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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故事仍然没有结束。有些殖民属地仍然存在，它们就像八爪鱼一样死死地扒着帝国不放手。有几个殖民属地是因为太小太穷，英国无法逼迫它们独立；其他的（例如直布罗陀）则是不愿意被伦敦如此直白地踢开。其中三个给英国政府造成了无尽的烦恼：第一个是罗德西亚，从宪法上说，伦敦仍然对它负责——尽管非常不情愿。1965年11月之后，白人殖民政权宣告独立。伦敦政府做出了三次努力希望与其达成协议：伦敦赋予它合法独立，它却让占人口大多数的非洲人参政。但是三次都没能成功。在此期间，这里的非洲政府对伦敦极尽嘲讽，而英国也对它们的政局极力地讽刺挖苦。当1974年葡萄牙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统治崩溃，罗德西亚人无法再抵挡游击队的进攻，他们的南非支持者们也慌了神，此时转折点才到来。反叛政府主要受到美国和南非的压力，英国人在这场变故中仅仅扮演了经纪人的角色。由于只有英国人才有权从宪法上宣布该地独立，于是伦敦成了签订独立协议的舞台，而英国和英联邦国的军队将游击军队控制在被监管的营地以确保双方停战。伦敦习惯了对非洲政治掌握控制权，所以这次白厅期望接下来的大选会把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领导的不那么温和的派系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踢出局。让白厅放下心来的是穆加贝获得胜利后信守了承诺，没有没收白人农民的土地。伦敦的希望到后来才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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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在另一块帝国遗地——远在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了另一场更惊险的危机。伦敦同样早就想甩掉这个麻烦的包袱，但是马尔维纳斯群岛岛民们（从人种上来说是英国人）拒绝接受白厅把他们逐步变为阿根廷国民的官方计划——按计划英国会把群岛割让给阿根廷，再把它们租回来。可以理解，马尔维纳斯群岛岛民对官僚主义的信誉有所怀疑，再加上布宜诺斯艾利斯政权的法西斯行为和伦敦保守党后座议员的支持，他们更加不愿被并入阿根廷。但当1982年谈判破裂、阿根廷人入侵殖民地时，英国人陷入了两难之地。英国争取到足够的国际压力迫使阿根廷撤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马尔维纳斯群岛距离英国非常遥远，要跨越这么大的距离打反侵略战，从后勤上来说就是个大难题——而灾难的风险却实实在在。可是如果就此接受既成事实，英国的声誉又会遭受重大损失——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面对敌人在地处偏远的殖民地对英国主权发起挑战时，英国政府已经退缩了太多次了。但事实上这次事件的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当时的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海军首席顾问的积极支持下立刻派遣了一支特遣舰队。与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她得到了工党的热烈支持。撒切尔对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巧妙：英国打出的口号不是“捍卫领土”，而是维护马尔维纳斯群岛居民的民族自决权。几周后，外交交涉失败，于是英国人（并不是没有损失和伤亡）退回了岛上，迅速击败了岛上缺少有效指挥的驻军。英国大胜，在帝国节节败退了几十年之后，英国人终于重拾了自信。但是其实在这次战争中英国人非常走运，他们能看到华盛顿搜集的情报（或许是为了奖励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达成的密切共识），除了人和，还有地利——马尔维纳斯群岛刚好地处阿根廷空军力量覆盖范围的最边沿。阿根廷的战机到达群岛后只能再坚持几分钟飞行时间，英军主力舰队又恰好停在范围之外，阿根廷强大的空中力量实在力有不逮，但也只能称得上险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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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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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历史学家对英国斩钉截铁地结束大英帝国的决定颇为赞赏，常常用它来反衬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发动的“肮脏的”战争。一个广为流传的（许多政治回忆录都深表认同的）说法是英国人善于践行“有管控的下降”——他们随着资源的减少而实际地调整了他们的帝国野心。如前文所述，很显然英国人极度不情愿对抗群众性政治运动（无论是在1945年后的印度还是在1959年后的非洲），但是他们在更有机会、动机更强的时候却没有不情愿动用武力：例如在马来亚、塞浦路斯和肯尼亚。