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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政治激烈的派系冲突，被开除官员的不满都成了印花税法案点燃的火苗轰炸的对象。此后，在政府任职的精英们徒劳地争取控制当选议会，同时还面临着媒体暴风雨般的辱骂以及暴徒行动的持续威胁。他们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劝说在伦敦的帝国政府放弃提高税收的希望，并且恢复有益的忽视这一政策。但是伦敦拒绝了，部分原因是它需要钱，部分原因是如果给马萨诸塞湾省退路的话，会导致帝国权威普遍崩塌，加之对“1763年公告”规定的疆域以及贸易规则失去控制。于是，伦敦打算给马萨诸塞湾省一个教训。1768年9月，一个骑兵中队进入了波士顿港并举起了枪。两个步兵营也登陆来支持总督。但是这场行动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辉格党成员的政治宣传取得了成效。英国军队被袭击了，并且挑起了1770年的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从这次事件之后英军突然撤退了。但是当英国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对美国征税时（这次英国授予其东印度公司向殖民地销售茶叶的专利权）却遭到了强烈的反抗（1773年12月发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伦敦再一次进行了尝试，结果导致了更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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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伦敦采取了进入紧急状态的形式。军队撤回到本土。波士顿港被封闭了。为了防止陪审团的恐吓，刑事审判在英国进行。马萨诸塞的宪法被修改了。这些就是“不可容忍”法案。听起来是一个普遍的警告。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来自13个殖民地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他们在费城集结，公开谴责对殖民地人民权利的侵害，不过在这个阶段暂未放弃同盟。同时，在马萨诸塞湾省，一场暴力战争逼近了。马萨诸塞湾省最后一任总督托马斯·盖奇将军（Thomas Gage）在美国生活了20年，并且与美国人结为连理，对于他而言，最紧急的任务就是阻止政治上的骚乱变成武装冲突。但是这已经太晚了。1774年9月，他派遣了一支军队到马萨诸塞湾省炸药库收缴火药，这个炸药库是马萨诸塞湾省主要的军火库。但这次行为不但没有让政治热度降温，反而让他的对手确信他在计划军事上的政变并逮捕了他们的领导者。于是他们举行了武装民兵的示威，他们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英国人，进一步袭击了已知的或可疑的效忠派。几个月之后，盖奇再次行动，这一次他选中了在康科德的军火库。本地民兵事先收到了警告并且提前武装，集结到了一起。一次擦枪走火导致了双方由对抗演变成为在康科德和列克星敦惨烈的交火。英军虽突破重重埋伏艰难返抵波士顿安全地带，却最终造成65人丧生，200多人受伤。1775年6月，他们在这座城市被敌军包围了。尽管收回了邦克山，能够眺望海港，但由于损失惨重，民兵们放弃了突破包围的一丝希望，叛乱扩散的范围越来越大。在弗吉尼亚——美国最大最老的殖民地，一位农业贵族回应了号召。他与“民主的”马萨诸塞大相径庭。托马斯·杰斐逊为殖民地议会争取到了与英国议会平等的权利，并且谴责国王没能阻止英国议会进行非法干涉。国王乔治三世于1775年10月告知英国议会美国殖民地已经爆发了起义，而他其实只是在陈述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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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看来，我们会发现这是移民叛乱里的极端案例。对英国人来说，美国人的不妥协成了一股可怕的风暴。在这个有着强大对抗双方的危险世界里，英国人被抵偿帝国防御开支的紧急需要推着前进。英国人关于经济私利的观点使其放松了对美国贸易的监管，这其实是潜在的致命性让步。他们认为殖民者对于未开拓的内陆的殖民企图是贪婪且鲁莽的，注定会引发争夺疆域的肮脏战争——而伦敦肯定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英国人的不幸就是缺乏实现他们意志的几乎所有的手段。