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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谨慎处理当前复杂局势的迫切性，时人中没有谁比戈多尔芬伯爵认识得更为清楚。在1707年之后，除了建立一个王室专员与消费税理事会（Boards of Commissioners and Excise）以增加收入之外，他几乎没有对苏格兰的行政事务施加任何干预。在苏格兰政府担任事务大臣的劳登伯爵和马尔伯爵也都得以留任。戈多尔芬伯爵的策略要点在于尽可能避免出手，以确保苏格兰人不会发声抗议。这一策略大体上取得了成功，戈多尔芬伯爵最终只在1708年废除苏格兰枢密院（苏格兰王国政府最高行政机关）一事上做出了让步。这原本不是威斯敏斯特方面计划的一部分，而是“逍遥派”运作的结果，后者相信枢密院是宫廷党人把持选举机制、为自己制造优势的工具。结果，废除枢密院反而极大地削弱了苏格兰政府在危急关头进行缜密且决定性决策的能力，构成了苏格兰政府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枢密院的缺失在苏格兰政治权力体系中留下的空白也令詹姆斯党更加肆无忌惮。1709年，新组建的联合王国议会为应对1708年詹姆斯党叛乱所昭示的威胁，不顾下院苏格兰议员的反对，将英格兰严苛的反叛国法律推行至苏格兰，这是因为苏格兰詹姆斯党密谋者没有因1708年的计划受到震慑性的惩罚。讽刺的是，詹姆斯党人之所以逃脱了惩罚，是因为当时枢密院已经时日无多，其成员也不再有兴趣执行重大政策。叛国罪立法一事也表明，即便威斯敏斯特方面在大多数时候无意对苏格兰施加直接管治，他们仍愿意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务上用更强硬的立场进行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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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托利党在1710年的选举中取代戈多尔芬伯爵所领导的辉格党联盟，英格兰政府对苏格兰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且具挑衅性。高教会派（High Church）[10]托利党人执着于削弱苏格兰教会在《联合条约》中得到保障的特权待遇，这比起英格兰对苏格兰的敌意，更像是英苏两国托利党人中的高教会派对长老派教会的全面打击。苏格兰的托利党人以对主教制圣公会的忠诚著称，他们也对这一动议表示了热忱。1711年，一位苏格兰圣公会牧师詹姆斯·格林希尔兹（James Greenshields）向威斯敏斯特议会上院提起上诉，他因在爱丁堡违反该城拥护长老派的规定，使用英格兰式祈祷书而被市政官逮捕。根据1707年的《联合条约》，向议会上院提起上诉是被允许的，但上院最终给出的审理结果判定英格兰式的祈祷书可以在基于主教制的教会集会上使用，这激怒了爱丁堡的长老派基督徒。1712年，议会又通过了《容忍法案》（Toleration Act）和《赞助法案》（Patronage Act），在宗教问题上进一步采取了激进的姿态。《容忍法案》规定，只要苏格兰的主教制教会信徒同意在礼拜仪式中加入为现任君主祈祷的内容，就能享有举行宗教活动的自由。《赞助法案》则重新确立了赞助人（patrons）的基本权利。他们通常是本地的土地主，有权任命当地堂区空缺的牧师和其他教会职位。1690年长老派革命之后，赞助人制度被认为和地方社群自选牧师填补堂区空缺的权利相抵触，因而遭到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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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举动既激怒了苏格兰教会，又在表面上构成了对《保证法案》的侵犯。《保证法案》保障了长老派在苏英合并后继续享有的权利，而这一点直接关系到《联合条约》能否被苏格兰方面接纳。然而，1712年的两项立法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1707年的《联合条约》到底是一部不可变更、不可侵犯的基本法律，还是会受制于威斯敏斯特主权立法机构的意愿，有可能受到改动。相比之下，苏格兰在苏英合并之后采用的新税制可能给民众带来了更直接的影响。A.L.默里（A.L.Murray）曾指出，在1707年后的头几十年里，苏格兰的关税与消费税收入大幅上涨，被纳入征税范围的商品种类也大幅增加。这部分是因为之前的税收水平根本不足以填补苏格兰政府和行政事务的开支，而伦敦政府也对苏格兰的走私贸易与海关逃税现象深恶痛绝。此外，随着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1713年结束，不列颠主要的税收从土地税转向针对一系列商品的关税和消费税，啤酒、盐、亚麻、肥皂和麦芽都位列其中，而这些都是苏格兰大部分民众生活中的必要物资。例如，盐是日常生活中运用最为广泛的食品防腐剂，亚麻是一种使用最为广泛的布料。