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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加拿大（安大略省）爆发的起义时间更短且程度并没有那么严重。在这里，农民和手工艺人憎恨“家族盟约”——围绕总督出现的一个上层的圈子变成的富有的寡头组织的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政府赠地牟利，因而与圣公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圣公会拥有宝贵的“牧师保留地”。他们与银行家和地产公司也有紧密的同盟。起义是由在英国邓迪出生的威廉姆·莱昂·麦肯齐（William Lyon Mackenzie）领导的，他于1820年到达加拿大。经历了开始的一些错误之后，麦肯齐找了一份得心应手的工作，那就是竞选记者，工作内容颇有美国小地方的风格，揭露贪污、腐败和特权。他成了省内精英眼里的一根刺，以及“改革者”心里的领导。麦肯齐是美国共和党宪法的支持者，他极力要求并成功地将票投给刚刚来到这个省的出生在美国的移民。将麦肯齐处在边缘的激进政治变成起义的是他与日俱增的挫败感，因为总督和他的保守党顾问都不会从当选议会被开除，所以广泛的支持不能转换成为行政力量。麦肯齐十分确信（有一些正当理由）他的保守党对手正在利用橙带党（许多新教徒或苏裔爱尔兰人最近来到了上加拿大省）的民兵联盟来侵扰和威胁他。在越来越狂热的气氛中，1837年末他策划将武装示威行进到约克（今多伦多）并且强迫政府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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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惨败。麦肯齐的先遣部队遭遇了一小群效忠派的火力进攻后迅速撤退。他剩下的追随者已经准备好发起一次示威，但他们对大规模的起义并不感到愤怒。领导者逃到了国境外。同时在上加拿大省西部的美国出生的移民发起了第二次起义，他们被说他们面对着被剥夺的命运的谣言激怒，也被麦肯齐“获胜”的假消息鼓舞，不过起义同样很快以失败告终。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英国人极度怀疑美国人是这些起义背后的黑手。有30 000~40 000名美国人参与了侵入英国领土的阴谋，在华盛顿的伦敦势力亨利·福克斯（Henry Fox）这样抱怨。“一大帮匪徒和暗杀者，”他说，“正在稳步实施他们的计划来破坏和毁灭英国的领土。”现在的旅游胜地尼亚加拉大瀑布以前是跨国小冲突的战地。在一次著名的事件里，一群（效忠派）加拿大人擒获了蒸汽船卡罗琳号，这表明他们怀疑船上搭载的是准备发动侵略的美国人，他们把船点着了，然后把它送到了瀑布的另一边。之后的骚乱很快就导致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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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加拿大（魁北克）爆发的叛乱更加严重。在暴力冲突的两个阶段，超过250人丧生。其中一位是约瑟夫·沙特朗（Joseph Chartrand），他是蒙特利尔附近的一个乡村教区的石匠和木匠。在筹钱的时候，也许是从客户那里，他偶然结识了一群年轻人。沙特朗迅速逃跑了，不过他们很快抓住了他并且在路边把他殴打致死。在最后的询问中，这群年轻人才交代他们原本是去参加集会，至少他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是武装好的。一些目击者声称，在这个教区，恐怖的气氛已经蔓延开来，并且“效忠派没有受到保护”。另一个人说道，众所周知沙特朗是一个很暴力的人，并且大家认为他是一个间谍。这明确地暗示了沙特朗之所以被谋杀是为了阻止他向议会汇报有一群武装力量在行动，所以那些人才急着要把他杀死。但是为什么乡村会处于叛乱的边缘呢？另一位目击者宣称“帕皮诺先生下令在教堂门边宣读命令，要求人们准备好行进……而那些拒绝的人会因此而丢掉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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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约瑟夫·帕皮诺（Louis-Joseph Papineau）不是穷乡僻壤里的土匪，而是一位富有且出身名门的律师，他父亲曾是一位测量员，后来变成了地主。19世纪30年代，帕皮诺在当选议会里是法裔加拿大人政党里的领导者。法裔加拿大人政党表达了在下加拿大省政府里说英语的少数群体与法裔加拿大中产阶级之间的不公平，他们对这种不公平的憎恨日渐加剧。