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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逐渐演变成了野蛮的肉搏战。有些时候，英国人自以为位于高处，实则被困住了。随着臭名昭著的指挥官约翰·尼科尔森（John Nicholson）和他来自旁遮普的军队采取行动，转折点出现了。他是一位在都柏林出生的强壮而有魅力的（有些人说他精神错乱）福音派教会的信徒。当英国人在9月初准备好了重炮之时，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杀出一条血路冲进要塞城市。不过一旦他们通过了城门，就进入了狭窄的旁道，还会面临军队最害怕的城市里的好斗分子。“这是我人生中头一次，”年轻的威廉·霍德森（William Hodson）写道，“我有幸看到英国士兵始终拒绝服从他们的军官。”也许，足够幸运的是印度士兵的抵抗消失了。他们撤出了城市。莫卧儿帝国最后一位皇帝被擒获。护送者帮助他的儿子逃跑了，不过后来被英国追捕者追上并且枪杀，这似乎是英国人来破坏王朝延续的蓄意行动，国王的大部分侍从都被迅速处以绞刑。城市陷入了杀戮和洗劫。单单来看城市的1/4部分，就有大约1 400人因为英国军队的报复而被杀害。那些发动攻击的人中有1/3在那一晚丢掉了性命：其中包括差不多600名英国军官和其他人（包括约翰·尼科尔森），还有将近500名效忠派印度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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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国人现在希望起义能平息，那么他们将会十分失望。当他们为占领德里而战斗时，起义的范围更广了，程度也加深了。他们在贝拿勒斯（瓦拉纳西）解除印度士兵武装的企图被证明是极其错误的。英国人制服了他们的抵抗，并且对叛乱者处以绞刑。消息传开后，在安拉阿巴德发生了暴力事件，阿拉哈巴德是亚穆纳河和恒河交汇的重要沿河城市，一些白人在那里被杀。英国人于6月17日到达，他们的报复是残暴的。在接下来的肃清中，几百人被处以绞刑，上千人丧生：大约有6 000人。在坎普尔的上游地区，英国的守备部队向萨希布和他的士兵投降了。在混乱中，英军坐船到下游的航程在中途被射击打断了。接下来发生了大屠杀，以及一起更加臭名远扬的事件：200名英国妇女和儿童被杀，他们的尸体被扔到了城中的一口井里。这是对英国人现有的报复情绪进一步的毁灭性的刺激。同时，萨希布（参与了杀戮）自己在7月初自立为佩什瓦藩王，复辟“马拉塔联盟”的意图非常明显。发生在向西100英里的瓜廖尔的叛乱将一支新的叛乱力量带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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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在平原的一端重新占领了德里，在另外一端重新占领了安拉阿巴德，他们仍然要面对在北方的罗希尔甘德以及在南方的本德尔肯德的场面壮观的叛乱。他们不具备再次对当地强加控制的军事实力：来自英国的增援仍然在从开普附近的漫长路途上。但是直到这些力量准备就绪，他们才会放弃上印度。这样做也许会坚定叛乱者的决心，也就是允许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因为政治原因，重新占领坎普尔和勒克瑙（即叛乱地带的主要城市中心）变得紧急并且关键。他们也不能让英国反抗力量的资金陷入未知的命运。例如在阿格拉，英国人一直在等候武装出击队抵抗叛乱者控制的村落，但他们极少与在别处的同胞联系。因此在1857年7月，亨利·哈夫洛克（Henry Havelock）将军手下的一支小军队一路奋斗到坎普尔。不过这位将军对这座城市的控制是脆弱的，而且他最初对勒克瑙的进攻也被印度士兵粉碎了。直到11月份他们才将在管辖区[在那里，书籍被用作沙袋——《拉德纳的百科全书》中的120页可以用来阻止一颗火枪子弹]的英国人释放。又过了4个月，他们才获得这座城市的控制权。同时，他们的仓促返回也导致起义范围变得前所未有的广泛。重新占领坎普尔6个月之后，加尔各答的总督向伦敦汇报道：“整个河间冲积地（附近的地区）中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被敌人控制……已经很多天没有阿格拉的任何消息。”即使他们能够击败印度士兵编队或占领一座城市，他们也缺乏使胜利变得具有决定性或者围捕叛乱者的资源。相反，印度士兵消失在了乡村里，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村庄，或者成了当地权贵征税队伍中的“军事帮扶”。他们还会做什么其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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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仅仅是英国人才进退两难。在他们统治消失（有时候是半个月或一年，在那些偏远之处则时间更长）且有一群印度士兵来到这个地区的时候，政策就被改变了。当叛乱者领袖出现的时候，一位英国官员说道：“他们的活动一点儿也不匆忙，而是以最井井有条的方式进行的。他们通过信件召集了每个村落的柴明达尔（地主），从而榨取他们的顺从和贡物。”一旦这些人拒绝，武装力量就会被派遣至当地。地方精英也许期望建造一个以他们为基础的政权，或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受到恐吓。