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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麦克米伦完全不承认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失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相反，他认为世界政局的新阶段为巩固英国作为西方第二大强国的地位提供了良机。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的势力在由前殖民地国家组成的新兴“第三世界”越发如鱼得水。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升空象征着苏联的强大科技实力，赫鲁晓夫的农业体制改革（其高昂的环境代价在当时还没有显现）放射出胜利的光辉，“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通往工业化的捷径备受推崇——这一切使得苏联领导人拥有了强大的（或许有点粗野的）领袖魅力。对第三世界的争夺战或许会打破世界力量的平衡。在麦克米伦看来，英国显然必须在世界各地带头抵制苏联势力，并给支持西方的国家打气——华盛顿政府将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麦克米伦打算通过促使东西方召开有助于缓解冷战紧张气氛的“峰会”（以前丘吉尔也喜欢用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当然前提是英国（以及他本人）必须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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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麦克米伦希望国内的经济改善（他当时的竞选标语是：“你从未有过这么好的政府。”）以及国外的外交胜利能给他的保守党政府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从大英帝国到英联邦的转型可以被认为是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政治才能的体现，它展现了领导人的超凡眼界，而不是被逼无奈的举措。新国家独立自主，但是用的是英式宪法，对作为英联邦元首的英国君主保持忠诚，这可以被巧妙地表述为英国成功地完成了它的帝国使命。怀疑论者和顽固派的反对声音可以通过激起公众的爱国情绪而被掩盖：他们小心翼翼地突出联邦的构想，仅把君主制附带在旁。计划似乎奏效了。1959年10月，麦克米伦在英国大选中高调胜出：他被称为“超级麦克”。但是胜利后不久风向就变了。麦克米伦的计划开始行不通，或许因为它们本来就建立在对英国实力的错觉而不是现实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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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计划中的关键是实行峰会外交，只要他在形式上以与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身份相等的参会者出现，就能证实英国在超级大国世界里的特权地位。如此一来，麦克米伦就能与赫鲁晓夫正面交锋，他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能带给他额外的优势：他可以向英联邦的领导人们、殖民地的政治家们以及他的国内批评者们宣告英国仍然是个值得结交的独立强国。但是他期待已久的召开于1960年5月的峰会就是个外交灾难。美国和苏联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的美国U-2侦察机而大吵大闹，尽管麦克米伦竭尽全力平息争吵，但是峰会还是不欢而散。麦克米伦绝望了。据他的私人秘书说，就在这一刻，麦克米伦“突然意识到英国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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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不单行，1959年帮他赢得了大选的经济复苏在此时恰恰暴露出其脆弱性。增大英国的贸易顺差以使英镑（以及金融城）走强并压制失业率、控制通货膨胀，这一切只是个假象，所有的战后政府都上当了。麦克米伦也上当了。没有繁荣的经济、运输服务、制造业和海外投资的支持，英国的势力将会衰退。赢得经济优势的前景是促使1961年麦克米伦决定英国必须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所谓的“六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原因之一。他想借此让英国重登西欧的领导地位，挽回峰会失败造成的声誉损失。然而在经历了辛苦的谈判并面对了国内他自己党派内部的意见分歧之后，1963年1月戴高乐将军以那句著名的明确的“不”粗暴地拒绝了英国的申请。麦克米伦遭受的羞辱到此终于达到顶点，他的首相之位也不保。