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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来自美洲大陆的承诺注定让他们不安，原因至少有4个。第一，惨痛的经验过后，他们明白了大陆战争的极其昂贵。1690年以后的每一次主要战争都产生了巨额债务，增加了赋税，并引起了处于压力之下的本土大范围的动乱。正是诸如此类的压力迫使英国的大臣们于1763年之后开始在美国征税，由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第二，当军队的规模开始膨胀，大规模征兵也在欧洲大国变得普遍（19世纪的发展趋势）时，有许多警告声音称欧洲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英国征兵，还会打破英国在军国主义车轮上的自由。第三，那些依靠议会支持的政府（因此也依靠公众观点），也对他们与其他欧洲国家长期结盟感到深深的犹豫，他们生怕一旦结盟形成，本土的意见会左右这种情况。不过他们坚持在所有外交关系中我行我素注定会招致欧洲邻居们的不信任，或者在关键的时刻削弱他们的声音（1914年7月德国人低估英国干预的原因的一种观点）。第四，保卫帝国边界（尤其是在印度）对于一个较小的军队（1914年以前大部分时间在12万~18万人之间）而言已经是沉重的负担。不难想象，一个常常在遥远的地点工作的军队，要抵抗“不文明的”敌人，为了能够迅速反对“一流的”对手是如何部署的。这些“一流的”对手在现代化的条件以及繁重的装备下训练如何战斗。对索尔兹伯里勋爵（不是将军的崇拜者）而言，为了这样的事件训练只不过是在表演。“我们的军队绝不会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中，”他1899年说道，“他们应该练习的是在需要时让一支相对较小的军队迅速远征到帝国的任何一个地点。你的职责就相当于军事消防队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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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他们认为英国应当在欧洲大陆事务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当欧洲均势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时，大多数英国领导者对于对他们在哪里以及如何采取军事行动故意保持含糊不清态度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除了欧洲事务的复杂性，保卫帝国也存在着很大争议。最基本的争论是关于何种威胁是最真实的以及谁的需要是最紧急的。在18世纪，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为了寻求英国的保护而与美国殖民者抗争，以此来反对法国人的攻击。在19世纪，开普殖民地的总督与新西兰的移民（惧怕毛利人）、中国的领事和印度的总督为了英帝国主义的长矛——步兵的军营曾一较高下。在20世纪，伦敦面临着让人不安的需求：保卫澳大利亚、埃及、本土岛屿或是大西洋航路（这是最重要的）。与这些争论密切相关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谁来保卫，更是在哪里以及如何保卫。在帝国的几乎每一片疆域，以及沿着其主要路线，似乎总能找到进一步前进的可能：这里的一块锚地、那里的海岸线、堡垒、河流、大山、丘陵、衰退的国家、重要的绿洲和反抗的部落。吞并、占领或军事存在都会缩短路线，降低开销，并且让帝国变得强大，或者看上去强大。经验丰富的政客要学会怀疑。“如果你相信士兵，”索尔斯伯里对一位兴奋的总督说道，“就没有安全可言。”他的侄子A·J·鲍尔福（A. J. Balfour）是少有的认真研究战略的英国首相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怀疑论者。1918年寇松（Curzon）勋爵坚持为了保护印度则需要占领波斯，或许还有高加索。贝尔福说道，进入印度的通道变得离印度越来越远，我不知道这会被总参谋部向西推进多远。不过就像贝尔福发现的那样，拒绝这样的要求并不总能成功，而且也不总是明智的。大英帝国所拥有的奇特形状实际上是因为需要保护其航道，并且控制其堡垒和缓冲地带，因为它们使帝国得以以较为宽松的方式来统治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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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1875年和1898年皇家海军及其补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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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是英国最主要的武器，在局势紧张时期，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海军驻扎在何处。