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有可能被冠以“不忠”的名号。这并不仅是一个标签，而是一件事关生死的事情。当英国人回到一个地区，他们同样想要得到柴明达尔的拥护。但是没有哪个柴明达尔可以肯定如果他们就范的话他们对英国的忠心是否只在表面上被承认。如果英国人相信，或他们的间谍汇报，或者说如果他的敌人声称他不忠诚，那么柴明达尔就会在能够做出抵抗前被处以绞刑。当叛乱者攻陷这座城市的时候，在坎普尔的印度副区长依旧停留在其原位上。英国人回来之后，他被迅速地处以绞刑。英国采取了戒严的办法，带着仇恨的情绪，绞刑是最后判决采取的默认形式。许多人在他们的地区害怕和讨厌“印度士兵的统治”，更害怕东印度公司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可怕命运，这是很难让人感到惊奇的。但是无视他们的传唤（在英国人的眼里）是明确承认其有罪。如果能够，他们定会实施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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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德里、坎普尔和勒克瑙沦陷，就终结了一个叛乱者政权的前景（最多是微弱的），这种悲剧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贯穿了起义的整个过程。这并不等同于一支警队来包围或镇压特定区域的起义，而更像是一场战争。实际上，英国人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反对他们的。“正是由于起义的本质，还因为需要确认大部分起义的不可能性，以及把他们带来的罪恶还给他们，区长建议要把叛乱者到过的村庄进行系统禁烧和摧毁。”那些能够携带武器的人都被射杀或被剑杀，他们的住所也被烧掉了，一位Khaki Ressala的成员回忆道，Khaki Ressala是一支英国准正规军。囚犯被处决了。结果常常是将农村人口调动起来，以反对不加选择的杀戮和烧毁的威胁，以此在主要城镇被收复之后延长乡村抵抗的时间。的确，随着英国军队的行进，可以在路边见到成百上千的印度人被处以绞刑，这一幕甚至令许多旁观的英国人感到震惊和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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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即将过去之时，英国人在恢复叛乱者占有的城市方面取得了稳步的进展：1858年1月恢复了法鲁卡巴德，3月是勒克瑙，4月是占西（这座城市有5 000人被杀），5月是巴罗利，6月是瓜廖尔。占西邦王妃在瓜廖尔过世，不过萨希布以及坦提亚·托皮撤回了乡村。在那里，战争继续。印度士兵在勒克瑙被赶了出来，分散到了阿瓦德来寻求支持——为了保住他们的性命。当英国人追赶他们之时，他们正和taluqdars（他们的要塞被无法穿透的竹子包围）展开一场激烈的最后一搏。到1858年10月止，一位英国官员抱怨道，仅仅是阿瓦德的1/4投降了，英国警察的公告仍然在传播。在埃塔沃南部平原的边缘，以及本德尔肯德高地，战争一直持续到年末之后。“数百名叛乱者依旧有武装……”1859年7月，一位赫米尔布尔的治安官说道。萨希布消失在了尼泊尔的特莱，这是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片丛林沼泽地，他被认为死在了那里。坦提亚·托皮就没有那么幸运：他被英国人抓住了，并处以绞刑。1859年7月，总督宣布了“和平的状态”。起义慢慢平息了。到起义彻底结束的那一天，大约有2 000名英国人在军事行动中丧生，将近9 000人因疾病而死。死亡的印度人的数量——印度士兵和治安官，从来都无从知晓，不过一定超过了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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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让英国人能够征服起义？从军事上的角度来看，一旦他们在第一阶段的风暴中存活，并且重新集结了旁遮普人和廓尔喀人，他们就会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他们拥有恩菲尔德式步枪和大炮，在火力上远远超过印度士兵，尽管印度士兵非常勇猛地搏斗，且被证明擅长防御，但仍不是英军的对手。虽然困难重重，但英军一直展现出凶猛的好斗性，直到获胜。他们的军官团认为牺牲是一种荣誉，因为这需要展现极大的血气之勇（一种还未探索的社会现象），这也许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进攻德里的过程中有差不多一半的英国军官死亡。相反，叛军力量遭遇了无组织的领导。从政治角度来看，一大批英军的最终回归重建了基于对英国人强势的恐惧之上的平衡，改变了使他们的统治处于危险当中的高压和合作之间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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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族大起义因而不能被看作印度的独立战争：因为它缺乏组织性，思想性和集体团结。起义没有外国力量的支持，而且起义的范围仅仅限于北印度。