戴高乐的一声“不”揭示了英国这个“世界强国”的无能为力。戴高乐与联邦德国的联盟（若非如此，他的否决票将是一纸空文）粉碎了英国在欧洲呼风唤雨的美梦，这对英国来说仿佛屋顶塌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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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这一幕在欧洲上演的时候，非洲正在酝酿一场大危机。英国人原本打算逐步将他们的非洲帝国转变为他们包括波斯湾和南阿拉伯半岛以及连接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印度洋海上走廊这一片巨大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他们已经打算在1960年前赋予他们的两个主要西非殖民地独立地位：加纳会在1957年独立，而尼日利亚会在1960年独立。英国人原本认为这两个国家会与伦敦保持密切关系——因为这两个地区都没有移民制造麻烦。而在非洲的其他地区，英国的计划更加谨慎。在有英国移民的肯尼亚，他们血腥镇压了被称为“茅茅运动”的基库尤人叛乱，造成了大量（基库尤人）伤亡。由于基库尤族是肯尼亚无数部落中最大也是政治上最积极的一个，这么一来想要提高非洲人在殖民地政治活动中的参与度显然就很困难了。英国真正的计划是在“足够慢地”建立起包括乌干达和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的一部分）的东非联邦。英国人认为联邦体制能够淡化激发茅茅运动的土地政策的影响，构建一个更加自给自足的国家，并促进经济发展。中非已经成立了一个联邦，由自治的殖民者统治的南罗德西亚殖民地（今津巴布韦）和北边的两个被保护地北罗德西亚（今赞比亚）和尼亚萨兰（今马拉维）组成。这些成为宪法上的一团乱麻。其他的势力（其中包括两个位于北部的被保护国）的内部安全仍然由英国人掌控。1953年联邦成立的时候伦敦曾经暗示过，要取得独立主权或者做任何宪法上的变更都必须经过英国政府的许可。伦敦希望它所树立的这个略为自由的范例（种族隔离政策不如南边根深蒂固）可以适当弱化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眼中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形象，伦敦毕竟仍然把非洲联盟当成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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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如此多的难题（或怀恨在心的对手）并不容易。到了20世纪50年代，非洲殖民地的政局不再是一潭死水。殖民政府的侵略性扩张（包括管制、约束和征兵）以及越来越多的白人农民、矿工、官员、专家的到来使得非洲人民的怨恨不断升级，殖民地统治需要依靠的传统酋长们尤其怒火难平。茅茅运动就是这种仇恨的早期表现。非洲人民越来越害怕殖民入侵会夺走他们更多的土地。英国人为了争取非洲的“温和派”（这类人是殖民政府喜闻乐见的，虽然现实上并不存在）而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政治权利，却发现反抗的呼声更高了，温和派也变成了麻烦派。世界其他地区剧变纷起，要把非洲政治与这股思想浪潮隔绝开来越来越困难——毕竟它承诺了要让非洲脱离外来势力的统治，也不能轻易把新冒出头的民族主义发言人拘禁或流放，因为此类举动很可能引起国外的震怒和国内的不安。然而就在他们被暴风骤雨赶出非洲的前夕，他们仍然难以置信地自信，认为政治变迁的步调依然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这个观点不无道理，可惜它几乎完全是判断失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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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错误的判断源于两个（错误的）考虑。首先是因为绝大多数非洲人生活在乡野之地，英国人认为很难要求马上独立的非洲领导人们（通常被称为“极端分子”）在那些偏远地区集结支持者。他们认为农村人不会关心意识形态问题（不像容易激动的城里人），而乡村精英们则会感恩戴德地接受殖民政府施舍的权力让步。因此在殖民时期的权力下放举措推广到全国范围之前，还有足够的时间。英国人在这里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忽略了农村人对他们的仇恨之深，要不就是误以为农业发展计划会消除这些仇恨。在众多农业计划中最野心勃勃的是“斯温纳顿计划”，它意图在肯尼亚创造出一个非洲的“自耕农”阶层——被满足了的、安于现状的土地所有者必然仇视造反派和温和派。没想到的是，农村非但没有对民粹民族主义无动于衷，反而成为民族主义的潜在资源库。第二种盘算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英国人认为他们虚有其表的殖民地政府有能力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骚乱：可以把太过嚣张或者有可能引起动荡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关进监狱，再出动警力和零散的殖民地军队驱散他们的支持者。