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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对“依法”建立起来的殖民政府的每一次暴力破坏都包括进来，反叛活动的清单可以被无限拉长。当然，我们需要记住“反叛”本身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字眼。它既是一个口语用词，可以用于指任何形式的骚乱，无论它多么本地化或者有局限性，它都可以作为政府使用的法律描述以威胁那些不满的人或者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在许多反叛活动中，对殖民权威的挑战往往是附带的，而非直接的。1836~1919年，“Moplahs”（或者叫Mappilas，即南印度贫穷的伊斯兰教教徒农民）发起了超过30次的叛乱来反对他们的印度地主，这些叛乱常常是为追回土地做出的报复行动。他们总是被军事行动镇压，军方主要是担心叛乱会扩大到其他地方。这些农民的目的并不是推翻英国人的统治，而是希望寻求英国的帮助来反对本地的压迫者。英国人自己常常倾向于将武装骚乱归类为犯罪活动或者抢劫行为（强盗行为），并且否认有任何政治目标。军事和财政上的便利可能也会造成对“叛国罪”视而不见。英国拒绝移民用军事行动反对1860年爆发的毛利国王运动的要求，殖民地大臣（在12 000英里之外的伦敦）冷淡地说道：“如果他们（毛利人）仅仅是尊敬他们的国王……并且没有冒犯女王的和平……这样的蠢事应该留给时间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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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起义行动常常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是大规模还是小规模，不管有没有罢免统治者的雄心壮志。这些行动多少告诉了我们帝国的本质和英国所采取的统治方式。众所周知，英帝国的统治体系是将权力下放的，尤其是在移民社会。除了在一些“要塞殖民地”，比如直布罗陀海峡或马耳他海峡，英国的统治几乎在每一处都要依赖地方精英的支持，无论是欧洲人，亚洲人还是非洲人。这样就为帝国节省了一大笔开支：避免了维持昂贵的英国官僚的需要，只除了很小的一部分。也避免了动用大批军事力量来实施政令的需要。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将权力如此大范围地交给本地势力带来了政治上的风险，而且造成了负担。地方“代理人”以及帝国的盟友有他们自己要追求的目标：他们与统治者的部分“协议”就是统治者对他们社会地位和利益含蓄的支持。正因为有这一点优势，地方精英（或白人移民）忍不住要最大限度地剥削他们治下的人民（这是精明的英国人清楚意识到的一种倾向）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若没有持续的监视或行政上的干预（这正是“合作”需要刻意避免的），那么要限制权力的滥用，甚至判断这给殖民政权带来了何种危险就十分困难了。然而，如果麻烦出现了（比如马帕利亚叛乱，或在新西兰爆发的毛利战争），帝国迟早都要（而且常常很快）动用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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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于本地代理和盟友很大程度上依靠未经同意的力量的默许。如果英国失去了高压的手段，或者丢失了相对于地方精英的威信，那么整个统治的结构（和税收）就会迅速崩溃。不管喜不喜欢，合作者必须要相互支持。英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注定会担心若不显示帝国的权力，他们对代理人的控制就会被削弱，他们的威信会下降，而且合作的政治成本也会不可避免地上涨。高压和合作因此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依靠合作者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影响。帝国权威在臣民相信它的永久性和合法性的时候才是最有效的。在那些权威已经非常有效的地方，这成了“霸权”的一种形式：即对殖民地人民的身体和思想的双重控制。如果权威是通过地方精英过滤并且调整到符合他们需求的，那么这种权威就会越发扩散，并且更多地面对本地压力和冲突。而它本可以对臣民保持一些神秘感。臣民的沉默反映了他们并非自愿地同意而是“务实地屈服”，一旦强制的威胁被解除，屈服就会迅速收回。因此，是被统治者的顺从和恐惧才使得如此多的殖民官员对维护个人尊严和威信如此着迷。也正是因为殖民控制的脆弱性才使得反抗活动变得十分危险，而且这也解释了不安的宗主为何要对反抗行动予以残酷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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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促使臣民通过集体的抵抗行动来反叛？接下来的案例研究非常详细地分析了缘由。首先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比较常见的原因：明显的诱因有可能是生活的苦难或财产损失，但是在多数时候，实际情况远比这要复杂。最极端的苦难就是以土地为生的许多人的命运，尤其是在印度。同样，1833年被释放前在农场和种植园劳作的数量巨大的奴隶（差不多80万人）也遭受了极端的苦难。但是极其贫困的人甚至是奴隶发起的叛乱是间歇性且偶然的。