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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结束的过程几经波折。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其后又经历了痛苦的复苏期，但英国领导人们仍然不打算放弃帝国。在上一章中提及的1940~1942年英国经历的地缘政治灾难在当时还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后果。殖民地动荡的政局将英国人驱逐出印度和缅甸。为了安抚民族主义领导人及保持“特殊关系”，他们允许了锡兰的独立。但是他们紧紧地抓住了在马来半岛和香港的据点。虽然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于1948年不光彩地结束了，但他们又重新决意在阿拉伯中东地区取得绝对统治权，并控制苏伊士运河。他们认为非洲的自治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他们认为在国内建设福利国家不会与在海外重建帝国相抵触；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帝国的期望更胜从前，企盼帝国能给英国的经济繁荣和战略安全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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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在苏伊士的鲁莽冒险行为观点迥异，然而英国人在1960年之前几乎毫不怀疑强国的价值。帝国在马来半岛、肯尼亚和塞浦路斯殖民地镇压叛乱的方法招来了微词，不过也没有掀起多大风浪。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正统观点仍然认为英国未来的繁荣取决于它与帝国和英联邦（而不是欧洲）之间的贸易。西欧各国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弱国，它们不仅无益反而拖了英国复苏的后腿。英国领导人们并不认为自己对帝国的想法已经过时。事实上，他们承认有必要扩大代议制政府，为自治制订时间表并且让少数地区立刻独立。渐渐地，他们不再提及“帝国”，而是将“联邦”的含义（1939年前被看作白人自治领组成的俱乐部）改造成了由愿意（希望如此）在世界事务中唯英国马首是瞻的英国前殖民地组成的多种族联盟。他们坚持认为殖民统治的结束象征着英国式帝国统治的成功，统治的结束不过是拉开了更平等的新合作关系的序幕。直到很久以后他们才认识到英国远远不具备充当这个无形帝国的龙头老大的条件。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哈罗德·威尔逊是1957~1970年英国政坛的领军人物，虽然彼此政见有明显的不同，但有一点是他们俩都认同的：英国必须是世界强国，必须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1968年1月，这个严重的错觉被现实粉碎了，但令人奇怪的是，它的阴影却萦绕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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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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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150余年的岁月里，印度是英国的第二中心，也是英国人统治南亚的据点。英国商人就是从印度这个商业基地向中国进军的，而中国的港口也是被从印度派遣的军队撬开的。印度海军（“孟买舰队”）把英国的海上力量延伸到了波斯湾及周边小国。印度劳工和贸易商为英国的东南亚帝国（缅甸和马来半岛）的出口经济的建设贡献了力量。印度商人和小贩是后来发展为英属东非的地区的商业先锋，而印度苦力修建了乌干达铁路，将内地的被保护国与蒙巴萨海岸连接起来——伦敦政府鼓励白种人在肯尼亚务农就是希望这条铁路能赢利。从亚丁（1937年之前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到缅甸，北及阿富汗、中国西藏和尼泊尔，英国在亚洲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是“英印”利益，英国人在西姆拉、加尔各答，后来又在新德里进行监督。的确，在苏伊士以东的地区，更精确的提法不应该是“大英帝国”而是“英印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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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之后及之前都是如此，将英国人拉入了一场浩大中东冲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突出了这一点。随着战争发展到顶点，英国人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印度人力。但是在1918年以后，对英国人来说，要统治印度为帝国服务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殖民国不断增加的要求，再加上宗教复兴和新文化运动，印度的政治变迁迫使英国人做出了让步：让更多印度“代表”参与统治和经营。1920年以后，英国人面临了一个新的政敌：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国大党最初成立于1885年，原本是个绝对忠诚的上流社会压力集团，圣雄甘地把它改造为南亚的群众运动。它组织的联合抵制、休业罢工、示威活动、抗税运动（例如甘地发起“食盐长征”，领导人民去海边自制免税食盐）以及轰轰烈烈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目的是为了粉碎英国统治的基础，即印度人对英国权威的习惯性服从。国大党的力量不足以将英国人赶出印度，到了1930年，它已经失去了人数众多的伊斯兰教教徒中少数民族的支持。国大党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愿意与英国人共享权力，另一派（敏锐地）察觉到英国人正在试图通过将印度“联邦化”成自治省份而分裂国大党——这是巧妙的新的“分而治之”。彼时，印度军队和警察仍然效忠于英国人，而且印度还有一支约7万人的英国卫戍部队，所以革命政变只是个疯狂的梦想。然而，国大党拥有守纪律的成员、广大群众的拥戴和甘地的超凡魅力，因而它仍然拥有力量迫使英国做出重大让步。当1935年实施省自治时，国大党期望在其省权基础上攫取中央最高权力，但是没人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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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战争爆发前的局势。国大党的政治家们统治着一些人口最多的省份（但是不包括旁遮普和孟加拉）。英国人则在精心筹划着试图将印度变为“联邦自治领”（理论上与享受完全自治的白人自治领地位平等，但实际上英国会设重兵保护自己的利益），可是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印度约有600个土邦，联邦制的实施需要得到他们的同意。