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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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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战争，帝国和平，1914~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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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18年，英国人在三条战线（欧洲、海上以及中东）作战来保卫他们的帝国，并开始了夺取在太平洋和非洲的德国殖民地的行动。澳大利亚和南非军队分别占领了德属新几内亚和德属西南非洲（纳米比亚）。南非和印度军队分担了大部分在德属东非（坦桑尼亚）的战斗。西线的战争是为了把德国从法国和比利时的土地上驱赶出去，这的确是一场阻止欧洲屈服于一个主导权力的战争，这将是对英国世界强权的最大威胁。爆发海上战争的部分原因是英国要使德国的公海舰队停留在自己的港口。没必要上演第二次特拉法尔加海战，尽管将军们希望旧景重现。1916年5月的日德兰海战是一次战术上的对峙，不过英国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德国的舰队回国并且停留下来。不过比起之前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食物和原料的进口。潜水艇战斗的迅速推进，加上他们货物损失的巨大规模，英国人被迫在海上进行防御，直到1918年年末，这种平衡才被打破。这一改变是因为美国在北大西洋海上权力的增加。第三条战线的战争是最具有帝国属性的。当奥斯曼帝国于1914年10月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时，它的军队给英国的两处利益带来了直接的威胁：苏伊士运河（与奥斯曼巴勒斯坦非常接近）和位于阿巴丹岛靠近巴士拉的庞大的英伊石油公司。在保护这些重要的设施需要的背后，隐藏着不那么容易察觉但是十分迫切的重要动机。在他们的印度帝国，英国人统治着人数超过百万的伊斯兰教教徒，对于他们来说，奥斯曼帝国苏丹王就是哈里发（“信徒的首领”），这些人都效忠于他。一旦惨败，或是未能迅速获胜，都有可能会刺激伊斯兰教教徒，引发圣战，或者鼓舞还没被征服的帕坦人沿着西北边境挑战英国人的耐心。还有一个复杂性在于他们要依靠印度军队（北印度穆斯林是其最大的组成部分）参与他们的中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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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计划（之前总是如此）发动一场最划算的战争。在一支（用欧洲人的话来说）援助对抗法国人的小规模远征军、海军封锁、一些殖民活动、大量使用“第四条手臂”（财政和物资供给）的支持下，法国和俄国的军队达到了能承受陆战的冲突的规模。不过这（之前总是如此）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1916年7月，德国人的攻击力度迫使一大支志愿军在索姆河战役中被派出。巨大的损失规模导致德国不得不求助于征兵。不过在1917年，除了另一次代价高昂的攻击，西部战线陷入了僵局。在中东战争中，对到达达尼尔海峡的渴望以及开放博斯普鲁斯海峡来帮助俄国战斗是另一次代价高昂的灾难。尽管俄国军队袭击了来自高加索的土耳其人，而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英国力量进展却相当缓慢（英国人于1917年12月占领了耶路撒冷，但是之后进展便停滞了）。战争持续了三年多之后，他们陷入了漩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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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俄国在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政变后就无法再次投入战争。在接下来的3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投降”协议让德国人自如地收回了他们东部战线的军队，以便控制乌克兰及其储量巨大的粮仓，还能派遣军事援助包围黑海，帮助它们的奥斯曼同盟国。德国人得到了两个闪闪发光的奖励：俄国在巴库的巨大的油田，还有伊朗北部及其通往中亚、阿富汗最终到达印度道路的控制权。不过西线的前景堪忧。德国大规模的攻击出现重大突破，可能将法国与英国分隔开来，进而占领海岸沿线，迫使英国人撤退（一场1918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使法国人投降。直到1918年7月，英国人面对的前景依然很不乐观，因为法国和意大利也许会退出战争。与此同时，如果德国与奥斯曼之间的通道被打通，整个中东也许都会落入德国人的手里。