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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区在这一时期苏格兰的经济活动中不算重要，但它将在未来扮演关键角色。苏格兰人在新泽西的殖民定居始于1683年，早在1707年苏英合并之前，那里就已经产生了一名苏格兰人的总督。到1700年，东泽西和卡罗来纳两地总共吸引了超过100名苏格兰投资者和近1000名苏格兰定居者。在更南方的宾夕法尼亚，有说法指控苏格兰人“把持”了当地的烟草贸易，当地向苏格兰港口，以及怀特黑文（Whitehaven）、伦敦等英格兰市场出口烟草等殖民地商品的贸易业务也已颇为成熟。这一事实也提出了一个理解达里恩远征计划的新视角，即苏格兰人在达里恩殖民的失败并不是一起鲁莽冒险的个案，而是一种向西扩张的总体趋势的一部分。格拉斯哥在这一时期的崛起推动了这些标志性变化的进程，也构成了这些变化的象征，那里正是沟通苏格兰城镇经济与跨大西洋经济圈的窗口。1670年代的城镇税评估记录显示，当时的格拉斯哥已经轻松超过了阿伯丁和邓迪，成为苏格兰第二大城镇和全国工商业的重要枢纽。苏格兰海外移民活动重心的变化也为这一时期苏格兰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值得玩味的佐证。在17世纪早期，苏格兰人仍大量移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兰与荷兰，以雇佣兵、小贩、小贸易商和商人等身份谋求财富。1600—1650年，5.5万到7万人离开了苏格兰。在但泽、哥本哈根、布鲁日、坎佩尔（Quimper）、鹿特丹、迪耶普、鲁昂、拉罗歇尔和波尔多等地，苏格兰商人社群已经存在了数代之久。但在17世纪下半叶，上述的一些传统的海外移民渠道开始走向衰败。从苏格兰流向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大规模移民彻底枯竭，新大陆和爱尔兰成为苏格兰人在不列颠岛以外迁居的最大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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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联合条约》之前的苏格兰经济并未陷入一个亟待黎明到来的黑暗时代，1690年代的危机让后世对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经济产生了错误的印象。恰恰相反，在这一时期我们能看到一个新贸易格局正在萌芽，这一新结构以与英格兰和殖民地的贸易为重点，在苏英合并之后构成了苏格兰经济对外联系的核心。苏格兰的有地士绅阶级也已对自家领地的商业开发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并乐于推动全国的经济发展，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苏格兰海外贸易在这一时期的结构性变革也表明，苏格兰商人阶级仍有能力适应变化、承担风险并把握新的机遇。因此从这种意义上看，苏格兰经济在1707年前后有着重要的连贯性，而这种连贯性还在其他很多领域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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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这一时期苏格兰经济状况的评估不宜太过乐观。这一时期苏格兰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当时仍占苏格兰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仍以维持基本生存的自给农业为主，只有洛锡安地区摆脱了这一状态，这给苏格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局限。这一时期苏格兰农村仍盛行用实物缴纳佃租的做法，直到1700年前后，低地部分地区的地租才开始了货币化的过程。此外，这一时期的地产登记簿里记载了大量小规模租佃耕地，这些土地的产量几乎只能维持佃农家庭生存，并用来支付给地主的地租。相比之下，苏格兰人在国际贸易中的弱势地位或许更为显著。欧陆国家日益加剧的保护主义政策无情地压缩了传统欧洲贸易的空间，而苏格兰缺乏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对此做出回应。欧洲市场不可逆转的收缩在很大程度上被与英格兰之间的经济往来弥补了，但苏格兰贸易的发展前景仍不确定，因为此时的英格兰和很多欧洲大国一样，通过向贸易竞争对手征收惩罚性关税来保护本国的核心经济利益。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格兰不但要负担本国的沉重军费，还有责任向其他国家提供资助以维系对法同盟，这迫使英格兰政府必须扩大自己的财源，令英格兰关税收入在1690年代呈上升趋势。对苏格兰人来说颇为不妙的是，英格兰方面对苏格兰的煤炭和盐开征了关税，而在1698年，英格兰大幅提高了针对苏格兰亚麻的关税。至于威胁禁止苏格兰向英格兰出口上述重要商品的1705年《外国人法》，则是针对苏格兰对英格兰市场之依赖所设计的讹诈策略。我们因此不难想象，如果《联合条约》的谈判失败，摆在苏格兰人面前的英格兰关税壁垒与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相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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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条约》中有多项条款关注了经济问题，其中以第四条和第五条最为重要。一方面，《联合条约》的第四条赋予苏格兰商品在英格兰及其殖民地市场免税流通的准入权，第五条则规定所有苏格兰船只的船籍将被划入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名下，它们将因此享受英格兰《航海法》所赋予的特权与保护性待遇。《联合条约》建立了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并让苏格兰商人得以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下依法从事烟草、糖料、靛蓝、朗姆酒（朗姆酒贸易权并未授予爱尔兰人）等美洲商品的贸易活动，这场交易看起来颇为有利。