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77204
招募是一方面，部署又另当别论了。传教士如何到达他的（之后是她的）选定区域呢？这可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没有理由认为他的传教或是她的存在会受欢迎，甚至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是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于印度人的反应很紧张，他们不准传教士在其领土出现，直到1813年被本土强烈要求停止这样做，当时议会正在讨论其特许状。在英属西印度群岛，他们被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煽动奴隶的不满。在中国，他们不得不等到英国的军事力量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强制打开国门。他们要么被当地人可怕的名声所震慑，就像马斯登抱怨的那样，要么被统治者直接拒绝停留。就像约翰·克拉普夫在东非发现的那样，如果他们被怀疑密谋妨碍奴隶贸易，或者被看作偷窃的侵害对象（克拉普夫有一把步枪，但不能擅自向任何人开枪），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
1706377205
1706377206
事实上，尽管能够以帝国追随者的身份进入一个地区，但传教士还必须跨过两个实际的障碍。他们不仅要找到运送他们自己和家人到选定地点的方式，而且之后还要维持定期的联系，因为传教士有薪酬和补给，会被监督（确保他们服从团体的规矩以及其神学）。除去他和家人的衣服、医疗箱，以及“文明的”必需品，比如咖啡、糖和茶叶，他需要一些“装备”让他自己看起来很专业：圣经和书籍的储备是必需的；他可能还会需要工具来完成最低限度的自给自足，比如锹，斧头和锯子，还需要一些东西用来鼓励其皈依者。传教士很少能远离贸易路线经营，或者远离商人的领域。的确，有的时候他自己成为一名商人会更加方便。塞缪尔·马斯登坚决地要将毛利人从“黑暗王子”（他的比喻）那里拯救出来，因此他买了自己的轮船（他是一位富人）然后航行了1 200英里，航线从悉尼到新西兰的北岛，目的就是给毛利人买亚麻来换取他的贸易货物。这就是他交朋友的方式，马斯登迅速在北岛的海岸与毛利人社群建立起了联系。40年后，戴维·利文斯通赢得了Makolol（在今赞比亚）人民的支持，因为他承诺帮助他们在遥远的海岸出售象牙。
1706377207
1706377208
为了确认不仅是受到了欢迎，而且得到了停留的许可，传教士常常需要提供的不仅是精神慰藉——也许至少需要提供礼物。他也许会被迫提供枪支——随着詹姆斯·瑞德于1813年发现这一点，传教士渐渐感到这种需求变得难以拒绝，因为这些正是东道主最看重的贸易货物。的确，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宣称是生存要求他们在一个越来越暴力的年代做出这些行为。传教士作为本地争端的仲裁人（利文斯通的角色）、与殖民权威打交道的外交代表，或者反对殖民侵犯的直言不讳的战士，似乎作用不小。传教士作为优秀的语言学家，也许是殖民遭遇里关键的中间人。正是一位传教士翻译了（尽管看上不去并不是很好）《怀唐伊条约》，条约规定1840年1月新西兰成为英国殖民地。传教士的医术是另一项优势。正是医术帮助郭士立到达中国后打破了外国人的禁令，并且于1850年将传教士推荐给祖鲁王姆潘德（Mpande）。对于一些非洲统治者而言，传教的真正吸引力在于对国家建立做出的贡献。就像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皈依的国王”一样，他们领悟到了宗教在切断亲属、派系和家族关系从而建立更广泛依附中的重要性。当然，这是以教堂与国家之间没有闹翻为前提的。但是明智的做法通常是不把他们所有的赌注押在神学上。布干达国王邀请了伊斯兰教教徒和基督徒到他们自己的王宫，并且让他们彼此猜测，尽管到后来被证明这是一种适得其反的策略。莱索托的统治者莫舒舒（Moshoeshoe）鼓励信教，他自己却精明地避免皈依基督教，直到生命的尽头。传教士之所以可能受欢迎，有诸多原因，不过也许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承诺给予由外部联系带来的好处——技术，信息，贸易和外交，并不受外在控制。但是对于他们是不是得到允许进行“交易灵魂”却没有保证。他们不大可能碰巧遇上宗教空缺，也不可能避免任何竞争。几乎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通灵专家”，他们的威望（和成功）来自于所谓的“超自然能力”，能够驱赶各种形式的罪恶，并保护社群。这些人当然会憎恨强硬入侵者的到来，还会用尽所有的手段来让他们名誉扫地。站在他们的角度，传教士必须想出一个策略让他们自己迅速且和平地粉碎既定信念的强烈影响。这当然难以做到。