起义的爆发依靠孟加拉原住民军队的特别性质，那就是他们是作为衰退的且不满的农民中的精英参战。即使在北印度，起义也是不稳定的。许多印度人因为觉得起义危险且无用所以拒绝参加，而更多的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保持忠诚才是安全的。英国人采取了在其他地区多次使用的模式，但这一次试图预先制止起义的行动却引发了另一场起义。他们的报复行动加剧了当地印度兵强硬的抵抗并且使这种抵抗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因为这些原因，叛乱者和效忠者的动机变得十分难以确定。一些叛乱者被处以绞刑，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他们是形势、仇恨以及英国人迟钝的受害者。印度人对英国人的支持至关重要，英国人常常因为印度人的勇气和宽容才得以存活下来。明智的英国官员费尽力气驱散关于印度士兵暴行的丑陋谣言，阿格拉的情报局长曾撰文称，白人妇女被强奸的传闻绝对是假的。事实上，他们很快变得焦虑起来，因为一旦暴力平息下来，报复行动只会让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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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如此大型的起义是具有标志性的。1858年11月，英国女王发布公告，基于宪法权威，英国官方正式从名声扫地的东印度公司接手印度，公告谈到了和解，并且承诺对不同的宗教和种族实施平等对待的政策。但是在很多方面，英国人实施了对印度的第二次征服，并且留下了确切的迹象。在德里的伊斯兰教教徒被驱逐出城；勒克瑙的部分地区被夷为平地并且建成了宽阔的林荫大道以及更好的消防通道；坎普尔那口致命的井成了纪念和祭奠的地点——这有意识地提醒着在印度的英国人，种族团结是极大的美德。从政治上来讲，起义让英国人与王公达成妥协，安抚乡村精英并且强调了他们统治的“东方性”和“传统性”。因此，很自觉地，英国女王成了“皇后”，而她的子民对她也表现出相应的尊重。对几乎所有印度人而言，这件事带来的教训是，用武力攻击英国人只会导致灾难。当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之时，其领导者常常强调他们的忠心以及对暴力的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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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后果也同样引人注目。英国人取消了以前的孟加拉军队，包括其欧洲军团（其中有一部分并入了本土的英军）。当英国人改造军队的时候，首先缩小了规模，他们招募的人几乎全部来自效忠派旁遮普人以及强壮的山区人民——所谓的“善战民族”。北印度平原叛乱的高等种姓的农民被小心翼翼地排除在外了。还有一个铁规则被定下来：不论英国的印度军队规模多大，与全部由英国人组成的守备部队相比，绝不能超过2∶1的比例——这是一个强大的保险政策，由此产生的花费都落在了印度纳税人的肩上。最终，还有一个巨大的“心理遗产”。一位英国官员回忆起了他年轻时候的一件事，那时候来自印度坎普尔的一位商人签署了商业请愿书。当请愿书呈现在英国专员面前的时候，他对主要签署方说道：“在叛乱的期间我撞见了你的父亲：他是应该被处以绞刑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暗示十分明显。签署方在混乱中撤出了，请愿书因此落空。这几乎成了一个陈词滥调，英国人最终是用刀剑来统治——或者是利用其进行威胁的，他们的防备永远也不会放松。也许这次“叛乱”精神的最后一次高潮出现在1919年4月的阿姆利则，在5名欧洲人在这座城市被杀之后，戴尔（Dyer）将军手下的（印度）士兵射杀了将近400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戴尔因此名誉扫地。但是对很多在印度的英国人而言，他是一位在最恰当的时候阻止了一场新叛乱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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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者和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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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使印度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这并未导致英国人进行大规模的征服和掠夺，因为英国人太少，而且他们需要印度人的合作来统治。其他人没那么幸运。由原住民发起的反对殖民国家和社群的抵抗和起义更加具有危险性。移民有着更加强大的动机彻底击垮对方以及对之实现完全的征服。他们不需要那么依靠本地的权力掮客，也不需要为他们寻求的——或者说他们相信的利益而做出妥协。而且一旦移民的桥头堡足够壮大，他们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进而跨过心理上的门槛。他们已经占领了的土地现在成了家园一般的存在（也许还不是祖国）。这里现在是——或者应该是白人的国家，这样一来原住民最多是成了可以剥削的资源，最糟的一种可能是需要被镇压的一般威胁。其的结果就是道德意识的转换，这是极其重要的。