他们不喜欢被这部分少数群体支配商业，再加上他们相信来自英国的移民正在迅速侵蚀下加拿大省中说法语的天主教信徒的人的性格，这一切都强化了法裔加拿大人政党的诉求。帕皮诺说道，英国政府想要“让我们去民族化，就是为了让我们英国化”。法裔加拿大人政党的目的就是将对议会的控制变成他们对政府的控制。随着斗争的继续，帕皮诺的话语暗示一个由法裔加拿大人组成的共和国是最终目标。英国少数效忠派对此的反应很愤怒，这种不满在蒙特利尔根深蒂固，这一切使得政治冲突越来越有种族色彩，但并不彻底。在法裔加拿大人政党的领导当中，有名叫尼尔森（Nelson）的兄弟俩，（很奇怪的是）他们是前海军军官的儿子。他们俩都是医生，也是激进分子，他们都会在即将发生的起义里扮演比帕皮诺本人更加有力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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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僵局日渐严重，在伦敦的政府变得越来越坚决。为了打破议会对所有公共花销的否决（以此来削弱行政权力），伦敦赋予总督一定权威来控制花销，并且不需要征得他们的同意。法裔加拿大人政党认为这就是一波镇压的开始，是对他们政治行动的集中攻击。他们谴责伦敦的行为是对他们自由的攻击。他们在乡村的支持者迅速开始集结。他们充分利用了一个旧的本地传统：对那些被控违反社群规范的人们实行惯有的羞辱——这被称为“大胡闹”。有传言说，英国人正在计划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教区组织警告他们中间的政府官员辞去任职并且切断与外界的联系。1837年11月，政府给那些法裔加拿大人政党下达了叛国罪的拘捕令。他们的反应就是在圣丹尼斯和圣查尔斯两个村庄召集武装分子进行大型集会，这两个村庄距离蒙特利尔有30英里。起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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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起义似乎要陷入失败。法裔加拿大人政党打算宣布下加拿大独立。在他们宣布之前，一个英国的独立小分队到达，并且双方开始了一场枪击战。但这并不包括康科德。叛乱者分散着跑回了乡村。他们当中的一些领导者跨过了美国边境，差不多有60英里远，途中有8个人被逮捕了。但是英国总督科尔伯恩却告诉伦敦这只不过是茶杯里的一点儿小风暴而已：他抵制了效忠少数派的意见并释放了大多数的囚犯。到1838年4月底，戒严被解除。英国政府的特别专员德拉姆勋爵决定反对把领导者送去审判（在那里他们很可能面对死刑宣判）的做法，并把这些人流放到百慕大。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令德拉姆不安的是，一位爱管闲事的律师证明他已经越权。囚犯们因此被释放，然后迅速回到美国边境，在那里，一场新的起义正在被策划。英国人开始怀疑有更大范围的阴谋。“一个可怕的组织，被秘密的誓约和秘密的记号捆绑在一起，一定是存在的，”德拉姆向伦敦汇报道，“由于害怕这样的迹象……神秘的组织有时会发出秘密谋杀或大屠杀的威胁或警告，国家里的效忠派居民因此放弃了他们……偏僻的住处。”一些人一起逃离了下加拿大省。一切似乎都已经就绪，就等着起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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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最终在11月初爆发。由于害怕由猎人兄弟会（Freres-Chasseurs）组成的叛乱者网络，一群武装了的居民开始集结：有3 000人在内皮尔维尔集会，这里离美国边境不远，更多的武器被带进来，另一部分人去往蒙特利尔附近的印第安人居留地，希望能缴获他们的武器和弹药。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打算通过麦肯齐的支持者在尼亚加拉发动袭击来拖延起义。罗伯特·纳尔逊跨过了边境，并且宣布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不顺利。美国人在边境缴获了藏匿的军火，印第安人杀死或俘虏了攻击者，效忠派民兵（包括5 000名来自上加拿大的英裔加拿大人）和英军扰乱了由罗伯特·纳尔逊和另一个名叫科特（Cote）的法裔加拿大医生领导的叛军力量，并果断地打击了他们。民兵烧毁了疑似叛乱者的房子。叛乱的领导者再一次逃跑了，罗伯特·纳尔逊在返回纽约之前甚至跑去了加利福尼亚，他在纽约最后发表了一篇关于霍乱的论文。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约瑟夫·卡迪纳尔（Joseph Cardinal），是一名领导了对印第安人的攻击的律师，他就是因叛国罪而被处以绞刑的两人之一。