正如本章所述，英国领导人并没有根据英国实力的降低和经济潜力的下降而迅速调整他们对于英国世界地位的观点，在大多数时候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坚信英国仍然是世界霸主——被认作实用主义忠实信徒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为保持英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势力而制定的宏伟计划暴露了他对欧洲政治的认识不足，也显示出他完全没有理解非洲错综复杂的政局（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这里并不是在嘲笑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因为英国的战后地位经历了不可预测的变化，而且思维的定式也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要当时的决策人理智地判定英国的衰落显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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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本章中我们回顾的一系列“错误判断”：例如对印度的错误希望、对非洲的错误预期、认为英国是第三大世界强国的观点、建立在英镑复苏基础上的经济大计、保住中东统治权的努力（这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真正原因）、建立不朽而花费不多的世界地位的美梦（“英国的边境在喜马拉雅山脉”），这些错误判断向我们展示了比后见之明更有趣的事实。它们证明了预测历史变迁是一件危险的事：其中牵涉了太多的因素，在破译正确信号的时候又有太多干扰。它们尤其提醒我们帝国衰落的速度不可预测，帝国衰落的过程更不可预知。例如奥斯曼帝国，它在17世纪中期经历了一连串挫折，人们通常轻蔑地称它为“欧洲病夫”，但是它直到1918年在与两大世界强国进行了艰苦军事斗争之后才解体。另一个例子更有说服力：苏联在突然崩塌的近十年前还被认为是一个攻不破的国家，在“越战”后打击美国信心的那些因素对苏联丝毫没有影响。所以它的突然衰落震惊了世界。因此英国领导人没有正确预测英国的未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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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可能打动我们的观点就是，解释帝国为什么会衰败并不比预测它们的衰败来得简单。或许造成帝国衰败的最直接原因是战场上的失利——尽管那意味着要解释为什么会战败。通常帝国衰败的原因有四类：与外国的战争失利或者地缘政治弱势、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合法地位的丧失、帝国中心的内部衰弱——丧失政治意愿或经济实力以及殖民地起义。虽然有时把其中一个原因当作决定性因素很有吸引力（所以民族主义者往往喜欢说是殖民地起义的影响造成了帝国解体），但是这极少能具有说服力——尤其对于像大英帝国这么庞大而复杂的帝国来说更是如此。或许我们可以把帝国的瓦解看作一个物理性破裂的过程——在一个部分的失误会对系统中的其他部分造成无法忍受的应变；为了应对应变，会产生不可预知的应力，直至整个系统被分裂或者被更强大的后起之秀逐渐吞噬。本书的论点就是，就英国来说，1939~1942年他们在地缘政治上的失利已经点燃了一根长长的导火索，从那以后，他们系统的整体平衡便被彻底打破，英国的合法地位被损害，与其附庸和臣民的合作条件也发生了决定性的（虽然不是立时的）变化。1945年之后，英国领导人徒劳地力图修正不平衡性（尤其是那些极大地将帝国负担转嫁到英国肩上的致命不平衡性），他们计划一边通过承认自治（有时是独立）来缓解主要应力一边保存自己在原统治地的主要影响力。他们为计划正在奏效的迹象而鼓舞，也被反对者或敌人的谨慎而误导。直到1960年，我们仍有可能认为帝国的绝大部分（以更为分散的形式）依然可以保留，虽然联结各部的线已经松散，但是毕竟没有完全切断。但是随着经济和地缘政治变化的最后一拽，所有的连线都被拉断了，帝国裂为了碎片。剩下能做的仅仅是重新构想未来——以及捏造一个新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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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度贱民，又称“旃陀罗”，是印度种姓制度的一种分类，主要以不可接触为其特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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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卫和歌利亚出自圣经故事，是一个以弱（大卫）胜强（歌利亚）的故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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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尼亚萨兰，即马拉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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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芬尼亚人，传说中的古代爱尔兰勇士。——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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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孙是《圣经》里的人物，他被上帝拣选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之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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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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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最后且最大的帝国，致只铺开了一半的地图。”