但在另一方面，苏格兰商人也在这个新的关系中承担了同样显著的风险。1690年代的经济危机严重削弱了苏格兰的经济，所谓“灾年”对苏格兰农业的打击如此深重，以至于在低地的部分地区，农民仍在偿还至少二十年前积欠的佃租。苏格兰的经济状况颇为糟糕，却又要在联合王国的共同市场中面对来自英格兰产业的威胁，后者更为先进，也更具竞争力。正是在认识到这一危险的前提下，最后一届苏格兰议会才在《联合条约》谈判期间为苏格兰制造的纸张、麦芽和盐拼命争取特殊待遇，让它们暂时免于承担英格兰基准税率（比苏格兰更高），以为这些产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这一困境背后的问题在于，苏格兰和英格兰正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苏格兰，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十分薄弱，而英格兰的制造业，尤其是纺织业，已达到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水平。因此，苏英两国间的政治统合很有可能令前者沦为后者的经济附庸：苏格兰只能为更为发达、更为复杂的英格兰经济输送食物、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却无望扩张本地的制造业，更无法发展自己的分工体系。这一图景与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爱尔兰经济的实际处境不无相似之处。换言之，苏英合并很有可能将苏格兰拖入一种“欠发达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而不是开启一个充满进步与繁荣的新时代。至于这一可能性为什么没有成为现实，这是18世纪苏格兰历史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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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07年后的头几年来看，上述的一些忧虑得到了现实情况的佐证。苏格兰的高端羊毛纺织品贸易在《联合条约》签订前便已陷入困境，如今则被来自英格兰的竞争彻底击垮。至于苏格兰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亚麻纺织业，也在1711年至1715年遭到课税的打击。酿酒、造纸等产业也遭到了强烈的冲击，尽管我们很难断言这些产业的困难在多大程度上源自苏英合并后的贸易开放，又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之前危机时代遗留下来的根本性经济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在当时的苏格兰，一种广泛的政治共识认为苏英合并对苏格兰制造业的困难处境负有责任，这种不满情绪甚至在1715年的詹姆斯党叛乱中也有所体现。在这一时期，苏格兰人负担的税负更为高昂，其中一些新征的税目甚至直接违反了《联合条约》的规定。除上文提到的亚麻之外，1711年针对盐的税率也上升了，1725年针对麦芽的课税则尤为臭名昭著。这些商品都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因此对它们加征税收的举动自然会引发愤怒的政治反抗，1725年格拉斯哥的严重暴乱就是其中一例。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些税收并不能榨干苏格兰的财富。现代研究者的估算显示，1707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只有15%—20%的苏格兰税收被用到了苏格兰以外的地方。苏格兰的税负增加了，但税收增额中的大部分似乎仍会被用于支付苏格兰的民政和军事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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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英合并之后的诸多变化当中，我们很难计量出到底哪一个带来的破坏性效应尤为显著。越来越多的苏格兰贵族和一些大土地主开始在伦敦过冬，以在那里谋求政治机遇、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大的家族影响力。这种离开本土的现象本身并不新奇，早在苏英合并之前便已存在，只是在苏英合并之后变得更为盛行了。苏格兰贵族的这种短期外流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本外流，因为这些贵族会把更多的地租收入带到南方，以维持自己在英格兰上流社会的体面生活。事实上，正如蒙特罗斯公爵在1708年抱怨的那样，“伦敦之旅对苏格兰的地产可不甚友善”，[2]贵族的外流几乎肯定导致了苏格兰地租的上涨。不过，这种效应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一时期苏格兰有地士绅阶层为了维持更加昂贵的生活方式，试图从地产上榨取更多收入，正是这种压力构成了推动苏格兰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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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英合并之初的困难时期过去之后，一些苏格兰商人开始追逐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新商机。1707—1712年与1717—1722年，苏格兰的谷物和谷物粗粉出口量分别增长了一倍以上，随着农产品的商业化进一步加深，苏格兰低地部分地区针对谷物粗粉出口的抗议活动也趋于激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苏英合并之后谷物出口也被纳入了补贴范围。苏格兰西南部的一些小佃农也强烈抗议当地为迎合英格兰需求、牟取利益而大规模圈养牛群的做法，这些做法引发了1724年加洛韦地区的均平党（Levellers）叛乱。这些来自大众的阻力分明反映了苏英合并之后新形成的不列颠共同市场对苏格兰部分地区造成的冲击。事实上，从1720年代到1730年代，这种影响已经变得更为普遍。