总督说，这种极端的例子是必要的，另一些被判有罪的人活着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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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已经造成了可怕的影响。由于可能与美国爆发战争，以及与比利时和地中海东部（“前往印度的路线”）爆发危机与之相呼应，英国人的处境更加困难。伦敦派遣了大约10 000人的军队来保障加拿大的安全，这比1775年派给盖奇的更多。英国急需制定政治对策。这个对策出自于德拉姆勋爵，但是绕了好几个圈子。德拉姆发现在英国人与被他称为“加拿大人”的人群之间有着很深的种族敌对。他们的“互相不待见”意味着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无法达成一致：“甚至当孩子们争吵的时候，他们都将自己分为法国人和英国人两派，就像他们的家长一般。”加拿大人“发现英国人处处压榨他们，在土地所有权上、在商业上、在零售贸易上……在宗教上，在政府的整个管理上”。德拉姆的解决办法是极端的。他说（法裔）加拿大人是一群“停滞不前的人”。如果说在下加拿大占多数的说法语者与上加拿大的更活跃的说英语者融合在一起，那么从英国来的移民的影响就会很快成为这个落后社会的溶剂。那些野心勃勃的人会英国化：一个鲜明的法裔加拿大人的身份会消失。1840年联合法案遵循了德拉姆的对策。但是德拉姆被证明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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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第二项主张。德拉姆在他1839年的著名报告里说道，叛乱是政治上遭遇挫折的产物。在那些没有办法使行政权力回应本土观点的地方，在那些反对派领导不能参政的地方，政治注定会沦落为不负责任的对民情的煽动，或者最糟糕的情况，沦落为叛乱。最好的解决方案便是执行温和政策。那些享有广泛公众支持的人应该被允许任职。这样做是期望能够防止为了破坏政治秩序的无节制的承诺以及控制权。经过了6年的政治调动，伦敦才接受自治政府——由获得多数支持的人担任部长组成内阁，这是管理殖民地唯一可行的办法。在这套政治运作方式下很多人都有可能上台，结果是法裔加拿大人政党曾经的领导路易·伊波利特·拉方丹（Louis-Hippolyte La Fontaine）抓住了机会。拉方丹在起义期间曾经在国外。他回来之后便排挤帕皮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在起义期间缺席的行为导致了这种不信任）。他还反驳道，为了保存自身的文化特性（“文化幸存”），要求法裔加拿大人接受和英国的关系并且与上加拿大的改革派合作来建立自治政府。为了反对来自蒙特利尔的英国人凶恶的敌意（对他们而言他是一位隐秘的革命派）和暗杀的威胁并得到一位明智的英国总督的支持，拉方丹让法裔加拿大人服从他的计划。最终他与上加拿大领导的同盟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议会政体。通过让英国人和法国人和解，拉方丹（现在基本上被人们遗忘）塑造了现在的加拿大，也是他让自治政府成了结合本地自治与维持英国关系的一种可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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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叛乱并未遵循在美国大规模移民叛乱的革命路线。这其中的一些原因显而易见。首先在规模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加拿大的两次起义里，叛乱者都不能召集足够多的一群拥护者来威慑政府的支持者。没有一次起义与英国人在列克星敦遭遇的那类激动人心的早期失败类似。忠诚的传统（几千名效忠派于1783年出逃美国到加拿大定居）以及最近从英国来的移民浪潮扼杀了麦肯齐赞成的地方共和主义。魁北克的历史学家依旧困惑的原因是，法裔加拿大人的叛乱大体上局限在蒙特利尔周围的南部地区，即属于上加拿大的效忠派民兵的范围。推动美国人起义的思想主张在加拿大没有那么强烈和普遍。虽然英国人一直担心这一点，加拿大叛乱者也没有得到美国人足够的同情，这是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关键区别：外部援助因此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事实上，美国人曾积极地阻止武器跨越边境。此时英国的政治大环境也大不相同了。