在漫长的18世纪的战争（1690~1815年）中，很显然英国需要海军的“木制城墙”来保护自己免受侵略的威胁。关于究竟应该如何执行的问题有时候会引起激烈的争论。海军犹豫是否应该对主要的法国海军基地（在布列塔尼的布雷斯特）维持封锁来阻止法国舰队冒险进入海峡，可是封锁的消耗是出了名的大，而且在雾天或大风天不能保证这会起效。同样还需要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破旧的船和筋疲力尽的船员们需要定期轮换。还有一个问题是海军的火力是否应该转向其他地方。法国在其地中海沿岸的土伦维持着一个规模很大的舰队。如果法国在战斗中取胜，并且对以布雷斯特作为基地的舰队形成支持，英吉利海峡力量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英国的地中海军队被要求来抵抗这支力量。不过战时它应该驻扎在哪里呢？离本土基地太远，因此英国不能封锁土伦。只能退守到直布罗陀海峡来封锁进入大西洋的通道。不过这会让法国的舰队控制地中海中部和东部，破坏英国贸易以及（更糟的是）与西班牙联合行动。没有一个答案是简单的。另一个难题是要保护商业运输，商船成为敌军巡航舰的猎物。当船只进入爱尔兰海的西部海域和海峡时，被攻击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不过保卫护航队对于海军的领导者以及他们战争中的主要任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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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任务在英雄人物纳尔逊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一则格言中也有所体现：海战的目标就是“对大海的控制”。要想获得这种控制权只能通过坚决与敌军舰队交战来确定对方的毁灭或被俘获的结局。一旦确保了控制权，管辖海上通道会减少贸易的损失，海军力量能被用来进一步摧毁敌军。这样做的逻辑并不是让封锁陷入僵局，而是找到让敌军不惜一切加入战争的方法。更深层级的逻辑，当然，是海军力量必须在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集中。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个逻辑并不经常受欢迎，尤其是对那些在地球另一端的遥远的殖民地来说，他们非常担心本地入侵。“如果英国舰队在北海被击败，”当时海军部的大臣温斯顿·丘吉尔1913年宣称，“所有他们现在为澳大利亚自治领避开的危险都会解除……太平洋的情形必然会被对北海的局势所牵制。”不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政客对日本的海上力量感到十分焦虑，他们很难去相信奥克尼的海军基地是他们区域安全的真正保障。事实上，1914~1918年海战的模式证明了丘吉尔的主张是对的。不过1919年以后，当主要的海军威胁会来自北欧、地中海还是东亚的日本变得不确定的时候，关于在何处集中英国的海军力量以及如何能够控制大海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当英国可能面临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联手进行的攻击（1936年之后越发可能）时，这个问题变得几乎无法解决。事实上，此时，英国海上霸权（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掩盖）的最终消失已经十分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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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如此依靠其海上连接、贸易利润以及最重要的食品进口水平（到19世纪晚期尤其如此）的帝国而言，海军的规模、配置和火力注定是很重要的。不过正如我们所见，对于那些保卫帝国的人而言，这些并不只是他们被迫权衡的事情。他们必须决定在欧洲的哪一部分以及如何保留英国的影响，哪怕并不完全为了英国自身的安全考虑。他们必须让自己与欧洲的友好关系和在帝国边界扩张的欲望（大部分摩擦的来源）保持平衡。他们必须要决定在任何特定的地点或者时间扩大帝国或者其影响范围是否会增加其安全或者带来可能的“冒险扩张”——常常是一个不容易做的精细运算。也许他们尤其要留意我们能看到的（后见之明的优势）把控着通往英国世界权力钥匙的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条就是避免孤立的必要性。“没有孤立这回事，尤其对一个坐落在世界公路的岛国和海上帝国的中心而言。”一位维多利亚时期末的评论员说道。一个积极的外交策略就是经常被要求要避开这样的梦魇。第二点是帝国给全世界造成的危险可能会被“超级大陆”即欧亚大陆的权力集合（也许是一个大国，也许是一个联盟）所压制。这就是危险所在，1904年，被哈尔福德·麦金德精辟地阐释清楚，它常常困扰着政策制定者。英国人必须决定他们能在何种程度上减小在亚洲发起的“前进运动”带来的威胁，于是他们在1918年做出了一个突然且重大的决定（我们马上会看到）。