在茅茅运动时期，这可能未必是错觉，但是英国人依靠基库尤族忠于英国的那部分人镇压了茅茅运动，除此以外没有其他部落参与这次叛乱。而在非洲的其他地区似乎不存在茅茅运动的条件：严重的土地压力、积极的政治领袖[例如被以共谋罪关入狱中的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便于游击作战的森林覆盖的腹地。只要是殖民地政府独占武装力量统治手无寸铁的百姓，那些被宣判为极端分子的人就只有两个选择：接受政府的让步或者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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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9年初开始，上述这些“确定无疑的事”被迅速推翻。官员和大臣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尽管表面上他们装得若无其事。3月，危机显现。变故发生在尼亚萨兰[3]这个贫困的保护地被伦敦强行加入北罗德西亚和南罗德西亚的中非联邦计划（在这两个地区白种人口要多得多）。这个时机并非偶然。伦敦早已公告天下会在1960年决定中非的去向，并决定是否赋予联邦全面独立自主权。种种蛛丝马迹表明伦敦的最终决断会是“赋予”——但这是有条件的，要确保该地的占人口少数的白种人能掌握控制权。在白人统治下的独立必然意味着土地会按白种移民的意愿重新分配（南罗德西亚已经践行了），原本由黑种人担任的公职也会被白种人代替。因此，当1958年黑斯廷斯·班达（Hastings Banda）——尼亚萨兰非洲人国民大会最有号召力的人物被释放回国（他先后被囚禁于苏格兰和加纳）带领非洲人争取更多权利时，政治气氛迅速升温。班达发动了近两万人，他猛烈抨击政府的农业规定，号召支持他的民众勇敢争取自由、反抗联邦。尼亚萨兰总督罗伯特·阿米蒂奇（Robert Armitage）爵士坚信班达的意图是为了破坏这块保护地的统治，但他左右为难。伦敦的政策（也就是他的责任）仍旧是支持联邦。他也明白，要使联邦的独立让人无可挑剔（尤其是在国际上）就必须给予尼亚萨兰的非洲人更多政治话语权以及更高的自治权。然而班达造成的影响明显说明非洲人一旦拥有话语权只意味着一件事：中非联邦所代表的一切都会遭到激烈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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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事很有戏剧性。随着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尼亚萨兰即将爆发动乱，加之不安分的联邦总理罗伊·韦伦斯基（Roy Welensky）在一旁施加压力，尼亚萨兰政府决定阻止班达的活动。1959年3月3日，阿米蒂奇宣布尼亚萨兰进入紧急状态。班达被逮捕，并被押往南罗德西亚的监狱；尼亚萨兰非洲人国民大会被作为非法组织取缔，100多名激进会员被扣押；警方和军方在全国四处搜捕“激进分子”名单上的成员。民众反应激烈，或许是出于自卫，群众聚集在一起。暴乱和示威频起，50多名非洲人身亡，其中单在恩卡塔湾的一次事件中就有20人殒命。规模如此之大的暴力事件自然引来了调查，尽管如此，尼亚萨兰政府及其在伦敦的领导一点儿也不担心。阿米蒂奇声称掌握了班达及其同党计划谋杀白种人、亚洲人和非洲温和派的证据，之所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是为了及时阻止茅茅运动再现。最好是这次调查可以揭发班达及其友人是危险的极端分子，必须阻止他们破坏联邦的进程。但是事情并没有像尼亚萨兰政府预想的那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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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调查由最高法院法官帕特里克·德夫林（Patrick Devlin）爵士主持，他反而对尼亚萨兰政府提出了控诉。调查结果先是指出所谓的“谋杀阴谋”子虚乌有，进而谴责政府采取的策略是“集权国家”才会动用的（这勾起了人们对不久前欧洲经历的苦难的回忆），并严厉地指出绝大多数尼亚萨兰非洲人民强烈反对加入联邦。对麦克米伦和他的政府官员们以及阿米蒂奇及殖民地白人政治家们来说，这无疑是个灭顶之灾。“由此事可见，”麦克米伦在日记里愤怒地写道，“德夫林是个爱尔兰人——他骨子里淌着的芬尼亚人[4]的血，这决定了他的反政府倾向；他还是个堕落的罗马天主教教徒。”德夫林的调查报告于1959年7月面世，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破坏这份报告的可信度，并挺过了一场议会辩论。但是尤其对麦克米伦来说，尼亚萨兰危机传达了非洲人民对殖民者不可调和的仇恨。从此以后没有哪届英国政府会再去对抗非洲民众运动，因为无论预想的收获有多大，都不可能比英国可能遭受的耻辱重要。伦敦政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它能操纵的非洲代表，才能把更多权利交到他们手上。