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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奇怪的是，巴内杰亚和其他来自西印度和北印度的政治官员没有要求中断与英国的关系，这些人于1885年组成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相反，他们坚持称愿意保留这种关系，并声称印度的自治政府会让他们更靠近英国。这常常被认为是“虎斑猫政治”，就好像他们不敢轻易冒犯英国人的统治，或者发起反对英国统治的大型运动一样。这些抱怨是天真的。国民大会党的官员非常清楚他们面临的限制。他们可以发起大型运动，但依靠的只有宗教情感或者人们对社会以及种姓的不满。这两者都会导致可怕的分裂和危险。他们抓住了一点，即印度的民族必须自上而下地建立，方法是慢慢地让群众接近最核心的机构，从议会开始。他们是从英国以及格莱斯顿（Gladstone）身上学到这一点的。的确，他们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而不是民族主义的信徒。不过他们面临的困境极其凶险。他们不得不劝阻英国官员自愿交出权力，而不是强迫他们来为此战斗，因为那样会带来动乱和冲突。英国人过于看重印度实际上是个悲剧，由于他们不愿意轻易失去它，导致了少数极端分子的滋生：1914年之前的孟加拉出现了炸弹恐吓事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恐怖分子又对着被甘地唤醒的大规模民族主义开炮。不过就像第一届国民大会党领导所预见的那样，他们所依靠的那些情绪最终被证明是分裂的终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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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印度政治领导人开始尝试将他们眼中的英国政治中的优点移植到本土中来：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民族。在亚洲和非洲还有其他一些社会团体，对于他们而言，他们与英国的关系是他们本地身份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关键部分。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沿海民众，他们作为英国商人与内陆人民之间的贸易中间人，拥有一定的特权。所谓的“海峡中国人”（在马来半岛出生的中国人）在英国人于1786年到达南亚的槟榔屿以及1819年到达新加坡的时候，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随着新加坡与中国之间贸易往来日渐频繁，这些人成了英国商人的中间人并且开始自己做贸易。他们控制了这个区域的鸦片流通，这是英国在新加坡收入的最大来源，就像在印度一样。富有且会说英语的他们填满了英国人设置的官员职位，英国人这样做是为了管理激增的来到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因为新加坡是这个区域最繁荣的城市。他们创办了报纸和学校，并且管理着中国移民的公民和宗教生活。他们抨击迷信并且贬低支持“理性的儒家改革”的做法。他们摒弃了长辫子（马尾辫），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着装风格来反映英裔中国人的特征：马甲和蝴蝶领结，还有中山装和旧时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服饰的衣领。这一切都展示了对大英帝国的狂热忠心，1900年，为庆祝英国占领比勒陀利亚，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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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海峡中国人不是英国人的傀儡，他们对英国文化的学习也不仅停留在单纯的模仿上。他们保留了中国文化和中国血统的强烈意识。他们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并且表达了对他们“祖国”的热爱。他们认为自身有责任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因为在那个时候（大概是1900年），分裂和瓦解似乎是中国注定的命运。因为有英国人做他们的后盾，这些人也许会期待产生很大的影响。英国人也出于自身考虑，鼓励这样的抱负，并且允许他们保留这样一臣二主的行动。中国的革命进程在1918年之后的一次达到了具有威慑力的地步，于是英国开始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对帝国而言是一种威胁，海峡中国人便开始向内部张望，并且想象一个没有英国政治统治的未来。就像海峡中国人一样，西非的克里奥尔人是依附于海岸的贸易移民，并且在英国的保护下繁荣起来。他们的“家园”是塞拉利昂的弗里敦，由英国人统治，这里的居民有来自英属北美的解放黑奴和曾经的奴隶以及从皇家海军舰队的奴隶船上下来的“解放的非洲人”。克里奥尔人中的精英认为他们自己是基督教、贸易以及文明的代理人。他们在西非沿海拥有商人、传教士、教师以及文员等身份。他们建立了在港口的英国公司与内地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联系。他们中间包括了“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也就是白人与非洲女性的后代。他们敬重教育以及中产阶级一切体面的形式（禁酒除外）。他们学习了英国人的着装以及举止方式，成了“黑皮肤的英国人”，一些人甚至把英格兰叫作“家”。