第三，如果按照1930年以前还隐而未现的方式，使大英帝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战略性地存活的是一次世界历史上的意外事件。1815年后真正的欧洲均势和东亚的软弱独特的结合为英国的全球帝国主义创造了空间。当这些条件不复存在（就像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威胁要这样做那样），这一艘巨轮（丘吉尔的生动措辞）能否幸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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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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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过山车，1755~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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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6月8日，没有宣战，在大西洋西部的一支英国中队拦截了法国一支前往魁北克的运送军队的护航队。大多数人逃跑了，两人被俘虏。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英国人在“和平”正式宣告结束前拦截了300多艘法国海船。在接下来6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为了保卫他们本土的安全，将他们在欧洲的地位以及他们的海外帝国都卷入了战争。他们经历了从胜利到灾难，从恢复到困境的艰难过程。在让人惊诧的战争高潮中他们经历了从1814年胜利的和平到在欧洲重新奋斗的展望（如果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取胜）再到1815年6月惠灵顿战役的胜利确保的巨大地理政治的成功。在接下来99年的间隔时期，英国人几乎独享并充分利用了进行海外扩张的优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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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8世纪50年代，大部分任务是防御性的。在他们的北美殖民地，一些迹象让他们警觉到法国人正在从他们帝国的两端加强对异邦内陆的控制，即从魁北克和新奥尔良控制俄亥俄及密西西比。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兵布拉多克（Braddock）将军领导了一支远征部队，夺取法国控制的杜肯要塞（今匹兹堡），结果成了一次代价高昂的惨败。接下来的三年里，英国人与他们的殖民地民兵与法国在英属北美堡垒包围圈中的对抗努力取得了进展：迪尤肯、泰孔德罗加、路易斯堡（在布雷顿角岛上）以及最重要的堡垒魁北克。在欧洲，他们的地位看上去更不利。他们现有的盟友出现了巨大的反转，这片大陆主要的军事力量法国和奥地利形成了新的合作关系。因为当时奥地利统治了低地国家地区的南部（今比利时）——历史上英国侵略的据点，波旁王朝统治着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是英国在大西洋和美洲最痛恨的对手，这种新格局看上去无比危险。距离法国支持詹姆斯党在英国的最后一次叛乱已经过去10年多了，英国及其大西洋领地被侵略的可能性都不能被排除。所以为了避免被孤立并恢复欧洲均势，英国人将自身的命运与奥地利的眼中钉普鲁士的腓特烈联系在了一起，腓烈特曾因企图争夺西里西亚（一个奥地利的省份）而引起了哈布斯堡皇室的愤怒。这看起来似乎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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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困难重重，腓特烈仍然以赫赫战功证明了他是一位天才的军队指挥官。来自英国的资助支持使他的军队运转良好，腓特烈获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尽管对手往往比他要强大很多。同时，胜势也蔓延到了北美战区和海上。1758年，英国人夺取了杜肯和路易斯堡，开辟了进入北美中西部和圣劳伦斯湾的通道，使1759年成为“充满胜利的一年”。在9月份，几乎是用尽了最后一口气，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领导下的远征军被派去占领魁北克，他们从河里爬出来后遇上了在亚伯拉罕高地的法国驻军。在短暂的杀戮中，他们逼迫法国军队投降，因为手里握着魁北克，他们掌握了通往法属北美的钥匙。两个月之后，发生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追逐，海军指挥官霍克（Hawke）的海峡舰队将法国的布雷斯特舰队追逐到了基伯龙湾危险的岩石和暗礁区域，并且在那里将其摧毁。