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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英合并进入第三个十年，乐观和悲观的预期最终都未全盘兑现。苏格兰经济没有崩溃。事实上，在农业和外贸等领域，苏格兰经济与1690年代相比有了微弱的复苏，但一些苏英合并支持者所鼓吹的经济奇迹无迹可寻。或许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到1730年代为止，苏格兰并未沦为英格兰的经济殖民地。即便政治权力向伦敦集中，而且制造业不得不直面当时欧洲最先进经济体的竞争，苏格兰在经济上也并未完全依附于英格兰。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苏格兰没有快速跌入经济傀儡的处境。首先，英格兰寻求与苏格兰合并是为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安全保障，而不是出于对北方邻国的经济野心。在1707年之后，威斯敏斯特当局苏格兰政策的焦点似乎只在于维持当地的秩序稳定，只要这一目的能够实现（至少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政府便不会对苏格兰的情况多加过问。1727—1745年，议会只通过了9部专门针对苏格兰的法案，其中7部都只关注了一些次要事务。由此可见，威斯敏斯特方面对苏格兰的态度总体上是冷漠的，而正如在第一章所体现的那样，苏格兰的日常行政事务通常会委任给该地的政治“操盘手”，其中最有权势者是艾莱伯爵，即日后的第三代阿盖尔公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这种以维持政治稳定为主的策略最终为苏格兰的经济带来了好处。例如，1725年的麦芽税暴乱无疑令伦敦当局大感紧张，以至于威斯敏斯特当局在1727年决定建立一个制造业与渔业监理委员会，其经费便是从备受憎恶的麦芽税增收额中支取的。作为一个旨在促进苏格兰亚麻、羊毛和水产行业发展的政府机构，这一委员会的设立意在讨好心怀不满的苏格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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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贸易并未让苏格兰经济完全失去保护。虽然苏英之间的商业往来在17世纪后期有所增加，但到1700年，苏格兰过半的贸易活动仍面向英格兰以外的市场，这与爱尔兰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致同一时期，爱尔兰总贸易额的75%—80%都来自与英格兰的贸易，后者是爱尔兰牛只、谷物和羊毛的主要市场，也是爱尔兰进口制造业商品和必要原材料的主要来源地。在这种意义上，苏格兰经济还没有像爱尔兰那样彻底融入英格兰的贸易网络。如果苏格兰真的也沦落到了这种地步，那么来自英格兰的经济霸权的威胁就会比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更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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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只有观察更为长期的结果，我们才能真正衡量苏英合并与苏格兰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1740年之后数十年间苏格兰经济表现的研究显示，苏英合并在这一时期确实带来了显著的积极效应。作为18世纪苏格兰最重要的产业，亚麻纺织业在1740年至1780年蓬勃发展，得到制造业与渔业监理委员会盖戳认证的布匹产量在这一时期增长了三倍以上。除此之外，苏英合并也为苏格兰的棉花产业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本、劳动力和商业技术来源。这一行业正是工业革命的“领军行业”，苏英合并因此对苏格兰早期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苏格兰亚麻产业的成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联合王国巨大的共同市场。例如，在1760年代，制造业与渔业监理委员会认证的亚麻布中有三分之二销往英格兰本土及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市场。如果没有苏英合并，这个支柱产业很可能会被英格兰的关税壁垒拒于门外，只能与极具竞争力的荷兰和德意志产品对抗，但因为与英格兰有联合关系，苏格兰产业反而受到联合王国的政策保护，并自1742年开始受益于一系列鼓励出口的补贴政策。对于苏格兰的经济增长而言，这一待遇似乎发挥了比那些提高生产效率的产业政策更为重要的影响。因此，亚麻的案例表明苏英合并在长期为苏格兰经济带来了清晰可辨的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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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行业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亚麻相似。格拉斯哥烟草贸易的“黄金时代”从1740年代开始，而到1758年，苏格兰的烟草进口额竟已大于所有英格兰口岸（含伦敦）的总和。1771年，苏格兰烟草贸易总量达到4700万磅的峰值。这一时期的格拉斯哥是西欧的烟草之都，而烟草贸易带来的利润也在苏格兰西部资助了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从中赚得的商业资本被用于开设银行以及支持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良。跨大西洋贸易对格拉斯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而这一地区将成为苏格兰工业化进程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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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英合并所推动的苏格兰烟草贸易的合法化在这一行业的成功之路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前所述，早在1707年以前，苏格兰贸易商已开始积极参与殖民地烟草贸易，尽管规模较小，且活动更为隐秘。