他们没有资金来建立强大的效忠派，也没有力量来保护自己人。他们草率地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可惜为时已晚。他们缺乏政治智慧，而且不重视本地殖民者。事实上，原因还远远不止这些。美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殖民地。除了近期激增的移民潮，美国大体上是由根深蒂固的社群构成，特别是在新英格兰这个叛乱的暴风眼。这培育了地方的身份认同意识，特别是在马萨诸塞湾省，本可以增强效忠派地位的英国移民十分稀少。这一点就成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意识形态差别的原因之一。英国人从来就不足以打压强烈的美国情绪，效忠派甚至认为，1763年后他们的行动侵犯了已经被认可的权利。在宣传战中，英国人经常处于不利境地，有一大批媒体反对他们——报纸、漫画、传单和年鉴，这些都是来自美国的媒体。更糟糕的是，最近的一位移民托马斯·潘恩（Tom Paine）——他是塞特福德的一位裁缝，他的小册子《常识》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吹响了号角，改变了争论的内容，这本小册子总共卖出了150 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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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不是随便从灌木丛中劈出来的一个贫困的前哨基地。18世纪60年代，美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商业经济体，其拥有的财富和专业知识可以用来支撑大型战争。更重要的可能是在革命的前奏期间，有一些富有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自信的精英们的存在，他们渴望国家未来能够获得独立。这次移民叛乱尤其突出的一点是其主要领袖的筹划能力，其中有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当然，叛乱最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自国外的帮助。美国在1778年对英国人试图协商解决的努力的最后一击来自于法国与美国之间签订的条约，条约承诺援助交战中的革命派。事实上，从这一刻开始，英国镇压美国叛乱的斗争重要性有些下降，因为英国卷入了维护在印度、加勒比以及地中海利益的更广泛的战争中，他们同样担心不列颠本岛被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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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后，英国人在北美大陆面对着另一场起义，这次是在加拿大——英国人之前的跨大西洋帝国的残余。事实上，他们面对的是两次同时发生的起义，当时被称为“上下加拿大”——今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两次起义的目标是那些被叛乱者认为是腐败且有过分特权的精英，英国人基本上把殖民地政府交给了他们。在两次起义中，起因都是种族和民族的问题，隔壁的美国若隐若现的身影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可是最终的结果和美国的独立完全不同：不是分裂，而是有一个宪法公式使本土自治和英国关系协调共存。这是怎么成为可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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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加拿大（安大略省）爆发的起义时间更短且程度并没有那么严重。在这里，农民和手工艺人憎恨“家族盟约”——围绕总督出现的一个上层的圈子变成的富有的寡头组织的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政府赠地牟利，因而与圣公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圣公会拥有宝贵的“牧师保留地”。他们与银行家和地产公司也有紧密的同盟。起义是由在英国邓迪出生的威廉姆·莱昂·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kenzie）领导的，他于1820年到达加拿大。