1960年初，麦克米伦充满热情地给南非议会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这标志着他的非洲之旅的高潮。这次演讲的听众全部都是白种人，麦克米伦告诫他们：“变革之风正在拂过这片大陆，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民族意识的上升已经是个政治事实……”他接着重提他最关心的话题：“在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独立的亚非民族会投入东方阵营还是西方阵营。”至少在南非，他的这番话被当成了耳边风，6个星期后就发生了沙佩维尔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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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么一种传言称从1959年10月开始，麦克米伦和他任命的殖民地大臣伊安·麦克劳德（Iain Macleod）决定用最快的速度结束英国在非洲的统治，将权力移交给非洲民族主义者，正是他们坚定的自由主义让英国避开了灾难。这个传言主要源自麦克劳德自己的杜撰。事实上这两个人都紧紧地抓住手中的牌守口如瓶（麦克劳德确实也是个职业桥牌玩家），当然这不无道理。他们俩并不清楚下一步该如何进行，也都对迅速的权力过渡有着深深的疑虑。麦克米伦在中非联邦的问题上含糊其辞，他们的主要构想是通过说服白种殖民者和非洲民族主义者接受权力进一步下放的联邦形式以保留中非联邦，可惜两边都不同意。虽然有德夫林的调查报告，麦克劳德仍然不愿就此放弃尼亚萨兰——因为北罗德西亚的非洲领导人也会要求脱离联邦，这样一来中非联邦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当麦克罗德与海斯廷斯·班达见面时，麦克罗德不仅没有向班达表示称赞，反而把他当“极度虚荣无知的人”打发走了。虽然如此，麦克罗德希望能把班达与他的“极端分子”朋友分开，并通过做出一些明智的让步让班达支持中非联邦。这是一个荒唐（但有启迪意义）的错误判断。英国人既想安抚非洲领导人，又担心控制了地区所有军事力量的白种人会干脆攫取独立权——用白厅的官方话语来说就是：“扮演参孙[5]的角色。”麦克米伦不愿为中非联邦的瓦解背负骂名，不愿激起党派右翼的后座议员反叛。结果导致英国进行了一系列纷纷夭折的政治干预，却没有制定任何确定的计划。到了1962年初，很明显英国人已经在当地失去了掌控权，也不打算重新夺回统治权。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英国人既无法阻止赞比亚和马拉维的非洲民族主义党派上台掌权，也无法免除南罗德西亚的移民掌握的控制权。英国被迫于1963年解散中非联邦、分割联邦资产，他们只留下了南罗得西亚的白人移民政权（作为英国重要想的标志），而这个硕果仅存的地盘还随时可能单边宣布独立——这无疑显现了英国此时的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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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麦克米伦发表“变革之风”演讲到中非联邦解体，非洲局势已经大变。其中一个迹象便是戴高乐于1960年突然允许除阿尔及利亚以外的法属非洲殖民地独立，这让英国人尴尬不已。更重大的是“刚果危机”的爆发。1960年1月，大概是为了安全地设立附庸政权，比利时人仓促允许了广大非洲殖民地独立，结果导致了灾难性的巨变。盛产铜矿的加丹加省旋即在比利时矿产业的公开支持下宣布脱离刚果，中央政权在其他地区也控制不了局势了。在比利时（或许还有美国）的共谋下，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被绑架杀害。与此同时，刚果军队（或称治安队）军事叛乱，杀死了几十个白种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无数白人难民南下，途经白人统治的中非联邦前往南非港口回国避难。随着刚果分裂成相互争斗的数个辖地（就像麦克米伦警告的一样），苏联开始拉拢非洲民族主义者，谴责西方国家的阴谋，将刚果遭受的厄运归咎于资本主义的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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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果经历的漫长恐怖时期一直牵动着英国人的心，他们更加厌恶使他们泥足深陷的非洲冲突。麦克米伦的私人秘书于1960年11月记录道：“首相和殖民地大臣说他们不想要个阿尔及利亚那样的烂摊子。”刚果则更糟糕，因为它更加靠近英国在中非和东非的遗留领地。在殖民地独立前的日子里，英国人度日如年，越来越害怕莫斯科会对非洲国家产生更大的诱惑力，于是刚果的邻国坦噶尼喀和乌干达分别于1961年和1962年仓促独立。同样的影响在另一个例子中可见一斑：肯尼亚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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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茅运动结束后，英国人急于设计一个政权制度以便集合忠诚于英国的非洲人并消除他们对白人移民的主要愤恨。