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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31 [5] 即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二世（1674—1723），法王路易十四的侄子，在1715年路易十四死后成为法兰西摄政者，直至1723年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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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33 [6]Culloden Papers（London，1912），Ⅰ，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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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35 [7] “詹金斯耳朵战争”（War of Jenkin’s Ear）指1739年爆发于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场战争。1731年，英国商船船长罗伯特·詹金斯在加勒比海遭西班牙殖民当局搜查时，两者发生冲突，詹金斯的一只耳朵被割下，这一纠纷最终在1738年酿成严重的外交事件，并导致英国政府在1739年对西班牙宣战，这场战事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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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37 [8] Quoted in W. Donaldson，The Jacobite Song（Aberdeen，1988），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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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39 [9] 即查尔斯之父——老王位觊觎者詹姆斯·爱德华·斯图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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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41 [10]Glasgow Journal，28 April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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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47 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三章 联合王国与苏格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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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51 在《联合条约》签订之前的数年里，苏格兰经济陷入了危机。1695—1699年的“灾年”造成大量苏格兰人因饥荒死亡，也令迁居阿尔斯特的移民数量大幅增长。根据估算，这些现象令苏格兰人口减少了15%。苏格兰商人迫切地希望用现金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应急，但因为货币稀缺，这反而破坏了苏格兰的信贷渠道，不断上涨的粮价也令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此外，1689—1697年的英法战争造成的压力，以及这一时期欧洲各国更趋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对苏格兰出口市场的限制，都加剧了饥荒在苏格兰的影响。1689年后，苏格兰与法国之间的鱼和羊毛纺织品贸易被彻底禁绝，煤炭等其他商品的贸易则被加征了惩罚性关税。而在长达十年的经济危机尾声，达里恩公司的倒闭更造成了153000英镑的巨额损失。有观点认为这场灾难令苏格兰失去了六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流动资产，但其造成的具体损失的规模已无法准确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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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53 上述经济灾难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无可否认。然而，我们很难断言这场危机到底是源自苏格兰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还是由一些短期困难所造成的。例如，1690年代的饥荒肯定因一连串严重但短暂的气候灾害而起，苏格兰只是受其影响的多个西欧国家之一。事实上，当时的苏格兰人之所以对1690年代粮食供应危机怀有如此普遍的警觉之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往年已经习惯于更好的年景。从1650年代开始，苏格兰只在1674年至1675年经历过一次严重的粮食歉收，这段较为宽裕的时光与16世纪下半叶的恐怖境况形成了对比。1560—1600年，苏格兰部分地区曾在多达三分之一的年份里受到粮食短缺的困扰。17世纪下半叶苏格兰议会和枢密院粮食供给政策的大幅改变也为这一时期苏格兰年景的相对改善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佐证。苏格兰政府在这一时期并没有禁止粮食出口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而是试图用补贴鼓励苏格兰人将谷物粗粉出口海外。1695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影响重大的《谷物补贴法》（Corn Bounty Act），而那一年正好是1690年代粮食歉收的开始。