面对着内陆“野蛮的”达荷美王国和阿散蒂王国以及北部好战的约鲁巴州和伊斯兰教酋长国，他们把英国的扩张当作这个地区的地理政治有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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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像海峡中国人一样，克里奥尔人这群拥有黑色皮肤的英国人对于本地的生活有着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自认为是在海岸和内陆推广英国影响力的先锋队。他们梦想着建立一个“大英帝国统治下的西非”，幻想某天会成为一个处于英国控制下的伟大的自治领（如同加拿大）。他们对越来越多的英国侨居者的到来表示憎恨，这些英国人里有分别作为行政人员、商人、传教士以及医生克里奥尔人的憎恨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当英国人决定通过传统的首领和习惯法（不是英国的）来统治新内陆帝国时，他们对被降级为少数群体一事更加愤怒。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很富有，但他们毕竟是少数而且过于分散，从而不能发动有效的抵抗或者扮演像海峡中国人一样的政治角色。弗里敦毕竟不是新加坡：帝国统治下的西非是4个独立的殖民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们的憎恨忍无可忍之时，他们却对依靠间接统治的与英国人和传统领导者的联盟建立起来的殖民政权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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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许英国关系中最突出的群体是南非殖民地里的姆丰古人（Mfengu）或芬果族人（Fingoes）。他们究竟是如何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出现的已经很难确定。最具说服力的观点是他们起初是所谓的姆菲卡尼（18世纪晚期由于祖鲁王国的崛起引发的争夺人民和土地的非洲内部冲突）的受害者。作为科萨牧民中的难民，他们成了粮食种植者（“‘女性’的工作”），之后成了商人，随着科萨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低层次的工作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不信任。1835年，科萨人与英国人之间那场战争的关键时刻到来了。姆丰古人与他们的科萨领主决裂并且与英国人结盟。他们得到了一块赠地，这块地就是后来的西斯凯地区，这成为他们在崭新的东部疆域里开辟出的一片定居地。他们在英国保护下形成一个独立民族的事迹直到今天都被铭记在伟大的公众法案里。1836年5月，在一位名叫约翰·艾利夫（John Ayliff）的传教士的领导下，大约有17 000名姆丰古人在佩迪一个小村庄的牛奶树下发誓对上帝、教会以及英国王室效忠。他们从此成为英国的臣民。接下来的50年里，姆丰古人在开普的边界战争中充当了英国人的辅助力量，他们因此换得了牛群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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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丰古人迅速地利用教会提供的教育并学会了其传授的技能。到了19世纪末，他们在很远的金伯利和罗得西亚定居，成了开普殖民地的非洲精英。科萨人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回忆道：“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姆丰古人是社群中最先进的部分，他们充实了我们的牧师、警察、教师、文员和翻译队伍。他们同样也是最先成为基督徒的……他们坚信传教士的格言，那就是要想成为文明的人，就要成为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也就成了文明的人。”姆丰古人是效忠派，但是他们的效忠并不盲目。他们是在非洲人中间最先实行投票制的（开普的选举权向所有肤色的合格人选开放），也为了反对歧视性的法律而集结过。一位名叫约翰·滕戈·贾巴弗（John Tengo Jabavu）的姆丰古人成了开普的非洲政治领袖兼报纸编辑。正如克里奥尔人和海峡中国人一样，他们与英国的关系带来了一种政治目的和独立身份的意识。在1908年5月，他们庆祝了“芬果族人解放日”，这是对他们效忠英国的直接重申，当时在白人支配下统一南非的协商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些行动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在相信英国关系是他们仅有的反对殖民镇压的力量上，姆丰古人并不是唯一一个：在那些混血的“开普有色人种”中间，这种信念更加深刻。不过就像克里奥尔人一样，他们发现自己的声明在反对合作政治的残酷现实里显得无足轻重。在南非，地处高位的仍是白人，就像西非的传统统治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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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来统治，帝国是文化变迁的媒介。不过这只是很多媒介里的一种。它常常与其他因素一同到来：贸易的扩张、新的消费方式、更快捷的运输方式、读写能力的普及、新的通信方式（包括常规的信件和电报）、教学的新类型、文学的新形式（不仅是报纸和小册子）、新的医疗知识、休闲和品位的新概念、异端且苛求的宗教。也许在帝国成形之前，这些因素就已经部分地或全部进入了这个区域，并且体现在本地主动性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埃及。帝国也许会加强这些改变，并且为了帝国的优势发掘它们的潜力。不过当地的官员常常含蓄地展现出支持旧秩序的欲望，不管是文化上还是政治上的。