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国大党眼中的恶魔维持与英国的条约关系，这一点可以理解。为了让印度保持平静，英国人意图在战争中把自己的作用最小化，1939~1940年的欧洲僵局极好地配合了他们的印度大计。但是1940年6月大战爆发，中东被卷入战局，18个月后，太平洋及东南亚也陷入战乱，这种麻醉方法不再是良策。此时必须尽快征集一支印度大军、创造大规模战时经济，并用“自由之战”来为世界战争开脱。作为用来刺激印度政治生活狂热化的方法，英方采取的这种策略确实很难被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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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党很快就做出了反应。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国大党的政治家们提出，英国需要在结构上进一步做出让步来换取他们的帮助。英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全体辞职，这令接替他们位置的英国官员倍感压力。1940~1941年，英国人一直拒绝给予国大党更多中央权力，但1942年日本入侵马来半岛和缅甸使他们面临了极大的新危机。日本入侵印度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日本战舰已经出现在海岸。团结国大党（以此团结印度人的思想）在此时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伦敦派遣政府高级官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tafford Cripps，有些人认为，如果战争继续，他很可能是丘吉尔的接班人）率使团去德里谈判。国大党坚持要加强对印度军事行动的掌控力度——这是丘吉尔所不能接受的，谈判因此中止。使团返英，但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为了赢得印度人的赞同并给国大党施压，英国人许诺在战后给予印度自治权。这样一来，伦敦小心翼翼制定的宪法改革计划被永久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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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印度保持了平静和秩序，这个迟来的承诺也会抬高人们的期望，大概也会带来相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在这片由于世袭等级、宗教和阶级而四分五裂的次大陆，新秩序的来临无疑会被视为是在挑起武装冲突，更何况印度并不是风平浪静。1942年8月，或许是认为日本会进攻印度，又或许是因为与克里普斯使团谈判的失败，甘地和国大党号召广大公民抗命，试图将英国人赶出印度。“退出印度”运动（也称“撤离印度运动”）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紧急事件——是自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以来对英国统治的最大威胁。英国人镇压了这场运动（毕竟印度布满了英国军队），成千上万的国大党成员身陷囹圄，国大党也被禁止活动。这次事件导致了两个不可避免的后果：首先，国大党前所未有地坚定了决心，一旦有机会就要彻底摧毁统治机构，而且它对帝国的意图也深表怀疑。第二，国大党被排除出政坛，“穆斯林联盟”有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取得了类似国大党的权力。在战争的后半期，造成群众仇恨和恐惧的因素迅速增长，通货膨胀、食物短缺（1943年孟加拉饥荒导致近200万人民死亡）、为了印度志愿军而招募的超过200万士兵、劳动力往工业中心的迁移，这些都让印度人彼此之间的仇恨越积越深，丝毫不亚于印度人与英国人之间的仇恨。“紧急状态法”在战时压抑了仇恨的爆发，然而随着1945年8月和平的到来，正常政治生活的恢复没有为权力转让扫清道路，反而引爆了火药桶：政党、派系、社团、家族以及个人开始争夺利益或者寻求庇护，武装队伍和自卫团体开始形成，社会和宗教分裂由于仇恨而更加加剧。对于联合省（今北方邦）的伊斯兰教教徒、孟加拉的印度教教徒、旁遮普的印度教和锡克教教徒、地主、贱民[1]、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无技能城市居民来说，英国对印度统治的瓦解既让他们害怕也让他们期待。在这个紧张又动荡的环境中，帝国开始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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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体上对这些不断升级的、终将瓦解其统治的矛盾全无知觉，它有别的当务之急。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为核心的新一届工党政府决意兑现让印度独立的承诺，但其目的却是为了让英国从独立的印度得到更大的好处。如此一来印度将会成为和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一样的自治领，仍然属于联邦，国王依旧是它的元首，印度人民服从于国王的命令。伦敦认为此举最大的好处就是能保留原有的印度军队，因为它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对保卫联邦（尤其是在东南亚）都能发挥巨大作用。白厅相信印度的新领导人不会想脱离与西方的关系，而是会继续保持他们与英国的关系。但是和平之后的第一年，伦敦的梦想就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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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渡期的第一阶段，首先要进行选举，建立由印度大臣组成的过渡政府。人们很快便发现两个主要党派——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显然不愿通力合作。真纳（Jinnah）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坚持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将其从印度分离出去，尽管它的疆界以及它与印度的宪法关系被刻意地模糊化了。1946年英国派出“内阁使团”，试图达成协议保持印度的三层结构，在此协议中印度的省份被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伊斯兰教教徒，另一类主要是印度教教徒，二者在顶层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权力分散的联邦。但是使团未能达成目标。正当政治家们在德里你争我斗的时候，英国在印度的力量开始逐渐外撤。随着社会与宗教张力增大，维持当地秩序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许多在印度经历了战争的英国官员心力交瘁，归心似箭。