经历了开始的一些错误之后，麦肯齐找了一份得心应手的工作，那就是竞选记者，工作内容颇有美国小地方的风格，揭露贪污、腐败和特权。他成了省内精英眼里的一根刺，以及“改革者”心里的领导。麦肯齐是美国共和党宪法的支持者，他极力要求并成功地将票投给刚刚来到这个省的出生在美国的移民。将麦肯齐处在边缘的激进政治变成起义的是他与日俱增的挫败感，因为总督和他的保守党顾问都不会从当选议会被开除，所以广泛的支持不能转换成为行政力量。麦肯齐十分确信（有一些正当理由）他的保守党对手正在利用橙带党（许多新教徒或苏裔爱尔兰人最近来到了上加拿大省）的民兵联盟来侵扰和威胁他。在越来越狂热的气氛中，1837年末他策划将武装示威行进到约克（今多伦多）并且强迫政府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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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惨败。麦肯齐的先遣部队遭遇了一小群效忠派的火力进攻后迅速撤退。他剩下的追随者已经准备好发起一次示威，但他们对大规模的起义并不感到愤怒。领导者逃到了国境外。同时在上加拿大省西部的美国出生的移民发起了第二次起义，他们被说他们面对着被剥夺的命运的谣言激怒，也被麦肯齐“获胜”的假消息鼓舞，不过起义同样很快以失败告终。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英国人极度怀疑美国人是这些起义背后的黑手。有30 000~40 000名美国人参与了侵入英国领土的阴谋，在华盛顿的伦敦势力亨利·福克斯（Henry Fox）这样抱怨。“一大帮匪徒和暗杀者，”他说，“正在稳步实施他们的计划来破坏和毁灭英国的领土。”现在的旅游胜地尼亚加拉大瀑布以前是跨国小冲突的战地。在一次著名的事件里，一群（效忠派）加拿大人擒获了蒸汽船卡罗琳号，这表明他们怀疑船上搭载的是准备发动侵略的美国人，他们把船点着了，然后把它送到了瀑布的另一边。之后的骚乱很快就导致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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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加拿大（魁北克）爆发的叛乱更加严重。在暴力冲突的两个阶段，超过250人丧生。其中一位是约瑟夫·沙特朗（Joseph Chartrand），他是蒙特利尔附近的一个乡村教区的石匠和木匠。在筹钱的时候，也许是从客户那里，他偶然结识了一群年轻人。沙特朗迅速逃跑了，不过他们很快抓住了他并且在路边把他殴打致死。在最后的询问中，这群年轻人才交代他们原本是去参加集会，至少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是武装好的。一些目击者声称，在这个教区，恐怖的气氛已经蔓延开来，并且“效忠派没有受到保护”。另一个人说道，众所周知沙特朗是一个很暴力的人，并且大家认为他是一个间谍。这明确地暗示了沙特朗之所以被谋杀是为了阻止他向议会汇报有一群武装力量在行动，所以那些人才急着要把他杀死。但是为什么乡村会处于叛乱的边缘呢？另一位目击者宣称“帕皮诺先生下令在教堂门边宣读命令，要求人们准备好行进……而那些拒绝的人会因此而丢掉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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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约瑟夫·帕皮诺（Louis-Joseph Papineau）不是穷乡僻壤里的土匪，而是一位富有且出身名门的律师，他父亲曾是一位测量员，后来变成了地主。19世纪30年代，帕皮诺在当选议会里是法裔加拿大人政党里的领导者。法裔加拿大人政党表达了在下加拿大省政府里说英语的少数群体与法裔加拿大中产阶级之间的不公平，他们对这种不公平的憎恨日渐加剧。他们不喜欢被这部分少数群体支配商业，再加上他们相信来自英国的移民正在迅速侵蚀下加拿大省中说法语的天主教信徒的人的性格，这一切都强化了法裔加拿大人政党的诉求。帕皮诺说道，英国政府想要“让我们去民族化，就是为了让我们英国化”。法裔加拿大人政党的目的就是将对议会的控制变成他们对政府的控制。随着斗争的继续，帕皮诺的话语暗示一个由法裔加拿大人组成的共和国是最终目标。英国少数效忠派对此的反应很愤怒，这种不满在蒙特利尔根深蒂固，这一切使得政治冲突越来越有种族色彩，但并不彻底。在法裔加拿大人政党的领导当中，有名叫尼尔森（Nelson）的兄弟俩，（很奇怪的是）他们是前海军军官的儿子。