的。“在卢格德所有完成的事情或者还未完成的事情中，”他告诉官员，“……政治官员在支持埃米尔权威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政治官员应该只是王位背后的耳语者……而绝不能觊觎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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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属东非，卢格德提倡的间接统治运用范围更窄。在乌干达，英国人的确发现了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王国。乌干达1900年与英国签订了条约，其境内最强大的一个布干达王国实行自治，其地位相当于乌干达保护国的一个省，卢格德其实并不赞同条约的内容。“肯尼亚”最初只是重要交通路线上的一条小径：从海上到湖区（即维多利亚湖）的运输路线，在这里可以上船前往被陆地包围的乌干达。正是因为看好在富饶的湖间王国里进行贸易，而不仅仅是看好肯尼亚的前景，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才选择了北部路线，绕过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即今坦桑尼亚。这条贸易路线经过了沙漠、森林，穿过了悬崖峭壁，最终到达维多利亚湖。它还通过了一片带状区，东非好战的马赛人是这片土地的领主。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需要“食物补给站”来慰劳辛苦的搬运工。谷物能够从森林和高原的农业人口那里购买，这些人与马赛人之间维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的食物市场，以及运输食物的安全通道。皇家不列颠东非公司的官员以及帝国官员（通常是同一批人）于1895年接管了这片区域，建立了小型的本地军队，为食物销售者保驾护航。他们与马赛人结盟，那时马赛人被大范围的牛瘟所影响，为了对反抗的基库尤人施加权威，他们决定为基库尤人和马赛人的牛埋单。当乌干达铁路完工（1912年可以到达位于基苏木的湖区），英国人不再依赖脆弱的贸易路线，他们还可以让有限的军队（由大约200名印度士兵和700名非洲士兵组成）发挥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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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应该怎么统治新保护国里广泛分散的民族？东非保护国专员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爵士说道，1901年他有17个食物补给站，一般有1名欧洲官员以及最多20个士兵。欧洲官员不敢长时间离开食物补给站，而且对于边界之外的地区仅有很少的掌控权。征税是不可能的。他需要更多的欧洲官员轮流外出，以及更多的警察。“仅有巡视是不够的。为了让野蛮的原住民了解欧洲官员究竟是谁……他应该不停地出现……这里需要的是……持续且稳定的压力。”9年之后，一个更加类似于行政部门的机关出现了。肯尼亚现在有省级专员、区级官员以及区级官员助理，他们被要求一年里进行三个月的“巡视”。一位新的总督吉鲁阿尔（Girouard），他是一名北尼日利亚的退伍老兵，他赞成卢格德的主张。英国的现场专员应该记下本地的风俗和法律。在选择首领、长老、酋长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人们的意愿”，避免搅乱本地继任的规则。通过“原住民机构”来统治是十分关键的：“文明的引进过程中若出现了非国有化或士气低落的倾向，就应该设法避免。”“我警告那些支持直接统治的人，”他继续说道，随着卢格德的精神变得更加强大，“如果我们允许部落权威崩塌或者被忽略……数量上来说处于绝对少数的群体的我们……就只得去对付暴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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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肯尼亚，有一只巨大的苍蝇落在卢格德派的药膏上——实际上是两只。因为伦敦用英国纳税人的钱修铁路，以更好地治理肯尼亚。修建铁路必须要求资金，所以这笔钱就由公认的“骨瘦嶙峋”的政府来埋单。铁路并不是由非洲劳工，而主要是由印度的“苦力”修建的。许多人继续留在这个国家，开着小店，做着生意。到20世纪20年代，印度人开始提出政治要求。然而，在政治方面，“白色的苍蝇”更大。为了使肯尼亚能存在下去，伦敦决定迅速注入商业经济。这就意味着安排白人农民为铁路生产货物并且为出口种植农产品。肯尼亚因此很快成了一个行政混合体。移民要求像南非一样自治（以及能够使用黑人劳工和分得大块土地），同时殖民官员被认为要支持部落权威和传统风俗。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结合，肯尼亚动荡的历史就起源于此，并且一直延续到“茅茅运动”（1952~1960）时期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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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征服者威廉拥有马克沁机枪、打字机和一些现代发明，”卢格德的一位官员说道，“他只用很小的力量便可占领英国，他会建立官僚形式的政府，并且只有少数的区级专员分布到各处。”英国在印度和非洲的统治模式尽管有着明显的差异，同样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这两个地方他们都依靠本地的政治盟友——愿意合作的精英，并且他们更喜欢那些他们眼中属于保守势力的人。英国认为自身的统治是加强传统，并且他们也在改善传统。通过要求印度人和非洲人参与不同等级的政治生活、宗教或部落社群，英国人其实加强了控制，在英国统治之前，这种划分不那么固定。也许正是有了惊人的成功，他们织就了由不同身份的人构成的一张大网，殖民地的民族对此是接受的，至少是默认的。不过当英国人的统治开始依靠原住民盟友——牧师、警察、村长、首领、地主和王室成员，他们最初对本地和地区政治注入的影响就已经获得了军事力量，这一直是英国最终的制裁方式。英国的优势并未完全依赖于武器的强大：他们征服印度的时候并未使用马克沁机枪或连发枪。他们的优势在于征兵的方式，常常是在偏远地区，并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定期的工资来维持结盟。英国通过给本地的权力掮客特许权来降低支付军事帮助的需要，这也是在完成合作性质的协议（能够稳固英国的控制）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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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英国成功的还有其他因素。