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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15年的叛乱中，斯图亚特王朝的确有复辟的可能，但在1745年，詹姆斯党人达成这一目标的希望就颇为渺茫了。在泰河以南的低地地区，詹姆斯党运动不受欢迎。低地中部对詹姆斯党人的敌对情绪尤为突出，格拉斯哥和低地西部城镇的反对态度也十分坚决。1715年，1707年《联合条约》的反对者为詹姆斯党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但在1740年代，更多人接受了与英格兰的关系。克莱德河流域发达的跨大西洋贸易与英格兰及其殖民地市场旺盛的亚麻、牲口、煤炭和谷物需求已让苏格兰的很多商人和土地主获利颇丰，尽管在苏格兰东海岸一些与欧洲往来更为密切的港口，经济没有那么景气。此外，斯图亚特王室对天主教的坚定信仰也成为阻挠他们实现复辟目标的一个根本障碍。斯图亚特王室不愿为政治野心牺牲自己的信仰原则，最终不可避免地为此付出了代价。正因如此，那些来自低地西部、中部和东南部的长老会教士为政府在当时的苏格兰充当了最有影响力的鼓吹手，那些地方也是苏格兰经济的心脏地带。他们四处宣扬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的恐怖图景，声称斯图亚特王朝将在苏格兰建立一个独裁的天主教政权，对苏格兰长老教会信徒的“宗教自由”和“正确信仰”构成威胁。辉格党人的宣传则不遗余力地将查尔斯斥为一个从意大利（天主教廷所在地）来的外国人，以煽动民众的反天主教情绪，鼓动他们反对查尔斯。一个辉格党人曾作诗讥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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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基督从罗马伸出臂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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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活该下地狱的高地贼人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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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匆匆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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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等天罚降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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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卡洛登战役在当时的很多苏格兰人看来只是一场针对敌基督的天谴。《格拉斯哥日报》刊发了一则大印张特别报道，庆祝“圣乔治骑士（Chevelier de St George）[9]的长子”被击败，并对格拉斯哥城内“前所未有的欢庆气氛”进行了记录。[10]对于政府军在卡洛登大获全胜的消息，苏格兰长老会核心地带的居民也感到解脱和欢乐，而在整场叛乱期间，只有极少数有地贵族出面支持斯图亚特王室的复辟事业。即便在传统上支持詹姆斯党的一些地区，来自麦金托什（Macintosh）和齐硕姆（Chisholm）等部分氏族的上层人士也在1740年代就阵营归属问题陷入了分裂。而在赫布里底群岛上，诸如斯莱特的亚历山大·麦克唐纳爵士（Sir Alexander Macdonald）、锡福斯伯爵肯尼思·麦肯齐和斯凯岛的麦克劳德根本没有参与这场叛乱。早在卡洛登的惨败之前，詹姆斯党人在苏格兰的支持力量就已很薄弱。正是在这一背景和英格兰詹姆斯党支持者彻底消亡的作用之下，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事业的希望才彻底破灭，政府军战胜并镇压詹姆斯党的武力手段并不是决定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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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邦尼”（Bonnie）在苏格兰与英格兰北部英语中有形容人富有魅力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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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第一代贝里克公爵詹姆斯·菲茨詹姆斯（1670—1734），逊位英王詹姆斯二世的私生子，在父亲流亡法国之后曾在法王路易十四军中担任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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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urray G. H. Pittock，Jacobitism（London，1998），pp.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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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于珀斯附近，在盖尔语时代曾是古苏格兰的政治中心，在中世纪建有斯昆修道院，是苏格兰国王传统的即位之地。始于14世纪的传说宣称当地的一块石头“斯昆石”曾为苏格兰著名国王大卫一世（1124—1153年在位）加冕时所坐之物，在现代仍作为联合王国君主统治苏格兰的重要象征，在举行加冕礼时被置于王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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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二世（1674—1723），法王路易十四的侄子，在1715年路易十四死后成为法兰西摄政者，直至1723年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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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ulloden Papers（London，1912），Ⅰ，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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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詹金斯耳朵战争”（War of Jenkin’s Ear）指1739年爆发于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场战争。1731年，英国商船船长罗伯特·詹金斯在加勒比海遭西班牙殖民当局搜查时，两者发生冲突，詹金斯的一只耳朵被割下，这一纠纷最终在1738年酿成严重的外交事件，并导致英国政府在1739年对西班牙宣战，这场战事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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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W. Donaldson，The Jacobite Song（Aberdeen，1988），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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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即查尔斯之父——老王位觊觎者詹姆斯·爱德华·斯图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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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Glasgow Journal，28 April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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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三章 联合王国与苏格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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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条约》签订之前的数年里，苏格兰经济陷入了危机。