与此同时，苏格兰经济在1707年后的头一个十年里仍处在低迷状态，合并前后小册子作者们乐观企盼的经济奇迹最终并未实现，这令苏格兰因增税受到的损害更加深重。家用盐在1707年以前并未被课税，但在1713年开始征税之后，家用盐的价格翻了一番。就在同一年，议会下院投票决定在苏格兰对麦芽征税，这直接违反了《联合条约》里的规定，并导致苏格兰最受欢迎的饮料——麦芽酒的价格飙升。因为苏格兰民间的愤怒情绪十分强烈，所以这一税目的征收工作从未认真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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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格兰人来说，征收麦芽税意味着近来英格兰方面的一系列挑衅行为达到了一个高峰，甚至有令苏英合并破裂之虞。议会两院的苏格兰议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认定废除《联合条约》是打破这一局面的唯一办法。对于这一结论，所有与会派系的态度惊人地一致，这在党争不断的苏格兰政坛实属罕见。1713年6月，芬勒特伯爵在上院提出这一动议，却在投票中因四张代理人票之差落败。这一结果不但体现了苏格兰贵族对苏英合并的绝望态度，也表明很多英格兰人同样对两国合邦不甚支持。而在苏英紧张关系的助长之下，苏格兰的詹姆斯党人于1715年在马尔伯爵的率领下再次起事。1706—1707年，马尔伯爵本人曾在宫廷党人操纵《联合条约》投票的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在联合王国的议会拥有席位。然而，他在来自汉诺威王朝的君主乔治一世即位后不受宠信，因此转投斯图亚特一方，这正应了他的诨名“跳荡约翰”。马尔伯爵在1715年的叛乱中召集了一支一万人的队伍，相当于阿盖尔公爵当时所能调动的政府军兵力的两倍以上。而在1715年的詹姆斯党叛乱破产之后，极度忠于辉格党的不列颠驻法大使斯泰尔伯爵曾指出，如果苏英合并的乱局不能得到妥善处理，下一场叛乱的爆发便迫在眉睫。斯泰尔伯爵身居高位且与宫廷党人过从甚密，但就连这样的人也承认苏英合并仍存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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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斯泰尔伯爵对于苏英关系改善的期望未免天真，因为两国之间的根本矛盾既不可能轻易化解，也不会很快被时间消磨。在威斯敏斯特方面看来，苏格兰的走私和蓄意的收入瞒报现象一向十分猖獗，这表明苏格兰人没有履行他们的纳税义务。伦敦的商人就对格拉斯哥烟草贸易中严重的逃税行为颇感恼火，而根据现代研究，1707—1722年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进口到苏格兰的货物中，只有一半缴纳了关税。在其他行业，商业舞弊行为的普遍程度也与此相当。此外，在合并之前苏格兰经济早已习惯于低税率和宽松的征收体制，因此1707年后强加于苏格兰的新征收体制引起了广泛的不满。这既在苏格兰造成了经济利益的损失，也被苏格兰人视为伦敦方面强迫苏格兰偿还英格兰国债（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严重膨胀）的一种手段。苏格兰民众对增长的税负与更加收紧的征收制度充满怨恨，这最终导致了针对海关税吏的暴力事件。在苏格兰各地，聚众袭击海关职员、冲击海关库房的事件频繁发生，相关记录在这一时期联合王国海关总署的档案中随处可见。在艾尔、邓弗里斯和格里诺克等地的海关辖区，当地海关人员甚至不敢在没有武装保护的情况下开展征税工作，关于官吏遭到石块攻击、暴力威胁或监禁，以及船上和库房中的货物遭到掠夺的报告也不断从苏格兰各地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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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1724年的骚乱相比，上述暴力事件造成的影响几乎不值一提。当时领导政府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决定从1725年6月开始正式在苏格兰征收麦芽税，这一政策曾在1713年于上院表决通过，并险些令联合王国解体。随着沃波尔政府再次将麦芽税提上日程，强烈的民怨在1725年夏天爆发，斯特灵、邓迪、艾尔、埃尔金、佩斯利和格拉斯哥等地都发生了暴动。在这当中，格拉斯哥的局面最为严峻。人们认为代表当地选区的议员绍菲尔德的丹尼尔·坎贝尔（Daniel Campbell）支持可恶的《麦芽税法》，于是对他的乡间豪宅纵火抢掠，并在激战中将当地驻军从格拉斯哥驱逐到邓巴顿，导致8人死亡。直到韦德将军率领一支由400名龙骑兵和更多步兵组成的队伍前去镇压，这场针对联合王国的危险暴乱才宣告结束。