帝国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战时内阁的战略指挥官米尔纳勋爵于1918年6月对劳合·乔治说道：“我们必须要准备好法国和意大利被打到跪地求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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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保加利亚集团会分别成为欧洲以及亚洲中部和北部的主人，甚至到达日本介入阻拦的程度……很明显，除非世界上其他自由的民族、美国、我们的国家以及自治领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德国霸权之下的中欧集团不仅会控制欧洲以及亚洲的大部分，还有整个世界……如果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整个英帝国将会暴露在遍布全球的同盟国势力面前，对于帝国大脑和中心的不列颠岛而言，它将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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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结道：“现在的战斗是为了南亚，尤其是为了非洲（巴勒斯坦桥头堡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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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纳的噩梦渐渐消退。到1918年8月，德国人的精力耗尽。他们的军队开始发生内讧；美国大规模增派援军使胜利成为必然；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很快垮台了。大英帝国对于会被分割成为两半的绝望的担心引起了严重的后遗症：英国人产生了一个执念，即不能让其他力量在中东拥有一席之地，无论什么局势，无论这局势发展到哪一步，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必须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尽管在战后他们被迫要做出让步，且在人力和军事预算上都备感压力，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伊朗人也反对英国在这个地区拥有全方位的权力，然而从战略和军事意义上来说，现在他们才是中东的主人，并且决定要将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下去。他们开始了帝国的大进军，这种进军恰恰是他们在1914年以前大肆宣扬要放弃的。事实上，1918年的死里逃生，加上新战略和技术的发展，让帝国对中东的掌控更加具有价值。1918年以后，有可能挑战英国海上控制权的最大的两支海军是美国和日本海军。为了使他们的舰队在东西方之间迅速往返，苏伊士运河的地位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另一个因素是空中力量的需要。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开罗已经成为航空活动的中心。它将英国与印度联系起来，并且通过中东的空中走廊很快与澳大利亚联系起来。“波斯湾正在成为，”1935年泰晤士报的通讯记者写道，“空中的苏伊士运河，成为与印度、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进行通信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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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像英国的领导者熟知的一样，最重要的是在欧洲发生的一切。如果欧洲失去了平衡，他们永远也无法得到安全，保卫帝国会成为无法忍受的负担。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失败并非是决定性的。1919年6月的和平条约施加给德国的制裁（一支小规模军队，海军的损失，领土的削减和财政赔款）使其成了一股强大且心怀不满的势力。欧洲急缺一个建立新平衡的方式。美国成为和平解决的保证人并加入新国际联盟的希望迅速被参议院打消了。苏俄也不再扮演作为德国扩张的障碍的旧角色。对布尔什维克统治者而言，其他的欧洲国家不是潜在的盟友，而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西方政治家与俄国互相给予彼此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东欧现在拥有一大片弱小的国家。同时，法德之间的对立被未偿清的赔款争端加剧，有可能引发一场新的大陆战争，英国有可能被卷入其中，如果（看上去不是没有可能）两个最大的失败者——苏俄和德国选择结盟的话，这种风险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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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地缘政治困境的可能出路最终被找到了。在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中，法国和德国解决了争端，他们的边界得到了英国和意大利的“保证”，标志着德国人对进入欧洲新局面的愿望。于是英国人放松下来。的确，他们的全球地位现在看起来比几十年前更加安全，当然这得从19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算起。美国海军的雄心壮志似乎基本平息了，同时，美国人答应不会建造比英国更强大的海军（而且美国的海军力量不可避免地要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分割开来）。除了有关革命阴谋的那些夸张的传闻，苏联是一支弱小的军事力量，它对英国在中东霸权的威胁可以忽略不计。德国人被迫接受海军缩减带来的殖民地的丧失。日本现在是第三大海军力量，这个消息甚至令堪培拉和惠灵顿战栗。认为日本会发起与“盎格鲁–撒克逊”权力冲突的担心被温斯顿·丘吉尔无视了，他当时是英国财政大臣，很明显这是陷入船荒的英国将领们使用的策略。“我们为什么要与日本有一场战争？”