叛乱更可能发生在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之时，也有可能是因为遭到驱逐，以及它们面临新的劳动负担或者（1831年在牙买加奴隶当中出现的）口粮减少。这些人之所以觉得不公平是出于一些新的强制要求，或出于对他们的地位和荣誉的强烈打压。如果整个职业团体或有组织的群体觉得受到了这种威胁，集体反抗的可能性就变得更大。如果不满又多了宗教的因素，这种混合因素引起的效果可能是爆炸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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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大多数殖民社会的黏合剂。几大世界性宗教以及它们本土化了的变体规定了最终被接受的信仰，这些信仰囊括的范围从性道德和两性关系的见解，到关于财产和宇宙形状，无所不包。任何异己的存在都是令人不安的。如果他们有任何企图扰乱宗教惯例或对圣人或圣地不尊重的迹象，都必定会引起麻烦。如果一名宗教的信徒害怕这样的变化会危及他们自己来世的希望，或者玷污了宗教仪式，抵抗的强烈欲望就变得势不可挡。当然，宗教的形式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出巨大的区别。宗教在某些地方被社会精英控制（比如埃米尔和乌里玛[1]——“有学识的人”——在北尼日利亚），他们常常倾向于降低宗教的极端影响。有些地方的情形正好相反，那里宗教之间竞争十分激烈，在社会精英尚未完全巩固自己地位的边缘地带，宗教狂热（有可能是殉教的传统）有可能会盛行。承诺精神和肉身解放的“先知”和“圣人”的出现可能会给原本也许是无组织的对现状不满者注入一定的目的性、组织性和团结性。在牙买加爆发的叛乱中，浸礼会传教士和传教员带来的影响饱受种植园主诟病。叛乱的煽动者奴隶山姆·夏普（Sam Sharpe）就是这样一位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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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那些不满被宗教控制和被能言善道的鼓动者煽动起来的地方，反叛就变得更加常见和危险。在那些地方精英充当殖民国家和其臣民的中间人的地方，地方精英的行为就很关键了。他们有可能会分裂或者遭遇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压力。只要足够大胆，地方精英对叛乱的反应更可能是始终保持袖手旁观，而不是作为帝国主义者的看门狗，直到叛乱结束。在新近征服的地区，殖民吞并尚不完全，这种袖手旁观的本能就可能会特别强烈了。在殖民权威尚未根深蒂固、疆域足够辽阔的地方，以及沙漠、沼泽、山地和森林这些为叛乱者和逃跑者提供了安全庇护的地方确实更可能经常发生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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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叛乱发生的客观条件并不一定直接导致叛乱的发生。我们一再看到叛乱的发生主要有三个关键的诱因，这些诱因的影响被谣言、假消息和人们的恐惧加剧了。第一个诱因是害怕政府采取先发制人的袭击或报复。在那些叛乱者的意识里，他们的行动常常是防御性的，是为了防止威胁或避免受惩罚。牙买加奴隶叛乱之前，传言肆虐：种植园主打算通过杀死男性奴隶和拒绝解放妇女儿童来阻止废奴。那些被指为不守纪律的奴隶担心可能会受到这样野蛮的惩罚，暴力看起来是比和平屈服更好的选择。弗吉尼亚发生的“特纳起义”（也是在1831年）导致逃亡的奴隶杀死了50多名白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年在牙买加的那场更大的叛乱中，只有两名白人受伤）。在南印度的马帕利亚叛军，担心不体面地死在萨卡尔（政府）的手里，从而更倾向于殉道。在密拉特的印度兵叛乱者深知在英国人回来后他们即将面临的命运，便努力消除英国人统治的所有影响——通过杀死他们抓到的英国人，这是他们生存下去的最大希望。第二个诱因是信仰——常常是被误导了的，这会使叛乱得到更多的支持。也许那些起义的领导者一定要相信他们自己的充满希望的预言，或者消除他们自己的疑虑：他们极少有途径接触到确切的信息。第三个诱因在于，赋予叛乱“逻辑性”的是叛军经常严重低估他们要面临的力量。在那些半文盲社会，通信十分落后，眼前所见便是事实。叛乱者对自己的帝国主义对手庞大的势力范围和资源的了解非常有限，叛乱者经常对对手的火力和采取暴行的手段毫无概念。有时候他们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英国人会离开。事实上，英国人迟早会回来，而且往往会更快，并集结了足以镇压叛乱的力量。英国人仅仅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来消灭牙买加奴隶起义，花了6个月的时间来遏制（虽然不是终止）印度爆发的民族大起义、超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来约束布尔人在1899年寻求的独立，最终导致了一场无法获胜的消耗战。所有的这些并不能说明每一场叛乱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至少有一次，英国人遭遇了彻底的失败。[2]1778年，在北美独立战争开始后，为了对抗他国干涉，英国和三个欧洲国家展开了一场海战。结果到了1783年，伦敦放弃了叛乱的北美13个殖民地——但并未放弃北美大陆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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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如何展开叛乱的呢？