罗莎琳德·米奇森（Rosalind Mitchison）曾将苏格兰人对麦芽税的愤怒反应称为一场“民族抵抗运动”，[11]鉴于当时苏格兰的其他城镇也有意加入格拉斯哥的抗争行列，这一论断可谓准确。1725年的暴乱也理所当然地令沃波尔政府开始关注苏格兰问题。一方面，暴乱本身无疑制造了严重的事态；另一方面，苏格兰行政当局在法治面临重大威胁的时刻所暴露出的无能也昭然若揭。时任苏格兰检察大臣（Lord Advocate of Scotland）的罗伯特·邓达斯（Robert Dundas）自己就反对征收麦芽税，并因此遭到解职。苏格兰事务大臣罗克斯堡公爵[12]在这场风波中几无表现。苏格兰王国枢密院被取消之后留下的行政权力真空则在危机面前暴露无遗。阿盖尔公爵的弟弟艾莱伯爵受命调查苏格兰当地的情况，并向沃波尔汇报说当地“长期处于没有政府管治的状态”，而且“法律条文本身对民众几乎没有约束力”。[13]这相当于认定苏格兰在联合王国框架下不可能得到有效统治，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手段扭转当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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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波尔内阁最终决定将无能的罗克斯堡公爵解职，转而任命艾莱伯爵主持苏格兰政务。艾莱伯爵是沃波尔的朋友，因此这一决定的背后存在私交因素，但这也是因为阿盖尔一派在议会中的势力有助于他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结果，这一决定构成了英苏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艾莱伯爵（1743年承袭阿盖尔公爵头衔）从此成为苏格兰政坛的主导者，直到1761年去世，只有1742—1746年经历了短暂的低谷。他的权势甚至为他博得了“苏格兰王”的名声。艾莱伯爵的政治影响力来自他与沃波尔之间严格的政治契约：艾莱伯爵向沃波尔保证苏格兰将保持局势稳定，并操纵自己麾下的议员（占苏格兰议员的大多数）支持沃波尔政府；沃波尔则保证艾莱伯爵在政治赞助的分配中享有优先地位，并允许他全权统治苏格兰。很快，与沃波尔的关系令艾莱伯爵掌握了大量可用于收买他人的政治资源，而这些资源也在他的两个主要代理人——米尔顿的安德鲁·弗莱彻（Andrew Fletcher）法官和卡洛登的邓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他被高地人称为“邓肯王”）的配合下得到了巧妙的运用。艾莱伯爵通过不懈的努力建立了一个由大量荫客与仆从组成的政治帝国，触角遍及苏格兰的民政、司法、军事、宗教机构和大学。有证据显示，当时就任苏格兰高等民事法院法官的人中有三分之二依赖于艾莱伯爵的提携，各地治安官的任命也受他左右。有说法称苏格兰的治安官人选“无异于他本人的儿子、女婿和盟友的集合”。[14]到1730年代，就连当时的国王乔治二世也把艾莱伯爵称作“苏格兰的总督（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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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莱伯爵在苏格兰施行的统治颇见成效，这令联合王国迎来了一个安定时期。他是一位手法巧妙的政治家，在1725年的麦芽税危机中为缓和局势出力不少。但在那之后，他开始积极地应对苏格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以避免激起民众更多的反抗行为，确保秩序得到维持。因此，苏格兰政府在1727年设立了制造业与渔业监理委员会（Board of Trustees for Manufactures and Fisheries），旨在振兴苏格兰经济。政府每年投入6000英镑，用于支持亚麻、羊毛和水产品的生产，尽管这并未达到1707年《联合条约》规定的程度，但至少表明政府有意履行条约第十五条所规定的内容。法律对格拉斯哥反麦芽税暴乱参与者的惩罚也是严苛的。格拉斯哥城被罚向绍菲尔德的坎贝尔支付赔偿，一些肇事者被判流放。这一软硬兼施的做法表明艾莱伯爵既能改善政府与苏格兰人的关系，也能用强有力的手段让伦敦方面对苏格兰的管治情况感到满意。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艾莱伯爵的收买网络变得更加复杂，他调解利益集团冲突的手法也越发纯熟。正因如此，沃波尔放任他自行处理苏格兰事务，甚至无须诉诸联合王国政府的权威。诚然，直到1737年为止，伦敦方面都没有再对苏格兰事务施加直接干预。1736年4月，爱丁堡城市卫兵的队长因在一场处决走私犯的行刑仪式上下令对人群开枪而被暴民以私刑处死，这引发了所谓的波蒂厄斯暴乱，迫使伦敦方面出手应对。城市卫兵的行动造成了数人死亡，波蒂厄斯当时正在爱丁堡老市政厅监狱服刑，但愤怒的民众听信了他将得到短期缓刑的消息，强行将他从囚室中拉出来绞死。这一暴行令威斯敏斯特方面大为震动。