鼓舞了美国叛乱者的激进浪潮在这里不那么明显也缺乏对议会至高无上的坚定主张以及对税收的要求。伦敦派遣解决危机的总督德拉姆勋爵、西德纳姆（Sydenham）勋爵、查尔斯·巴戈特（Charles Bagot）爵士、查尔斯·梅特卡夫（Charles Metcalfe）爵士以及埃尔金勋爵（西德纳姆，巴戈特和梅特卡夫均逝世过早），他们之间并没有统一思想。但是他们拥有更多的调度空间，并且比处理问题的前辈更有技巧。结果就是给温和派和改革派留下更大的空间来达成妥协，打破僵局。拉方丹有能力展现一名非英国人可以使用“英国式”机构来保留他们的身份——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后来紧紧抓住了这个教训。叛乱也许塑造了美国，它同样以更加微妙的方式塑造了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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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族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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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大起义最开始只是一场叛乱，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政治地震。英国用了6个月的时间来遏制它，并花了超过两年的时间来镇压它。为了镇压起义，英国出动了超过90 000人的部队，他们大多数是从欧洲紧急赶来的。这次印度民大起义几乎完全是一场发生在北印度的事件，却波及比哈尔以及本德尔肯德，在这里，印度中部高地逐步下降为平原。尽管收到了早期的警报，孟加拉依然保持平静，南部马德拉斯的“管辖区”也是如此。这场地震的真正震中位于斗争失败又获胜的地方——印度斯坦：在德里与勒克瑙之间广大的恒河平原，包括河间冲积地（恒河和朱木拿河之间的区域）、阿瓦德（被英国人叫作奥德）和罗希尔甘德（意为阿富汗人的土地，他们自从莫卧儿时代起就在那定居）。这里是印度农业的腹地[河间冲积地是“全球最肥沃的地区之一”，一位早期的总督韦尔斯利（Wellesley）勋爵说道]，也是以前莫卧儿时代的心脏地带、印度帝国历史上的中枢以及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文化的港湾。没有一位印度的统治者胆敢忽略它，或者允许它落入敌人的手里。英国人从1801年开始占领这片区域的一部分，在三个关键的地区——旁遮普、阿瓦德和占西，他们的权力是非常新奇的事物。并且他们不能忘记北边不远处就是它们与阿富汗的边界（旁遮普被占领后这条边界更近了），1839~1842年不幸被侵略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这成为一种长期焦虑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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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被看作是愤怒、憎恨以及恐惧的巨大结合体，这其中混杂着期盼英国人消失以及以前的印度会回来的希望。若没有最初的密拉特事件，就不会有由这次起义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和民族大起义。密拉特在德里北部，1857年5月10日星期天，那里发生了叛乱。叛乱本身对英国权威是可怕的威胁和艰巨的挑战，但若不是叛乱释放了英国统治引起的压抑已久的害怕、挫败和仇恨，那么它也不会如此重要了。因为英国对待那些阻挡他们坚持自己权利的人很粗鲁，甚至很残忍。作为一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征服力量——大体上是印度人组成的孟加拉军队，他们开始着手将北印度重新塑造为帝国需要的模样。英国于1849年消灭了北印度残余的力量（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建立的国家）之后，他们采用了“无嗣失权”（没有法定男性继承人）的原则，于1853年接管了重要的土邦占西。就在起义的前夕，英国人粗暴地占领了阿瓦德土邦，其首府在勒克瑙。勒克瑙是印度最大的内陆城市，也是印度伊斯兰教文明最大的两个中心之一（另一个是德里）。他们使最后的佩什瓦王朝继承人（马拉塔联盟的世袭领导者曾一度匹敌英国人，号称印度的强大权力）的强烈仇恨，因为英国没收了他大部分的退休金，这个人就是纳纳·萨希卜（Nana Saheb）。他在比图尔旧城拥有一座幽暗的宫殿，比图尔离坎普尔有14英里，他的代理人被怀疑持续策划阴谋诡计。英国人对在德里的莫卧儿皇帝展现了正式的（也许是不真实的）敬重，因为他是表面上的最高统治者（东印度公司是他的附庸），现在渐渐被当成无能的退休者来对待。