原住民理所当然的权利如今被帝国主义重新打上了多余社会的野蛮的遗留物。作为旁观者，谴责这样的转变是很容易的，而认为我们不会屈服于同样的道德诱惑则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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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斗争的迹象在19世纪大英帝国的殖民疆域随处可见：无论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是南非。在加拿大，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被原住民人口的稀少（部分原因是流入的疾病）以及对土地的有序购买降低了。但这种可能性远没有被完全消除——瑞尔的叛乱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澳大利亚（除了塔斯马尼亚，在那里，由移民民兵和军队发起的蓄意运动逼迫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在1830年后离开海岸，开始了致命的流亡），大部分移民对原住民的袭击是地方性的、非官方的并（在那些有组织的杀戮之处）被刻意保持了低调。因为原住民人没有土地权，疾病又导致了人口的减少，所以不能应付大规模的抵抗，真正的起义——扰乱移民权利或要求移民放弃土地扩张，几乎不会出现。而在新西兰和南非，情况远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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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1840年签署的怀唐伊条约，英国的权威被扩展到整个新西兰，北岛和南岛的毛利首领也同意了其中一些模棱两可的条款。因此在英国人眼里，毛利人受英国的支配，对英国政府效忠并且需要遵守英国的法律。实际上，理论上的坚硬边缘被妥协缓和了。毛利人可以处理内部的争端，只要这样做不会损害英国殖民者的利益或者与英国人制定的法律过分冲突就行。事实上，普遍认为有两个新西兰，一个是毛利人的，另一个是白种人的，这两个新西兰被总督的权威结合到了一起。一方面，总督在毛利人首领中是有权威的，另一方面在移民者的领袖中也有权威。英国人对毛利人表现出反抗的反应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在那些力量不足的地方，英国人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到1860年，这种“有限责任”的方法在两个不同的地区仍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首先，在移民社会内部，部落的土地所有人对于出售更多土地有着日渐增长的需求，这些人的权利在条约中被视为不可侵犯。条约规定，这些土地先被出售给殖民地当局，然后重新卖给移民。但是，毛利酋长的焦虑也在不断增长，土地的丧失迟早会引发社会和文化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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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是僵持以及之后争执的爆发。在北岛的部分地区，毛利人开始对那些愿意把土地出售给白人的人施加压力。所谓的“国王运动”标志着毛利人需要发出更大的政治声音使总督府听见自己的意见，以此来对抗移民议会和他们喧嚣媒体的咆哮。在伦敦的帝国政府对这类新的毛利人政治主张采取了平静的态度。而移民者（到目前为止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并没有这么做。在他们看来，一旦允许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来打击毛利人出售土地（他们宣称要通过恐吓来达成），势必会粉碎一个可行的移民社会的前景，并将殖民地推回到之前那种半部落经济的落后状态。他们认为激起阻止自由出售土地的阴谋是一种叛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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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北岛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塔拉纳基、怀卡托河、普伦蒂湾和东海岸被“蕨类植物中的大火”烧毁了——这是一场发生在“叛乱”毛利人与英国人（移民民兵和常备军）和他们的毛利同盟者Kupapa之间的战争。无论在哪里的战争中，移民者都处于上风，他们采取了一种简单的、自私的逻辑。密谋阻止土地的自由出售是一种叛乱行为。而对于叛乱的惩罚是没收土地。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参与叛乱的人之后可能会请求补偿——如果他们幸运的话。这些土地可以被政府出售，用来抵消镇压起义的花费以及移民对土地的渴求。1863年的《镇压反叛乱法案》为其提供了法律机构。大规模的没收行动标志着冲突的结束，并在那之后继续存在。