近来对这一时期苏格兰低地农业经济的研究表明，很多成为研究对象的农业地产都大幅增加了谷物和牛只的输出，这表现为佃农经济从小规模佃作向大规模佃作的转移，以及佃租从实物支付向货币支付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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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英合并为苏格兰商人带来的一个关键的长期利好在于，他们现在可以合法地与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北卡罗来纳等生产烟草的英属殖民地展开贸易。克莱德河流域的烟草贸易要到多年之后才会达到最高峰，但早在1710年代和1720年代，格拉斯哥的商人就已显示出积极活动的迹象。这种迹象并不在于烟草进口量的大幅上涨——因为这一时期殖民地和欧洲之间的烟草贸易活动总体陷入停滞，这种大幅上涨暂时并不现实——而在于苏格兰商人开拓的大规模走私事业，这种非法贸易甚至令他们的英格兰竞争对手相形见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走私活动绝不只是局限在美洲贸易的领域，而且在1707年后的数十年间支撑了整个苏格兰经济的增长。这不仅折射出苏格兰商人在短期内大量牟利的欲望，也表明当时的苏格兰民众普遍反对苏英合并之后加诸苏格兰的海关与财税新制。苏格兰商人和海关官员经常长期合谋瞒报进口烟草货品的重量，这种做法见于当时的大多数系统性腐败行为当中。有人估算，在苏英合并后的头二十年里，苏格兰商人可能只为从殖民地进口的货物中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缴纳了关税。这无疑为他们带来了一个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巨大优势，让他们在1720年代早期掌握了美洲与不列颠烟草贸易份额的15%，令怀特黑文、利物浦和伦敦等地的英格兰烟草商人颜面扫地。这一早期的商业成功为未来更加耀眼的成就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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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英合并进入第三个十年，乐观和悲观的预期最终都未全盘兑现。苏格兰经济没有崩溃。事实上，在农业和外贸等领域，苏格兰经济与1690年代相比有了微弱的复苏，但一些苏英合并支持者所鼓吹的经济奇迹无迹可寻。或许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到1730年代为止，苏格兰并未沦为英格兰的经济殖民地。即便政治权力向伦敦集中，而且制造业不得不直面当时欧洲最先进经济体的竞争，苏格兰在经济上也并未完全依附于英格兰。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苏格兰没有快速跌入经济傀儡的处境。首先，英格兰寻求与苏格兰合并是为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安全保障，而不是出于对北方邻国的经济野心。在1707年之后，威斯敏斯特当局苏格兰政策的焦点似乎只在于维持当地的秩序稳定，只要这一目的能够实现（至少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政府便不会对苏格兰的情况多加过问。1727—1745年，议会只通过了9部专门针对苏格兰的法案，其中7部都只关注了一些次要事务。由此可见，威斯敏斯特方面对苏格兰的态度总体上是冷漠的，而正如在第一章所体现的那样，苏格兰的日常行政事务通常会委任给该地的政治“操盘手”，其中最有权势者是艾莱伯爵，即日后的第三代阿盖尔公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这种以维持政治稳定为主的策略最终为苏格兰的经济带来了好处。例如，1725年的麦芽税暴乱无疑令伦敦当局大感紧张，以至于威斯敏斯特当局在1727年决定建立一个制造业与渔业监理委员会，其经费便是从备受憎恶的麦芽税增收额中支取的。作为一个旨在促进苏格兰亚麻、羊毛和水产行业发展的政府机构，这一委员会的设立意在讨好心怀不满的苏格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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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贸易并未让苏格兰经济完全失去保护。虽然苏英之间的商业往来在17世纪后期有所增加，但到1700年，苏格兰过半的贸易活动仍面向英格兰以外的市场，这与爱尔兰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致同一时期，爱尔兰总贸易额的75%—80%都来自与英格兰的贸易，后者是爱尔兰牛只、谷物和羊毛的主要市场，也是爱尔兰进口制造业商品和必要原材料的主要来源地。在这种意义上，苏格兰经济还没有像爱尔兰那样彻底融入英格兰的贸易网络。如果苏格兰真的也沦落到了这种地步，那么来自英格兰的经济霸权的威胁就会比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更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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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只有观察更为长期的结果，我们才能真正衡量苏英合并与苏格兰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1740年之后数十年间苏格兰经济表现的研究显示，苏英合并在这一时期确实带来了显著的积极效应。作为18世纪苏格兰最重要的产业，亚麻纺织业在1740年至1780年蓬勃发展，得到制造业与渔业监理委员会盖戳认证的布匹产量在这一时期增长了三倍以上。除此之外，苏英合并也为苏格兰的棉花产业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本、劳动力和商业技术来源。这一行业正是工业革命的“领军行业”，苏英合并因此对苏格兰早期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苏格兰亚麻产业的成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联合王国巨大的共同市场。