他于1924年问道，“在我一生中我不认为有一丝这样的可能。”在《洛迦诺公约》签署后的世界，没有一个强大的权力能够拥有手段和欲望去攻击英国的世界帝国，大英帝国的领土比任何时候都要大。还有一个更让人安心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大国愿意或能够威胁到帝国权威，因此英国人能够应对任何民族运动，无论是在印度、埃及或者中国，就如同处理、平息或者镇压一个本地问题那样，处理的方式只由他们的利益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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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让人愉悦的局面持续了不到10年。1931年，日本差点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东京制造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及其对国际联盟规则的公然违背被遗憾地认为是一起局部偶发事件，对英国在亚洲的利益的影响并不大（最初看起来是这样）。但到了1933年1月，另一起事件敲响了更大的警钟。柏林新掌权的是一位尖锐的民族主义领导者（人们的确是这样评价希特勒的），他拒绝承认《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调解，向调整完毕的“帝国防御”机制扔了一个巨大且危险的扳手。事实上，英国人几乎是立刻开始重新考虑战略设想并且计划重新武装。另一场欧洲战争不再难以想象。不过当他们试图在对付日本侵略带来的危险（对两个太平洋自治领尤其如此）和“最终的敌人”——德国之间找到平衡的同时还应对大萧条并实现经济目标，帝国的政策规划者们因此陷入了争吵当中。这是全球帝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哪个威胁会最早到来？哪里的攻击会是最危险的？何种威慑会起作用？在哪里部署它们？这些都是难题。让这些问题变得更棘手的是由革命性变化带来的地缘政治状况。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只有英国和法国信守着对现有世界秩序及其财富分配的承诺。英国的领导者未能把握激化了欧洲局势的种族和意识形态冲突。英国人完全没有准备好面对希特勒对外交传统以及对他认为的“劣等种族”的无情蔑视。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过去的历史不能提供指导，他们蒙着眼慢慢摸索着，进入了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最后且最坏的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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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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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新加坡的路，193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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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重新武装以及来自日本的潜在危机制造了严重的战略困境。将困境变成危机的是意大利1935年对埃塞俄比亚的攻击。伦敦谴责墨索里尼厚颜无耻的征服运动，但是他们拒绝介入可能引发的海军对抗以及可能的损失中。英国的决策在欧洲和非欧洲都带来了极坏的结果。他们没能阻止墨索里尼的扩张战争，而是逼迫他加入他们的主要敌人的三国同盟之中。从1937年开始，英国面临的危险不断积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一场三条战线上相隔千里的可能的战争。在每一条战线上都没有决定性的力量，他们不得不决定将哪一条当成主要战线，然后承担这样做给其他战线带来的风险。当然，这并不是英国第一次面对敌人的三方联合。1779年，他们在奋力镇压北美叛乱者的同时还面临来自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攻击。然而这个例子很难鼓舞人心。比160年前更糟的是战事涉及的超远距离，短时间内聚集力量来压制他们的对手是不可能的。即使如此，这也完全不能跟他们1914年以前遇到的情况相提并论。当时他们同样面临着三方结盟的挑战，但他们有俄国和法国这两个事实上的盟友，这两个盟友能在本土通过集结巨大规模的海军来阻止主要危险。直到1937年，他们的处境都非常不利。英国和法国之间彼此十分不信任，尤其是因为伦敦拒绝与法国那些弱小的东欧盟友扯上关系，伦敦和华盛顿之间的不信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如此糟糕的前景之下，难怪内维尔·张伯伦的政策是最可靠的。张伯伦的计划部分源于对可能的防御费用激增会引发财政崩溃的担心，他打算将英国的资源集中在大规模的轰炸力量上来阻止德国的袭击。这一策略的逻辑在于，如果能避免致命一击，德国人就不会发动另一场长期且胜负难定的战争。这就会给缔造和平的外交以及逐渐改善英国海军的状况并制止日本的扩张留出时间。就是这个逻辑使1938年9~10月《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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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第二阶段现在开始展现。