白人移民在吉卜林的诗歌《本地人》里唱道。大英帝国肯定不是最后的帝国，但是，如果我们不把1945年以后美国建立的具有影响力的帝国算在内，也许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尽管它在全球占有优势地位的时间相对而言很短暂（从18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如果我们将（我们也应该）中世纪这个基础包括进来，由伦敦统治的帝国存在了500多年。我们要摒弃这样一个概念，即大英帝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大部分世界历史中，帝国是政治单位中最普遍的形式之一。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荷兰在海外帝国建造上与英国是对手，之后的德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俄罗斯至今都是北亚大部分地区的霸主。英国人的动机和策略与那些巨大的亚洲帝国也不是完全不同，直到18世纪中期他们仍被迫要对这些亚洲帝国献殷勤。中国古代的学者–官员相结合的官僚制度使官员们在没有本地纽带的省份中为遥远帝王的理想疲于奔命，这与充斥着英国人的印度治安官制度具有讽刺意味地形成了呼应。印度治安官制度是所谓英国在南亚统治的“钢铁结构”。英国人从之前的莫卧儿统治时期借鉴了许多管理制度。而且就像奥斯曼人一样，他们常常倾向于依据宗教信仰或者通过种族身份的其他标志（想象的或是真实的）来区别他们的臣民，并不将他们作为具有一致性的臣民整体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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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像所有的帝国一样，英国人通过建立连接点塑造了他们的帝国。人才、货物和观念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通是塑造人类历史的力量，也许还是历史性变革最大的驱动力，这一点在现在已经成为共识。这种流通许多在统治者或者国家的控制之外，或者是违背他们的意志的。它的作用在于创造了地区内以及地区之间，甚至是全球连接的新形式。新的贸易关系、新的宗教观念、新的移民社群（有时候三者都有）常常动摇着现有的社会。它们创造着新机会，挑战着旧利益、威胁着旧的等级制度。因为有着外来者拥有的天赋，它们能够为秘密侵略制造条件：有声望的物质文化、引人注目的宗教、商业优势的承诺。这种多元环境适合那些最能够利用这些关系形式的国家，它们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这种关系上，并且还往之前最受它们影响的地区中安插了自己的代理人。大帝国和小帝国走上了这条扩张的道路，有时候是在附近，有时候横跨大陆，甚至在一些例子中是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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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世界帝国是因为他们比对手更充分地利用了全球连通性的机会。不过他们必须等到连接的方式已经准备就绪，再利用他们的资产来发挥优势。西班牙人建立了欧洲与大西洋的长久连接（斯堪的纳维亚与北美之间的连接失败了），葡萄牙人发现了前往东方的海上路线，荷兰人最先发明了控制亚洲货物对欧洲的供给的商业运作方式。英国人很晚才加入这个阵营。不过到了17世纪晚期，他们开始掌控在新的全球风险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关键资源。首先，尽管英国在风系中并不完全处于理想状况，近海的位置让它们处于欧洲主要航海贸易的交叉路口：即北欧和地中海之间、大西洋欧洲和美洲之间。作为增长最为迅猛的贸易的中心，它们处于极佳的位置。其次，除了内战的混乱以及1640~1660年之间的革命，建造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手段基本算是成功了。一个资金充足的“财政–军事”国家，能够派遣一支大军前往欧洲（就像在1702~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一样），更关键的是，能够维持一支大规模的深海海军，这些都在保护（有时是扩展）商业关系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种关系是其对手们必须要扼杀的。第三，英国人开始享受整合良好的国内经济的优势，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的《不列颠全岛纪游》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经济。的确，伦敦早就开始处于英国内部、横跨大西洋以及欧洲大陆内部的贸易进行市场信息交换、财政安排的中心位置。伦敦扮演的多重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作为政府的中心（也是公共财政的中心）、国内生产及其主要市场最大的消费者以及海外商业巨大的商业海港，它的优势明显超过了其欧洲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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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许英国在利用和扩张欧洲的全球关系中能够使用的最有力的王牌就是它的适应性。英国帝国主义的标志就是在方法、观念和目标上强大的多样性。就像我们在之前的章节里所看到的，英国人构想着帝国的不同类型，寻求与利益群体和臣民不同类型的关系，并且追求广泛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候还相互冲突。他们能依靠利益和同情在世界各地吸引一大批合伙人、盟友、代理人、合作者以及皈依者。英国建立的连接点通常是一整套体系。那些不喜欢英国帝国主义某一面的人常常能够在英国身上发现他们更加开明、人道和恭敬的一面。