政府不但对当地法治失效的状况感到惊诧，也怀疑这些民众受到了来自爱丁堡当局的怂恿，于是下令对爱丁堡全城施加严厉的惩罚。只有在艾莱伯爵的兄长阿盖尔公爵表示坚决反对，以及苏格兰政界对严罚政治首府表达强烈抗议之后，这个极端命令的强度才有所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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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蒂厄斯暴乱损害了艾莱伯爵的名声，也为他在沃波尔政府的任用下全权管治苏格兰的经历蒙上阴影，但在治理苏格兰的十多年里，艾莱伯爵确实为保证苏格兰平稳融入苏英合并新体制出力不少。曾在1712年严重威胁联合王国存续的那些强制同化措施几乎不复存在，到1730年代，艾莱伯爵的政治赞助网络已深入苏格兰政治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令苏格兰得以作为一个联合王国中的国家维持运转。理论上苏格兰的主权依然归属威斯敏斯特的中央政府，但苏格兰地方的实际管治工作仍在沿用1707年以前的体制。《联合条约》本身保证了苏格兰的教会和法律体系不会有根本改变，苏格兰式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体系也得到了复兴。虽然失去了苏格兰议会，但爱丁堡依然是苏格兰法律和行政事务的中心，苏格兰最主要的法院——最高法院（Justiciary）、最高民事法院（Session）和财税法院（Exchequer），以及海事法院和遗嘱检验法院都设在爱丁堡，苏格兰教会总会、王室特许城镇大会（Convention of Royal Burghs）、消费税总署（Board of Excise）、邮政总署（Post Office）和苏格兰海关总署亦皆如此。由治安官和治安法官构成的地方司法体系在苏英合并后得到延续，堂区治理中最重要的两项事务——教育和济贫的运作也延续了1707年之前由堂区小会和地主共同承担的模式。这标志着苏格兰在加入联合王国后仍保留了高度的司法、宗教和行政自主性与延续性，也意味着苏格兰的大多数重要决策仍是在苏格兰内部做出的。只要威斯敏斯特方面仍保持低调（他们在1725年后的大多数年份里也确实这么做了），而且像艾莱伯爵这样颇有手段的管理者仍能化解潜在的冲突根源，苏格兰的半独立状态就能得到保证。这种状态也有助于平息苏格兰的反合并舆论，并让苏格兰人更容易接受与英格兰合并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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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740年代，苏英之间的纽带又在另外三种因素的作用下加强了。第一，随着1745年的小王位觊觎者之乱在1746年4月以卡洛登之战的惨败收场，曾对联合王国构成重大威胁的詹姆斯党彻底崩溃，再也无法形成一支有影响力的政治或军事力量。在此之后，高地地区的叛乱被残酷镇压了。第二，1707年《联合条约》中英格兰方面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做出的妥协终于开始兑现为经济上的红利，苏格兰经济版图上最重要的几项产业——亚麻、牲畜与烟草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显著增长。其中，烟草贸易开始进入一个黄金时期。1741年在克莱德河诸港口卸货的烟草总量为800万磅，这一数字到1745年升至1300万磅，在1752年更是激增至2100万磅。亚麻贸易同样异常兴旺，1742年政府对亚麻出口提供的优惠补贴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上述三项产业都高度依赖于与英格兰本土及其殖民地市场的自由贸易，以及从1707年开始针对外国竞争者征收的高昂保护性关税，这两点对于它们在1740年代的繁荣发展都颇为关键。根据官方数据，到1760年代，苏格兰的主要产业——亚麻纺织业近70%的产出都被销往英格兰与英属大西洋殖民地。在这一时期，苏英合并带来的现实利益似乎终于有所显现，联合王国也将成为苏格兰未来经济繁荣之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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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年代推动苏英关系趋于稳定的第三种，也是最为根本的因素，在于英格兰及其海外帝国开始为苏格兰中上流阶层提供丰厚的就业机会。数百年来，苏格兰的商贩、贸易商、学者、教士和职业军人遍历欧洲各地。根据现代研究估算，仅在17世纪上半叶，苏格兰就曾有9万到11.5万人移民爱尔兰、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其他国家，而联合王国也很快为苏格兰人提供了全新且更有魅力的海外机遇。早在1707年以前，苏格兰人便在新泽西与南卡罗来纳建立了殖民地，这标志着苏格兰人海外移民活动的重心正从欧洲大陆逐渐转向大西洋彼岸。