他们俩都是医生，也是激进分子，他们都会在即将发生的起义里扮演比帕皮诺本人更加有力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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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僵局日渐严重，在伦敦的政府变得越来越坚决。为了打破议会对所有公共花销的否决（以此来削弱行政权力），伦敦赋予总督一定权威来控制花销，并且不需要征得他们的同意。法裔加拿大人政党认为这就是一波镇压的开始，是对他们政治行动的集中攻击。他们谴责伦敦的行为是对他们自由的攻击。他们在乡村的支持者迅速开始集结。他们充分利用了一个旧的本地传统：对那些被控违反社群规范的人们实行惯有的羞辱——这被称为“大胡闹”。有传言说，英国人正在计划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教区组织警告他们中间的政府官员辞去任职并且切断与外界的联系。1837年11月，政府给那些法裔加拿大人政党下达了叛国罪的拘捕令。他们的反应就是在圣丹尼斯和圣查尔斯两个村庄召集武装分子进行大型集会，这两个村庄距离蒙特利尔有30英里。起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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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起义似乎要陷入失败。法裔加拿大人政党打算宣布下加拿大独立。在他们宣布之前，一个英国的独立小分队到达，并且双方开始了一场枪击战。但这并不包括康科德。叛乱者分散着跑回了乡村。他们当中的一些领导者跨过了美国边境，差不多有60英里远，途中有8个人被逮捕了。但是英国总督科尔伯恩却告诉伦敦这只不过是茶杯里的一点儿小风暴而已：他抵制了效忠少数派的意见并释放了大多数的囚犯。到1838年4月底，戒严被解除。英国政府的特别专员德拉姆勋爵决定反对把领导者送去审判（在那里他们很可能面对死刑宣判）的做法，并把这些人流放到百慕大。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令德拉姆不安的是，一位爱管闲事的律师证明他已经越权。囚犯们因此被释放，然后迅速回到美国边境，在那里，一场新的起义正在被策划。英国人开始怀疑有更大范围的阴谋。“一个可怕的组织，被秘密的誓约和秘密的记号捆绑在一起，一定是存在的，”德拉姆向伦敦汇报道，“由于害怕这样的迹象……神秘的组织有时会发出秘密谋杀或大屠杀的威胁或警告，国家里的效忠派居民因此放弃了他们……偏僻的住处。”一些人一起逃离了下加拿大省。一切似乎都已经就绪，就等着起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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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最终在11月初爆发。由于害怕由猎人兄弟会（Freres-Chasseurs）组成的叛乱者网络，一群武装了的居民开始集结：有3 000人在内皮尔维尔集会，这里离美国边境不远，更多的武器被带进来，另一部分人去往蒙特利尔附近的印第安人居留地，希望能缴获他们的武器和弹药。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打算通过麦肯齐的支持者在尼亚加拉发动袭击来拖延起义。罗伯特·纳尔逊跨过了边境，并且宣布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不顺利。美国人在边境缴获了藏匿的军火，印第安人杀死或俘虏了攻击者，效忠派民兵（包括5 000名来自上加拿大的英裔加拿大人）和英军扰乱了由罗伯特·纳尔逊和另一个名叫科特（Cote）的法裔加拿大医生领导的叛军力量，并果断地打击了他们。民兵烧毁了疑似叛乱者的房子。叛乱的领导者再一次逃跑了，罗伯特·纳尔逊在返回纽约之前甚至跑去了加利福尼亚，他在纽约最后发表了一篇关于霍乱的论文。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约瑟夫·卡迪纳尔（Joseph Cardinal），是一名领导了对印第安人的攻击的律师，他就是因叛国罪而被处以绞刑的两人之一。总督说，这种极端的例子是必要的，另一些被判有罪的人活着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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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已经造成了可怕的影响。由于可能与美国爆发战争，以及与比利时和地中海东部（“前往印度的路线”）爆发危机与之相呼应，英国人的处境更加困难。伦敦派遣了大约10 000人的军队来保障加拿大的安全，这比1775年派给盖奇的更多。