1706377209
1706377210
传教的一般平台是传教站。1849年的一次普查显示，在开普殖民地有34个传教站，其中最大的一个可以容纳2 000人，这比平均规模要大得多。一般而言，一个传教站会有一个教堂、一个学校、一个研讨会，以及为传教士和他的同伴们准备的一排房子，同时还有花园以及可以获得食物的耕地。基督日历、钟表和教堂的钟声会规定时间。房子被建成了正方形（而不是圆形的小屋），且带有为保护婚姻隐私的两间独立的房间，这是为了提高（单身）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这是传教士的工作重心），还可以将核心家庭与他们其他亲属隔离开来。在南非和西非，传教采用了属于伟大的福音教徒废奴主义者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Thomas Fowell Buxton）爵士的一个标语“圣经与犁”。它并未提到皈依者必须知道且系统化地读过《圣经》。犁的使用会让他的心灵升华得更完整。它代表着常规的工作、永久的居所（不会转变耕作）以及谦虚和道德要求的文明的装束（棉质裤子和衣服）。使用犁意味着拒绝锄头和以前的分工方式，即女性在田里工作，而男性打仗、搜寻粮草、狩猎或（像传教士怀疑的）无所事事地酗酒。犁地是男性的工作。宗教教义会让他回到田地而让他的妻子在家锻炼技能同时照顾孩子。《圣经》有益于思想，犁有益于身体，它们会带来神圣且彻底的革新。
1706377211
1706377212
不过哪些人会参与到传教活动中并且服从这些严苛的要求呢？政府给了传教士独立的地盘开宗立教，但批给他们的土地的地址却颇耐人寻味。原本指望他们可以直接向人民布道或通过集会教化原住民，但这个天真的预期却落了空，教堂不是在敌对的领土上就是被周围的原住民无视，结果使驻点成了勉力支撑的孤堡。在成为尼日利亚南部的地方，独立的传教用的房子被建起来，目的是展示生活的新方式并且摆脱习俗仪式的限制。在这里，会众大部分来自沿海的非洲移民和非洲商人。在南非，那些前来参与传教活动的人大多是绝望且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是大陆中黑人之间以及白人与黑人之间战争的受害者。伦敦传道会在Bethelsdorp（今伊丽莎白港附近）的传教站是科伊科伊人的避难所，有时称为“霍屯督人”或“开普有色人种”，他们避免了在殖民地的农场当农奴劳工的命运。如果布道所被赠予土地（就像在纳塔尔一样），或者传教士买下了农场（就像在纳塔尔的伊登代尔一样），他们就会吸引一帮追随者。身兼通讯员与旅行家的温伍德·里德（Winwood Reade）这样的怀疑派轻蔑地认为传教皈依是骗人的东西。“每一位我遇到的黑人女基督徒都是妓女，每一位黑人男基督徒都是窃贼。”他在1865年的伦敦人类学学会上这样说道。中国的观察者轻蔑地把他们称为“讨米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是来寻求住房和食物的，而不是进行宗教启蒙的。至于在印度的传教，类似的控诉也用到了“贱民”皈依者身上。的确，对于那些在传统社会拥有地位的人而言，皈依是要付出代价的。例如在一次传教活动中，皈依要冒着被烧掉船只的风险。皈依者要切断与其他亲戚的关系，还要杜绝他们互相之间的义务，因为这对宗教是不虔诚且不道德的，这都让皈依者处于压力之下。进退两难的局面因此产生了。
1706377213
1706377214
皈依者非常真诚，所以传教士注定要焦虑。强行实施皈依要求生活做出巨大改变的部分原因在于“阻止灵性倒退”。不过他们也不愿意通过繁杂的要求来对潜在的信徒施压。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多配偶习俗。对于福音教派而言，几乎没有一条教义比婚姻关系的圣洁、家庭生活的重要更加珍贵。不过许多传教士认为，强制男性皈依者拒绝拥有多个妻子是过分的要求，传教行为因此被扣上了引起社会混乱的骂名。纳塔尔的主教约翰·科伦索（John Colenso），还有后来西非的主教塞缪尔·克劳瑟都迫切要求他们本土的上级灵活处理此类事务。克劳瑟力劝不应该拒绝一位多配偶妻子的洗礼。英国教会传教士协会委员会的见解与之针锋相对。“多配偶制度是对上帝法则的违犯。”他们直率地告诉克劳瑟。另一个问题就是奴隶制度。基督徒能拥有奴隶吗？答案很明显是否定的。但是在西非和东非，家庭奴隶（与加勒比风格的田间劳工形成对比）的存在在社会关系中过于根深蒂固，以至于很难迅速根除。让人惊讶的是，在本土的传教总部更愿意妥协。因为相距太远，当下的实际做法无从得知。不过南非的基督教皈依者似乎被允许继续遵循“婚前男方送给女方家的聘礼”的旧俗，这是“买妻子”（常常还有牛）的惯常行为，这在亲戚关系和联姻行为里是很重要的。
1706377215
1706377216