他们常常能找到那些急于帮助他们的盟友。不过在每一个殖民社会都有很多人赞赏新的文化形式的吸引力。他们展现了一种全新的个人主义：从习俗、过时的宗教仪式、家族关系的掌控以及固定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他们希望英国人能兑现的正是要从他们自己社会制度里难以忍受的严苛（尤其是妇女的待遇问题）中逃离出来的承诺。像巴内杰亚或莫逖拉尔·尼赫鲁（贾瓦哈拉尔的父亲）这样的印度的自由主义者一定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了被后世称作“认知暴力”[4]（殖民权力对以前知识系统的摧毁）的受害者，会感到十分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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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不言而喻的是，从文化和政治上来说，帝国虽具有破坏性，但也有创造性。不过作为文化力量，它缺乏连贯性。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国外，帝国都有着不同的形式和意义。帝国在不同的地区往往有着不一样的盟友，并且各自又有区别。因为它支持多样化的目标，并且这些目标有些是互相矛盾的，所以神秘感油然而生。在非西方世界，帝国有时作为世界的主宰出现，横扫一切阻挡他前进的因素，有时候则像是老朽的旧车，几乎不能上路或者运送乘客。它的政治代言人很少因为其文化力量而自信。他们避免与主要的宗教发生对抗，害怕因为看起来与他们自己的宗教靠得太近而招致质疑。他们鼓励本地精英借鉴殖民主义带来的技术和观念，但是他们无法控制他们制造的这些东西的用途。帝国作为一种外来力量产生的广泛影响遭到了宗教和文化复兴的抵抗，这也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甚至也超过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既然他们无法预知未来，那么他们看到的就只是本地文化的脆弱和静止的状态，以及在其遭遇直接挑战后所引发的混乱和危机。虽然他们声称要推进殖民地进步，但他们也对非西方世界进步的速度充满怀疑。帝国的批评者认为是帝国正在以粗糙的、模仿西方的方法来重新塑造世界，其在非西方世界的文化追随者把自己变成了所处环境中的外来者。另一方面，当地文化的卫道士们对帝国的进犯草木皆兵。不过两者却都未能预见对于20世纪中期后到来的社会和文化变革加速的步伐。正是这种变革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于帝国的影响的现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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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犯罪部落”也译为“刑事部落”，生活在部落的游牧民族由于1871年英国殖民政府制定的《犯罪部落法案》而被污化为“犯罪部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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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士大”：《圣经》中许多残疾人、病人抱着希望而来，盼望在适当的时候进入这个靠近耶路撒冷羊门的池子，以期得到奇迹医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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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mma，本意为民族，后世历史学家用以指早期麦地那伊斯兰教教徒政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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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认知暴力”是指帝国主义以科学、普遍真理和宗教救赎这样的话语形式对殖民地文化进行排斥和重新塑造的行为，由美国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提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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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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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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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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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胀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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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的地方必有阴影，一旦英国成了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它的危机将永远隐藏在光亮的阴暗面。