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希特勒就违反了协定条款并且表现出了他要展开德国霸权的野心。英国人连忙通过分发“保证”给波兰、希腊和土耳其来跟上这种变化。他们仍然将希望寄托在希特勒不愿意展开一场长期战争的幻想上：如果希特勒不能在西线取得突破或者用空中突袭打败英国（两个基本的假设），那么接下来将会是一场僵局。这个想法开始渐渐散播。当希特勒与斯大林于1939年8月在划分波兰问题上达成一致时，他同样可以使用苏联的资源，包括它的石油。战略封锁并不会伤害到他。当战争在9月爆发，早期的发展看上去确实和预期中的僵局相吻合。不过这场“假战争”作为战略假象被揭露了。在1940年5月~6月，英法联军被希特勒的国防军击溃了，随着失败的法国和英国一起被驱逐出欧洲大陆，希特勒成了欧洲的霸主。经过这次毁灭性的战略惨败，危机迅速扩散到了大英帝国的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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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日本带来的威胁现在成了真正的危险。温斯顿·丘吉尔直到1939年3月都认为，除非英国在西部遭遇失败，否则日本不会退缩。受到法国失败的鼓舞，还因为早就卷入对中国前所未有的侵略之中，日本人进入了法属印度支那，很快这里就成了法西斯侵略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起点。墨索里尼有了胆量试图占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并且没过多久德国就紧跟其后。在本土的英国人面临着几乎每小时一次的侵略威胁，不列颠之战的胜利只带来了一丝喘息的机会。因为取得了对法国海岸的控制，希特勒可以开始利用它们给英国套上绞索：他的潜水艇战争可以威胁到英国本土的物资供给和生存。同时，每一份可以出售的资产（主要是以美元支付）都要用来从中立的美国那里购买急需的设备，而在美国只能用现金购买货物。在欧洲（或者任何没有盟友的其他地方），英国人只能回过头来依靠从他们自己的白人自治领以及他们的印度帝国获得的支持来继续战争。他们只能紧张地观察日本突袭的迹象，因为能与之对抗的海军实力不能从大西洋和地中海战区撤离（更别提空中力量）。即使是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的侵略也不能给英国带来很多安慰。希特勒早期的成功以及苏联防御带来的混乱似乎很有可能产生另一个让人震惊的胜利。擅长打硬仗的德国国防军会迅速穿过乌克兰然后包围黑海。在埃及的英国人会从前线和后方撤离。甚至有可能发生比米尔纳1918年梦魇更大的灾难。大英帝国在美国加入战争之前就有可能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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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灾难还没有结束。1940年10月，日本正式加入了德国和意大利组成的联盟。不过从那以后，他们并没有针对英国做出任何行动：他们在中国的大规模侵略耗费了他们大量的军事实力。当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候，日本小心翼翼地保持中立。不过随着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加上美国的石油禁令，日本只能被迫采取进攻。1941年12月上旬，他们在袭击珍珠港前数小时就从东西方向登陆并袭击了英属马来。几乎在几天之内，他们通过闪电进攻和空中管制就打破了英国的防御。“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两艘皇家海军最强大的轮船被丘吉尔派去阻止日本的侵略，但也被空袭摧毁了。到1942年1月中旬，日本人占领了马来半岛首府。2月4日，他们到达新加坡外围。2月15日，新加坡投降。由13万人组成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被一支规模不到这个数字一半的日本力量俘虏。3月9日，日本人在英属缅甸首都仰光几乎俘虏了亚历山大将军，但“他全凭运气逃跑了”。英国在缅甸的统治在一片混乱、耻辱和背叛中崩塌了。到5月中旬，在撤退了900英里之后，最后一支英国力量退回了印度。欧洲失败后，亚洲的失败紧随其后。1942年7月，中东看上去似乎也要失败了。随着轴心国的军队前进到开罗，他们草率地计划要遗弃这座城市。南非总理扬·史末资坚持道，如果开罗被弃，第八军团的南非部队应该要撤退到尼罗河。随着中东前线沦陷在即，其指挥官需要做出严肃的选择。要从日本手里拯救印度，英国人也许必须放弃他们巨大的中东基地。“印度对我们的存在而言是很重要的，”奥金莱克（Auchinleck）将军告诉丘吉尔：“没有中东我们可以控制印度，但是没有印度我们不能控制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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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印度的侵略被一股早到的印度洋季风阻拦了，这股风把所有的道路都变成了泥潭，英国人也因此获利。这也许也是因为到1942年中期，日本的闪电扩张也已经接近了它的极限。6月的中途岛战役使美国人重新获得了太平洋战区的主动权。现在就不存在要把一大支日本舰队送往印度洋的问题了。英国人在印度依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开始集结一支200多万人的志愿军队，正是这支军队让他们在阿萨姆邦坚持下去并最终于1944~1945年之间奋力回到了缅甸和马来亚。同时，1942年11月蒙哥马利在阿拉曼的胜利（英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减轻了英国在埃及的压力。德国人开始从北非撤退，向北1 500英里处，德国人在苏联南部的推进因斯大林格勒之战后的精疲力竭而终止。