不过传教士拥有了他的追随者并且成立了一个定居社群后，他的角色会变成什么呢？这一点同样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一些人认为要维持牧师工作的连续性，因为这是对其角色的一种微妙的强调。但是其他人（包括戴维·利文斯通，约翰·克拉普夫和塞缪尔·克劳瑟则迫切要求一个更加彻底的政策。他们说，传教士应该是先锋派，成立一系列新的传教站，并且不能落后于其他皈依者。对于利文斯通而言，这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因为他已经厌倦了牧师生活。他可以探索在地图上尚未有明确标注的非洲中南部，还可以把注意力从这个伟大的“传教圣人”似乎只有一个（短命的）皈依者的不寻常的事实上移开，从而充分实现自己的这些抱负。这同样涉及一个关键问题的核心：全世界传教活动是由谁来赞助的？这样做是不是意味着无限期地提供教牧关怀？这些团体依靠的是私人捐赠，由一大批支持团体、传教委员会和依附于大多数教堂或小教堂的激进分子坚持不懈地聚集起来的。他们为这些传教士支付薪水并帮他们养老。不过这些团体要与其他的慈善对象为吸引公众注意力而竞争。传教士需要将报告寄回本土，而关于这些报告的内容可以从大量的传教文章和日记或者主日学校里传教士的故事里获得副本。那些休假的传教士通过讲座或布道来完成这部分任务。比起无聊的牧师生活，戏剧性的冒险会成为更好的素材。在完成史诗般的跨越非洲之旅后，利文斯通突然名噪一时，这对于他的雇主伦敦传道会而言相当于一种恩惠，因为后者当时负债累累。利文斯通死后的名声（他1873年去世）对于传教事业而言是巨大的财富这一点已得到后世的证实。他英勇且虔诚的名声被一连串传记作者慢慢塑造出来。但是在生活中，他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操控的。作为一名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知名人士，他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拒绝在公开场合饮酒，而且还常常炫耀地戴着他曾作为探险家的那顶鸭舌帽。不过他悄悄地放弃了伦敦传道会的工作，转而接受了皇家地理协会（从政府那里获得薪水）更慷慨的委任，成为一名沿着赞比西河宣传基督教和发展贸易的命途多舛的远征队伍的领导者。
1706377217
1706377218
“贸易、基督教和文明”是利文斯通的行为准则。“我回到非洲是要为贸易和基督教开辟一条大路。”1858年他对参与他在剑桥大学讲座的听众说道。我们应该鼓励非洲人为我们的市场耕作，这是除了福音书之外提升他们的最奏效的方式。他强烈地暗示没有贸易带来的改变，基督教永远也不会扎下根来，传教士也不会被允许走得更远更深。这一点恰巧与亨利·维恩（Henry Venn）的观点契合，后者是圣公会的干事，也是维多利亚时代传教工作伟大的战略家。在一篇有名的报告中，维恩制定了传教士的目标：尽快让出主要角色。他坚持道：“本地教堂的生机在于自我管理、自我支持以及自我扩展。”这样的话，“传教以及所有的传教中介都应该被转移到‘更广泛的地区’”。不过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自给自足的本地教堂依旧是被给予厚望的，传教社群很脆弱且规模不大。它们所依靠的自生自灭式文明和贸易进程常常令人失望。传教士被证明很不愿意将控制权交给本地出生的皈依者。在19世纪晚期的西非教会里，不仅看不到黑人取代白人的现象，情况反而恰恰相反。非洲人被认为缺乏应有的热情和效率。这或许是出于自我利益、野性，又或者是由于不断加剧的种族主义所致。不过在中国和印度，侨居的传教士更说明了这个现象。
1706377219
1706377220
这是因为，在这些地方皈依的步伐慢得让人绝望。在这些（部分）文明化的社会，传教士面对着反对者的自信、能说会道和坚定。在中国，350名新教传教士通过努力，到1870年为止也仅拥有了6 000名皈依者。在英国统治的印度，情况要稍好一些，但也很难称得上理想。在旁遮普省进行了30年的传教工作后，皈依者只剩下5 000名。更糟的是，一些传教士认为，由于接受了最低层次的皈依者，他们正在“垃圾堆里工作”，这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眼里是对基督教的玷污。问题的出路似乎在于让传教工作变成某种让即使是高级种姓的印度人也会仰慕的东西。精英教育成了传教士的目标。在旁遮普邦，他们建立了很多中学，其中包括在德里的圣–史蒂芬学院，它是基于剑桥大学的某个模型而成立的（在大厅里有一个“贵宾席”）。在那里任教的传教士不是之前前往南非开辟荒野的手工业者，而是像查尔斯·弗里尔·安德鲁斯（Charles Freer Andrews）这样的来自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人或者古典学者，他于1904年在德里加入了“剑桥兄弟”（Cambridge Brothers）——之后成了甘地的信徒。这些教会学校并没有为改变信仰做出任何尝试，因为这样会赶走他们的学生。的确，他们的大多数学生和老师中的70%是非基督徒。相反，他们反复向学生灌输的是社会服务的理想、课外活动的重要性、性格塑造的必要性以及（在一些情况下）刚毅的美德。查尔斯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如果他们不能为基督教布道，至少可以教授基督教的理念。它在印度精英中间的渗透（这是他们所希望的）会摧毁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道德基础，从而为在印度社会的顶层和最底层人民皈依基督教开辟道路。但这种做法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教育策略远不是为了促进自主性教堂的发展，它只会强化印度对英国的依附，因为他们需要依靠英国来找到外籍老师以及用来支付给老师工资的资金来源。