例如，在1760年代，制造业与渔业监理委员会认证的亚麻布中有三分之二销往英格兰本土及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市场。如果没有苏英合并，这个支柱产业很可能会被英格兰的关税壁垒拒于门外，只能与极具竞争力的荷兰和德意志产品对抗，但因为与英格兰有联合关系，苏格兰产业反而受到联合王国的政策保护，并自1742年开始受益于一系列鼓励出口的补贴政策。对于苏格兰的经济增长而言，这一待遇似乎发挥了比那些提高生产效率的产业政策更为重要的影响。因此，亚麻的案例表明苏英合并在长期为苏格兰经济带来了清晰可辨的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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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行业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亚麻相似。格拉斯哥烟草贸易的“黄金时代”从1740年代开始，而到1758年，苏格兰的烟草进口额竟已大于所有英格兰口岸（含伦敦）的总和。1771年，苏格兰烟草贸易总量达到4700万磅的峰值。这一时期的格拉斯哥是西欧的烟草之都，而烟草贸易带来的利润也在苏格兰西部资助了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从中赚得的商业资本被用于开设银行以及支持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良。跨大西洋贸易对格拉斯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而这一地区将成为苏格兰工业化进程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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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英合并所推动的苏格兰烟草贸易的合法化在这一行业的成功之路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前所述，早在1707年以前，苏格兰贸易商已开始积极参与殖民地烟草贸易，尽管规模较小，且活动更为隐秘。毕竟，伦敦当局不可能坐视苏格兰人在联合王国之外从事的非法烟草进口贸易野蛮增长。事实上，正是英格兰方面对苏格兰人（在苏英合并之后依旧从事的）走私活动猖獗的抗议促使政府在1723年对海关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为英国建立了一个更为专业的海关官僚体系。鉴于舆论普遍相信苏格兰人的商业成功建立在英格兰商人利益受损的基础之上，这一政策变动也折射出这一问题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总而言之，1707年以前的苏格兰走私贸易显然有其局限；因此，联合王国的存在为格拉斯哥辉煌的美洲贸易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然而，格拉斯哥的成功并非必然，这终究应归功于苏格兰商家卓越的适应能力，让他们的经营方式比很多竞争对手更为高效。通过在采购、营销和货运等环节进行创新，格拉斯哥的大型贸易企业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在美洲和欧洲市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王国的成立本身没有引发大西洋贸易的增长，只是为这种增长提供了一个背景，至于增长能否在这一前提之下发生仍是一个未知数。归根结底，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苏格兰方面做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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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贸易的增长也影响了苏英合并之后苏格兰人向外移民的趋势发展。在17世纪末期以前，苏格兰人已经在东泽西和卡罗来纳建立了美洲定居点。然而，达里恩远征计划的惨败表明，苏格兰的海陆军事力量显然不足以支撑其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美洲殖民帝国。斯泰尔伯爵颇为明晰地在《联合条约》辩论中阐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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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效仿他国的先例，成立公司以与印度贸易。我们建造船舶，并计划在达里恩地峡开辟殖民地。我们缺乏的不是人手、武器或勇气，而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来自英格兰的友好支援。达里恩计划的惨败确实可悲，令人不忍重提。但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英格兰人在这件事上没有把我们当作伙伴、友人或者共奉一君的不列颠良民，而是当成海盗和外敌。共主联合不能给我们以保障；我们面临西班牙人的敌意威胁；我们的殖民地遭到洗劫；敌人对我们施尽暴行，毫无怜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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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苏英合并之后，不列颠属北美殖民地的部分地区在实质上成了苏格兰人的殖民地带。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已经有大约15000名说盖尔语的高地人在佐治亚和卡罗来纳定居，另有超过60000名来自苏格兰低地的移民聚居在切萨皮克、卡罗来纳、新泽西和波士顿等地。