英国人已经开始谨慎地均衡白种人、亚洲人（肯尼亚另一个人数众多的移民民族）和非洲人的政治代表。同时，英国人担心对茅茅运动的妖魔化和被广泛宣传的白种人面临的危险会导致移民背叛英国，麦克劳德提出了一个极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恰在此时出现了一个由移民温和派组成的团体——“新肯尼亚团”，麦克劳德的亲兄弟是这个团体中的积极分子，麦克劳德抓住了这个机会，1960年1月，他在伦敦圣詹姆斯区的兰开斯特宫召集会议。在会上虽然没有具体制定独立时间，但是确定了殖民地的命运将会掌握在非洲人手中。麦克劳德的真正意图是联合新肯尼亚团和非洲温和派——即由非基库尤团体组成的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简称KADU），他投出的诱饵是许诺把统治权逐渐转交给以非洲人为主导的肯尼亚政府，该政府将有途径（并在英国政府的庇护之下）争取民心并控制激进分子。1961年4月，麦克劳德在肯尼亚举行了第一次大选后给总督致信：“很高兴收到你传来的好消息，得知以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为主导的政府正在逐渐赢得支持，我非常欣慰。如果这次能成功，它将与我们在兰开斯特宫商定的组织构想完全一致。”麦克劳德丝毫不掩盖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告诉总督：“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非常欢迎主要以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和新肯尼亚党为基础的肯尼亚政府，我也很乐意看到我们有机会遥遥领先于肯雅塔。”肯雅塔——总督雷尼森（Renison）口中那个“领导非洲走向黑暗和死亡的人”，将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肯尼亚走向未来（他此时仍被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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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劳德不过是在痴心妄想。很快人们就发现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凝聚力与由基库尤人和卢奥人共建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简称（KANU）竞争。为了赢得更多支持，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不得不恳求伦敦释放肯雅塔，结果肯雅塔一被释放就出任了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主席。伦敦政府坐立不安，抱着一线希望想重提（当时已经基本被人遗忘了的）东非联邦，把肯尼亚纳入其中，或者把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从内部分裂——总之除了再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外的一切方法都行。决定伦敦政策的主要因素其实是对新一轮对抗的恐惧。据《泰晤士报》报道，肯尼亚关押了8万名前茅茅运动成员。到了1962年初，大局基本已定。新的制宪会议即将召开，接替麦克劳德担任殖民地大臣的雷金纳德·莫德林（Reginald Maudling）粉碎了英国人残留的非洲统治幻想。他警告内阁同僚说：“我们最多能期望把权力有序地交接给一个真心诚意想把肯尼亚发展为现代国家的非洲人政府，期望肯尼亚能避免动乱、内战或倒退到部落制。”让肯尼亚支持西方阵营（到此时）已经成了奢望，顶多能希望它会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为了说服反对者，麦德宁点出了所有人心中最大的恐惧：“茅茅运动的威胁、原先被囚禁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成员以及持续的个人暴行笼罩在一切之上。”这是个转折点。虽然肯雅塔花了好几个月才与少数民族部落达成协议，但是实权已经落入了他手中。1963年12月，在这个三年前人们不敢想象的环境下，肯尼亚独立了，由肯雅塔担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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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动态并不在英国计划当中。在表面上，在英国人撤离非洲那一刻以前，权力都掌握在英国人手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原本期望通过逐步让渡政治权利保持他们的势力，而这个期望逐渐落空。英国人看好的非洲温和派领导人没有办法只依靠一半权力维持统治：如果要赢得民心并击退政敌，他们需要全部的权力。