事实上，苏格兰农业真正面临的长期问题是周期性粮食富余对粮价造成的下行压力，以及粮价下降对地主和佃农收入水平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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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55 对于为什么苏格兰人在17世纪下半叶（1690年代之前）不但能够实现充足的粮食供应，还能向欧洲其他地区出口大量谷物粗粉和大麦，我们仍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联合条约》之前的苏格兰农业发展远远没有陷入停滞。最近的历史研究显示，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单户租佃面积有所扩大，书面租佃协议上的租期也逐渐延长；乡村地带的核心集市有所扩张，部分地区的农业产量因使用了石灰而有所增长，耕地的轮作效率也有所改善。在18世纪，上述革新方法得到了更系统也更有效的运用，但这些新技术和趋势几乎都能追溯到苏英合并之前。对这一经济发展上的延续性的认识，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1707年那场宪制变革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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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57 在苏格兰有地士绅阶层的行动规律中，不难发现一种横跨苏英合并前后的连贯性。在苏格兰低地和高地的部分地区，对地主阶层影响最为深远的改变早在苏英合并前便已发生。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地主开始倾向于把自己的土地当成一种可以产生收入和利润的资产，而非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威的来源。有很多证据可以体现这种心态上的转变，贵族宅邸装修风格的变化就是其中之一。苏格兰最后一座拥有防御功能的宅邸是建于1660年的莱斯利城堡（Leslie Castle），在那之后，贵族宅邸的设计更加强调舒适性和形象的美观，而不是防御性。塔楼式宅邸正让位于乡村别墅。地主试图从地产上榨取更多回报的做法也体现在苏格兰经济的其他领域。在东北部，地主深度参与了面向爱丁堡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海上谷物贸易。高地的地主则积极开发当地的原生林，并大力发展牲畜贸易，将成群的黑牛赶往南方出售。边境地区的大地主也热衷于扩大自己名下的牛羊群规模。在1500年到18世纪早期之间，苏格兰地主新建了约170座男爵领集镇（Burghs of barony）[1]，其中大部分都在《联合条约》签订的前几十年里诞生。并非所有集镇都取得了成功（事实上大部分集镇都不甚成功），但这至少无可争议地反映了苏格兰精英阶级发展村镇经济的决心。这一时期的苏格兰人也投入重金开发港口，例如汉密尔顿公爵在博内斯（Bo’ness）、罗伯特·坎宁安爵士（Sir Robert Cunninghame）在索尔特科茨（Saltcoats），以及世袭马尔伯爵之位的厄斯金家族在阿洛厄（Alloa）的投资。在由苏格兰显贵把持的苏格兰议会和枢密院，地主阶层经济活动重心的转变自然也渗透到了公共政策当中。这一时期苏格兰议会和枢密院的记录中有不少旨在改善苏格兰全国经济的举措，其中包括鼓励发展殖民地贸易和本国制造业的法律，在1695年设立苏格兰银行，在1672年废除王室特许城镇传统垄断权，以及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发展的法令。上述很多措施只是体现了一种良好的办事意愿，并没有落到实处，但这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重要。毕竟，这些迹象证实了这一时期苏格兰的统治阶级正积极推动本国物质经济的进步，且愿意动用可观的政治力量来促进经济改革，这才是我们关注的要点所在。对于“发展”的热衷并非18世纪所独有的，我们不难从17世纪找到这种积极性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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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59 在其他方面，苏英合并前夕苏格兰经历的变革的重要性也被1690年代危机的阴影掩盖了。数百年来，苏格兰的对外贸易活动都局限在欧洲市场。在国际战争和贸易竞争的影响下，欧洲市场的空间逐渐萎缩，苏格兰商人无法像从前那样轻易与法国等国往来。但在其他地方，苏格兰商人在积极开拓新机会。到1700年，与英格兰的牛、羊、亚麻、煤炭和盐贸易已经成为苏格兰贸易活动中规模最大且最具活力的部门，有观点认为这些贸易占到当时苏格兰总外贸额的40%以上。与此同时，随着苏格兰东海岸与一些欧陆国家间的贸易趋于崩溃，苏格兰贸易活动的重心开始向大西洋转移，在苏格兰西海岸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贸易枢纽。在这一过程中，从苏格兰到阿尔斯特的移民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1650—1700年，6万到10万名苏格兰人到爱尔兰定居，其中有不少人来自加洛韦（Galloway）、艾尔郡、法夫郡和阿盖尔郡。这场大迁徙令阿尔斯特在实质上成了一片苏格兰人的殖民地，而作为殖民者，定居当地的苏格兰人自然会向母国购买工具、鞋子、马鞍、煤炭等必要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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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61 北美地区在这一时期苏格兰的经济活动中不算重要，但它将在未来扮演关键角色。苏格兰人在新泽西的殖民定居始于1683年，早在1707年苏英合并之前，那里就已经产生了一名苏格兰人的总督。到1700年，东泽西和卡罗来纳两地总共吸引了超过100名苏格兰投资者和近1000名苏格兰定居者。在更南方的宾夕法尼亚，有说法指控苏格兰人“把持”了当地的烟草贸易，当地向苏格兰港口，以及怀特黑文（Whitehaven）、伦敦等英格兰市场出口烟草等殖民地商品的贸易业务也已颇为成熟。这一事实也提出了一个理解达里恩远征计划的新视角，即苏格兰人在达里恩殖民的失败并不是一起鲁莽冒险的个案，而是一种向西扩张的总体趋势的一部分。格拉斯哥在这一时期的崛起推动了这些标志性变化的进程，也构成了这些变化的象征，那里正是沟通苏格兰城镇经济与跨大西洋经济圈的窗口。1670年代的城镇税评估记录显示，当时的格拉斯哥已经轻松超过了阿伯丁和邓迪，成为苏格兰第二大城镇和全国工商业的重要枢纽。苏格兰海外移民活动重心的变化也为这一时期苏格兰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值得玩味的佐证。在17世纪早期，苏格兰人仍大量移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兰与荷兰，以雇佣兵、小贩、小贸易商和商人等身份谋求财富。