在叛乱者和政府军或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常常是一系列叛乱行动的高潮，而不是第一步。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形式的叛乱都要求与整装待发的力量进行近距离对抗。离开和移民是对殖民权威无言的拒绝。在一个有利的环境下，这样的“看不见的叛乱”有可能获得程度惊人的自治。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逃亡的奴隶在牙买加山峦起伏的内陆与种植园主的民兵战斗直到精疲力竭后，他们获得了一个条约和可观的自由。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兰裔南非白人从开普殖民地艰难跋涉着离开，他们首先到了纳塔尔，当纳塔尔被占领后，他们又分散到南非内陆广袤的草地高原。英国人要求他们投降，谴责布尔领导者是叛乱者，并于1848年在朋普拉次与之进行了血腥的对抗。不过之后英国人放弃了，承认了布尔人的独立，但后来又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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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无法逃离的地方，需要用直接的行动来中断英国人掌控的权威，并且要落实到具体的条款。一个叛乱先行者的当务之急是将个人反抗转变为政治行动，以调动更广泛的支持。这对于在赢得（或至少参与）战争或论战是至关重要的。塑造一种广为流传的印象十分重要，那就是政府的权威和赢得权威的条件已经消逝。不过这是远远不够的。警惕的政府会采取收效迅速的那些对抗手段——监禁反叛者、夺取据点、部署军事力量有可能摧毁这种假象并且在起义获得上升势头之前将其平息。起义者不得不迅速行动来逃避这样的命运。他们需要从国家的统治之下逃脱并寻求保护。他们制造的大范围的混乱会分散国家的注意力，分散其军事力量；毁坏国家的通信网络（电报和铁路），会减缓其反应速度并且延缓信息的返回。但是叛乱者还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他们必须说服自己的支持者形成大规模的团队，最好武装起来，建成一个平行政府或临时政府。最迫切的事是他们获得可以帮助他们粉碎政府对地方合作者的掌控、威胁（或破坏）其间谍和线人网络并削弱其残存的威望的力量。除非他们能够做到这些，否则机会渺茫。他们所希望的最佳情况就是政府军事力量的灾难性瓦解。正是这样一种瓦解——武装暴动的结果，推动了英国在他们强势的时代所要面临的最大规模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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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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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在自身面对的所有叛乱当中最害怕的就是移民者的叛乱。这部分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英国自身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常常会吸引来自海外和英国本土的最为仔细且挑剔的审视。最为重要地，大多数移民社会的特点是，他们与英国有频繁的联系，并且在英国有很多盟友和支持者。那些反叛的殖民者可以轻易地发布信息来满足政府的批评者。所以对于政府和执政党而言，要使英国人的观点达成一致注定要难得多——尽管没能达成这个目的反而使叛乱者士气大振。非移民叛乱者与移民叛乱者有着明显且尖锐的对比，几乎没有政治盟友与他们同行，他们也没有将自身的情况登上媒体的途径。以最坏的角度描述非移民叛乱者的行动和目的，或者强调他们的“野蛮行径”以及否认任何不满的存在往往要容易得多。这样就多了一个好处，不论英国采取何种残暴的方式来镇压这样的起义，都不会明显地引起本土的注意，甚至不会引起批评性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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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好处还可以更加深入。英国在移民社会的帝国权威天生就比较脆弱，几乎从移民社会一开始就如此，除非（比如在西印度群岛的白人）他们有特别的理由保持忠诚。这种权威既不是建立在合作上，也不是建立在对某些问题的明确批准上，它常常是以某种代议机构体现的。在印度，英国没有对移民社会征税的“权利”，尽管英国已经从印度过去的统治者那里继承了这样的权利。而且很早以前就有一条规定：殖民地的法律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被否决。总督作为帝国中央的代理人只能控制很少的当地资源，并且眼看着自己的资助被嫉妒的议会削减。如果总督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会面临暴风骤雨般的批判，指责他侵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并且还会有咄咄逼人的意见说他抱有专制的野心。更糟糕的是，他的臣民拥有不可忽视的动员能力来迅速展开政治行动。报纸和其他纸质媒体比如宣传册或传单更能传递观点。殖民生活的日常机构——陪审团、乡镇会议、甚至是赛马会，可以使地方上的意见组织并团结起来，展示其强大。