当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武力时，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底牌可用于对抗顽固的敌人了。虽然如此，他们还是相当有技巧地掩饰了自己的无力，也很巧妙地设计出了让自己得以和平撤离的机制。只不过这并不仅仅是英国人的功劳。那些意图接管英方权力的人很清楚自己的统治基础薄弱、掌控权并不完全，因此，贸然动手搞垮英国统治的国家对他们并没有好处——他们要的是在一切照常运作的前提下取得掌控权，符合宪法上的合法性以及象征性地接管殖民地政权才更加有利于他们的统治。所以当非殖民化成为大势所趋、独立时间也已经敲定时，他们心甘情愿地摆出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感谢英国“送给”他们独立。这样一来，权力的过渡成为和平而庄严的事件，辅以皇家威严。大家心照不宣地上演了一出皆大欢喜的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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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后英国世界地位的巨大改变也影响了英国与老牌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关系。1939年之前，4个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都把英国当作自己利益和安全的守护神，唯英国马首是瞻（当然热情程度有所不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尤其如此，它们与英国之间隔着一个亚洲，作为白人英属国家，它们深感自己的孤立无援，因此对它们与英国的关系几乎珍视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然而在南非，白人人口中占大多数的是布尔人的后裔，他们则更倾向于脱离与英国和欧洲的关系；在加拿大，英国人占大多数，要保证国内稳定就需要小心地安抚法裔加拿大人对帝国的敌意。尽管如此，在战争爆发时所有自治领都站在了英国这边（南非议会以弱票通过支持英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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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942年间，英国在战略上的失败标志了一个重大转变：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非反而不在其中）发现了自己对美国势力的战略依赖性。自1926年以来，它们获得的理论上的主权国地位在此时变得越来越实际，特别是加拿大已经发展为拥有极强军事力量的一大工业国，它的海军对北大西洋海上通路争夺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英国世界强国地位的相对下降（无论是以战略标准还是以经济标准来看）导致了它与自治领的关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但在当时并没有立刻显现出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在战后作为“英镑国家”被绑入了伦敦的美元存储计划，这三处都是英国制造业的重要市场。而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联结越来越紧密，在此时已经是个“美元国家”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都是战后英国移民潮的主要目的地，这三个国家也都仍然承认英国君主是它们的元首。去南非的英国移民不多，但是南非也承认英国君主的领导地位——虽然1948年南非国民党赢得南非联邦大选，开始单独执政。冷战带来的不安以及英国投资的重要性（尤其在金矿上的投入）暂时比共和国孤军奋战要有吸引力——他们仍打着旧时德兰士瓦的Vierkleur旗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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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0年，尽管有战争及其余波的影响，南非的种族政治也导致暗流涌动，但是英国人仍可能相信南非会与旧的英联邦维持一种特殊的关系，这是英国重夺世界强国地位的关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对英国高调表示忠心。从某种观点来看，澳大利亚当时与英国的关系比以前还要紧密，这是因为伦敦正在南澳大利亚的伍默拉镇开发和测试英国的核威慑，堪培拉是伦敦的重要伙伴。然而到了1970年，旧英联邦的聚合力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大大减弱了。最大的变故就是1961年南非脱离英联邦，让麦克米伦大为懊恼的是，南非的脱离实际上是因为英联邦的亚非成员国的坚持。