这个时刻在七年战争期间到来了，当时英国人在他们的大西洋领地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在亚洲的帝国。从那一刻起，他们开始被迫从全球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无休止地扩张，同时也在各地树敌无数，他们面对着肖尼人、特拉华人、马拉塔人和罗希拉人这些原住民敌人，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在欧洲的敌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这种全球化的视角暗含着新的威胁。因为无论南非的边界战争还是美国人的起义现在都可能吸引英国军队，同时转移英国的海上力量。一个版图覆盖全球的帝国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要处理世界各地无休止的危机，当一个地区的危机暴露了其他地区的虚弱从而引起连锁反应时，它还必须消耗资源来解决困境。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帝国在1763年的胜利只是接下来50年乱局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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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经历了近20年的世界大战之后，1815年的胜利抹去了50多年来最让人恐惧的事情。不过到19世纪晚期，曾在滑铁卢战役和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前困扰着英国政治家的策略难题再次出现。他们的帝国领土广袤，掌握的资产不管是在地域、人口还是财富上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敌人，他们在非洲以及南亚（缅甸、马来亚以及加里曼丹岛）的分割中择肥而噬。当欧洲的“闯入者”侵犯西非及东非，或者波斯湾这类地区，他们常常会表现得愤怒不堪（有时还真是发了怒），因为这些地区是他们为自己预留的“干涉范围”。那些较为冷静的顾问告诫英国政治家们不要如此嚣张跋扈，以免惹起众怒。一位顾问写道：“有时候在我看来，对于读了我们新闻报道的外国人来说，大英帝国一定是以一个横跨全球的巨人形象出现的，这个巨人有着很大的手指和脚趾，死死抱住整个地球不肯放手，别人哪怕只是轻轻一碰都能引起他的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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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全世界政治的整体平衡现在似乎朝着反对英国的方向转变。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新兴国要求建立海外帝国，他们对热带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英国最危险的两个敌人俄国和法国于1894年结成了联盟，这就是所谓的“法俄同盟”，法国资本催化了沙皇对亚洲的野心。受此影响，那些无足轻重的人（比如葡萄牙或者比利时国王）都变得更加大胆，从而来缠着英国这只狮子的尾巴或者用力拉它的胡须。殖民国家中各阶层的情绪也因为害怕被排除在贸易繁荣且矿产丰富的未被殖民的世界之外，而快要到达歇斯底里的程度。19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通信革命更加助涨了这种情绪。汽船和铁路使全球的每一个部分都变成了欧洲潜在的一个省份，并且增加了所有帝国建造者的胃口。在非洲沙漠中铺设铁路带来了如同经济吞并一样的好处。这就创造了一种必须得到保卫的利益。无线电波网络缩短了地区之间的距离。拥护帝国主义的自由作家之间的辩论或竞争不论多么遥远、不得体或者琐碎，都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被传播给公众，从而激起他们的爱国情绪。英国的外交官徒劳地对着法国的“向当局献媚的报纸”发怒，却忘记了他们自己国内的情况其实与此大同小异。在一片计划、宣传和方案的嘈杂声中（更别说诡计的风暴），人们很容易认为帝国之间的竞争进入到了游戏的结尾。不仅是在美洲，世界各国的边界正在重新划分。各大国的领导人们为了避免本国遭受冷落或者受到不公平的分配，不惜冒着爆发冲突的危险展开了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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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900年后，那些暂时逃脱了瓜分命运的地区的大门开始越来越有可能被打开。欧洲商业、技术和思想冲击的分量会分裂和打击，或者纯粹地摧毁在中国、韩国、奥斯曼帝国、伊朗、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残存的旧制度。从大西洋到东亚的一大片领土又会以不可预测的顺序被争抢，一群本地行动派和突发事件使其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比起之前瓜分非洲时轻松的讨价还价，各大国在争夺殖民地时所冒的风险越来越大，妥协的余地却越来越小。这次的赢家可以尽收好处。奖赏也许就是无限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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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知道结果并非如此。不过那些负责保卫英国利益和地位的人的判断却恰恰相反。他们的任务难度很大。