这并不是意外。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到18世纪为止，英国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社会，接受各种宗教，支持不同的亚文化（地区的、宗教的、知识的以及基于类别的），并具有一套对新财富和新意识形态影响（福音教义和反对奴隶制度是两个主要的例子）持开放态度的政治体系。多元化社会建立海外帝国并不仅仅出于单一的动机，也不止依靠单一的技术，它所凭借的条件具有极其丰富的多样性。贵族希望通过海外财富来实现社会抱负，朝臣希望利用英国政府垄断的权利，赞助人和官吏渴望得到殖民委任，天主教教徒和清教教徒渴望得到避难所，奴隶主（在英国有上千名）期望能保证他们的人类财产的安全，废奴主义者专注于镇压奴隶贸易，商人和制造商希望找到市场，移民渴望得到海外免费的空地，牧师和传教士追求“基督的帝国”：所有这些还有更多应征入伍的英国资源都被并入了帝国的雄心壮志中，并且还要扫描全球来发掘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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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完成这一切，因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私营企业般的帝国。国家的角色主要局限于为“公司”或“经营者”授予商业垄断或者司法权力的特许状。殖民美洲，就像和东方做贸易一样，取决于私人资本并且需要冒着个人风险。慢慢地，国家开始更加直接地对这个海外企业进行干涉，并且承担起保护责任。不过这些行为并不连贯，监管总体来说也不严格。因为主要的动机是利润而不是教会或国王的荣誉，这是一个商业实验的帝国，而不是一个根据设计来进行统治的帝国。经济生存要求采用庄稼的新种类、农业的新方式以及劳工的新来源。巴巴多斯殖民地建立不到30年时间，种植园里的英国移民就被非洲奴隶所取代。因为他们常常出口同一种农作物（糖、烟草、木材、羊毛），并且向英国寻求贷款和资金，有时候是人力，所以殖民地之间被迫彼此竞争。他们有强大的动机要吸引这三样东西——他们的物权法、征税以及土地分配都有着明确的指向。移民、种植园主和商人尽力在伦敦维持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来为他们殖民地的前景唱赞歌，尽量避免“干涉”（就像奴隶制度的废除），或者要求海军或军事帮助。他们渴望得到来自帝国中心的消息，甚至更加渴望在舰队街[1]和格拉布街[2]生产自己的新闻。如有必要，他们会支持团体和社群来争取更加广泛的支持，比如塞西尔·罗兹的“帝国南非协会”。尽管种植园主和移民非常擅长这项活动，但是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很快发现了绕开“官方思想”和在英国寻找有影响力的盟友和朋友的可能性。正是一个这样的游说团体在1900年以后帮助印度将争取自治政府的要求提上了英国的政治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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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造帝国是一个混乱的过程，其中政府的政策或白厅的决定仅仅是故事的一部分（有时候是很小一部分）。但是到18世纪晚期，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海外帝国开始被分为4个不同的分支，几乎是4个不同的“亚帝国”。大约在1830年以后，英国拥有着由当选议会中的移民或种植园主统治的大量自治殖民地（在北美、加勒比和澳大拉西亚），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英国是唯一的。尽管原始数量因为合并（加勒比的例子）或种植园主自治政府的失败而削减，如此多的附属地，以及伦敦对它们的内部事务几乎没有控制权的事实困惑着外国观察者以及英国的观点，对他们而言，一个殖民地（好像他们仍会这样叫）是有“自治政府”的殖民地，这是宪法上的一个谜。也许更加奇怪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少量在南非的英国白人）的移民社会强调得更多的不是他们与英国的区别，而是他们与英国性的共同之处，甚至是更好的英国性，即英国性的升级版。在20世纪，这种意义上的共有的英国性就如同自我利益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激发了非凡的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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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殖民地看上去似乎是帝国中很奇怪的部分。不过英国对印度的占领使其成了亚洲的大国，而且是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唯一的亚洲大国。没有任何其他一个欧洲国家能在遥远的地方拥有如此大规模的海外领土，或者获得如此惊人的利益。有印度在手，英国人拥有了在世界的很大范围内施展他们权力的方式，从波斯湾到中国南部海域，甚至在某个时期到达了日本海。部分因素是印度提供的很多商业资产（印度商人，还有棉花和鸦片）。不过印度独有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为英国人提供了军队。在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印度军队缩水，军队全部由英国人组成的守备部队扩大，英国常规军的2/3（印度人和英国人）都由印度纳税人来养活。以印度为基地的军队在过去和将来都可以为帝国各式各样的目标服务，帝国的目标因此变得很难确认。如果印度的贡献（被印度民族主义者强烈憎恨）成了帝国军事阴谋中的一部分，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和平时期，伦敦在陆军上的花费相对而言较少，在海军上的花费更加大方，这在其他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国防开支在英国还不至于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其他国家则很难如此。