1706377221
1706377222
到了19世纪末，大约有4 000名英国新教的传教士在国外（这个数字到1916年达到了7 500）。他们为宗教活动维持了巨大的基础设施。单在南非就有约610个传教站以及5 000个分站，除此之外还有学校。从1916年开始在福特哈尔有南非原住民大学。尽管不是完全不受爱国情绪以及进化所暗示的种族和文化假设的影响，传教士仍努力使他们自己远离帝国统治的中介，因为他们需要皈依者的信任与接受。对于他们与白人殖民者的关系而言更加如此。对于利文斯通而言，贸易和文明意味着排除白人殖民者，而不是鼓励他们参与其中。不过由于他们调解本地承诺与外部联系的努力，传教士面临着对他们福音传教的根深蒂固的抵抗。
1706377223
1706377224
这里其实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充分证据证明基督教的很多典故和组织对不情愿的皈依者而言是很具吸引力的。当地从事者接受传教士的教授与布道、赞美诗的创作与吟诵、“堕落”的圣经意象、挪亚方舟大洪水以及耶稣的第二次临世。这并不矛盾。如同他们要传达的信息一样，传教士的做法对于现有的宗教来说是一个挑战：所以他们鼓励革新，这是抵抗的方式之一。不过只要传统观念还能从权威的传统形式那里获得支持，而且他们的修行仍然能博得威望，基督教就只能缓慢发展。到19世纪末，就连那些皈依者们也越来越憎恨外来者对他们施加的精神统治。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南非涌现了独立的非洲式或“埃塞俄比亚”教堂，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在美国的传统黑人大学获得了神学资格。他们同意这种诉求，即“非洲是非洲人的”，这招来了白人殖民权威和传教士的怀疑与敌意。在20世纪，他们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教堂跟随，传教士在那里强调的教学与布道被反对恶灵和巫术斗争的仪式取代：在“约旦河”或“毕士大”[2]进行洗礼、说方言、与恶魔搏斗。
1706377225
1706377226
的确，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在很多基督徒中间的大扩张延迟到了1900年之后。伟大的基督徒的世纪是20世纪，不是维多利亚时代。这不足为怪。维多利亚时代那种认为能够通过感染人的事例和传道来创造基督社群的信条是英勇但不是明智的。在那些认为传统社会的形式和观念不起作用的人中间，他们是最成功的。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这个过程（包括深远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必须要等到19世纪晚期及以后，直到本地基督徒达到一定数量，并且更有组织地以一种简洁明了的方式来传递他们的信息。帝国的高潮并未带动改变信仰的潮流。
1706377227
1706377229
你认为你是谁——帝国与身份
1706377230
1706377231
皈依基督教也许是最具戏剧性的，因为它所导致的外部影响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改变个人身份的意识，这些方式包括实施新的义务和中断以前的义务、要求新的效忠义务以及带来新的团结，在每一种情形下都是在一张新的联络网中超越以前的本地联系甚至是区域的联系。不过我们也许会期望帝国自身能够在被统治的人中间（包括本土的英国人）重塑身份的意识——尽管这并不是个能令其统治者满意的方式。
1706377232
1706377233
在塑造英国人民的观念上，帝国的占有究竟起到了多少决定性的作用一直受到热烈的讨论。对一个学派而言，其影响是显著的，甚至让与之有关的探究变得多余。种族主义和种族暴力、性别歧视、男权至上的文化、对自然世界及其物种肆意开发的观点、军国主义价值观、对权威的过分敬重以及顽固的阶级制度，这些都可以从对外扩张使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等级制度正统化并压制不同声音的行为和方式中寻找到踪迹。在对帝国主义的鼓吹之下，加上教堂的布道和媒体的支持，文学作品、戏院和音乐厅的宣传，以及被粗糙地再包装而成的“爱国”情绪，本土的英国人重新将自己定义为帝国人民，并带上了帝国的态度和帝国的恶习。对另一学派而言，这些主张都存在方法上的谬误。如果帝国的“真正”意义在于直接统治亚洲人和非洲人，很少有迹象表明除了很小的社会团体之外，这种鼓吹引起了公众的兴趣，而帝国官员在这些小团体中被选拔出来。对于其他人来讲，这基本上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然而在流行文化中的某些成分里能找到帝国的资料，或者是对帝国有兴趣的资料。然而这些跟与帝国无关的资料比起来完全无足轻重，这表明帝国对于公众意识的影响力非常微弱。帝国主义者一再重复自己的故事：帝国宣传者必须要让别人听见自己的咆哮。