对于一些乌里玛而言，伊斯兰教正处于狂热的faranghi（即法兰克新教教徒）的威胁之中。的确，现在一些英国官员和士兵展现出来的对福音派传教的热情使印度教教徒和伊斯兰教教徒们都十分忧虑，由此带来的威胁不时出现在叛乱者的声明当中。也许最重要的是，英国人试图利用收取土地税制度标准化的做法将那些有“税收权利”（代表国家有征税的权利，并将一部分交给英属印度税吏）的人排除在外，他们未履行支付的义务，这样就拓宽和加深了起义蓄积的能量。各种因素起到的作用并不均衡，但显然不是某种单一因素导致了起义。一些人被最大限度地征税却依旧保持忠诚，或者说对起义的态度并不积极。一些人至少受到了农业商业化和叛乱中的糖、鸦片和靛蓝类染料的繁荣的影响。“干旱”地区的人们比那些得到灌溉的地区更加愤怒。所谓的“村落兄弟会”（一个有支配地位的种姓群体）本来控制着税收权利，现在又丢失了，因此他们被逼迫返回这里，仅仅是作为农民，他们不仅丢失了收入，还丢失了地位和荣誉。但是，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一样，很快会有其他因素引发乡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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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57年，孟加拉原住民步兵的74个团已经非常不满。过低的收入水平、失去的补助、掠夺物和战利品的缺失以及1856年“普遍征兵令”让所有士兵都有义务去海外服役（高级种姓印度人因为宗教原因不能跨海），这一切都导致了不满。英军占领阿瓦德惹怒了大量从阿瓦德出来的人，他们现在也失去了一些特权。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过去的军队主要是从高级种姓印度人、婆罗门和拉其普特人中间招募的。他们不喜欢军队被低层种姓的新加入者稀释，不喜欢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害怕任何宗教侮辱迹象。早在1857年1月，大范围骚乱的迹象就出现了。在3月底，一位名叫潘迪的婆罗门士兵，在位于加尔各答附近的兵营袭击了欧洲军官，而潘迪的同伴在一旁看热闹。潘迪被处以绞刑。同时，英国人开始遣散那些被怀疑不忠的原住民兵团。在加尔各答的白人变得越来越紧张。但当时暴风雨其实是从遥远的北部、德里附近的密拉特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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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名印度士兵拒绝实弹演习，因为害怕涂了猪油蜡的子弹玷污了宗教信仰，麻烦真正开始了。他们被判处10年苦役，在战友面前和一大队英国军团的枪口下，他们被戴上了镣铐。第二天，也许是害怕英国人会过来拿走他们的武器或者取消军团，印度士兵率先发起了攻击。在英国人从他们的据点追上这群印度兵之前，他们已经杀死了41名白人——包括军官、治安官、妇女和儿童，并且前往德里。这已经让英国人震惊。就在几天之内，他们的行动在整个北印度被效仿。从远方的白沙瓦（开伯尔山口旁），到南边的印多尔，再到东边的迪纳杰布尔，关于谋杀和叛乱的报道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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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关键的事实就是起义的庞大规模。印度士兵在超过40个军事据点发动叛乱。也许一共有大约70 000人参加起义，另外还有30 000人擅离职守。导致起义扩大的原因有很多。尽管证据不足，但这很可能是一场阴谋。最大的不满情绪存在于印度士官、连长和印度陆军尉官当中，他们对下属的控制往往比其他同级军官对下属的控制更多，其下属一般是从邻里和亲戚中征召而来的。舆论抱怨称白人军官十分懈怠且缺乏真正的权威。但似乎恐惧情绪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叛乱一旦发生就没有后路可退。印度士兵只要卷入其中，不论身处多么偏僻的地方，都不会被原谅。因为一些怀疑，他的团会被取消，他的生计也随即被毁。如果英军就在附近，那么他的命运可以总结如下：若他在交火中存活了下来，等待他的就是绞刑或者炮刑——英国人恢复了以前莫卧儿时代的惩处办法。1857年6月，加尔各答的报纸《英国人》报道，“刺激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印度士兵无缘由的害怕。他们知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致力于起义，同时也害怕政府复仇。