不过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越来越让人不安：因为印度的国防预算对英国的公共开支很重要，印度人被禁止建立同白人殖民地条款一样的自治政府，以防其当选议会拒绝支付“国内费用”（英国守备部队的租金）或者军队的巨大开支。一直到1939年，这个处于印度宪政发展的中心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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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第三种类型是真正的大杂烩：英国还有大量面积不大或（常常）不太具有价值的领土，它们是各种基地和堡垒，比如直布罗陀、马耳他、中国香港和圣赫勒拿岛（最初是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货船进出印度的小站而被占领），一组热带殖民地，比如锡兰和马来亚这种能获得高利润的种植园殖民地，拥有零星内地的海上桥头堡（就像在东方和西非），其背后是拥有不可限量未来的衰退的“旧”殖民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大部分），繁荣的贸易中心（比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寥寥可数的一些因为某种原因占领、却又难以抛弃的小地方。它们被独裁统治，就像许多“小印度”一样，但每个地方又有区别。他们的确是两类权力的产物：以英国为基地的海军力量以及以印度为基地的军事（也有海军）力量。看上去随意分布的状态实际上反映了帝国两个磁极重叠的领域。它们让大英帝国看上去不是拥有边界和限制的可辨认的集团，而是一个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巨大群岛。从政治上来讲，印度是一个军事独裁国家，其中一部分英国官员反对克里奥尔政客的诉求（不管这种诉求是多么英国化、基督化或者忠诚），他们要求共享行政权力，强调承认传统以及寻求传统盟友的必要。这常常是通往“看守帝国主义”的道路：坚持，再坚持，却什么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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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第四种类型几乎是无形的。无形帝国没有总督或国旗、吞并或统治权带来的利益。它依靠着商人和银行家、领事和外交官的影响，有时候在不远处拥有炮艇和守备部队。典型的代表就是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商业帝国、被临时占领的埃及，还有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这提醒了我们有时候地图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因为无形帝国与有形帝国之间在功能上无法分离。非正式殖民地从商业（比如阿根廷）或战略（尤其是埃及）上来说，比正式殖民地更具有价值。一些正式殖民地相当于英国的基地和仓库，从附近涌现的非正式帝国中获得了他们自身的价值，香港就是如此，也许马尔维纳斯群岛也一样。但是无形帝国也是一个不稳定的类别。英国权力的施加是不正式的，因为为这种统治产生花费和付出努力似乎是没有必要的，或者因为这种统治实在是难以施加。这种妥协取决于当地人的合作以及对手的缺席。如果这些先决条件不存在，就要在坚持更多的控制权（及其承诺和风险）与接受更少的权威之间做出艰难的决定了。1920年后，在中国沿海地区，前有中国爱国主义，后有日本帝国主义，英国人深刻地感受到这种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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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帝国的众多群岛，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都不仅是海军和军事力量的衍生物。支持英国扩张的大部分人力资本来自于热衷移民的英国人。正是巨大的移民潮让英国成了“人口统计的帝国主义”的最典型代表，这并不只是统治，而是在实际上占领全球的很多地方。1815~1930年之间从不列颠群岛移民出来的人数是从欧洲其他地方移民出来人数（总数1 900万，意大利占900万，位居次席）的两倍。尽管移民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在英国这个个案中，它与动态经济的需求是息息相关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口增长。不同的前景让一些英国的地区成了人口的输入区，另一些则成了输出区。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部分地区（生态危险增加了一些不安）外流量很大。到19世纪晚期，类似的人口外流同样影响了英格兰的郊区。然而，仿佛是作为补偿，英国的商业和工业经济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也许看上去似乎是残酷且不人道的。正是因为移民区域（尤其是在北美）的商业发展让他们能够吸收大量人口的流入，并且有成效地雇佣这些移民。正是英国的工业经济使其大约在1800~1940年之间成为进口农作物、原材料和食品的最大消费者，也成为移民区域巨大的市场。不列颠群岛的移民潮可以看作是国内经济巨大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过程中，生产食品和其他原料的大量工作被转移到了海外，同样还有这些工作所需的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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