尤其与大多数非移民人民不同的是，移民社会总是有武装的，而且地方民兵常常有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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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伦敦的帝国政府而言，这些都是采取埃德蒙·伯克有名的“有益的忽视”政策的极佳理由。但这个精明的建议并不总是可行的，更别说是明智的。第一，几乎很少有问题能比土地问题在移民社会更能引发高涨的情绪，这主要是因为土地的投机购买和转卖常常是移民精英财富的主要来源。移民精英必然憎恨任何控制他们土地扩张的行为。不过对于帝国官员而言，移民的逻辑是自私且愚笨的。如果置之不理，和原住民接壤地区的战斗就成了家常便饭，因为原住民不愿失去土地。恢复和平需要帝国军队介入——还有帝国开支。第二，在那些原住民民族享受帝国保护的地方（这也许是以条约的形式规定的），移民违犯条约触怒了英国的宗教或人道观点，帝国介入也许就很难避免了。第三，移民社会追求经济私利的方式可能是母国所不能接受的。在平常的时代这也许只是一件恼人的事情，但是在一个商业和财政动荡的时期，这可以成为争执的主要原因。如果移民中的政客们不得不取悦苛刻的本地选民，他们的帝国同行同样也得考虑宗主国的利益，并且保留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和私心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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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年8月26日晚上，一大群暴徒袭击了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的家，他当时是英属北美马萨诸塞湾省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和副总督。哈钦森和他的家人逃走后，暴徒们花了一整晚有条不紊地劫掠和破坏他的房子，拆毁房子的装饰甚至推倒墙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暴徒行为，逐步地威胁着那些与省政府和英国任命的总督站在一条阵线的殖民精英里的成员。似乎没有控制这些暴力突发事件的方法，事件的受害者从中发现了他们的政治敌人所操控的力量。受害者们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殖民地已经变得几乎难以控制。“权力在百姓手里”，哈钦森几个月之后写道，“那些不符合他们意愿的法律不会生效。”不到10年，随着在康科德和列克星敦发生散乱的交火事件，在马萨诸塞湾省爆发了公开叛乱，并且迅速蔓延到殖民地的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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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此加快的速度陷入暴力和战争并不仅仅是不寻常的：甚至对于很多美国人而言这看起来更像是无理取闹，且充满矛盾。因为（白种）美国人已经享有了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大限度的政治自由。选举权比在英国都更广泛，税收更轻。当选议会可以比英国的下议院更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权力。这里没有上议院（成员可以被国王任命），没有赞助资金来帮助英国的大臣们结党营私，如果有了这些资金，他们只需要考虑自己选区的利益即可。土地相对而言更充裕，这使财富分配比在英国本土更加公平——也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公平。此外宗教自由也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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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悖论当然是明显且真实的。美国殖民地享有的广泛自治鼓励了“国家党”思想的滋长，这种思想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行政权力，认为行政权力本质上是腐败且专制的。行政权力增长和滥用的威胁要求积极的监视和强有力的抵制传统。只要伦敦坚持有益的忽视，这种思想多少能与对英国议会的至上地位产生理论上的共鸣，并且与对英国关系及与生俱来的自豪感共存。对法国的恐惧和憎恨依旧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这片大陆，这也是英裔美国人开展西进运动的主要障碍，它使得忠诚不仅是慎重的，而且是自然的。没有了英国的保护，扩张的希望是渺茫的。但是在1763年以后——法国的势力被击垮，一切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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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始于金钱。为了对付激增的债务和平息本土纳税人的愤怒，英国政府决定从战争受益者（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那里收回一些战争的巨大开销，受益者是北美殖民者。结果是英国议会于1765年通过了《印花税法案》，这是一次尝试对北美殖民地使用印花征收不太昂贵的税收的尝试，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承认了英国权威。结果导致了一场骚乱。“在加拿大和彭萨科拉之间没有一个家庭不知道印花税法案。”哈钦森抱怨道，他本人对这个不考虑后果的愚蠢法案强烈不满。