1706377234
1706377235
对于这个问题要达成一致是不大可能的。不过有三个关键点值得注意：首先，英国人对“帝国”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它不仅（或甚至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最高等种族地位获得的替代性满足。最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帝国意味着移民（主要是到那些原住民人口很少的国家去）。1914年以前，对于英国人而言，那些殖民国家（不是印度或热带非洲）对帝国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的社会比英国社会更加民主。英国工人（到1900年为止，60%的成年男性获得了投票权）认可繁荣的关键是自由贸易，而不是强加给热带人民的封闭市场。自由贸易作为英国的基本政策，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事实上人们广泛认可自由贸易是在非西方世界实现现代化和成立代议制政府的最有希望的途径。尽管英国人的观点免不了受到种族优越感的影响，但在维多利亚时代公众的口中，帝国等同于对奴隶制度的打击以及保护海外的基督徒免受非基督徒的压迫的武器。帝国要遵循人道主义价值观的承诺是一直以来的传统。这些关于帝国的不同想象——人道主义的、独裁主义的、民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自由贸易的、有宗教信仰的、军国主义的——都是存在的，是因为英国有很多利益集团将帝国看成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展现其价值观和目标。从这层意义上来讲，与其说帝国代表的是一种特性，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不同版本的英国特性都在争夺空间。
1706377236
1706377237
其次，由于人们对帝国的看法各异，所以相同的价值观，或者身份的认同感极难来源于这种虚无缥缈的存在，否则帝国对英国社会的影响将会大得多（时髦的说法是帝国“构建”了英国社会）。就实际情况而言，移民的影响、自由贸易的观念以及传教士的努力都远比种族优越感或由殖民控制带来的替代性满足引发的其他任何情绪的影响力要大得多。作为一个政治观念上的帝国最终拥有了多重特征，帝国涉及的外部利益的范围之广以及利益诉求之多（包括帝国是为了使殖民地人民获得自治而存在）也导致了帝国在公众的漠不关心中走向终结。再次，可以被描述为关于何为帝国的这些认识上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帝国究竟始于何处、终于何处，包括了哪些人以及什么内容以及英国的政令可以在何处施行的普遍不确定性。“海洋是属于英国的”，两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国防专家说道，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流行歌曲中并不鲜见。世界上许多地方即使不在英帝国版图之中也都承认英国所具有的支配性影响力。英国与埃及的关系（1882年被英国军队“临时占领”）一直被掩盖在英国谜一般的外交政策之下。为了口语表达方便，“英国强权下的和平”一词于19世纪80年代被创造出来，但这又使英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模糊。所谓“英国强权下的和平”不限于英帝国范围之内，而是扩展到了英国势力的所及之处，不过很明显的是，这必然意味着在复杂多变的条件下维持“英国和平”所需要的条件比获得支配地位要微妙得多。
1706377238
1706377239