有一个冷酷的逻辑：印度士兵逃脱报复的最佳机会就是杀死每一个可能做出对他们不利证明的白人。即使是囚禁对他们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提醒，提醒着他们英国人可能会回来。他们的直觉相信，除非他们能彻底抹除英语，并且不留任何痕迹，否则英国人必然会回来实施他们的报复和暴行。叛乱者有一句俗语，“英国人从来也不会忘记或原谅”。“每一座楼房……把我们联系起来的”都遭到了“烧毁和破坏”。1857年7月萨哈兰普尔的治安官说道。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士兵的叛乱变成了真正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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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的结果是摧毁了英国人所依靠的高压政治的基础结构：拉拢当地势力到英属印度的政治系统里来，这是必不可少的应对策略。随之而来的后果有两个。第一，心怀不满的权贵和他们富有组织性的拥护者也许会摆脱控制。充满魅力的占西邦主妃因为4年前丈夫的死亡被英国人剥夺了马拉塔公主的头衔，随着占西守备部队叛乱，她又重新回到了王位上。也许她想和萨希布（萨希布是佩什瓦的“继承者”）联合来重建旧秩序。“这些英国人是人类宗教的曲解者。”她在公告中宣称。当在坎普尔的英国人向萨希布求助来抵御叛乱的守备部队时，萨希布的机会来了。最开始，他保持中立，不过当印度士兵出发前往德里时，萨希布和他的助理坦提亚·托皮奉劝这些印度士兵返回，并且控制了这些人。阿瓦德的封建大地主（或taluqdars），随着英国人骑上马鞍开始担心自身的命运，因此，他们召集了他们的仆人控制了勒克瑙。阿瓦德的国王被重新扶回了王位。同时在德里，密拉特的印度士兵行进到了这里，最后一位莫卧儿皇帝夺回了他以前的王位，重新成为合法权威的来源——但他并未掌握实权。在整个北印度，古老的政体正在回归。当萨希布于1857年8月访问勒克瑙（离坎普尔不远）时，他提醒接待者按照他的地位需要鸣放21响礼炮。但最后只放了11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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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后果让英国人更加担忧。他们也许没把王公放在眼里，但是农民大起义全然是另一回事了。这次农民起义最有可能的诱因就是一些新闻或者谣言，这些谣言声称英国人即将离开而且他们的英属印度已经毁灭。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地区地主或大人物的角色导致的，他们必须决定与谁站在一边。无论叛乱的士兵出现在何处，本地的权力平衡都会被改变。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英国官员就迅速撤退到最近的要塞。农民行进到城镇中，或者到了地区的中心时，有时候会去洗劫（英语单词“loot”[3]是从乌尔都语借来的），但更常见的做法是烧毁政府机关，包括它的税收记录和声明。就像100年后英国的历史学家一样，英国人被乡村叛乱的模式给难住了。从一夜间的沦陷到暴力混乱，对他们自身和家庭突然的威胁以及对谁是否忠心的不确定（经常性灾难的诱因）带来了绝望的情绪。更糟糕的是，火器是随处可得的：农业社会并未解除武装。“武装的百姓人数……至少有300万，”《印度之友》愤怒地宣称“他们是印度武装的败类”。也许不那么让人困惑的是从加尔各答到白沙瓦的经济大动脉（英属印度的军事中坚，穿过了大多数叛乱的地区）依旧在运作，附近的人们已经准备好离开。也许这条经济大动脉意味着英国权力曾经到达的地方，也是英国的报复最有可能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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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遏制叛乱。他们在印度斯坦的心脏地带鲜有成功。不过在旁遮普，有电报可以提前报信，再加上英国人的无情和不耐烦，使他们恰恰有时间来行动。他们的优势之一就是白人军队的大部分都在这个省内，所以容易被征服，并且会威胁到阿富汗的疆域。即使如此，解除印度军团的武装并解散他们仍然势必造成血淋淋的杀戮。在白沙瓦，大约有40名叛乱者被枪决，他们变黑了的头部落在旁观者的人群里。这种残忍的示众产生了巨大的效应。英国人能够通过旁遮普的部落首领建立一支很大的“非正规”军事力量。正是这支军队（同在密拉特和其他地方剩余的派遣兵一起）包围了德里。