该法案成了公敌——它是英国企图颠覆议会和拆散殖民者自治政府的证明。设法通过殖民地总督的权威以及他们的盟友来实施法案，这让许多美国人发现了由后来被称为“效忠派”或“托利党”带来的潜在危险。帝国的决心并未局限于这个法案。1763年公告（为了阻止类似于庞蒂亚克战争的起义发生）鲁莽地禁止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进行殖民扩张，这激怒了那些以殖民扩张为主要目标和战争果实的人。帝国贸易规则更加严格地实施是为了制止殖民商人对关税的逃避，这进一步激起了人民反抗情绪，也成为“暴政”的另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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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为何有如此多的美国人会相信他们自己是腐败的，贵族精英打算强行实施专制权威，以及在殖民地打压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的受害者。如果他们怀疑这种威胁，到18世纪60年代后期，同样有很多的英国激进分子会想要告诉他们，他们是英国和美国斗争的一部分，并且他们是为了维护英国人的自由。然而，这是从抵抗和抗议（甚至是暴徒恐怖行为）到公开叛乱的危险的一大步。尽管在13块殖民地上都有对英国的反对派，但这一步最先是在马萨诸塞湾省迈出的，这里也是1765~1775年英国和美国人发生冲突的战场。在马萨诸塞湾省爆发的抵制和英国关系的叛乱最为激烈，英国的权威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终结得更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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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是有很多原因的。马萨诸塞湾常常最可能成为一个麻烦的省份，其自治的模式、普遍集会的传统以及广泛的选举权（约有多达80%的成年男性选民）意味着政治权力相当分散。几乎所有男性都具备读写能力，这就为各种类型的印刷品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市场。强烈的地方主义传统导致了对中央权威深深的怀疑。新教教派中的公理会反对圣公会的等级制度，支持自主“集会”，对任命制官僚的厌恶又加深了一层。到18世纪中期，新土地的日益短缺，以及不愿意移民的态度导致了新的社会冲突。随着土地价格攀升和大地主阶级的出现，反对剥夺自耕农平等权以及不公平的财阀统治的声音开始显现，宗教的“大觉醒”使得反对炫耀和享乐的情绪高涨。像哈钦森这样在政府任职的高官深陷“上层圈子”丑闻，因为他和他的家庭参与了以牺牲农民、手工艺人和没有土地的穷人的利益来聚集财富和权力的不道德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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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政治激烈的派系冲突，被开除官员的不满都成了印花税法案点燃的火苗轰炸的对象。此后，在政府任职的精英们徒劳地争取控制当选议会，同时还面临着媒体暴风雨般的辱骂以及暴徒行动的持续威胁。他们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劝说在伦敦的帝国政府放弃提高税收的希望，并且恢复有益的忽视这一政策。但是伦敦拒绝了，部分原因是它需要钱，部分原因是如果给马萨诸塞湾省退路的话，会导致帝国权威普遍崩塌，加之对“1763年公告”规定的疆域以及贸易规则失去控制。于是，伦敦打算给马萨诸塞湾省一个教训。1768年9月，一个骑兵中队进入了波士顿港并举起了枪。两个步兵营也登陆来支持总督。但是这场行动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辉格党成员的政治宣传取得了成效。英国军队被袭击了，并且挑起了1770年的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从这次事件之后英军突然撤退了。但是当英国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对美国征税时（这次英国授予其东印度公司向殖民地销售茶叶的专利权）却遭到了强烈的反抗（1773年12月发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伦敦再一次进行了尝试，结果导致了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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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伦敦采取了进入紧急状态的形式。军队撤回到本土。波士顿港被封闭了。为了防止陪审团的恐吓，刑事审判在英国进行。马萨诸塞的宪法被修改了。这些就是“不可容忍”法案。听起来是一个普遍的警告。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来自13个殖民地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他们在费城集结，公开谴责对殖民地人民权利的侵害，不过在这个阶段暂未放弃同盟。同时，在马萨诸塞湾省，一场暴力战争逼近了。马萨诸塞湾省最后一任总督托马斯·盖奇将军（Thomas Gage）在美国生活了20年，并且与美国人结为连理，对于他而言，最紧急的任务就是阻止政治上的骚乱变成武装冲突。但是这已经太晚了。1774年9月，他派遣了一支军队到马萨诸塞湾省炸药库收缴火药，这个炸药库是马萨诸塞湾省主要的军火库。