在印度的英国士兵也思乡情重，盼望着回归平民生活。更糟糕的是，有迹象表明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军事支柱有可能轰然倒塌。1946年年初，皇家印度海军的印度士兵在孟买兵变，比哈尔也发生了警察暴动。有些士兵在战争中叛逃并加入印度国民军与日军作战，政府对这些逃兵的审判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怒。英国人时刻担心兵变会像一颗毒瘤扩散到陆军部队。在总督韦弗尔（Wavell）勋爵看来，到了1946年中期，统治印度的武力显然已经到了它的极限，最多还能勉强支持一年。如果国大党闹事，英国人几乎无能为力：“我对我们能不能镇压得了国大党叛乱表示怀疑。”总督顾问如此评价印度的国内治安。高压统治的工具——英国在印度统治延绵百余年的倚仗终于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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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个新因素开始出现在人们眼前。英国人一直努力让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达成协议以保持印度的统一。到了1946年末，他们改变了原本的计划。内战爆发的迹象与日俱增，此时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在他们的统治和次大陆被卷入内战之前撤离印度。8月初，仅在加尔各答就有约5 000人被杀。首相艾德礼的个人笔记揭示了当时伦敦无比的恐惧感。艾德礼问自己：英国能重新夺回控制权吗？他写道：答案是“显然不能”，因为，他接着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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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虑到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投入，我们没有军事力量在游击运动无处不在的情况下掌控印度或者再次征服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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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算我们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舆论——尤其是我们党内的舆论也不会支持我们夺回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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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很难说我们能不能保持印度军队的忠诚度，也很难说我们自己的军队能不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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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界舆论会反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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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印度，我们都没有行政机器实施这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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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艾德礼同样很清楚，英国人不可能像韦维尔建议的那样逐省份撤离印度又不引起国内的怒火。艾德礼无可奈何地向熟悉印度的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寻求解决方案。作为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可以全权处理印度事务，他也打算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力。离开伦敦前，他让英国政府做出了一个关键的让步：公开声明英国将在1948年中期结束在印度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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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巴顿1947年3月抵达印度的时候仍然坚守着保持一个印度的官方立场，但是他用难以置信的速度改变了观点，转而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接受真纳的主张，分裂印度，迫使国大党和尼赫鲁明白任何延迟都会将印度推向混乱无序。“除非我迅速采取行动，”他在1947年4月的家书中写道，“否则说不定一场真正的内战会在我手里开始。”“我恐怕，”两星期后他写道，“分裂或许是唯一的选择。”蒙巴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说服尼赫鲁和国大党的最高领导班子接受他们之前发誓要避免发生的情况。他们勉强接受了，但是与其说是蒙巴顿有说服力，不如说是他们自己认识到如果印度教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发展为战争，作为政治力量的国大党本身也会地位不保。6月底，蒙巴顿兴高采烈地发电报回国：“我们可以把8月15日巴基斯坦的成立看作各方依法做出的决定。”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他同意将印度独立从1948年6月提前到1947年8月。分割线很快就定了下来——国界线穿过了旁遮普和孟加拉，但是为了避免动乱和暴力事件，刻意没有公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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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印度（和巴基斯坦）走到了尼赫鲁口中著名的“与命运的约会”那一天，其后果非常恐怖。分裂远远没有达到平息宗教仇恨的目的，反而带来了抢劫的可能、复仇的机会、对大屠杀的恐惧和对逃离的渴望。它造成了集体疯狂，至少100万人因此死去，超过1 200万人流离失所，远走他乡，两个新国家为了争夺克什米尔（注定和印度一样遭受分割）进行了短期战争。英国在印度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戛然而止，给印度留下了毁灭性的影响，但是仿佛所有人集体失忆了一般，所有的主要政党对其视而不见，反而将这场权力变更讴歌为政治上的胜利。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或许可以理解，毕竟在新国的建设期，需要抚平过去的伤痛、忘却痛苦的失败。