法国海军力量的毁灭终止了任何侵略的可能并将法国的大西洋帝国（包括其加勒比的“糖殖民地”）一起摧毁了。同时在印度，一支强大的被派出去破坏英国贸易并且加强法国的影响（特别是在南亚）的法国分舰队被扣押在海湾直到1761年1月英国人夺取本地治里，这是法国在印度的主要基地。并且一个有趣的结局是，西班牙最终加入了战争（也许是为了限制英国胜利的规模，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1762年，英国人夺取了哈瓦那、西班牙的加勒比和直布罗陀来保护其前往墨西哥的航路，同时还占领了西太平洋的马尼拉，英国人派了不到1 000人的军队，他们是来自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常备军和印度兵。当一度加入了法国和奥地利反对暴发户普鲁士的沙皇俄国退出战争后，战争彻底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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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获利的规模是惊人的。一个“防御性的”战争给帝国带来了比1775年最狂妄的梦想更不可思议的奖励。1763年的《巴黎和约》中，英国人获得了密西西比以东的北美全部地区，包括西班牙占领的佛罗里达，还有西非的塞内加尔，这是奴隶贸易进行的地方。法国放弃了对南印度的诉求以及在孟加拉维持军事存在的权利，因为1757年克莱武在普拉西取得了胜利。不过在甜蜜的殖民油膏里有一只很大的欧洲苍蝇。英国的海外胜利是有目共睹的，但它始终无法打败欧洲的法国。他们也不想延长与西班牙的交战。殖民让步对于规劝法国和西班牙争取和平是必要的，这让法国从它占有的德国土地中撤退（对普鲁士的关键保护）并否认与奥地利的盟友关系。法国的瓜德罗普岛、哈瓦那和马尼拉都被退还，以安抚大声疾呼的英国人。一个摆脱了所有对手和攻击危险的海外帝国毕竟不是他们能够驾驭的。事实上，很快就有迹象表明英国人扩张过度了。更糟糕的是，之后即使是他们的胜利也不够强大到能缓解他们在欧洲面临的限制：英国开始有必要避免孤立的境地并维持一个“友好的”均势来阻止一个对抗他们的巨大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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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与他们的北美子民闹翻，这件事情也不是迫在眉睫。这与他们为战争胜利付出的代价是一样的。为了减小军事上的负担，英国的大臣们决定在1763年划定的“公告线”后面限制北美白人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殖民统治。1763年的“公告线”是穿过森林来限制边界农民和贪婪的土地投机者（其中以乔治·华盛顿为典型代表）扩张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印第安人的土地是无法抵抗的诱惑。为了减少战争债务并阻止本土仇恨的滋生，也为了保护帝国英国大臣们决定向北美殖民地适当地征税。这两个方案最终被证明是极大的政治灾难。到18世纪70年代，他们面临了一次严重的移民叛乱，情况极其危险。在1778年，事情变得更糟了。因为法国一直在耐心等待复仇的时机，它加入了这场斗争并且与美国站在一边。西班牙与荷兰也分别于1779年和1780年加入战争，他们都十分急切地要打败过于自负的英国人，并阻止其在大西洋以及亚洲的扩张。（同样也包括他们的加勒比属地、库腊索岛、圣尤斯泰希厄斯岛、苏里南、荷兰统治的锡兰、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香料群岛。）1780年，沙皇俄国精心策划的武装中立团结了其他的欧洲国家来反对英国，因为他们认为中立的运输船不应该被英国人的封锁影响。在这些可怕的情形下，美国人的抗争几乎成了余兴表演。英国人面临着本土被侵略以及丢失其加勒比“皇冠珠宝”（其中最主要的是牙买加）的危机。英国人拥有大约90艘战舰，远远低于法国和西班牙能召集起来与之对抗的总数116。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之后，他们排除了本土海域的威胁，并于1782年在罗德尼（Rodney）的指挥下在“圣徒群岛”（因战斗发生在瓜德罗普岛与多米尼加岛之间的一群小岛上而得名）取得了胜利，重获大西洋的控制权。不过对于北美战争而言，这实在太微不足道而且来得太晚了。在关键的阶段，大西洋的生命线被切断，打击美国的主要力量康华里的军队被迫在约克镇投降。英国人丧失了继续战斗的欲望，他们开始坐到会议桌前绝望地渴求能够粉碎对抗他们的联合力量。赋予美国独立是唯一确定能够终结殖民地与法国（世界上最坏的国家）的结盟并保留与英国贸易关系的方式。黑暗之中唯一的光明之处是他们的海军在印度取得了胜利。在那里，法国人对海达尔·阿利（Haidar Ali，东印度公司在南亚的头号敌人）的援助被彻底挫败了。