但这次行为不但没有让政治热度降温，反而让他的对手确信他在计划军事上的政变并逮捕了他们的领导者。于是他们举行了武装民兵的示威，他们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英国人，进一步袭击了已知的或可疑的效忠派。几个月之后，盖奇再次行动，这一次他选中了在康科德的军火库。本地民兵事先收到了警告并且提前武装，集结到了一起。一次擦枪走火导致了双方由对抗演变成为在康科德和列克星敦惨烈的交火。英军虽突破重重埋伏艰难返抵波士顿安全地带，却最终造成65人丧生，200多人受伤。1775年6月，他们在这座城市被敌军包围了。尽管收回了邦克山，能够眺望海港，但由于损失惨重，民兵们放弃了突破包围的一丝希望，叛乱扩散的范围越来越大。在弗吉尼亚——美国最大最老的殖民地，一位农业贵族回应了号召。他与“民主的”马萨诸塞大相径庭。托马斯·杰斐逊为殖民地议会争取到了与英国议会平等的权利，并且谴责国王没能阻止英国议会进行非法干涉。国王乔治三世于1775年10月告知英国议会美国殖民地已经爆发了起义，而他其实只是在陈述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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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看来，我们会发现这是移民叛乱里的极端案例。对英国人来说，美国人的不妥协成了一股可怕的风暴。在这个有着强大对抗双方的危险世界里，英国人被抵偿帝国防御开支的紧急需要推着前进。英国人关于经济私利的观点使其放松了对美国贸易的监管，这其实是潜在的致命性让步。他们认为殖民者对于未开拓的内陆的殖民企图是贪婪且鲁莽的，注定会引发争夺疆域的肮脏战争——而伦敦肯定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英国人的不幸就是缺乏实现他们意志的几乎所有的手段。他们没有资金来建立强大的效忠派，也没有力量来保护自己人。他们草率地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可惜为时已晚。他们缺乏政治智慧，而且不重视本地殖民者。事实上，原因还远远不止这些。美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殖民地。除了近期激增的移民潮，美国大体上是由根深蒂固的社群构成，特别是在新英格兰这个叛乱的暴风眼。这培育了地方的身份认同意识，特别是在马萨诸塞湾省，本可以增强效忠派地位的英国移民十分稀少。这一点就成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意识形态差别的原因之一。英国人从来就不足以打压强烈的美国情绪，效忠派甚至认为，1763年后他们的行动侵犯了已经被认可的权利。在宣传战中，英国人经常处于不利境地，有一大批媒体反对他们——报纸、漫画、传单和年鉴，这些都是来自美国的媒体。更糟糕的是，最近的一位移民托马斯·潘恩（Tom Paine）——他是塞特福德的一位裁缝，他的小册子《常识》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吹响了号角，改变了争论的内容，这本小册子总共卖出了150 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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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不是随便从灌木丛中劈出来的一个贫困的前哨基地。18世纪60年代，美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商业经济体，其拥有的财富和专业知识可以用来支撑大型战争。更重要的可能是在革命的前奏期间，有一些富有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自信的精英们的存在，他们渴望国家未来能够获得独立。这次移民叛乱尤其突出的一点是其主要领袖的筹划能力，其中有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当然，叛乱最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自国外的帮助。美国在1778年对英国人试图协商解决的努力的最后一击来自于法国与美国之间签订的条约，条约承诺援助交战中的革命派。事实上，从这一刻开始，英国镇压美国叛乱的斗争重要性有些下降，因为英国卷入了维护在印度、加勒比以及地中海利益的更广泛的战争中，他们同样担心不列颠本岛被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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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后，英国人在北美大陆面对着另一场起义，这次是在加拿大——英国人之前的跨大西洋帝国的残余。事实上，他们面对的是两次同时发生的起义，当时被称为“上下加拿大”——今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两次起义的目标是那些被叛乱者认为是腐败且有过分特权的精英，英国人基本上把殖民地政府交给了他们。在两次起义中，起因都是种族和民族的问题，隔壁的美国若隐若现的身影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可是最终的结果和美国的独立完全不同：不是分裂，而是有一个宪法公式使本土自治和英国关系协调共存。这是怎么成为可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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