而在英国，情况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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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英国还是对印度人来说，印度独立的方式都是个灾难。印度实现了自治，作为一个自由但统一的整体独立存在，仍旧与过去的统治势力联盟——这是好事；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是——印度被分裂为两个国家，饱受冲突之苦，印度人对英国统治结束的方式深恶痛绝。英国不能再指望印度为联邦的亚洲防卫系统出力，有段时间他们连印度会不会留在英联邦都不确定。作为一个国家，巴基斯坦立刻暴露了它的脆弱性。然而英国人仍然只记得自己信守了给印度自治的承诺。印度的确没有脱离英联邦，这也造成了权力完美变更的表象。事实上，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结束并没有像一些人担忧的那样预示着帝国的立即崩溃，但是它标志着帝国内部凝聚力的破裂以及重要资源不可挽回的损失，尤其是军事资源，没有这些资源，英帝国在亚洲其他地方的统治会迅速成为一个难以忍受的负担。更令人痛苦的或许是，印度的命运告诉人们，如果权力的变更（即多余的政权在严格的监督下退位）可以被视为政治上的胜利，那么它也残酷地告诫着人们在权力变更的时刻，政治上的失败会给人带来多么痛苦的遭遇。在与命运约会时，自由可能在同一刹那得而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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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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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独立在英国的帝国体系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但是它对英国思维方式的影响却小得多。实际上，战争结束时人们并没有马上否定帝国，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帝国意识仍然在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根深蒂固：无论是那些期望移民去澳大利亚或南非的人，还是那些认为自己正在灌木丛中伸张正义的人。20世纪50年代的流行小说（尤其是给年轻人看的流行小说）将英国人描绘为帝国民族：例如在首次出版于1950年的“导人向善”的漫画《雄鹰》中，或者在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G·A·亨蒂（G.A. Henty）的小说（其中有些20世纪60年代再版）中都有所表现。战争的苦难没有削弱英国人的自信，恰恰相反，人们广泛认为最终的胜利证明了英国的制度和英国的社会凝聚力无可匹敌，也有人把胜利视为（确实有些理由）对英国的科学力量和足智多谋以及工业生产技能的颂词。战争也激起了社会革新意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贝弗里奇（Beveridge）勋爵在其伟大宣言《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保险的建议，以及《1944年教育法案》提出要为培养人才而构建全国免费中学系统等建议。由于英国的政治体制是其他国家的典范，英国人带着复兴了的自信迈入了战后世界。作为议会制政府和现代工业制度的先驱，他们对自己在世界事务中仍然会占据中心地位深信不疑，这离坚信英国势力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的中流砥柱只有一步之遥。对英国来说，帝国既是它的命运也是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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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42年丘吉尔所说的尖锐警言“我担任国王陛下的首席大臣，绝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破产清算”对战后的政治家们影响深远。至于让印度独立（这是个被反复宣传的历史神话），艾德礼工党政府不仅没有欣然接受，反而忧心忡忡，害怕一旦宣布撤退就会被视作迈出了“大英帝国破产清算的第一步”。任何类似的说法都会被重新措辞，英国人的撤退不能被称为“帝国崩溃的第一步”，而要让人觉得英国是在“自愿将权力移交给民主政府”。所以如果英国人表现得看起来是在“急忙撤退”，后果会是毁灭性的。“我深信，”时任外交大臣、政府的二号人物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告诉艾德礼，“如果你那么做，我们党在这个国家将永无翻身之地……”贝文要求艾德礼在印度问题上坚定立场、重申英国的权威，艾德礼的回答是：为时已晚。当然英国社会主义者对印度人民的同情由来已久——他们对帝国不吝于批评。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和道德进步的福音，与开化的殖民地托管统治似乎并不矛盾。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大英帝国的问题在于忽视了社会改革的责任，使其落入了海外殖民者和国内商业利益的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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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帝国思维习惯并不是存在于真空当中的，迫切的利己主义不断地给予它强化支持。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人债台高筑。但是有一个经济问题比其他所有问题都更为紧迫：为了重建他们的工业经济，他们必须购买“美元”商品，实际上，当时唯一的物资来源就是美国。可是随着1945年8月《租借法案》的到期，美元供给就此枯竭。更糟糕的是，之后华盛顿政府批准的贷款条款要求英国人尽快放开英镑的自由兑换（意味着英镑与美元之间的自由兑换），这使得本来就饱经风霜的英镑雪上加霜，结果是一败涂地。1947年中期，英镑开始实行自由兑换，英镑的价值一落千丈：没人想持有它。得到华盛顿政府的勉强首肯之后，英国又恢复了外汇管制。在新经济学的鼓吹下，帝国的商业价值一飞冲天。伦敦现在指望它的热带殖民地能挽救它于水火之中。在物资比战争时期还要紧缺的情况下（现在连面包和土豆都是定量供给），英国的热带殖民地能给国内人民带来紧缺的商品：如用于制作巧克力的可可豆、茶叶、咖啡以及花生制成的人造黄油（黄油现在是奢侈品）。更好的是，英国可以用“疲软的”英镑购买（殖民地供给的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水平）甚至延期支付这些产品。换而言之，这些产品赚取的英镑及对英国产品的购买权被推迟到以后以强制性存款的方式偿付，这样的方式使英国产品得以出口至其他市场赚取珍贵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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