英国权威的秘密在于他们让被征服的民族或多或少处于独立的隔离地带，并且限制他们之间的横向联系，将其尽可能降低到最小。政治联系是纵向的：最顶端的是“压顶石”——只有少数英国官员在顶端。这还不是全部。所有帝国面临的政治风险是他们的政治代理人会建立自己的本地势力来扩大影响，通过通婚“变成原住民”。在印度和非洲，英国人采取了保护措施，并且19世纪后保护措施变得越来越严密。这就是他们的行政框架必须保持的种族团结：背叛本地原住民在文化上是绝不可能的。通过蓄意保持社会距离以及对各种社交严格限制来强化这种团结。不论是不是有意而为，这种做法都给帝国权威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没有了社会交际的通道，印度人和非洲人几乎没有抓住遥远的统治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动机的方法。猜测统治者目标和意图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官员的秘密活动都是自己来管理的，这种做法有好处但是也有坏处。正如一位精明的英国政治家泰然地说道：“从来没人相信我们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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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世纪中后期，被美国人广泛持有的一种信条，即扩张美国在北美洲的领土，扩大美国政治和经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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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erra nullius，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未并入任何国家的地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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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蔑称，“非洲黑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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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埃米尔，亚洲和非洲部分国家的伊斯兰教教徒统治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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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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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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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瑞尔（Louis Riel）……你被判有罪，你犯了人类能够犯下的最严重、最有害的一种罪行。你被判犯了叛国罪……现在我需要履行令我痛苦的职责，即宣读法庭对你的判决……你将被带到执行死刑的指定地点，被处以绞刑直到你死去……”法官于1885年8月在西加拿大（当时）灰蒙蒙的小城镇里贾纳说道。瑞尔的罪行是领导说法语的混血儿和印第安人反对渥太华的加拿大联邦政府（因此也反对英国政府）：用对他的指控来说，他企图“恶意且不忠地……用武力和武器推翻并摧毁依法建立起来的政府”。三个月后，瑞尔走到了绞刑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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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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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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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体现了帝国统治黑暗的一面，反叛的威胁和阴影有可能成为令人恐惧的现实。屈从与反抗之间常常只有一线之隔，反叛也没什么稀奇的。殖民地是未开化且动荡之地。在加勒比的种植园维持殖民权威常常是艰难的。总督和种植园主往往一起落马：在一场使用了大炮的战斗后，暴露了自夸倾向的总督被困在自己家中，最终被谋杀；在美国大陆，一位来自弗吉尼亚的富裕种植园主于1676年领导了“贝肯叛乱”，烧毁了殖民地的首府；不走运的马德拉斯总督皮戈特（Pigot）勋爵于1777年被英国官员罢免，并且在拘禁中死去；邦蒂号船长威廉·布莱（Willian Bligh）1808年担任殖民地总督，因激怒了新南威尔士的自由移民，最终在自己床底被守备部队擒获，一年后才被允许坐船离开，他徒劳无功地催促舰长用他的枪“摧毁悉尼”；1808年“朗姆酒起义”的领袖轻松地逃跑了。这些事件以及其他一些事件相对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中的一些甚至是闹剧式的。但还有很多事件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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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实事求是的记述通常都会把英国的扩张看成一个曲折的前进过程：一系列大的突发事件转变了原有的前进方向，或者使进程在自己的轨道中夭折了。这些突发事件就是大规模的反叛。最暴烈的一些反叛往往离英国本土非常近：1641年爱尔兰第一次大规模起义（导致了英国内战的爆发），1689年詹姆斯党叛乱（其失败极大地增强了新教徒的支配地位），还有1798年爆发的第二次大规模起义（促成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成立）。19世纪80年代爆发的“土地战争”导致“自治”成了“解决办法”。