60年过后，一位司法委员总结道：“在他们参与任何起义之前，原住民都被当作叛乱者对待，并且还针对他们发起过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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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无情地部署一边倒的没收土地程序清晰地展现了移民的意图。毛利人却逃脱了被无限制的移民权力施加影响的最差结局。他们保留了大量的土地，而且在移民议会里取得了一席之地。他们基本上逃脱了移民者领袖在别的殖民地区对原住民的种族歧视。移民者的“中庸之道”反映了新西兰的情形。在这里，征召毛利劳工入伍的需求很低。那些在偏远的“高地中央”以及北岛东部的毛利人土地在这个时候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当没收土地的管理负担威胁到国家破产时，没收充公的程序当然要喊停。因为这样有可能导致绝望的毛利人发起反抗，并且发生战争。毛利人也令英国对其产生了复杂的感情。条约中规定的他们的权利以及他们对英国政府的要求却无法被否认。与他们似乎注定要经历人口的下降直至最终的灭绝的命运相比，失去土地似乎更加容易被忍受。现在，一些白人被历史遗迹吸引了过去。这些遗迹反映了毛利人所遭受的苦难，但现在看起来只觉得有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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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新西兰殖民地，南非是一片巨大且动荡的大陆，那里诸多政权并立且朝不保夕。牛车旅行者（即布尔人）在19世纪30年代末离开了英国人统治的开普殖民地，在陆地包围圈开辟出了他们的征服地带，在那里，非洲人的国家受到了自相残杀的战争的严重影响，这些战争被称作“姆菲卡尼”或“折磨”。他们拒绝了英国的主权，并否认对英国的依附关系。他们占领了非洲人的土地，一方面，急需非洲劳工，另一方面，他们也限制非洲人拥有枪支。他们对英国传教士的怀疑根深蒂固，并且谴责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这个尚且存活的维多利亚时期新教圣徒是一名恶贯满盈的军火走私犯（利文斯通并没有否认这种指控）。但是从19世纪40~80年代起，布尔人开始小心翼翼地扩张。他们的主要国家“南非人共和国”摇摇欲坠，缺少现金和武器来对其非洲邻居（佩迪人，斯威士人，向东的祖鲁人，向北的恩德贝勒人，向西的茨瓦纳人）施加有效的控制。能够用来更好地形容这次暴力的名词是“对抗”而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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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普的东部边界以及英国的纳塔尔，起义的原因和影响可以被看得更清楚。最后一次比较大的起义的发生地位于现在的特兰斯凯地区，大约3 500名科萨人被英国人杀死，他们的牛群被擒获，很多成年人幸存者被派遣到开普作为契约劳工。许多社群的土地被征服或没收了，他们现在聚集到了一起，暴力冲突也随之而来。对枪支的控制是造成紧张局面的最主要原因。1873年，一名纳塔尔酋长Langalibelele违抗了要登记他手下部落成员持有火器的强制令，并且辱骂了提醒他的信使。这导致了军方管制开始实行，移民民兵开始集结。在部落与白人军队发生冲突并且造成一些死亡之后，因为害怕最坏的情况出现，整个部落逃离了他们自己的领地。移民民兵为了寻求报复，在部落领地制造了一片混乱的杀戮，他们放火偷牛，无恶不作。Langalibelele因“起义罪”被带到法庭根据原住民法律审判。接下来上演了一出闹剧，殖民地总督装扮成首席法官，并且在草地的帐篷里主持了审判，他有的时候还会戴着头盔，有时候带着插上羽毛的头圈。审判小组里包括了法官、控方和陪审团，这虽然很费钱，却很方便。但有些奇怪的是，首领最终被判终身监禁到罗本岛，但很快这个惩处被伦敦否决了，因为伦敦认定这超出了总督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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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塔尔的历史掩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错误认识，那就是英国人对待非洲人比对布尔人更仁慈和开明。纳塔尔于1893年被授予（移民）自治。其白人人口（1891年有大约46 000人，1904年大约有97 000人）的原籍几乎全部是英国。但是其前景令人担忧，因为这些白人一直害怕非洲人起义和北边祖鲁王国长期以来造成的阴影。祖鲁王国在1879年祖鲁战争之后解体，伦敦最终于1897年允许纳塔尔吞并其残余部分。两年之后，殖民地在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中被吞没。在战争之后的萧条中，麻烦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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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因是税收问题。移民政府决定通过对成年非洲男性征收投票税来重新振作已经崩溃的财政状况。白人普遍认为原住民本性懒惰，老板抱怨劳工短缺。投票税会逼迫无业人员工作，首领被要求在文职官员的办公室递交所有法律文件。