英国急需制定政治对策。这个对策出自于德拉姆勋爵，但是绕了好几个圈子。德拉姆发现在英国人与被他称为“加拿大人”的人群之间有着很深的种族敌对。他们的“互相不待见”意味着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无法达成一致：“甚至当孩子们争吵的时候，他们都将自己分为法国人和英国人两派，就像他们的家长一般。”加拿大人“发现英国人处处压榨他们，在土地所有权上、在商业上、在零售贸易上……在宗教上，在政府的整个管理上”。德拉姆的解决办法是极端的。他说（法裔）加拿大人是一群“停滞不前的人”。如果说在下加拿大占多数的说法语者与上加拿大的更活跃的说英语者融合在一起，那么从英国来的移民的影响就会很快成为这个落后社会的溶剂。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会英国化：一个鲜明的法裔加拿大人的身份会消失。1840年联合法案遵循了德拉姆的对策。但是德拉姆被证明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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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第二项主张。德拉姆在他1839年的著名报告里说道，叛乱是政治上遭遇挫折的产物。在那些没有办法使行政权力回应本土观点的地方，在那些反对派领导不能参政的地方，政治注定会沦落为不负责任的对民情的煽动，或者最糟糕的情况，沦落为叛乱。最好的解决方案便是执行温和政策。那些享有广泛公众支持的人应该被允许任职。这样做是期望能够防止为了破坏政治秩序的无节制的承诺以及控制权。经过了6年的政治调动，伦敦才接受自治政府——由获得多数支持的人担任部长组成内阁，这是管理殖民地唯一可行的办法。在这套政治运作方式下很多人都有可能上台，结果是法裔加拿大人政党曾经的领导路易·伊波利特·拉方丹（Louis-Hippolyte La Fontaine）抓住了机会。拉方丹在起义期间曾经在国外。他回来之后便排挤帕皮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在起义期间缺席的行为导致了这种不信任）。他还反驳道，为了保存自身的文化特性（“文化幸存”），要求法裔加拿大人接受和英国的关系并且与上加拿大的改革派合作来建立自治政府。为了反对来自蒙特利尔的英国人凶恶的敌意（对他们而言他是一位隐秘的革命派）和暗杀的威胁并得到一位明智的英国总督的支持，拉方丹让法裔加拿大人服从他的计划。最终他与上加拿大领导的同盟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议会政体。通过让英国人和法国人和解，拉方丹（现在基本上被人们遗忘）塑造了现在的加拿大，也是他让自治政府成了结合本地自治与维持英国关系的一种可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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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叛乱并未遵循在美国大规模移民叛乱的革命路线。这其中的一些原因显而易见。首先在规模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加拿大的两次起义里，叛乱者都不能召集足够多的一群拥护者来威慑政府的支持者。没有一次起义与英国人在列克星敦遭遇的那类激动人心的早期失败类似。忠诚的传统（几千名效忠派于1783年出逃美国到加拿大定居）以及最近从英国来的移民浪潮扼杀了麦肯齐赞成的地方共和主义。魁北克的历史学家依旧困惑的原因是，法裔加拿大人的叛乱大体上局限在蒙特利尔周围的南部地区，即属于上加拿大的效忠派民兵的范围。推动美国人起义的思想主张在加拿大没有那么强烈和普遍。虽然英国人一直担心这一点，加拿大叛乱者也没有得到美国人足够的同情，这是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关键区别：外部援助因此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事实上，美国人曾积极地阻止武器跨越边境。此时英国的政治大环境也大不相同了。鼓舞了美国叛乱者的激进浪潮在这里不那么明显也缺乏对议会至高无上的坚定主张以及对税收的要求。伦敦派遣解决危机的总督德拉姆勋爵、西德纳姆（Sydenham）勋爵、查尔斯·巴戈特（Charles Bagot）爵士、查尔斯·梅特卡夫（Charles Metcalfe）爵士以及埃尔金勋爵（西德纳姆，巴戈特和梅特卡夫均逝世过早），他们之间并没有统一思想。但是他们拥有更多的调度空间，并且比处理问题的前辈更有技巧。结果就是给温和派和改革派留下更大的空间来达成妥协，打破僵局。