1600—1650年，5.5万到7万人离开了苏格兰。在但泽、哥本哈根、布鲁日、坎佩尔（Quimper）、鹿特丹、迪耶普、鲁昂、拉罗歇尔和波尔多等地，苏格兰商人社群已经存在了数代之久。但在17世纪下半叶，上述的一些传统的海外移民渠道开始走向衰败。从苏格兰流向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大规模移民彻底枯竭，新大陆和爱尔兰成为苏格兰人在不列颠岛以外迁居的最大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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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63 由此可见，《联合条约》之前的苏格兰经济并未陷入一个亟待黎明到来的黑暗时代，1690年代的危机让后世对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经济产生了错误的印象。恰恰相反，在这一时期我们能看到一个新贸易格局正在萌芽，这一新结构以与英格兰和殖民地的贸易为重点，在苏英合并之后构成了苏格兰经济对外联系的核心。苏格兰的有地士绅阶级也已对自家领地的商业开发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并乐于推动全国的经济发展，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苏格兰海外贸易在这一时期的结构性变革也表明，苏格兰商人阶级仍有能力适应变化、承担风险并把握新的机遇。因此从这种意义上看，苏格兰经济在1707年前后有着重要的连贯性，而这种连贯性还在其他很多领域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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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67 然而，对这一时期苏格兰经济状况的评估不宜太过乐观。这一时期苏格兰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当时仍占苏格兰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仍以维持基本生存的自给农业为主，只有洛锡安地区摆脱了这一状态，这给苏格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局限。这一时期苏格兰农村仍盛行用实物缴纳佃租的做法，直到1700年前后，低地部分地区的地租才开始了货币化的过程。此外，这一时期的地产登记簿里记载了大量小规模租佃耕地，这些土地的产量几乎只能维持佃农家庭生存，并用来支付给地主的地租。相比之下，苏格兰人在国际贸易中的弱势地位或许更为显著。欧陆国家日益加剧的保护主义政策无情地压缩了传统欧洲贸易的空间，而苏格兰缺乏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对此做出回应。欧洲市场不可逆转的收缩在很大程度上被与英格兰之间的经济往来弥补了，但苏格兰贸易的发展前景仍不确定，因为此时的英格兰和很多欧洲大国一样，通过向贸易竞争对手征收惩罚性关税来保护本国的核心经济利益。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格兰不但要负担本国的沉重军费，还有责任向其他国家提供资助以维系对法同盟，这迫使英格兰政府必须扩大自己的财源，令英格兰关税收入在1690年代呈上升趋势。对苏格兰人来说颇为不妙的是，英格兰方面对苏格兰的煤炭和盐开征了关税，而在1698年，英格兰大幅提高了针对苏格兰亚麻的关税。至于威胁禁止苏格兰向英格兰出口上述重要商品的1705年《外国人法》，则是针对苏格兰对英格兰市场之依赖所设计的讹诈策略。我们因此不难想象，如果《联合条约》的谈判失败，摆在苏格兰人面前的英格兰关税壁垒与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相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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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71 《联合条约》中有多项条款关注了经济问题，其中以第四条和第五条最为重要。一方面，《联合条约》的第四条赋予苏格兰商品在英格兰及其殖民地市场免税流通的准入权，第五条则规定所有苏格兰船只的船籍将被划入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名下，它们将因此享受英格兰《航海法》所赋予的特权与保护性待遇。《联合条约》建立了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并让苏格兰商人得以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下依法从事烟草、糖料、靛蓝、朗姆酒（朗姆酒贸易权并未授予爱尔兰人）等美洲商品的贸易活动，这场交易看起来颇为有利。但在另一方面，苏格兰商人也在这个新的关系中承担了同样显著的风险。1690年代的经济危机严重削弱了苏格兰的经济，所谓“灾年”对苏格兰农业的打击如此深重，以至于在低地的部分地区，农民仍在偿还至少二十年前积欠的佃租。苏格兰的经济状况颇为糟糕，却又要在联合王国的共同市场中面对来自英格兰产业的威胁，后者更为先进，也更具竞争力。正是在认识到这一危险的前提下，最后一届苏格兰议会才在《联合条约》谈判期间为苏格兰制造的纸张、麦芽和盐拼命争取特殊待遇，让它们暂时免于承担英格兰基准税率（比苏格兰更高），以为这些产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这一困境背后的问题在于，苏格兰和英格兰正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苏格兰，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十分薄弱，而英格兰的制造业，尤其是纺织业，已达到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水平。因此，苏英两国间的政治统合很有可能令前者沦为后者的经济附庸：苏格兰只能为更为发达、更为复杂的英格兰经济输送食物、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却无望扩张本地的制造业，更无法发展自己的分工体系。这一图景与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爱尔兰经济的实际处境不无相似之处。换言之，苏英合并很有可能将苏格兰拖入一种“欠发达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而不是开启一个充满进步与繁荣的新时代。