野心勃勃的达里恩远征行动原本计划在巴拿马地峡建立一处属于苏格兰人的海外商业枢纽，却以一场不幸的失败收场，虽然苏格兰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这也体现出他们向大西洋西岸移民的新志向。到1750年代，一些苏格兰人开始利用联合王国的纽带致富，其中就包括那些在南方国度攫取了丰厚利益的苏格兰贵族与大土地主。1733年，格兰奇的厄斯金（Erskine of Grange）就曾抱怨：“苏格兰人早已视自己的国家为一片废土，不但宫廷中人弃之不顾，连重要的贵族和士绅也不予过问。”[15]相比之下，贵族只要拥有人脉就能在伦敦获得不错的官职、虚衔与丰厚的年金，更有机会开辟自己的仕途，这无疑对他们充满吸引力。在前往伦敦追逐机遇的苏格兰贵族当中，有一些人取得了尤为突出的成就。1707—1745年，46%的苏格兰从军贵族在联合王国军队中晋升为将官，这个比例在1660年至1706年只有17%。而在校官之中，1750年代有四分之一的英军团级军官是苏格兰人。有鉴于此，一些苏格兰贵族自然开始选择长期定居英格兰，以延续乃至加速推动了始于苏英合并之前的那种向英格兰移动的倾向。例如，第五代汉密尔顿公爵在英格兰的温切斯特和牛津接受教育，之后成为乔治二世的寝宫侍从，在巴斯去世。苏格兰的“无冕之王”艾莱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出生在萨里郡，曾在伊顿公学受教。苏格兰贵族的英格兰化可以追溯到1707年之前，而在18世纪中叶，这一过程已经有了显著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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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那些身份更为卑微的苏格兰人而言，想要在1760年代以前跻身伦敦政界，为自己谋一份事业绝不简单。或许只有在伦敦商界不断壮大的苏格兰商人群体能够异军突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与在格拉斯哥经营烟草业的贵族有亲缘关系或业务往来。或许是因为英格兰社会对苏格兰人开放的机遇太少且不够有前景，很多苏格兰人选择把他们的目光对准不列颠的海外殖民帝国，在那里他们能够运用自身的技能与教育背景，取得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在1690年代，日后发起了达里恩远征的苏格兰非洲和印度公司曾试图挑战东印度公司（EIC）的垄断地位，最终惨遭挫败。但在苏英合并后，苏格兰人开始渗入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层，到了1730年代，像霍普和德拉蒙德这样在欧洲大陆拥有生意关系的苏格兰银行业世家已经在东印度公司的业务中发挥了显著作用。1722年，夸勒尔的约翰·德拉蒙德（John Drummond）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的第一个苏格兰籍总监。到1750年代，早在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把东印度公司变成一个苏格兰人专属的机构之前，已经有大量苏格兰人在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的军政部门担任职务。正如安德鲁·麦基洛普（Andrew McKillop）所揭示的那样，早在1767年，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的民政部门已经有了220名苏格兰籍书记官，约占全体书记官人数的10%，这一比例远高于东印度公司中的爱尔兰人与威尔士人。在1760年代申请成为书记官的人员中，后两者所占比例总计不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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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人群体的成长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更为显著，那里在苏英合并后的头五十年里接纳了约30000名苏格兰移民。至少在苏格兰低地，前往英属北美的移民潮主要是由受教育的专业人士和商人阶层推动的。在18世纪，超过150名苏格兰医生渡海移居美洲，成为殖民地医疗界的主要力量。苏格兰人也主宰了殖民地的圣公会与长老会组织，向包括中南部的诸多地区输出了大量教师。在七年战争之后，拜在苏格兰出生的时任事务大臣比特伯爵（Lord Bute）所赐，苏格兰人占据了东西佛罗里达的大多数王室官职。