拉方丹有能力展现一名非英国人可以使用“英国式”机构来保留他们的身份——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后来紧紧抓住了这个教训。叛乱也许塑造了美国，它同样以更加微妙的方式塑造了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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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族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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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最开始只是一场叛乱，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政治地震。英国用了6个月的时间来遏制它，并花了超过两年的时间来镇压它。为了镇压起义，英国出动了超过90 000人的部队，他们大多数是从欧洲紧急赶来的。这次印度民大起义几乎完全是一场发生在北印度的事件，却波及比哈尔以及本德尔肯德，在这里，印度中部高地逐步下降为平原。尽管收到了早期的警报，孟加拉依然保持平静，南部马德拉斯的“管辖区”也是如此。这场地震的真正震中位于斗争失败又获胜的地方——印度斯坦：在德里与勒克瑙之间广大的恒河平原，包括河间冲积地（恒河和朱木拿河之间的区域）、阿瓦德（被英国人叫作奥德）和罗希尔甘德（意为阿富汗人的土地，他们自从莫卧儿时代起就在那定居）。这里是印度农业的腹地[河间冲积地是“全球最肥沃的地区之一”，一位早期的总督韦尔斯利（Wellesley）勋爵说道]，也是以前莫卧儿时代的心脏地带、印度帝国历史上的中枢以及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文化的港湾。没有一位印度的统治者胆敢忽略它，或者允许它落入敌人的手里。英国人从1801年开始占领这片区域的一部分，在三个关键的地区——旁遮普、阿瓦德和占西，他们的权力是非常新奇的事物。并且他们不能忘记北边不远处就是它们与阿富汗的边界（旁遮普被占领后这条边界更近了），1839~1842年不幸被侵略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这成为一种长期焦虑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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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被看作是愤怒、憎恨以及恐惧的巨大结合体，这其中混杂着期盼英国人消失以及以前的印度会回来的希望。若没有最初的密拉特事件，就不会有由这次起义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和民族大起义。密拉特在德里北部，1857年5月10日星期天，那里发生了叛乱。叛乱本身对英国权威是可怕的威胁和艰巨的挑战，但若不是叛乱释放了英国统治引起的压抑已久的害怕、挫败和仇恨，那么它也不会如此重要了。因为英国对待那些阻挡他们坚持自己权利的人很粗鲁，甚至很残忍。作为一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征服力量——大体上是印度人组成的孟加拉军队，他们开始着手将北印度重新塑造为帝国需要的模样。英国于1849年消灭了北印度残余的力量（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建立的国家）之后，他们采用了“无嗣失权”（没有法定男性继承人）的原则，于1853年接管了重要的土邦占西。就在起义的前夕，英国人粗暴地占领了阿瓦德土邦，其首府在勒克瑙。勒克瑙是印度最大的内陆城市，也是印度伊斯兰教文明最大的两个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德里）。他们使最后的佩什瓦王朝继承人（马拉塔联盟的世袭领导者曾一度匹敌英国人，号称印度的强大权力）的强烈仇恨，因为英国没收了他大部分的退休金，这个人就是纳纳·萨希卜（Nana Saheb）。他在比图尔旧城拥有一座幽暗的宫殿，比图尔离坎普尔有14英里，他的代理人被怀疑持续策划阴谋诡计。英国人对在德里的莫卧儿皇帝展现了正式的（也许是不真实的）敬重，因为他是表面上的最高统治者（东印度公司是他的附庸），现在渐渐被当成无能的退休者来对待。对于一些乌里玛而言，伊斯兰教正处于狂热的faranghi（即法兰克新教教徒）的威胁之中。的确，现在一些英国官员和士兵展现出来的对福音派传教的热情使印度教教徒和伊斯兰教教徒们都十分忧虑，由此带来的威胁不时出现在叛乱者的声明当中。