如果法国分舰队成功封锁在马德拉斯的英国基地，并且切断与孟加拉的重要连接，海达尔·阿利也许就能打败装备并不强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印度的历史也许因此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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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于1783~1801及1804~1806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领导下，英国人开始复兴海军和外交。1790年，此时已足够强大的英国压制了西班牙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对北美太平洋沿岸排他性的控制权，并迫使其正式接受太平洋不再是他们的垄断地带的事实（所谓的“努特卡湾争端”）。三年后，他们和法国开战，这场长达20年的斗争决定了他们全球扩张的命运。这次冲突的规模和时长甚至远远超过了30年前：一方面，陆地力量所拥有的调动欧洲人力和物力资源的能力（通过合作以及暴力）震惊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另一方面，海上力量关键要依靠大约1760年以来欧洲殖民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非欧洲世界的贸易增长——尤其是在美洲和南亚。正因为如此，欧洲以及非欧洲的“双重革命”使这场冲突成了“世界的战争”，甚至可以说是“为了世界的战争”。开始英国只是为了保护其本土岛屿的安全，结果却决定了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里欧洲在这个世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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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自然是必要的，特别是在英国的帝国制度最薄弱的时刻。“只要让我们做6个小时的海峡主人，”拿破仑说道，“那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的主宰。”拥有多佛尔海峡、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峡的海上控制权，加上禁止低地国家与大国对抗，这些共同成为保证英国安全的关键。为了反击革命的法国向北部扩张，英国人首先开战。但随着战斗继续，法国的行动被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和宏伟的远见激发出来，对大英帝国的威胁出现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这种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贸易。正如英国的战略犹豫不决所反映的一样，如何决定何为最好的抵抗方式是不容易的，更别说怎样有朝一日取得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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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英国要做的就是将法国驱赶出斯凯尔特河的河口，因为这里是侵略的据点。不过当荷兰沦陷而且爱国党去到了法国后，这就不再是一种好的选择。很明显，抑制法国需要多国力量的联合，奥地利是最佳选择。为了在区域联手，英国人需要预付其军队要求的财政支出。在地中海安排部分海军驻守也是很重要的，这可以鼓舞他们的盟友并且阻止法国对地中海的主导。这还不是全部。一旦被迫从大陆离开，英国人就不得不始终警觉被侵略的危险，这些侵略并不仅是针对英国的，还有可能深入反抗的爱尔兰岛。英国的第一要务是紧密观察和监视法国的军港和西班牙的意图。西班牙是英国短暂的盟友，不过在当时它却是法国的盟友。不过同时，采取蓝水战略是颇具吸引力的：用英国的两栖力量来攫取敌人的殖民属地，1795年后是荷兰，同样还有西班牙和法国。这并不是唯一的机会主义。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是皮特的得力助手和非官方战略指挥官，他坚持认为英国的“海岛情形以及有限的人口不允许广泛的大陆行动，并且我们相当依赖……贸易和航海的发达程度”，这个结论是“明显的”。英国应该首先致力于扩大其海上力量并且毁灭敌人的海上力量：“我们应该尽早，最好是在战争的开始就切断敌人的贸易资源（并且）不能出任何差错地削弱他们的海上资源”。使英国的这种需求更为紧迫的是对英国制造商采取关闭市场的惩罚以及之后对贸易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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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达斯认为在海外贸易和帝国以及帝国在欧洲战争的独特角色之间有一个固有的联系：帝国是军事同盟的军需官。如果英国的贸易摇摇欲坠，随之而来的就是伦敦金融城管理的信用和贷款的复杂制度的崩溃，紧接着便是财政灾难。这也涉及自信的问题。因此保护英国在加勒比的属地是十分关键的，此处仍然是皇冠上的珠宝。邓达斯在1796年8月说道：“失去牙买加，是对我们信用的彻底毁灭。”