1695—1699年的“灾年”造成大量苏格兰人因饥荒死亡，也令迁居阿尔斯特的移民数量大幅增长。根据估算，这些现象令苏格兰人口减少了15%。苏格兰商人迫切地希望用现金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应急，但因为货币稀缺，这反而破坏了苏格兰的信贷渠道，不断上涨的粮价也令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此外，1689—1697年的英法战争造成的压力，以及这一时期欧洲各国更趋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对苏格兰出口市场的限制，都加剧了饥荒在苏格兰的影响。1689年后，苏格兰与法国之间的鱼和羊毛纺织品贸易被彻底禁绝，煤炭等其他商品的贸易则被加征了惩罚性关税。而在长达十年的经济危机尾声，达里恩公司的倒闭更造成了153000英镑的巨额损失。有观点认为这场灾难令苏格兰失去了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流动资产，但其造成的具体损失的规模已无法准确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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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经济灾难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无可否认。然而，我们很难断言这场危机到底是源自苏格兰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还是由一些短期困难所造成的。例如，1690年代的饥荒肯定因一连串严重但短暂的气候灾害而起，苏格兰只是受其影响的多个西欧国家之一。事实上，当时的苏格兰人之所以对1690年代粮食供应危机怀有如此普遍的警觉之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往年已经习惯于更好的年景。从1650年代开始，苏格兰只在1674年至1675年经历过一次严重的粮食歉收，这段较为宽裕的时光与16世纪下半叶的恐怖境况形成了对比。1560—1600年，苏格兰部分地区曾在多达三分之一的年份里受到粮食短缺的困扰。17世纪下半叶苏格兰议会和枢密院粮食供给政策的大幅改变也为这一时期苏格兰年景的相对改善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佐证。苏格兰政府在这一时期并没有禁止粮食出口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而是试图用补贴鼓励苏格兰人将谷物粗粉出口海外。1695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影响重大的《谷物补贴法》（Corn Bounty Act），而那一年正好是1690年代粮食歉收的开始。事实上，苏格兰农业真正面临的长期问题是周期性粮食富余对粮价造成的下行压力，以及粮价下降对地主和佃农收入水平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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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什么苏格兰人在17世纪下半叶（1690年代之前）不但能够实现充足的粮食供应，还能向欧洲其他地区出口大量谷物粗粉和大麦，我们仍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联合条约》之前的苏格兰农业发展远远没有陷入停滞。最近的历史研究显示，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单户租佃面积有所扩大，书面租佃协议上的租期也逐渐延长；乡村地带的核心集市有所扩张，部分地区的农业产量因使用了石灰而有所增长，耕地的轮作效率也有所改善。在18世纪，上述革新方法得到了更系统也更有效的运用，但这些新技术和趋势几乎都能追溯到苏英合并之前。对这一经济发展上的延续性的认识，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1707年那场宪制变革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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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有地士绅阶层的行动规律中，不难发现一种横跨苏英合并前后的连贯性。在苏格兰低地和高地的部分地区，对地主阶层影响最为深远的改变早在苏英合并前便已发生。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地主开始倾向于把自己的土地当成一种可以产生收入和利润的资产，而非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威的来源。有很多证据可以体现这种心态上的转变，贵族宅邸装修风格的变化就是其中之一。苏格兰最后一座拥有防御功能的宅邸是建于1660年的莱斯利城堡（Leslie Castle），在那之后，贵族宅邸的设计更加强调舒适性和形象的美观，而不是防御性。塔楼式宅邸正让位于乡村别墅。地主试图从地产上榨取更多回报的做法也体现在苏格兰经济的其他领域。在东北部，地主深度参与了面向爱丁堡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海上谷物贸易。高地的地主则积极开发当地的原生林，并大力发展牲畜贸易，将成群的黑牛赶往南方出售。边境地区的大地主也热衷于扩大自己名下的牛羊群规模。在1500年到18世纪早期之间，苏格兰地主新建了约170座男爵领集镇（Burghs of barony）[1]，其中大部分都在《联合条约》签订的前几十年里诞生。并非所有集镇都取得了成功（事实上大部分集镇都不甚成功），但这至少无可争议地反映了苏格兰精英阶级发展村镇经济的决心。这一时期的苏格兰人也投入重金开发港口，例如汉密尔顿公爵在博内斯（Bo’ness）、罗伯特·坎宁安爵士（Sir Robert Cunninghame）在索尔特科茨（Saltcoats），以及世袭马尔伯爵之位的厄斯金家族在阿洛厄（Alloa）的投资。在由苏格兰显贵把持的苏格兰议会和枢密院，地主阶层经济活动重心的转变自然也渗透到了公共政策当中。这一时期苏格兰议会和枢密院的记录中有不少旨在改善苏格兰全国经济的举措，其中包括鼓励发展殖民地贸易和本国制造业的法律，在1695年设立苏格兰银行，在1672年废除王室特许城镇传统垄断权，以及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发展的法令。上述很多措施只是体现了一种良好的办事意愿，并没有落到实处，但这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重要。毕竟，这些迹象证实了这一时期苏格兰的统治阶级正积极推动本国物质经济的进步，且愿意动用可观的政治力量来促进经济改革，这才是我们关注的要点所在。对于“发展”的热衷并非18世纪所独有的，我们不难从17世纪找到这种积极性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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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方面，苏英合并前夕苏格兰经历的变革的重要性也被1690年代危机的阴影掩盖了。数百年来，苏格兰的对外贸易活动都局限在欧洲市场。在国际战争和贸易竞争的影响下，欧洲市场的空间逐渐萎缩，苏格兰商人无法像从前那样轻易与法国等国往来。但在其他地方，苏格兰商人在积极开拓新机会。到1700年，与英格兰的牛、羊、亚麻、煤炭和盐贸易已经成为苏格兰贸易活动中规模最大且最具活力的部门，有观点认为这些贸易占到当时苏格兰总外贸额的40%以上。与此同时，随着苏格兰东海岸与一些欧陆国家间的贸易趋于崩溃，苏格兰贸易活动的重心开始向大西洋转移，在苏格兰西海岸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贸易枢纽。在这一过程中，从苏格兰到阿尔斯特的移民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1650—1700年，6万到10万名苏格兰人到爱尔兰定居，其中有不少人来自加洛韦（Galloway）、艾尔郡、法夫郡和阿盖尔郡。这场大迁徙令阿尔斯特在实质上成了一片苏格兰人的殖民地，而作为殖民者，定居当地的苏格兰人自然会向母国购买工具、鞋子、马鞍、煤炭等必要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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