如琳达·科利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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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英属北美殖民帝国最为蛮荒的边疆地带，来自凯尔特社会的一流人士也乐于定居，因为他们通常比同等的英格兰人更贫穷，在不列颠本土也缺乏机遇。通过移民北美，这些凯尔特冒险者能得到的很多，可失去的却很少，因此他们更愿意亲自涉险，在极为原始的环境中开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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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早在亨利·邓达斯从1784年开始长期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并借此巩固苏格兰职员的地位以前，苏格兰人在东印度公司内部已拥有可观的影响力。与苏格兰贸易商、教士和教师早在1707年以前便已扎根美洲殖民地不同，东印度公司直到苏英合并之前都成功地阻止了苏格兰参与印度事务当中。然而，在18世纪，苏格兰人开始大量渗透到东印度公司的体系之内，其人数远超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很多苏格兰籍东印度公司职员出自有地士绅家庭，而因为东印度公司严格限制职员在印度当地工作的年限，很多苏格兰文书、商人和军官都能从亚洲携带大量财富衣锦还乡，有时还用这些所得投资地产改良、道路建设和村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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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侨民群体并非因苏英合并而生，毕竟苏格兰人在1707年很久之前就已走遍世界各地。不过，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新型联合关系的确为苏格兰人提供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机遇，让他们可以凭技术、才智、闯劲、教育背景和运气谋求并非注定的成功。总的来说，全球范围内人口外流的增长为苏格兰自身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苏格兰人广泛的国际往来有助于在日后搭建覆盖亚洲和美洲的巨大贸易网络，并为本土工业提供市场空间。一些殖民地冒险者在发家致富之后，还会回到苏格兰故乡购置地产，以实物形式向所有人标榜自己取得的成就。当时的一些观察者，如斯特灵郡的约翰·拉姆齐（John Ramsay）和罗克斯堡郡的托马斯·萨默维尔（Thomas Somerville）都记载了一些从东印度归来的本郡人士如何在当地活跃的土地市场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以及在另外一些地区，来自殖民地的资金支撑了当地的农业进步，也资助了农村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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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后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苏格兰人在苏英合并之后本有可能面临长期的经济失败，却在实际上取得了成功。1707年的苏英合并既没有促进也没有阻挠苏格兰的经济发展，它只是为后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环境，在这里风险和机遇并存。三个来自苏格兰的因素帮助苏格兰人把苏英合并转变为一起对自身有利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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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苏格兰的士绅精英和商人阶层在这一时期表现出至关重要的卓越领导力。在苏英合并之前的几十年里，针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关切已开始在苏格兰萌芽，但进入18世纪——尤其是在1760年之后——苏格兰的大地主开始积极参与本国的农业近代化进程。在建立银行（如苏格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不列颠亚麻银行和一些地方银行）的过程中，苏格兰社会精英也积极参与。与爱尔兰社会精英相比，苏格兰的统治阶级对经济发展的热情更为强烈，他们乐意把这一事业当成一个全国共有的目标。在1760年之后，苏格兰低地社会精英还直接推动了本地农业革新的进程，其参与程度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英格兰土地主。在此之外，苏格兰商人的进取精神也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锦上添花。早在1700年以前，苏格兰大城镇历史悠久的商人社群就积攒了在欧洲大陆、英格兰、爱尔兰以及新兴的美洲市场进行贸易的丰富经验。随着18世纪下半叶跨大西洋市场的商机快速涌现，苏格兰商人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借此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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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格兰的地质条件决定了当地盛产煤、铁，且矿区往往靠近水路、大城镇与运输和销售枢纽。这一优势在18世纪仍未被充分地利用（当时水力仍然是最重要的能源），但从19世纪早期开始，煤和铁的重要性将迅速上升。纵观整个欧洲，具备上述自然禀赋的地区都会成为工业化的先驱和中心，苏格兰低地也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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