失去其出口、汇款以及糖税的收入对英国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打击。邓达斯认为印度也是一样（他的三个兄弟在那里寻求财富）。事实上，伦敦很早就认为东印度公司“大到他们不能失去”。不过即使是与对手进行海战，指挥荷兰、西班牙和自己的海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英国人的封锁政策让他们与可能的朋友之间产生了距离。海战需要大量的海军补给品、木材和焦油来维修和建造，这个考虑使波罗的海甚至是科西嘉岛的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尤其是在东方世界，还需要安全的基地使轮船能够得到整修，船员们能够恢复精力。在孟加拉湾，英国人没有安全的海港使他们的船安全度过飓风季节，当西南季风在10月变成东北季风之时，飓风季节便来临了。在通信缓慢且不可靠的时代，愿意冒险的精神变得尤其重要，当时追踪敌人的舰队是非常困难的，并且风向和天气的变化可能会破坏完美的计划。“当敌人的海上力量强于你，而你又有许多偏远的属地要保卫，”海军上将肯彭费尔特（Kempenfeldt）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关键阶段说道，“很难决定怎样才是调配船只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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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带来了哪些好处，欧洲的战争对法国殖民地的攻击并不能给关键战场做出真正的贡献，它还使英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794~1801年的加勒比远征中大约有66 000人丧生（大部分是因为疾病）。1797年，当拿破仑杀出一条血路到达意大利时，反对法国的联合瓦解了。因为担心侵略（一小支法国远征军实际上到达了威尔士），而且财政状况混乱，加上海军担心起义的危险，英国人放弃了地中海，决定第二年返回。诱骗奥地利重回战争的代价看起来有着巨大的风险。这恰恰与拿破仑征服埃及的巨大阴谋不经意地吻合了，拿破仑企图第一阶段（看上去很有可能）征服埃及这个大的东方帝国，然后最终进攻印度。“我们最早和你们结识，”1798年6月，伦敦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对他们的印度总督警告道，“我们已经收到情报……一大批轮船、军队、军需品最近在土伦就绪并且开始了航行……（在5月19日）……不是没有可能……它们的目的地是印度，要么经过红海（首先要先占领埃及）要么经过巴士拉。”总督早就决定要攻击蒂普苏丹，他是迈索尔的统治者，并且早就被怀疑和法国人有了将英国驱逐出南印度甚至是整个次大陆的秘密协定。法国军队的确入侵了埃及。不过在拿破仑能够进一步利用他的妙计之前，他的计划因为纳尔逊在尼罗河河口海战中对其舰队的彻底摧毁而泡汤，那是在8月1日，纳尔逊的行动积攒了巨大的勇气并贯彻得十分完美：纳尔逊需要将他的部分舰队航行到固定的法国舰队与海岸之间，这需要冒着让他的船在深度未明的水域里搁浅的风险。他从这样危险的策略中得到的是巨大的好处是“双倍”攻击法国——立刻从两面攻击他们的船，这是一次致命的突击。尼罗河河口海战和第二年韦尔斯利在塞林伽巴丹对抗蒂普苏丹的压倒性胜利终止了法国对印度的威胁。不过这样做和阻止法国对爱尔兰的侵略来响应1798年的起义都不能确保英国安全所要求的在欧洲的力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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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陆地上击败拿破仑很明显是不可能的，这就让英国人于1801年寻求妥协的和平。不过这个希望也很快就破灭了，因为法国人拒绝从低地国家中撤退，而且马耳他（之前被纳尔逊夺取）的英国人也拒绝这样做。在第二阶段的战斗中，即1803~1814年之间，英国人获取了他们之前没有获得的海上掌控权。1805年10月21日，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对抗法国和西班牙舰队的伟大胜利中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成果：英国人现在可以随意摘取他们敌人的海外领地，并且不用担心在本土发生危险。在他们以前对特立尼达拉岛和锡兰的征服中又加入了开普殖民地、毛里求斯和爪哇岛。拿破仑于1809年企图对英国实施大陆经济封锁政策，设法将英国从欧洲贸易中排除，这项政策的实施像筛子滴漏一般，还惹恼了他的附庸。当他的军队入侵西班牙来镇压反法起义，一支不受法国干扰的海军补给线支撑了在葡萄牙的惠灵顿的军队，并且允许其渐渐前进到西班牙。不过难题依旧存在。只要拿破仑是欧洲的霸主，英国人就无法确定他何时还会来侵略他们，或者建造一支新的舰队，或者拉拢新的盟友。与此同时，他们竭尽全力地维持一支很大的陆军和海军。在战争的后半部分，政府开支花费了将近全国收入的1/4来支付国防费用以及战争产生的巨大公共债务。