帝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使帝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支持帝国并不会排除其他的关系或身份，甚至有可能会强化它们。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对于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而言（对爱尔兰人也是），帝国不仅是移民和机会遍布的广大天地，而且还形成了一种集体的忠诚，尽管这种集体的忠诚要比组成英国的英格兰与三个联盟的忠诚逊色得多。苏格兰的例子是最具说服力的。格拉斯哥作为一个伟大商业大都会而崛起，苏格兰商人在印度和非洲贸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苏格兰人在殖民地扮演的角色，苏格兰人对传教努力的承诺（该承诺在极大程度上是因为利文斯通的名声而变得富有影响力的），苏格兰军团参与的帝国战争都有着双重的影响。他们是一个警示——如果有必要的话，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离开了帝国只会是英格兰的一个不重要的关系。他们也是对苏格兰人自我信念的巨大强化：关于苏格兰能够以一个独立的民族社群生存的坚定信念，并且还有独特的传统以及其走向现代化的独有路径。
1706377240
1706377241
但是英国究竟是如何以帝国身份凌驾于被殖民者之上的呢？在他们海外统治的亚洲和非洲版图上，他们能够画上新的路线，实施新的法律制度，制定代议制的新规定，宣布文明和进步的新主张。他们能够将殖民人口进行分类，有时甚至能够计算其数量（印度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是在1871年，而在热带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在整个殖民统治期间都很难抽出时间做这件事情）。他们会奖赏那些忠诚的人，惩罚那些不忠诚的人。他们会建造雕像和纪念碑来表明无限期停留的意愿。不过对于帝国蓝图的设计者而言，重新塑造统治区本地身份从来都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对于帝国的大部分区域，他们缺乏深入殖民基层的资源。大众教育对于他们的殖民政权而言太过昂贵。对于教会团体而言，开展教育的事情主要由组织中层级较低的成员来实施，在非洲尤其如此。他们也不能期望对本地精英施加文化领导权：事实上，这样的事情虽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却令人费解。
1706377242
1706377243
事实上，他们力量有限，尤其是人力的限制意味着英国人必须依赖于与本地文化保护者的合作，这些人包括本地教师、牧师和法律制定者（就像伊斯兰教的乌里玛）以及口头传统的守护者。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英国人作为统治者，对将习俗编撰成制度的必要性十分着迷。他们想要制定有关权利和索取的规定，这样的话他们的殖民者就有了行动的指南。他们向每个地区的博学之人请教，还跟随首领、权威、大毛拉学习他们的法典。这些专家声称他们的观点在远古的传统中有所体现，而且他们作为“立法者”，享有的特权地位在全球都得到了认可。比如在印度，英国人采取了婆罗门的历史观：印度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种姓制度社会，所有种姓阶级都必须顺从婆罗门的权威。
1706377244
1706377245
因此，英国人远不会排斥本地文化传统，而是常常与利益团体结盟来制造一个“新的传统”秩序，在这个新的传统秩序中，他们为了互相的利益，重新定义了过去的历史。他们的动机十分明显，但也称不上权谋术。他们认为，没有传统这个支柱，他们的统治对象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变成狂热分子、煽动者、流浪者和暴乱者的猎物。不过，关键是，这样的做法给本地文化精英对西方观念和技术带来的挑战产生了疑虑。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探索沟通和教学的新模式，从而扩展他们自己的影响，强化他们的信念。在19世纪，伊斯兰教教徒、印度教教徒，以及南传上部座佛教教徒感受到了在精神上“自我强化”的迫切性。这就意味着通过驱赶异教徒的方式来“净化”他们的信念世界，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包括对本地特色的精神崇拜、对非正统神或圣人的敬畏或者对来源于其他宗教的活动随意借鉴的现象还大量存在。这就意味着重新认可原始宗教经典，深入到穷人中间来重获他们的信任并且向他们重新施加道德权威。这意味着需要采取新的方法来传播宗教信念：以西方式的教室以及印刷品作为媒介。这时就需要开发铁路和轮船来增加朝圣者的数量，这些朝圣者会作为拥有净化信念的媒介回来。特别对于伊斯兰教教徒而言，他们需要动员那些有信仰的人——乌玛[3]来唤醒他们集体身份的意识。因为这项宗教活动基本上不会对殖民权威造成公开的挑战，所以英国人表现得无动于衷。不过当政治利用宗教来直接反对他们时，就会激起英国人的愤怒和恐惧。戈登（Gordon）将军1885年在喀土穆殉道于马赫迪派“狂热分子”的手中，这让英国人对伊斯兰教有了深刻的看法。