为了保卫英国的帝国，他们需要做的并不只是简单的建造舰队和堡垒，或者配置炮艇和驻军，无论多么数量巨大或者分布广泛都是不够的。他们还要处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策略性的也有政治性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已和帝国一样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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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英国扩张的地理独特性。英国的帝国形状打破了军事逻辑的任何一条概念。也许有些观念会认为一个有着良好规划的帝国要稳定地向外扩张。其都市中心部分会被最值得信任的地区保卫起来。除了这部分还会有一系列被分级的地区，包括一些不太有价值的地区，以及处于边缘地带的“缓冲国家”和在必要时能够被放弃的“诉讼领域”。一个经过精心规划的帝国在遇到危险时可以依靠其城墙：罗马的“防线”、中国的“长城”、保卫沙皇俄国占有的大草原的“燧石防线”；希特勒的“西部防线”。躲在这些防御背后，帝国能够重建士气、恢复其力量并重新考虑战争计划。如果这就是帝国主义设计者的模板，大英帝国的版本就只是一个荒谬而拙劣的模仿。其中心和心脏离它最危险的敌人仅22英里，最有价值的领土不是那些排列得离中心很近的契约省份，而是在世界的另一端，坐帆船需要6个月、坐轮船至少需要3星期才能到达的地方。1860年以后，几乎有一半的英国军队驻扎在印度军营，与最近的海港都相距很远。除了印度和加拿大，帝国的大部分就像遍布世界的群岛，从香港一直到马尔维纳斯群岛。“大英帝国在与除了沙皇俄国和美国之外的其他大国交战时，其力量与分布在海上的众多岛屿势均力敌。”一位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专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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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奇异的布局并不是没有好处，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这其中最关键的也是引来众多讨论的，就是英国与欧洲的联系。一种貌似可信的观点认为，英国卷入欧洲的冲突，加入王朝阴谋的战场和19世纪晚期的军国主义竞争分散了其自身的注意力，偏离了其应有的命运，后果是致命的。广阔的海洋以及外面的世界才是它真正的利益所在：它们会以最少的代价带来最大的回报。早在1700年之前，英国的海上优势就已经很明显，能够被用来掠夺对手的领地，同时保护本土岛屿不受任何外来入侵。这在18世纪就是“美洲”战略或“公海”战略。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这种战略依旧颇具吸引力，当时对大战再次来临的担心让欧洲两败俱伤的冲突受到普遍的厌恶。消耗英国的力量来保卫一个无法捍卫的和平条约似乎成了“仲夏的疯狂”，尤其是对于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这些白人自治领的领导者而言。一位老兵（也是帝国主义者，后来成为丘吉尔战时内阁的成员）利奥波德·埃默里（Leopold Amery）甚至寄希望于通过让德国控制中欧来使英国避免陷入泥潭。不过正如其批评家坚持的，这个战略有着致命的判断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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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水战略认为，一旦陷入危机，英国可以抵抗敌人的任何联手。尽管有时候这的确是可能的，却常常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一个难题就是这需要有一支巨大的海军军队，这支海军不仅要比任何可能的对手所拥有的更大，也要比任何联手的敌人所拥有的大。不过一个更大的危险潜伏在阴影之中。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英国的领导者常常警觉欧洲不稳定的政治可能会打破爱争吵的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如果欧洲的某个大国想要赢得统治的权力并且击败所有其他对手，那么它需要牢牢掌控这片大陆所有的资源：陆军、海军、贸易、财富、工业、航运和人力。它要能控制波罗的海和地中海，能摧毁英国的贸易（欧洲市场对其十分重要），尤其要拥有能迅速震慑或发动侵略的能力。为了防止这样的可怕灾难，蓝水战略帝国主义者的批评家认为，需要时常关注欧洲权力的变化和组合，监控权力平衡的任何微小调整，就像一位现代的地震学家对地震的监测一样。这还只是开始。无休止的情报流通背后的真正目的是要扩大英国的影响以及（如果需要的话）选择英国的同盟，因此没有哪个单独的权力能成为欧洲的霸主。这样做的残酷逻辑就是如果外交不奏效，英国必须愿意接受混乱的联盟，在盟友身上挥霍资源，或者最差的，派军到大陆战场上战斗。的确，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类似事件之后，除了蓝水战略诱人的吸引，英国领导者接受了英国及其帝国在欧洲必须得到捍卫的事实：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七年战争（1756~1763）、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维多利亚时代称之为1793~1815年的“大战”）以及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认为大战仅限于海军实力的人，”英国七年战争时期伟大的战略家皮特（Pitt）说道，“是缺少知识或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