这些政策毫无意外地收到了恶劣的反响，首领企图搪塞了事，但这并未打消殖民官员的疑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不满的情绪演化成了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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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在纳塔尔的三个不同地区，不愿意交税的情绪引发了对抗和严重的暴力事件。在这一年的前几个月，两名警察因在离殖民地首府不远的地方争吵而被杀。殖民地官员调集了移民民兵组成的“地区武装”。他们采取的策略非常简单。军队会行进到起义可能发生的地区，并要求这些地区顺从（有一幅现代照片展现了民兵在小山丘上躲在机关枪后排好队，他们对面是首领及其拥护者，英国国旗就在他们头上飘扬着）。在那些居民抽身（尽管这样不明智）的地方，牛群被没收，村庄被烧毁。如果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那么这个编队就会被取消。同时，在遥远的北方的祖鲁王国边缘，一位酋长因为被怀疑拒绝投票税而遭到了罢免。这个人就是巴姆巴萨，不过他挣脱了被派去逮捕他的力量，逃到了森林里，与他的继任者展开了游击战。“地区武装”再一次集结，并且部署了同样的战术。它的火力和机动性具有巨大的优势。6月10日，军队在Mome峡谷控制了巴姆巴萨和他的拥护者。大约有1 000人被弹片、子弹和刺刀杀死，很少有人逃脱。但是起义的第三阶段在maphumulo地区继续进行，这里离从海边延伸过来的白人农场及种植园近得多。这里引发暴力的原因并不是对投票税的厌恶，而是因为它被强行实施的方式。白人骑兵的到来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没收牛群、不定时发生的暴行（包括谋杀）、殴打和烧毁是他们在该地区犯下的累累罪行。这样做引起了一个明显的反应。在他们到来之际，非洲人逃跑了，并且集结在一起互相保护，另一些人则寻求报复。不过当三名白人被杀后，这种警察行动便演变成了一场战争。也许是担心发生最坏的结果，也许是希望从远处的祖鲁人那里得到帮助，本地首领和他们的拥护者转移到了灌木丛并且准备好了战斗。当地区武装在7月初到来，他们迅速处决了叛乱者：在连续两次交战中，有900多人被杀。反抗被平息了，但是更多的惩罚出现了：掠夺牛群、烧毁土房、杀戮和殴打。整个地区被“消灭且烧毁……一团黑烟悬浮在山谷上，延绵几英里”，一份官方报告中这样描述道。一群美国传教士在“‘沿着散布着被杀害者腐烂的尸体的公路骑行……许多人死了’”之后很快到来了。纳塔尔的死亡人数未知，但一定是数以千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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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解释移民极端的和不加选择的暴力回应？白人的视野被压倒性的恐惧统治着。反抗的任何行动都可以被看成起义的前奏——这种惊恐在那一年的事件当中遍布全省。尽管祖鲁王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英国一直担心祖鲁人的报复，祖鲁王国的国王经常被密切监视。白人对非洲宗教和仪式也同样持有很深的怀疑，而且很快认为它们带有恶意的影响和意图。他们认为“战争医生”激发了一系列的叛乱。一位白人在Maphumulo发生暴力期间被杀，其尸块被带去向叛乱者“施压”。这更加确定了他们的信念，那就是他们面临的是野蛮的敌人，这些人不值得怜悯，因为他们除了使用武力，其他什么都不懂。这样的看法同样适用于非洲基督徒。的确，独立的非洲教会——所谓的“埃塞俄比亚人”，被强烈怀疑对叛乱有同情之心，这也许是因为非洲基督徒更明确地表示了不满，并且拥有一些外部支持。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祭司王约翰》稍后迅速出版了，该书对广为流传的白人情绪有着生动的刻画。也许最重要的是，在农业利益占主导的白人自治政府，他们完全意识到了农村地区的白人对于他们“不可动摇的”地位的要求。唯一能让许多白人感受到安全的就是他们的非洲邻居始终意识到一只反对他们的手会招致无法想象的恐怖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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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除了白人官员依仗的间谍网络，他们对于部落保留地的有效控制非常有限。如果首领不配合，他们几乎没有手段能找出那些给他们制造麻烦的人。正是手中权力的这种缺陷引发了高压政治最残酷的形式。所有人都被认为是有罪的，因此惩罚也是集体性的。因为法律的正规过程非常缓慢且容易导致事故，很有可能成为不满情绪的焦点而不是作为警告而存在，所以恐吓成为首选的手段。准确来说，是移民高压的这些特征加剧了叛乱，让一时的混乱演变成了真正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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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乌里玛，伊斯兰教国家的学者、宗教权威或法学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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