也许最重要的是，英国人试图利用收取土地税制度标准化的做法将那些有“税收权利”（代表国家有征税的权利，并将一部分交给英属印度税吏）的人排除在外，他们未履行支付的义务，这样就拓宽和加深了起义蓄积的能量。各种因素起到的作用并不均衡，但显然不是某种单一因素导致了起义。一些人被最大限度地征税却依旧保持忠诚，或者说对起义的态度并不积极。一些人至少受到了农业商业化和叛乱中的糖、鸦片和靛蓝类染料的繁荣的影响。“干旱”地区的人们比那些得到灌溉的地区更加愤怒。所谓的“村落兄弟会”（一个有支配地位的种姓群体）本来控制着税收权利，现在又丢失了，因此他们被逼迫返回这里，仅仅是作为农民，他们不仅丢失了收入，还丢失了地位和荣誉。但是，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一样，很快会有其他因素引发乡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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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57年，孟加拉原住民步兵的74个团已经非常不满。过低的收入水平、失去的补助、掠夺物和战利品的缺失以及1856年“普遍征兵令”让所有士兵都有义务去海外服役（高级种姓印度人因为宗教原因不能跨海），这一切都导致了不满。英军占领阿瓦德惹怒了大量从阿瓦德出来的人，他们现在也失去了一些特权。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过去的军队主要是从高级种姓印度人、婆罗门和拉其普特人中间招募的。他们不喜欢军队被低层种姓的新加入者稀释，不喜欢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害怕任何宗教侮辱迹象。早在1857年1月，大范围骚乱的迹象就出现了。在3月底，一位名叫潘迪的婆罗门士兵，在位于加尔各答附近的兵营袭击了欧洲军官，而潘迪的同伴在一旁看热闹。潘迪被处以绞刑。同时，英国人开始遣散那些被怀疑不忠的原住民兵团。在加尔各答的白人变得越来越紧张。但当时暴风雨其实是从遥远的北部、德里附近的密拉特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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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名印度士兵拒绝实弹演习，因为害怕涂了猪油蜡的子弹玷污了宗教信仰，麻烦真正开始了。他们被判处10年苦役，在战友面前和一大队英国军团的枪口下，他们被戴上了镣铐。第二天，也许是害怕英国人会过来拿走他们的武器或者取消军团，印度士兵率先发起了攻击。在英国人从他们的据点追上这群印度兵之前，他们已经杀死了41名白人——包括军官、治安官、妇女和儿童，并且前往德里。这已经让英国人震惊。就在几天之内，他们的行动在整个北印度被效仿。从远方的白沙瓦（开伯尔山口旁），到南边的印多尔，再到东边的迪纳杰布尔，关于谋杀和叛乱的报道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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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关键的事实就是起义的庞大规模。印度士兵在超过40个军事据点发动叛乱。也许一共有大约70 000人参加起义，另外还有30 000人擅离职守。导致起义扩大的原因有很多。尽管证据不足，但这很可能是一场阴谋。最大的不满情绪存在于印度士官、连长和印度陆军尉官当中，他们对下属的控制往往比其他同级军官对下属的控制更多，其下属一般是从邻里和亲戚中征召而来的。舆论抱怨称白人军官十分懈怠且缺乏真正的权威。但似乎恐惧情绪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叛乱一旦发生就没有后路可退。印度士兵只要卷入其中，不论身处多么偏僻的地方，都不会被原谅。因为一些怀疑，他的团会被取消，他的生计也随即被毁。如果英军就在附近，那么他的命运可以总结如下：若他在交火中存活了下来，等待他的就是绞刑或者炮刑——英国人恢复了以前莫卧儿时代的惩处办法。1857年6月，加尔各答的报纸《英国人》报道，“刺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印度士兵无缘由的害怕。他们知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致力于起义，同时也害怕政府复仇。有一个冷酷的逻辑：印度士兵逃脱报复的最佳机会就是杀死每一个可能做出对他们不利证明的白人。即使是囚禁对他们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提醒，提醒着他们英国人可能会回来。