正是在本土的经济扩张（包括蒸汽动力的巨大发展）使得税务的负担和通货膨胀在政治上能够被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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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局被沙皇俄国反抗拿破仑霸权的行动以及拿破仑1812年侵略沙皇俄国的惨败所打破。起初，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组成的大陆联盟共同反对这位受伤的皇帝。沙皇俄国1813年在莱比锡的压倒性胜利是其侵略法国和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的序曲。从西班牙来的惠灵顿军队在胜利中起到了作用。不过其更关键的作用是在1815年建立的“百日王朝”中摧毁了拿破仑企图重建他的军事和政治繁荣的疯狂举动。1815年6月的滑铁卢战役（对英国人而言）是特拉法尔加海战的陆上版，尽管看起来即使是法国的胜利也很有可能无法将拿破仑从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在附近集结后的勇猛前进中挽救出来。这几乎必然让法国在陆地和海上遭到失败。这对于英国人希望保留主要战时成果以及在1815年后的全球扩张是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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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在可以向前追溯到17世纪90年代的战争中，英国人和他们的盟友在战争中与法国僵持，但并没有将法国击败。为了和平解决，1763年，英国人不得不将他们的胜利果实的大部分（瓜德罗普岛、本地治里、古巴和马尼拉）扔回到桌面上。1805年以后，英国的全球地位从战略上与经济上来说变得越来越强大。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他们能够利用世界其他地方的资源（不管是在大西洋还是印度洋）来维持他们的战争并资助其他人。在陆地上击败拿破仑（部分原因是英国在欧洲之外力量的强大）允许英国人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来提高他们的地理战略地位。1815年，为了让不受欢迎的波旁皇族能在巴黎继续存在下去（反对拿破仑复兴的最佳保证）这就意味着交还他们需要交还的产糖的殖民地。为了帮助新晋的“尼德兰王国”保卫低地国家对抗法国，它的宝库爪哇又交到了荷兰人手中。不过英国人仍然控制着马耳他、伊奥尼亚、好望角、毛里求斯和锡兰。他们很快就迫使荷兰人放弃了对新加坡的诉求。法国和西班牙都没资格来争夺这些海战的果实，更别说荷兰人：英国的欧洲盟友几乎都没有兴趣这样做。因此1815年的特殊局面使英国保卫帝国的努力变成了地缘政治上的成功。有了好望角、毛里求斯和锡兰（在亭可马里有抗风的海港），他们就拥有了去往印度的干线上所有主要的补给站。在马耳他的大哈伯岛，他们可以观望地中海东部，以及前往东方的“短”路（至今仍是陆上）。有了这些以及在爱尔兰、北美和加勒比的海上基地，他们现在相当于拥有了在航海时代封锁世界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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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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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平”，1815~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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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以后，英国人似乎享有近乎完美的条件来保卫他们拥有的属地，并且还可以为帝国增加新的土地。他们的海军实力让遭受本土入侵的可能大大降低了，除了定期为法国闪电战担心。他们的基地对海道坚不可摧的掌控使得对帝国进行海上攻击（在前一个世纪再普通不过）几乎成了不可能事件。有了汽船、铁路和电报这些更快捷的通信方式，运送货物和步兵营来满足本地应急的需要渐渐变得更容易。同样重要的还有欧洲权力政治的重要变化。对战争、革命和拿破仑军事天才的深深恐惧使欧洲的政治家动摇了，他们决定采用一种全新的外交手段。为了保护欧洲脆弱的稳定，他们达成一致，建立一个“音乐会系统”。因此，任何可能会打破欧洲五大权力（沙皇俄国、奥地利、普鲁士、法国和英国）平衡的对领土控制的变化都要求事先达成共识。任何打破规则的大国都会发现其他各国定会联合起来反对它。这个政策差不多持续了一个世纪，这对于英国而言是巨大的安慰。至此，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欧洲给帝国造成的最大威胁退缩到了阴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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