20世纪60年代的加拿大正在润物细无声地重新定义国家身份，加拿大人原本强调的英国属性随着“国旗之争”而消散无踪——枫叶旗取代了原来的英国商船旗，而且没有在左上角加上英国国旗。加拿大总理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甚至一度考虑过让加拿大成为共和国。英国1961年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举动震惊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终结了它们一直以来认为自己会继续在经济和文化上紧跟英国脚步的想法。1960年，英国为发展本国核导弹的“蓝光”弹道导弹计划失败，1968年又宣布撤离东南亚，英澳“联盟”逐渐破裂。接下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越来越认同自己的多种族身份（而不是英国身份），越来越认为亚洲——而不是英国，掌握了它们未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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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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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64年，英国领导人的希望和抱负在冷战竞争和英国的经济困境中摇摆不定。偶尔出现成功的希望（例如麦克米伦的“大计划”），但是随后就被危机和失败以及纳赛尔和戴高乐带来的耻辱粉碎。到了1964年，英国的情绪更加低落了。1964年在大选（和保守党结束执政）不久前，外交大臣R·A·巴特勒冷冰冰地总结了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作为实力远逊美国的合作伙伴……在我们看来，美国对我们海外政策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而在他们看来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只是有用的，有时是有价值的。”麦克米伦曾经坚持要实现的英美互为支撑的梦想就此破灭。与此同时，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必须继续以疯狂的速度给予殖民地独立主权，直到领地中最小、最穷的地区也独立成新兴国家为止。1961~1966年，塞拉利昂、坦桑尼亚、西萨摩亚、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干达、桑给巴尔、肯尼亚、马拉维、赞比亚、马耳他、新加坡、冈比亚、马尔代夫、圭亚那、博茨瓦纳、莱索托和巴巴多斯纷纷独立。至于还没有独立的，并不是因为英国人在刻意拖延，而主要是因为当地政治团体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或者来不及制定立国基本的相关制度。英国人似乎正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结束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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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还没完。1964年10月，新的工党政府上台了。担任首相的是艾德礼内阁的老臣——哈罗德·威尔逊。上任前，威尔逊对守旧的保守党的态度进行了攻击，他坚称，正是这种态度阻碍了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当时媒体和社会各界正在轰轰烈烈地声讨政府（当时的“讽刺运动大爆炸”就是一个表现），舆论认为与帝国相关的陈腐观点和等级态度以及领导人对帝国复兴的幻想是导致经济萧条和无法建立精英统治的元凶。威尔逊的言论无疑与舆论潮流合拍。威尔逊宣称，必须“趁着科技革命白热化”构建一个新英国。但是当他正式就职后，他的这些激进观点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很快，威尔逊就开始热情澎湃地谈论英国的世界地位。毕竟，贝文在工党的工会支持者（或许还有许多工人阶级选民）中影响巨大，而他的思想主要是重现英国的“伟大地位”，况且英国的英雄代表温斯顿·丘吉尔尚在世（丘吉尔于1965年1月辞世）。威尔逊也（在更严峻的形势下）继承了麦克米伦的衣钵：相信在西方阵营中，英国至少应该是美国的左膀右臂。维持这个地位成了英国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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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英国的世界地位是这个观点的中心，它具体表现在英国在“苏伊士以东”的军事投入。英国人在从东非延伸到澳大利亚包括波斯湾和前英属马来亚和加里曼丹岛（现在的马来西亚联邦）的广阔海域充当了西方利益的守卫者以及友好国家的保护者。在势力壮大一些后，英国人又重提要守护印度。“英国的边境在喜马拉雅山脉。”1965年6月哈罗德·威尔逊做出了这样的声明，暗示会在印度与中国的冲突中支持印度。