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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第五代罗克斯堡伯爵约翰·克尔（John Ker，1680—1741），英苏合并前夕曾任苏格兰政府事务大臣，1707年两国合并后受封第一代罗克斯堡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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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 Duncan，ed.，History of the Union of Scotland and England by Sir John Clerk of Penicuik（Edinburgh，1993），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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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支持1638年苏格兰长老教会提出的《苏格兰教会全国誓约》（National Covenant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的加尔文宗信徒。该誓约旨在抵制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在苏格兰强行引入英格兰国教会制度与仪礼的政策，与18世纪初苏格兰教会反对苏英合并的理由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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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苏格兰的“男爵”（baron）头衔与英格兰贵族秩序中的“男爵”不同，并非世袭，仅用于称呼庄园或城堡地产（caput）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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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指17世纪中后期，在英国内战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期间支持斯图亚特王室、反对加尔文宗与清教徒革命者的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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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 Duncan，ed.，History of the Union of Scotland and England by Sir John Clerk of Penicuik（Edinburgh，1993），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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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英国国教会信徒中的一派，在教会传统与信仰生活等方面更接近天主教会（如强调主教制与圣事的仪式性），与更具福音主义倾向（信众组织更扁平，仪礼更简化）的派别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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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osalind Mitchison，A History of Scotland（London，1970），p.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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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即上文提到的第五代罗克斯堡伯爵约翰·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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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Quoted in John S. Shaw，The Management of Scottish Society 1707-1764（Edinburgh，1983），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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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Quoted in John S. Shaw，The Management of Scottish Society 1707-1764（Edinburgh，1983），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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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Quoted in John S. Shaw，The Management of Scottish Society 1707-1764（Edinburgh，1983），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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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Quoted in Janet A. Smith，‘Some Eighteenth Century Ideas of Scotland’，in N. T. Phillipson and R. Mitchison，eds，Scotland in the Age of Improvement（Edinburgh，1970），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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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Quoted in Janet A. Smith，‘Some Eighteenth Century Ideas of Scotland’，in N. T. Phillipson and R. Mitchison，eds，Scotland in the Age of Improvement（Edinburgh，1970），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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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754年成立于爱丁堡的一个俱乐部，由当时苏格兰政商文化界的上流人士组成。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亚当·斯密等人都曾是这一俱乐部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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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Quoted in E. C. Mossner，Life of David Hume（London，1954），p.