他们的直觉相信，除非他们能彻底抹除英语，并且不留任何痕迹，否则英国人必然会回来实施他们的报复和暴行。叛乱者有一句俗语，“英国人从来也不会忘记或原谅”。“每一座楼房……把我们联系起来的”都遭到了“烧毁和破坏”。1857年7月萨哈兰普尔的治安官说道。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士兵的叛乱变成了真正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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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的结果是摧毁了英国人所依靠的高压政治的基础结构：拉拢当地势力到英属印度的政治系统里来，这是必不可少的应对策略。随之而来的后果有两个。第一，心怀不满的权贵和他们富有组织性的拥护者也许会摆脱控制。充满魅力的占西邦主妃因为4年前丈夫的死亡被英国人剥夺了马拉塔公主的头衔，随着占西守备部队叛乱，她又重新回到了王位上。也许她想和萨希布（萨希布是佩什瓦的“继承者”）联合来重建旧秩序。“这些英国人是人类宗教的曲解者。”她在公告中宣称。当在坎普尔的英国人向萨希布求助来抵御叛乱的守备部队时，萨希布的机会来了。最开始，他保持中立，不过当印度士兵出发前往德里时，萨希布和他的助理坦提亚·托皮奉劝这些印度士兵返回，并且控制了这些人。阿瓦德的封建大地主（或taluqdars），随着英国人骑上马鞍开始担心自身的命运，因此，他们召集了他们的仆人控制了勒克瑙。阿瓦德的国王被重新扶回了王位。同时在德里，密拉特的印度士兵行进到了这里，最后一位莫卧儿皇帝夺回了他以前的王位，重新成为合法权威的来源——但他并未掌握实权。在整个北印度，古老的政体正在回归。当萨希布于1857年8月访问勒克瑙（离坎普尔不远）时，他提醒接待者按照他的地位需要鸣放21响礼炮。但最后只放了11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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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后果让英国人更加担忧。他们也许没把王公放在眼里，但是农民大起义全然是另一回事了。这次农民起义最有可能的诱因就是一些新闻或者谣言，这些谣言声称英国人即将离开而且他们的英属印度已经毁灭。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地区地主或大人物的角色导致的，他们必须决定与谁站在一边。无论叛乱的士兵出现在何处，本地的权力平衡都会被改变。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英国官员就迅速撤退到最近的要塞。农民行进到城镇中，或者到了地区的中心时，有时候会去洗劫（英语单词“loot”[3]是从乌尔都语借来的），但更常见的做法是烧毁政府机关，包括它的税收记录和声明。就像100年后英国的历史学家一样，英国人被乡村叛乱的模式给难住了。从一夜间的沦陷到暴力混乱，对他们自身和家庭突然的威胁以及对谁是否忠心的不确定（经常性灾难的诱因）带来了绝望的情绪。更糟糕的是，火器是随处可得的：农业社会并未解除武装。“武装的百姓人数……至少有300万，”《印度之友》愤怒地宣称“他们是印度武装的败类”。也许不那么让人困惑的是从加尔各答到白沙瓦的经济大动脉（英属印度的军事中坚，穿过了大多数叛乱的地区）依旧在运作，附近的人们已经准备好离开。也许这条经济大动脉意味着英国权力曾经到达的地方，也是英国的报复最有可能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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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遏制叛乱。他们在印度斯坦的心脏地带鲜有成功。不过在旁遮普，有电报可以提前报信，再加上英国人的无情和不耐烦，使他们恰恰有时间来行动。他们的优势之一就是白人军队的大部分都在这个省内，所以容易被征服，并且会威胁到阿富汗的疆域。即使如此，解除印度军团的武装并解散他们仍然势必造成血淋淋的杀戮。在白沙瓦，大约有40名叛乱者被枪决，他们变黑了的头部落在旁观者的人群里。这种残忍的示众产生了巨大的效应。英国人能够通过旁遮普的部落首领建立一支很大的“非正规”军事力量。正是这支军队（同在密拉特和其他地方剩余的派遣兵一起）包围了德里。德里看起来是印度起义的首府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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