德里看起来是印度起义的首府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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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逐渐演变成了野蛮的肉搏战。有些时候，英国人自以为位于高处，实则被困住了。随着臭名昭著的指挥官约翰·尼科尔森（John Nicholson）和他来自旁遮普的军队采取行动，转折点出现了。他是一位在都柏林出生的强壮而有魅力的（有些人说他精神错乱）福音派教会的信徒。当英国人在9月初准备好了重炮之时，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杀出一条血路冲进要塞城市。不过一旦他们通过了城门，就进入了狭窄的旁道，还会面临军队最害怕的城市里的好斗分子。“这是我人生中头一次，”年轻的威廉·霍德森（William Hodson）写道，“我有幸看到英国士兵始终拒绝服从他们的军官。”也许，足够幸运的是印度士兵的抵抗消失了。他们撤出了城市。莫卧儿帝国最后一位皇帝被擒获。护送者帮助他的儿子逃跑了，不过后来被英国追捕者追上并且枪杀，这似乎是英国人来破坏王朝延续的蓄意行动，国王的大部分侍从都被迅速处以绞刑。城市陷入了杀戮和洗劫。单单来看城市的1/4部分，就有大约1 400人因为英国军队的报复而被杀害。那些发动攻击的人中有1/3在那一晚丢掉了性命：其中包括差不多600名英国军官和其他人（包括约翰·尼科尔森），还有将近500名效忠派印度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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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国人现在希望起义能平息，那么他们将会十分失望。当他们为占领德里而战斗时，起义的范围更广了，程度也加深了。他们在贝拿勒斯（瓦拉纳西）解除印度士兵武装的企图被证明是极其错误的。英国人制服了他们的抵抗，并且对叛乱者处以绞刑。消息传开后，在安拉阿巴德发生了暴力事件，阿拉哈巴德是亚穆纳河和恒河交汇的重要沿河城市，一些白人在那里被杀。英国人于6月17日到达，他们的报复是残暴的。在接下来的肃清中，几百人被处以绞刑，上千人丧生：大约有6 000人。在坎普尔的上游地区，英国的守备部队向萨希布和他的士兵投降了。在混乱中，英军坐船到下游的航程在中途被射击打断了。接下来发生了大屠杀，以及一起更加臭名远扬的事件：200名英国妇女和儿童被杀，他们的尸体被扔到了城中的一口井里。这是对英国人现有的报复情绪进一步的毁灭性的刺激。同时，萨希布（参与了杀戮）自己在7月初自立为佩什瓦藩王，复辟“马拉塔联盟”的意图非常明显。发生在向西100英里的瓜廖尔的叛乱将一支新的叛乱力量带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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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在平原的一端重新占领了德里，在另外一端重新占领了安拉阿巴德，他们仍然要面对在北方的罗希尔甘德以及在南方的本德尔肯德的场面壮观的叛乱。他们不具备再次对当地强加控制的军事实力：来自英国的增援仍然在从开普附近的漫长路途上。但是直到这些力量准备就绪，他们才会放弃上印度。这样做也许会坚定叛乱者的决心，也就是允许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因为政治原因，重新占领坎普尔和勒克瑙（即叛乱地带的主要城市中心）变得紧急并且关键。他们也不能让英国反抗力量的资金陷入未知的命运。例如在阿格拉，英国人一直在等候武装出击队抵抗叛乱者控制的村落，但他们极少与在别处的同胞联系。因此在1857年7月，亨利·哈夫洛克（Henry Havelock）将军手下的一支小军队一路奋斗到坎普尔。不过这位将军对这座城市的控制是脆弱的，而且他最初对勒克瑙的进攻也被印度士兵粉碎了。直到11月份他们才将在管辖区[在那里，书籍被用作沙袋——《拉德纳的百科全书》中的120页可以用来阻止一颗火枪子弹]的英国人释放。又过了4个月，他们才获得这座城市的控制权。同时，他们的仓促返回也导致起义范围变得前所未有的广泛。重新占领坎普尔6个月之后，加尔各答的总督向伦敦汇报道：“整个河间冲积地（附近的地区）中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被敌人控制……已经很多天没有阿格拉的任何消息。”即使他们能够击败印度士兵编队或占领一座城市，他们也缺乏使胜利变得具有决定性或者围捕叛乱者的资源。相反，印度士兵消失在了乡村里，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村庄，或者成了当地权贵征税队伍中的“军事帮扶”。