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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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章 詹姆斯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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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党运动中涌现了苏格兰历史上一些最富个性的人物，也发生了一些最为人所知的事件。这些故事里包括了人称“邦尼王子查尔斯”[1]的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的人生成败、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的戏剧性历程，以及高地氏族战士在卡洛登战场上英勇无比的最后一搏。这些故事为后世的传说与传奇提供了大量素材，无数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制作人和乐曲作者在苏格兰詹姆斯党的荣辱兴衰中为自己找到了灵感的源泉，但他们制造的这些迷雾也遮蔽了今人寻找历史真相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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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我们很容易为“詹姆斯党”（Jacobitism）一词下定义。这个词源于拉丁语中的“詹姆斯”（Jacobus）一词，因此“詹姆斯党”指代的便是那些致力于推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人。自光荣革命以来，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斯七世（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便失去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王位。从1685年开始，詹姆斯便开始在爱尔兰推行“天主教化”政策，因此到1688年当地的大多数军官已是罗马天主教徒。这一现象立刻令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治阶级感到警觉，既因为爱尔兰有可能为天主教势力对不列颠岛发起反宗教改革入侵提供跳板，又因为此时欧洲的天主教阵营再次转入攻势。在法国，保障新教胡格诺派信徒免受迫害的《南特敕令》于1685年遭到废除，针对胡格诺派的驱逐行动进入高峰期。相比之下，詹姆斯对宗教异见人士和天主教徒采取容忍措施，其赋予他们民事和宗教权利的做法则被视为可能带来一些天主教上的威胁。一些人甚至怀疑詹姆斯的本意就是要在不列颠恢复天主教的地位。随着他的王后在1688年6月为他诞下王子，这种天主教化的政策似乎注定要随着王朝的延续而继续得到推行。英格兰统治阶级中的部分人士对此无法接受，于是他们向坚定信仰新教的尼德兰王子——奥兰治的威廉发出邀请，邀他前来夺取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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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苏格兰仍对斯图亚特王朝效忠。事实上，苏格兰枢密院曾命令邓迪子爵克拉弗豪斯的约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 of Claverhouse）率领一支军队南下伦敦，为受困的国王詹姆斯解难。然而，詹姆斯本人并无坚决抵抗的意志，随着他在首都一带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逐渐瓦解，他最终在1688年12月流亡法国。但在苏格兰，詹姆斯的命运并未就此走到尽头。苏格兰对于英格兰革命的正式立场要等到1689年贵族大会在爱丁堡召开时才最终确定。虽然在贵族大会开幕时，爱丁堡主教曾公开祈祷上帝垂怜于詹姆斯，助他重登王位，但在与会代表收到来自两个王位宣称者的信函之后，支持斯图亚特一方的意见迅速落于下风。威廉不但表达了乐于协商的意愿，还强调自己将保障苏格兰的新教信仰。相比之下，詹姆斯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并对可能拒绝接受他统治的人施以威胁，这一表态实质上无异于政治自杀。因此，贵族大会决定拥戴威廉和玛丽为苏格兰君主的结论早在会议前期便已注定，此时与会代表中仍然坚定支持斯图亚特一方的派别成为少数。事实上，当贵族大会最终决议詹姆斯失去王位时，全场只有四票反对。不过，会议的决定也在苏格兰引发了第一场詹姆斯党叛乱，其领导者正是克拉弗豪斯的格雷厄姆，他在1689年4月登上邓迪圆丘（Dundee Law），举起了詹姆斯王的旗帜。就在当月，威廉和玛丽正式被推举为苏格兰的共治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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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斯图亚特支持者发动的第一场叛乱似乎只证明了詹姆斯党运动在光荣革命成功后不久到底有多么不受欢迎。克拉弗豪斯离开爱丁堡时只带了50名骑手，他本想在对政府军发起进攻前广招人马，可最终聚集到他旗下的只有不到2000人。克拉弗豪斯的大多数追随者来自高地西部的少数氏族，低地的大贵族和大土地主则几乎无人响应。当然，苏格兰当地仍有很多人对詹姆斯党的立场持审慎的同情态度，但真正愿意赌上身家性命为统治苏格兰的古老王朝举兵造反的人寥寥无几。不过，在詹姆斯党最初的这场叛乱中，我们仍能发现一些罕见的迹象，表明这场运动将在之后一段时间内对新王朝在苏格兰的统治构成显著威胁。记载1688—1689年事件的编年史常常对克拉弗豪斯的格雷厄姆或“邦尼·邓迪”的事迹投以赞许的目光，后者在珀斯郡的基利克兰基关口取得的胜利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高地战士白刃冲锋的威力，也在民间歌谣和传说中得到铭记。然而，这场战斗并没有让詹姆斯党运动迎来曙光。邓迪本人在战斗中阵亡，他的部队也伤亡惨重，2500人中有近40%的人战死、负伤或失踪。而在邓凯尔德（Dunkeld）镇爆发的激烈巷战中，他的部队最终被击退，没能攻入低地。最终，詹姆斯党残部在1690年5月1日被政府军骑兵追上，在斯佩河畔克罗姆代尔（Cromdale）的低洼牧草地上全军覆没。在这一时刻，斯图亚特势力在苏格兰的灭亡似乎已经注定。苏格兰的大多数政治精英都对斯图亚特家族态度冷淡，乃至怀有敌意，而在1690年詹姆斯党战败之后，对1688年革命的武装反抗几乎已被扑灭。1691年12月2日，詹姆斯最终允许他的支持者投奔威廉和玛丽。事实上，鉴于这一时期苏格兰人对斯图亚特王朝缺乏兴趣，假如政府的政策更加灵活变通，詹姆斯党的不忠动向本有可能在短短几年内消散殆尽。然而，恰恰是苏格兰政府的政策将在不久后大大助长詹姆斯党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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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詹姆斯党势力复苏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政府试图没收主教的资产，并强行在苏格兰教会推行长老制。对于这一政策，苏格兰一半以上的教士表示拒绝。这些拥护主教制的教士也拒绝向威廉和玛丽及他们的继承人宣誓效忠，因为这违背了他们绝对捍卫神圣的君主继承原则、绝对忠于王权的信条，他们最终被称为拒绝宣誓派（Nonjurors）。一位来自韦斯特罗斯的圣公会牧师邓肯·麦克雷（Duncan MacRae）曾猛烈抨击1689年贵族大会褫夺詹姆斯七世王位的决定为对十诫第五诫的公然违反，这为拒绝宣誓派对苏格兰新王朝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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