苏格兰商人和种植园主在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南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经济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他们运作了大西洋两岸的大宗烟草、稻米与靛蓝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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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拥有异常发达的教育系统，包括五所大学，相比之下，本地社会可供大土地主、律师、牧师、商人、医生和教师等阶层的子弟从事的就业岗位比较有限。苏格兰经济比英格兰更为贫困，从很久以前开始，苏格兰人便已习惯了到海外谋求发展。在1707年之后，这种出海打拼的传统和欧洲大陆发达的商业网络一道，为苏格兰人提供了不少机遇。对于一个并非与世隔绝的社会来说，移民是司空见惯的。因此，苏格兰人对不列颠殖民帝国贸易、军政与各专业部门的参与只是一种海外开拓方向上的转变，并不是一场全新潮流的开始。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之后，由于对法战事的胜利为不列颠在北美大陆、加勒比地区、非洲和印度赢得了广袤的新领地，苏格兰人参与殖民帝国事业的回报也更为丰厚。随着帝国军队的规模不断扩大，面向苏格兰军官的职缺也大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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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年战争期间，此前由詹姆斯党主宰、对联合王国素怀不满的苏格兰高地地区也为英军提供了兵员，而在之后的北美战争与拿破仑战争中，高地人还将提供更多的士兵。高地诸氏族摇身一变，成为不列颠帝国的战士，征募本地人为英军效力也为氏族酋长们提供了丰厚的额外收入。在不列颠军队中，苏格兰高地出身的轻步兵因顽强、忠诚且灵活的作风颇负盛名。但他们也如老威廉·皮特所承认的那样，是一些“死了也无所谓”的人。七年战争期间共有六个团的苏格兰高地步兵应征参战，而在之后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又有十个高地团加入英国陆军。尽管在军饷未按时按量发放，或者在部队有可能与低地团整编时爆发过一些哗变，但这些穿呢子裙的军人很快就成为不列颠帝国令人生畏的急先锋，截至1815年，他们的足迹已遍及西欧、北美、加勒比和印度。1784年，英格兰政府出于对苏格兰高地人的感激，宣布将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之后被没收的地产归还原主，此时那些曾经不忠的氏族已经转变为帝国军队的一部分，这对上述决定也有一定推动作用。在当年通过的《解除没收法案》中，政府用热情的笔调歌颂了高地人在北美战争中做出的杰出贡献：“……很多（苏格兰高地）人在最近的战事中为他们的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无论来自哪一职种、哪一层级……他们的忠心与责任感在陛下的任何一片领地都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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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伦敦方面对苏格兰人并不总是报以赞赏之情。事实上，1750年代和1760年代伦敦方面针对苏格兰人的歧视现象恰恰从侧面印证了苏格兰人在联合王国取得的成功。这种反苏格兰情绪在比特伯爵约翰成为第一任苏格兰籍首相时尤为高涨，很多苏格兰人在他就任期间得以担任重要公职。1747—1753年，只有8名苏格兰籍下院议员占据了政府要职，1761—1767年，这一数字增至28人。苏格兰人的快速崛起深为英格兰人所忌惮，当时的英格兰政治讽刺漫画也以充满种族主义的笔调把苏格兰人描绘成狡诈的乞丐，说他们性格奸猾，完全不值得信任。比特伯爵本人就受到了一些尤为尖锐的挖苦，在一份又一份滑稽小报上被描述成一个因勾引乔治三世的母亲而备受宠爱的淫棍。正如琳达·科利（Linda Colley）指出的那样，这一表述露骨地表明英格兰人对苏格兰人渗透本国政坛、寻求年金与职缺的现象深感焦虑。在1762年发生在考文特花园的那起著名事件里，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显然也表达了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当时有两名高地人军官走进剧院，在场观众纷纷发出“不要苏格兰人！不要苏格兰人！让他们滚”的喊声，并向这两个倒霉的军人投掷苹果。目睹此景暴跳如雷的博斯韦尔咆哮道：“你们这些天杀的混账！我恨透了那些英格兰人，我打心底希望联合王国散伙，这样我们就能让他们再尝尝班诺克本之战的滋味。”