他们还会做什么其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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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仅仅是英国人才进退两难。在他们统治消失（有时候是半个月或一年，在那些偏远之处则时间更长）且有一群印度士兵来到这个地区的时候，政策就被改变了。当叛乱者领袖出现的时候，一位英国官员说道：“他们的活动一点儿也不匆忙，而是以最井井有条的方式进行的。他们通过信件召集了每个村落的柴明达尔（地主），从而榨取他们的顺从和贡物。”一旦这些人拒绝，武装力量就会被派遣至当地。地方精英也许期望建造一个以他们为基础的政权，或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受到恐吓。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有可能被冠以“不忠”的名号。这并不仅是一个标签，而是一件事关生死的事情。当英国人回到一个地区，他们同样想要得到柴明达尔的拥护。但是没有哪个柴明达尔可以肯定如果他们就范的话他们对英国的忠心是否只在表面上被承认。如果英国人相信，或他们的间谍汇报，或者说如果他的敌人声称他不忠诚，那么柴明达尔就会在能够做出抵抗前被处以绞刑。当叛乱者攻陷这座城市的时候，在坎普尔的印度副区长依旧停留在其原位上。英国人回来之后，他被迅速地处以绞刑。英国采取了戒严的办法，带着仇恨的情绪，绞刑是最后判决采取的默认形式。许多人在他们的地区害怕和讨厌“印度士兵的统治”，更害怕东印度公司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可怕命运，这是很难让人感到惊奇的。但是无视他们的传唤（在英国人的眼里）是明确承认其有罪。如果能够，他们定会实施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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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德里、坎普尔和勒克瑙沦陷，就终结了一个叛乱者政权的前景（最多是微弱的），这种悲剧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贯穿了起义的整个过程。这并不等同于一支警队来包围或镇压特定区域的起义，而更像是一场战争。实际上，英国人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反对他们的。“正是由于起义的本质，还因为需要确认大部分起义的不可能性，以及把他们带来的罪恶还给他们，区长建议要把叛乱者到过的村庄进行系统禁烧和摧毁。”那些能够携带武器的人都被射杀或被剑杀，他们的住所也被烧掉了，一位Khaki Ressala的成员回忆道，Khaki Ressala是一支英国准正规军。囚犯被处决了。结果常常是将农村人口调动起来，以反对不加选择的杀戮和烧毁的威胁，以此在主要城镇被收复之后延长乡村抵抗的时间。的确，随着英国军队的行进，可以在路边见到成百上千的印度人被处以绞刑，这一幕甚至令许多旁观的英国人感到震惊和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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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即将过去之时，英国人在恢复叛乱者占有的城市方面取得了稳步的进展：1858年1月恢复了法鲁卡巴德，3月是勒克瑙，4月是占西（这座城市有5 000人被杀），5月是巴罗利，6月是瓜廖尔。占西邦王妃在瓜廖尔过世，不过萨希布以及坦提亚·托皮撤回了乡村。在那里，战争继续。印度士兵在勒克瑙被赶了出来，分散到了阿瓦德来寻求支持——为了保住他们的性命。当英国人追赶他们之时，他们正和taluqdars（他们的要塞被无法穿透的竹子包围）展开一场激烈的最后一搏。到1858年10月止，一位英国官员抱怨道，仅仅是阿瓦德的1/4投降了，英国警察的公告仍然在传播。在埃塔沃南部平原的边缘，以及本德尔肯德高地，战争一直持续到年末之后。“数百名叛乱者依旧有武装……”1859年7月，一位赫米尔布尔的治安官说道。萨希布消失在了尼泊尔的特莱，这是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片丛林沼泽地，他被认为死在了那里。坦提亚·托皮就没有那么幸运：他被英国人抓住了，并处以绞刑。1859年7月，总督宣布了“和平的状态”。起义慢慢平息了。到起义彻底结束的那一天，大约有2 000名英国人在军事行动中丧生，将近9 000人因疾病而死。死亡的印度人的数量——印度士兵和治安官，从来都无从知晓，不过一定超过了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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