至于这一可能性为什么没有成为现实，这是18世纪苏格兰历史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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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73 从1707年后的头几年来看，上述的一些忧虑得到了现实情况的佐证。苏格兰的高端羊毛纺织品贸易在《联合条约》签订前便已陷入困境，如今则被来自英格兰的竞争彻底击垮。至于苏格兰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亚麻纺织业，也在1711年至1715年遭到课税的打击。酿酒、造纸等产业也遭到了强烈的冲击，尽管我们很难断言这些产业的困难在多大程度上源自苏英合并后的贸易开放，又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之前危机时代遗留下来的根本性经济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在当时的苏格兰，一种广泛的政治共识认为苏英合并对苏格兰制造业的困难处境负有责任，这种不满情绪甚至在1715年的詹姆斯党叛乱中也有所体现。在这一时期，苏格兰人负担的税负更为高昂，其中一些新征的税目甚至直接违反了《联合条约》的规定。除上文提到的亚麻之外，1711年针对盐的税率也上升了，1725年针对麦芽的课税则尤为臭名昭著。这些商品都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因此对它们加征税收的举动自然会引发愤怒的政治反抗，1725年格拉斯哥的严重暴乱就是其中一例。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些税收并不能榨干苏格兰的财富。现代研究者的估算显示，1707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只有15%—20%的苏格兰税收被用到了苏格兰以外的地方。苏格兰的税负增加了，但税收增额中的大部分似乎仍会被用于支付苏格兰的民政和军事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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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75 在苏英合并之后的诸多变化当中，我们很难计量出到底哪一个带来的破坏性效应尤为显著。越来越多的苏格兰贵族和一些大土地主开始在伦敦过冬，以在那里谋求政治机遇、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大的家族影响力。这种离开本土的现象本身并不新奇，早在苏英合并之前便已存在，只是在苏英合并之后变得更为盛行了。苏格兰贵族的这种短期外流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本外流，因为这些贵族会把更多的地租收入带到南方，以维持自己在英格兰上流社会的体面生活。事实上，正如蒙特罗斯公爵在1708年抱怨的那样，“伦敦之旅对苏格兰的地产可不甚友善”，[2]贵族的外流几乎肯定导致了苏格兰地租的上涨。不过，这种效应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一时期苏格兰有地士绅阶层为了维持更加昂贵的生活方式，试图从地产上榨取更多收入，正是这种压力构成了推动苏格兰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的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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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77 在苏英合并之初的困难时期过去之后，一些苏格兰商人开始追逐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新商机。1707—1712年与1717—1722年，苏格兰的谷物和谷物粗粉出口量分别增长了一倍以上，随着农产品的商业化进一步加深，苏格兰低地部分地区针对谷物粗粉出口的抗议活动也趋于激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苏英合并之后谷物出口也被纳入了补贴范围。苏格兰西南部的一些小佃农也强烈抗议当地为迎合英格兰需求、牟取利益而大规模圈养牛群的做法，这些做法引发了1724年加洛韦地区的均平党（Levellers）叛乱。这些来自大众的阻力分明反映了苏英合并之后新形成的不列颠共同市场对苏格兰部分地区造成的冲击。事实上，从1720年代到1730年代，这种影响已经变得更为普遍。近来对这一时期苏格兰低地农业经济的研究表明，很多成为研究对象的农业地产都大幅增加了谷物和牛只的输出，这表现为佃农经济从小规模佃作向大规模佃作的转移，以及佃租从实物支付向货币支付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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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179 苏英合并为苏格兰商人带来的一个关键的长期利好在于，他们现在可以合法地与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北卡罗来纳等生产烟草的英属殖民地展开贸易。克莱德河流域的烟草贸易要到多年之后才会达到最高峰，但早在1710年代和1720年代，格拉斯哥的商人就已显示出积极活动的迹象。这种迹象并不在于烟草进口量的大幅上涨——因为这一时期殖民地和欧洲之间的烟草贸易活动总体陷入停滞，这种大幅上涨暂时并不现实——而在于苏格兰商人开拓的大规模走私事业，这种非法贸易甚至令他们的英格兰竞争对手相形见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走私活动绝不只是局限在美洲贸易的领域，而且在1707年后的数十年间支撑了整个苏格兰经济的增长。这不仅折射出苏格兰商人在短期内大量牟利的欲望，也表明当时的苏格兰民众普遍反对苏英合并之后加诸苏格兰的海关与财税新制。苏格兰商人和海关官员经常长期合谋瞒报进口烟草货品的重量，这种做法见于当时的大多数系统性腐败行为当中。有人估算，在苏英合并后的头二十年里，苏格兰商人可能只为从殖民地进口的货物中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缴纳了关税。这无疑为他们带来了一个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巨大优势，让他们在1720年代早期掌握了美洲与不列颠烟草贸易份额的15%，令怀特黑文、利物浦和伦敦等地的英格兰烟草商人颜面扫地。这一早期的商业成功为未来更加耀眼的成就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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