1916年爆发了第三次大规模起义；1919~1921年爆发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功的起义，导致了爱尔兰自由邦（今爱尔兰共和国）的诞生。在美国大陆，1763年庞蒂亚克战争引发了大规模原住民在泛阿巴拉契亚内陆的起义，而彼时英国正在为击败法国而庆祝。英国人为阻止接二连三的起义做了让步——起义可能会向东扩展到临近白人定居点的那些印第安人的地盘上，这会激怒殖民者，对英国政府来说，他们是更加危险且具有组织性、有武装保护的对手。1775~1783年在北美13个殖民地爆发的大规模移民起义，后来被冠以一个宏大的名字：“美国独立战争”，大英帝国在北美的领地从那之后只剩一半。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英属北美帝国内的印第安人隐隐有壮大的趋势，伦敦担心这将引发白人移民的叛乱。1837~1838年，在加拿大爆发了起义，英国主要的担心就是美国的影响（以及直接干涉）：这就是导致英国最终决定在北美殖民地实施完全内部自治（“自治政府”）的原因之一，此举也使其他白人移民社会把自治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权利”。1815年后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爆发了奴隶起义，尤其是1831年在牙买加爆发了圣诞节起义，有20 000名黑奴加入了起义，这是废奴再也不能被推迟的最后证明。于是，废奴法案于1833年诞生了。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并未摧毁英属印度，但是它对帝国的自信心和英国人对待种族问题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在英国统治形式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象。1857年以后，英国人因为担心更多的起义而在印度采取严密监视活动的行为遭到了谴责：此举的影响是广泛的。几乎有一半的英国军队此后驻扎在印度。在19世纪后期，荷兰裔南非白人的反抗活动阻挠了英国在南非大陆的前进。这种反抗行动在1899~1902年第二次布尔战争达到了残酷且血腥的顶点。英布战争的直接结果并未产生大的意义，只是确保了白人移民在中南部非洲相对于非洲人的至上地位，但这场战争却促使英国人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在全世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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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重大的反叛行动塑造了大英帝国的模样（而不是英国政治家或政策制定者想要英国成为的样子），这种说法也可以应用到那些发生在几乎所有殖民社会的规模要小得多的起义上来。1688年爆发的“光荣革命”推翻了詹姆斯二世的统治，为英国议会的最高权力铺平了道路。在遥远的美国殖民地也爆发了与之相呼应的起义。在马萨诸塞州、纽约和马里兰州都爆发了起义，反对詹姆斯二世的总督和他们企图实行的中央集权政策，在北美大陆上和英属加勒比的岛屿殖民地同样爆发了有效的抵抗。反抗行动的主要结果是加强了殖民地自治，虽然70年后伦敦试图对自治进行限制，不过他们的这种努力后来都成了徒劳。从另一方面来说，英属西印度群岛里小型殖民地爆发的奴隶起义，以及于1729~1739年在牙买加爆发所谓的“逃奴之战”，加剧了占人口少数的白人种植园主的恐慌气氛以及他们对殖民权威的依附心理。除了表达一些类似的不满，他们不敢对北美大陆上实行奴隶制的殖民地表示支持，因为1770年之后的叛乱分子主要是白人。在19世纪的新西兰，英国1840年与毛利人签订了《怀唐伊条约》，英国人开始面对害怕移民扩张的毛利人社群的抵抗。一些毛利人领导者为了阻止其他毛利土地持有者将土地出售给白人，以及重新夺回他们认为已经丢失的主权，于是在1860~1872年爆发了毛利战争。尽管最后他们失败了，但是他们顽强的抵抗以及移民对于库帕帕帮助的依赖为自己在这片已经大体上成为“白人国家”的土地上保留了重要的政治权利。发生在加拿大的1869~1870年和1885年的两次叛乱，最初是由梅蒂人（1869年）发起，之后是梅蒂人及印第安人一起抵抗白人移民的流入，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以英国新教徒为主的安大略省。第一次叛乱几乎没有流血，瑞尔的“临时政府”随着沃尔斯利将军和他的军队的到来迅速倒台，沃尔斯利的军队有1 000人，是由英国常备兵和加拿大民兵组成的。伦敦和渥太华都十分不情愿制造出一个政治殉道者。加拿大总理尽管高声宣扬希望抓到瑞尔，却私底下资助他逃跑。第二次叛乱更加严重。瑞尔又一次成立了临时政府，这次建立在今萨斯喀彻温省的北部。当他的追随者在达克莱克抽回了一支骑警力量并杀死了12个人后，他们又引发了一场由黑人混血人和印第安人发起的叛乱（北美大草原西部的印第安民族人口大约是20 000）。大约8 000人被派去镇压起义，几十个人被杀死，瑞尔在巴托什一役后投降，之后他的命运就如本章开头所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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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尔的叛乱和死亡对加拿大政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的死刑象征着法裔加拿大人为反对安格鲁撒克逊人在加拿大联邦日渐增强的地位所做出的牺牲。到19世纪中期，随着英国移民的涌入，法裔加拿大人成了人口上的少数。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化成了一股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几乎让所有加拿大政治家都不得不妥协。在纳塔尔殖民地爆发的巴姆巴萨叛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这是一场由祖鲁人在1906年发起的暴力叛乱。随着白人移民对强制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祖鲁人丢掉了土地和地位。大英帝国对叛乱的残暴镇压引起了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公开谴责，当时丘吉尔还是伦敦自由党政府里的一名副部长。如果说瑞尔的叛乱企图将“英国人”和“法国人”分开，那么巴姆巴萨叛乱则将英国人和荷兰裔南非白人拉到了一起。在关键时刻，南非的白人政治家商量建立一个由4个殖民地组成的政治联邦，对叛乱的担心使得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迫在眉睫，以化解纳塔尔省的英国人对一个由布尔人统治的国家的抵制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