[16]就连18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也体会过民族歧视的滋味：“一些人恨我是因为我不是辉格党人，一些人恨我是因为我不是基督徒，但他们都恨我这个苏格兰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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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的《民兵法》构成了对苏格兰民族尊严的又一次侵犯。这部法律宣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组建一支本土防御力量，苏格兰却被排除在外。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威斯敏斯特高层直到1760年代仍认为苏格兰人大多是潜伏的詹姆斯党人，因此不宜持有火器。《民兵法》在苏格兰知识界引发了激烈抗议，并促使一些苏格兰知识分子发起倡议，在苏格兰建立一支自己的民兵武装。但在这一阶段，爱国热情和尊严受损所带来的愤恨已不太可能动摇联合王国的存续。自1707年以来，苏英合并已经为苏格兰的贵族、商人和知识界人士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这是他们不愿意割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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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很多苏格兰人对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这一理念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积极。毕竟，写下《统治吧不列颠尼亚》的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就是苏格兰人。18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弗格森（Robert Fergusson）和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即罗伯特·彭斯）都曾写下以不列颠为主题的热情诗句。弗格森曾说“你们这些幸福的不列颠人……保卫不列颠尼亚免遭外敌突袭”，伯恩斯则在《华盛顿将军生日颂》中歌颂“不列颠人生于自由，灵魂似火”。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城内诸如汉诺威街、乔治街、女王街和弗雷德里克街这样的地名也体现出城市精英对大不列颠及汉诺威王朝的忠诚。在苏格兰的地主阶层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子女送到英格兰的中学和大学受教，以让他们的前途发展更为可观。苏格兰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对他们过于“土气”的口音和言辞感到在意，其中就包括大卫·休谟这样的知名人物。1761年爱丁堡的精选俱乐部（Select Society）[18]中就有人曾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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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地与大不列颠之首都的往来日盛，无论贸易、娱乐还是其他必要之联络都将继续发展，然而在苏格兰受教的绅士不谙英格兰的语调与言辞，并早已对这一问题造成的缺陷感到困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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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这一问题，精选俱乐部提议从英格兰引进称职的发音学教师为苏格兰人提供指导。18世纪的苏格兰史学家也开始变得倾向于用负面态度审视苏格兰在此之前的历史，当时最为显赫的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就曾将1688年光荣革命以前的苏格兰历史斥为一段处于无政府状态、充斥着野蛮行径和宗教迷信的黑暗岁月，他的这些抨击论调还将在无数次要史家的论述中得到重申。对苏格兰的盖尔-爱尔兰文化遗产与苏格兰民族复杂的族群渊源的贬损也构成了这些史学研究共有的核心课题。正因如此，约翰·克拉克爵士才否定了之前的一切既有观点，主张苏格兰人是苏格兰本地的原生民族，认为拉丁文文献中记载的“斯科提人”（Scotti）并不来自爱尔兰。