1706377246
1706377247
宗教复兴并不是殖民社会里唯一的文化活动，也不是本地身份认同的唯一原动力。殖民主义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创造了空间来调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关系，但这个空间在移民社会里显得更加狭小，原住民在那里被边缘化。这是一个全新的服务阶级，他们熟悉白人统治阶级的语言和文化特性。这个阶级包括随着殖民主义的到来而熟悉行政的官僚、精通法律的律师以及擅长医疗技术的医生。还有一些老师，他们的任务是要培训这些说英语的精英，以及一些作家和记者，因为他们可以帮助这些“新人”彼此交流，以及与更大的世界交流，正是帝国将这些人与外面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英国宗主也许希望这些人的文化野心只会让他们成为帝国忠实的拥护者。不过事实却刚好相反，三个强大的推动力塑造了这个新的社会精英阶级的观念和情感。
1706377248
1706377249
第一个动因看起来有些矛盾。对于那些效忠于新统治者的人而言，英国人的到来为他们带来了自由，英国人允许他们从传统的王公和首领的控制中逃脱出来，或者是从那些比英国人更具压迫性的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对于印度的“bhadralok”（“体面的人群”）而言，普拉西战役后孟加拉的伊斯兰教统治阶级被推翻是一个历史性的解脱。随着英国政权的到来，商业和官僚的大好机会也随之而来。加尔各答成了bhadralok实现抱负的大都会。孟加拉也被重新塑造成为bhadralok的国家。人们无法把这次巨大的转变看成是巧合。的确，英国征服印度“凑巧”的特点经常被那些参与1914年以前国民大会党会议的人所引用（并不带有讽刺意味）。
1706377250
1706377251
但是，这些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并不是没有压力的，它们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殖民地孟加拉这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什么才意味着值得敬仰或是体面？个人抱负是如何与宗教义务和家庭的需求达成一致的，尤其是过着“共同”生活的印度“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女性拥有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或权利？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因为社会传统要求女性被“隔绝”。什么式样的衣着与休闲的方式是高雅且端庄的？人们应该阅读什么书？教育的内容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老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新类型写作的出现以及新媒体的使用。小说[比如般吉姆·钱德拉·查托帕迪亚雅（Bankim Chandra Chattopadhyay）的作品，他是孟加拉首位现代小说家]、报纸[富人泰戈尔（Tagore）家族创办的《国家报纸》]、小册子、诗歌和戏剧都进入了文学领域，在这些平台中，社会问题被频繁地提及，新的社会类型被展示并引起效仿。一种全新的文学语言被用来传递新类型的信息。这鼓励了新世界、新前景、新历史以及新民族的发展。
1706377252
1706377253
第三个动因与爱国情绪以及政治有关。这反映了一种情绪，即除非殖民社群被结合成为一个民族，否则社会和文化的转变就无法完成。这种情绪来自于受过教育的精英对英国人表现出的种族歧视以及独裁的憎恨。这就响应了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支持的观点，自治是道德和政治优势的关键：没有了它，一个民族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受到阻碍。这种观点地在殖民孟加拉最热烈的发言人就是苏伦德拉纳特·巴内杰亚（Surendranath Banejea）。巴内杰亚是一名热心的改革派。他谴责种姓制度、童婚、不允许寡妇再婚等恶劣的旧俗以及对女性的隔绝。英国人在印度的使命是为了促进“具有男子气概、有活力、自食其力的印度性格的形成”以及引进“自治政府的艺术”。巴内杰亚通过他自己的报纸《孟加拉国人》以及政治运动要求宪法的修订应站在印度人的立场上，并要求撤免英国官员的职务。
[
上一页 ]
[ :1.70637720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