英国的真正军事负担在于保卫脆弱的南阿拉伯联邦——亚丁的军事基地也被纳入了该联邦，以及保卫新成立的马来西亚（尤其是它的加里曼丹岛领地）对印度尼西亚企图统治整个马来亚的抵抗。苏伊士以东地区也是加强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关系的一个筹码，毕竟澳大利亚仍然是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也依旧是英国移民的首选地。但是成本在不断增加。要在这片广大海域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意味着英国人不仅需要海上力量还需要空中力量：要新航空母舰和飞机，还要可以部署这些武器的基地。然而掌权不过几周，工党政府就面临了新一轮的英镑危机，需要大幅削减海外开支。1965年6月，就在威尔逊踌躇满志地指点喜马拉雅山脉的江山时，他的内阁决定与印度尼西亚的对抗一结束，英国就应该立刻离开它的新加坡基地，只在中东小规模地保留军事存在。在美国的强硬施压之下（当时越南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个计划只能暂时搁置。但是此时威尔逊及其同僚已经进退维谷。他们急于阻止国内高失业率的爆发，也就是说此时需要增加公共开支以及提高贸易顺差；他们更加急于控制英镑贬值趋势（当时巨大的贸易逆差威胁着英镑的价值）以体现英国保持其世界经济地位的决心。如果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军，后果将不可预计，当时的主要官员（包括威尔逊本人）全都害怕会被这个“仕途的绊脚石”（一位内阁评论家戏谑的说法）绊倒。威尔逊在1966年6月对一群工党后座议员说：“他绝不能否定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但是总要有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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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英国一面要考虑偿付能力，一面要维持国家声誉，因而伦敦的政策摇摆不定。1966年春，伦敦宣布英国军队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驻守一段时间。差不多整整一年后，伦敦决定将军队分为两批撤走，一批于1970~1971年，剩下的于1975~1976年撤离。1976年下半年，在与敌对派系的城市游击队对抗了许久未果之后，英国人撤离了亚丁：南阿拉伯联邦只能听天由命了。同时，一位英国官员被派去波斯湾向那里的领导人们保证无论亚丁形势如何，英国人都会驻守波斯湾。这种折中方案并没有持续多久。11月初，英镑的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11月18日，或许是因为害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察会让英国丢脸，威尔逊及其同僚只能放弃漫长的抵抗，吞下这剂苦药。英镑贬值15%，为了刺激经济复苏，新财政大臣走马上任——这就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出场。詹金斯是个积极拥护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所谓欧洲主义者，他强烈反对英国在后殖民时代的军事行动，认为那“纯属多余”。接下来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斗，这次战场在白厅。在詹金斯看来，经济复苏需要在国内大幅削减开支，这样一来当然引起了后座议员们的不满，因此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平息后座议员的敌意，那么政府必须得做个象征性的牺牲。于是詹金斯挺身而起，不顾激烈的反对强行做了在1971年前终止英国在波斯湾和东南亚军事存在的决定。1968年1月，威尔逊宣布英国将于1971年底以前撤出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英国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一直是一大亚洲势力，威尔逊的演讲给它的这个身份画上了句号。英国在战后为了维持其世界强国地位而付出的努力也在这一天彻底付诸东流。三年后，新一届保守党政府通过成功的谈判终于为英国赢得了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门票。新政府欢欣鼓舞地宣告英国的归宿是欧洲，这无疑抛弃了过时的英联邦——那个模糊的影子帝国。它冰冷地宣称：“英联邦成员国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在政治观念和经济发展上差异巨大……它们与联合王国的政治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仍然在不断变化。”这其实就是在说“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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