他进一步提出早期的苏格兰人说撒克逊语，这一夸张的论述彻底否定了苏格兰的盖尔语传统，认为古代苏格兰人与古代不列颠人虽然在政治上归属不同，在语言上却有相通之处，正是这一点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8世纪的彻底合并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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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绝不能认为苏格兰人的身份认同已经在18世纪不可阻挡的英格兰化潮流中彻底沦丧。苏格兰当地的生活仍遵循苏格兰本地的机制与习惯运转：长老教会仍然维持着作为独立教会的尊严，苏格兰的民事法律、堂区学校和五所大学也依旧存在。苏格兰人不分贵贱，仍保持着苏格兰口音。约翰·巴伯（John Barbour）和盲人哈里（Blind Harry）创作的那些歌颂中世纪民族英雄布鲁斯和华莱士事迹的诗歌也在苏格兰广受欢迎且经久不衰，表明普通大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并未消退。一些知识分子或许将17世纪的苏格兰誓约派斥为宗教狂热分子，但对低地的普通民众来说，誓约派是勇敢捍卫苏格兰长老教会的英雄，是他们用自己的英勇奋斗保护了苏格兰的信仰自由不受国家强权压迫。与华莱士和布鲁斯一样，誓约派也成了苏格兰的民族象征。而到19世纪初，在班诺克本举行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已成为常态，苏格兰国王布鲁斯曾在那里取得了反抗英格兰统治的关键胜利，而英国内战时期的誓约派也曾在那里抛洒热血。誓约派传统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它时刻提醒着苏格兰人，让苏格兰人意识到自己的长老制是一种不同于英格兰新教的独特信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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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诸如《苏格兰名人传》（Scots Worthies）这样的大众读物仍在纪念宗教改革与誓约派时代的事迹，那些历史故事中记载了加尔文派关于一切灵魂在上帝面前平等的信念，也为1790年代的激进运动提供了启发。此外，由于苏英合并带来的一些负面效果，苏格兰精英阶层对联合王国的态度有时也有所保留。如前所述，在1760年代早期，伦敦的反苏格兰情绪达到了新的高度。通过把苏格兰人描述成一个利用联合王国渗透到政府高层，并在不列颠帝国体系内攫取肥差的异族，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煽动了英格兰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描述无疑有夸张成分，但休谟所谓“对苏格兰人的怨怒”显然有损联合王国的稳定，也与苏格兰人对于苏英以对等姿态合并的信念相悖。这一反苏格兰情绪最终令苏格兰精英对自身的苏格兰属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逐渐发展出一种双向的效忠观念，一方面在政治上忠于不列颠，即便英格兰人对他们施以最为尖刻的攻击也不为所动；另一方面又延续了长久以来的传统，对自己的母国维持着一种文化上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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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oted in W. Ferguson，Scotland’s Relations with England：A Survey to 1707（Edinburgh，1977），p.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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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 M. Gray，ed.，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John Clerk of Penicuik（Edinburgh，1892），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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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早期苏格兰王国的临时议事机制，初期仅贵族与教士阶层出席，后也允许城镇与郡民代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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