德国和日本看起来大势已去，但德国依然负隅顽抗，毫无缴械投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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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和平来到亚洲之时，英国人收回了他们失去的殖民地，甚至在中东前所未有地彰显了他们的军事力量。英国是三个胜利大国之一。不过他们在1940~1942年巨大的战略失败（1781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给帝国制度带来了4个不可磨灭的伤害，使他们久久无法从中复原。第一个是他们与4个白人自治领特殊关系的终止。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新加坡之战以后，白人自治领不再把英国视为他们的终极盾牌和保护者，也不再把英国看成帮助他们实现自由的存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全部转向了美国——尽管它们依旧对美国心存担忧。的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非常希望与英国保持密切的联系。第二个是英国在印度权力的突然终止。在1942年的绝境中，英国人承诺战后让印度独立。1942年8月，为了镇压“退出印度”起义，他们监禁了数千名激进分子。不过他们也因此丢失了对印度政治的控制权，并且在和平到来之际，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来重新施加他们的权威。他们坚持要有一个统一的印度“自治领”，这个自治领在帝国防御中能够起到以前的老作用，作为英国权力在中东和东亚的补充。随着他们的帝国在1946~1947年的骚乱中瓦解，英国人的这些希望被证明是虚幻的。从18世纪80年代起，印度这台英国维持世界霸权的重要备用发动机永久失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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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第三个结果是经济灾难。内维尔·张伯伦的计划是要拖慢德国的侵略，并且通过经济封锁来扼杀希特勒的野心。甚至连代表着美国公司声音的《财富》杂志都认为英国和法国在经济上处于上风。凭借其海外收入及其供应商的巨大网络，英国人可以渡过难关，并且不让贸易实力受损。但希特勒的闪电战让这些全部破灭了。所有的战争动员，减价出售资产来购买美国物资以及（在租借法案的规定下）对出口生产的严格限制让英国成了一个巨大的债务国，一直到战争结束，英国都极其依赖美国的帮助。战争的经济利润跨越了大西洋。维持一个帝国的存在就意味着本土贫困的持续，以及新的海外剥削。这两条路英国都走了，都是强制实行的，但没有一条走得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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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结果也许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当英国人和法国人于1940年6月输掉了欧洲之战时，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希特勒的胜利是如此巨大，使苏联和美国力量完全站到了他的对立面。1945年5月的巨大胜利不属于英国人，而是属于斯大林。没有任何战后的协议来确保欧洲“安全”，相反，欧洲爆发新战争的风险使英国将资源用到了极限，并且加剧了他们对美国的依赖，1948年后，美国成了“自由”欧洲的新监护人。在亚洲，英国将失败转化为了胜利，这和欧洲如出一辙。不过他们同样失去了大部分对战后均势的控制权。随着新崛起的日本帝国的崩溃，美国、苏联和中国填补了空白。没有了印度的英国在亚洲不再意味着强权，他们的帝国命令只在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才真正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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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巨大的地缘政治改变的全貌过了很久才展现出来。英国人因为他们反对希特勒的英雄式防御和来之不易的复原而振作起来。不过他们曾经赖以建立和保卫一个世界帝国的条件被1940~1942年间的灾难彻底改变了。新的世界秩序、新的制度、新的意识形态、新的力量平衡在英国失败的时候开始成形。当英国人意识到的时候，帝国的防线只剩下了最后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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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libuster”，最初使用于17世纪的一个名称，原指所有那些在加勒比海领域抢劫西班牙殖民的海盗。1850年，这个名词被用来称呼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和其他一些在美国组织远征队去推翻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政府的人。之后，“flibuster”就用来指无视国际法律、带领远征队去反抗一个外国政府的冒险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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