毕竟，伦敦当局不可能坐视苏格兰人在联合王国之外从事的非法烟草进口贸易野蛮增长。事实上，正是英格兰方面对苏格兰人（在苏英合并之后依旧从事的）走私活动猖獗的抗议促使政府在1723年对海关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为英国建立了一个更为专业的海关官僚体系。鉴于舆论普遍相信苏格兰人的商业成功建立在英格兰商人利益受损的基础之上，这一政策变动也折射出这一问题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总而言之，1707年以前的苏格兰走私贸易显然有其局限；因此，联合王国的存在为格拉斯哥辉煌的美洲贸易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然而，格拉斯哥的成功并非必然，这终究应归功于苏格兰商家卓越的适应能力，让他们的经营方式比很多竞争对手更为高效。通过在采购、营销和货运等环节进行创新，格拉斯哥的大型贸易企业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在美洲和欧洲市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王国的成立本身没有引发大西洋贸易的增长，只是为这种增长提供了一个背景，至于增长能否在这一前提之下发生仍是一个未知数。归根结底，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苏格兰方面做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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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贸易的增长也影响了苏英合并之后苏格兰人向外移民的趋势发展。在17世纪末期以前，苏格兰人已经在东泽西和卡罗来纳建立了美洲定居点。然而，达里恩远征计划的惨败表明，苏格兰的海陆军事力量显然不足以支撑其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美洲殖民帝国。斯泰尔伯爵颇为明晰地在《联合条约》辩论中阐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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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效仿他国的先例，成立公司以与印度贸易。我们建造船舶，并计划在达里恩地峡开辟殖民地。我们缺乏的不是人手、武器或勇气，而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来自英格兰的友好支援。达里恩计划的惨败确实可悲，令人不忍重提。但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英格兰人在这件事上没有把我们当作伙伴、友人或者共奉一君的不列颠良民，而是当成海盗和外敌。共主联合不能给我们以保障；我们面临西班牙人的敌意威胁；我们的殖民地遭到洗劫；敌人对我们施尽暴行，毫无怜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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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苏英合并之后，不列颠属北美殖民地的部分地区在实质上成了苏格兰人的殖民地带。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已经有大约15000名说盖尔语的高地人在佐治亚和卡罗来纳定居，另有超过60000名来自苏格兰低地的移民聚居在切萨皮克、卡罗来纳、新泽西和波士顿等地。如琳达·科利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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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英属北美殖民帝国最为蛮荒的边疆地带，来自凯尔特社会的一流人士也乐于定居，因为他们通常比同等的英格兰人更贫穷，在不列颠本土也缺乏机遇。通过移民北美，这些凯尔特冒险者能得到的很多，可失去的却很少，因此他们更愿意亲自涉险，在极为原始的环境中开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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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早在亨利·邓达斯从1784年开始长期担任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并借此巩固苏格兰职员的地位以前，苏格兰人在东印度公司内部已拥有可观的影响力。与苏格兰贸易商、教士和教师早在1707年以前便已扎根美洲殖民地不同，东印度公司直到苏英合并之前都成功地阻止了苏格兰参与印度事务当中。然而，在18世纪，苏格兰人开始大量渗透到东印度公司的体系之内，其人数远超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很多苏格兰籍东印度公司职员出自有地士绅家庭，而因为东印度公司严格限制职员在印度当地工作的年限，很多苏格兰文书、商人和军官都能从亚洲携带大量财富衣锦还乡，有时还用这些所得投资地产改良、道路建设和村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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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侨民群体并非因苏英合并而生，毕竟苏格兰人在1707年很久之前就已走遍世界各地。不过，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新型联合关系的确为苏格兰人提供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机遇，让他们可以凭技术、才智、闯劲、教育背景和运气谋求并非注定的成功。总的来说，全球范围内人口外流的增长为苏格兰自身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苏格兰人广泛的国际往来有助于在日后搭建覆盖亚洲和美洲的巨大贸易网络，并为本土工业提供市场空间。一些殖民地冒险者在发家致富之后，还会回到苏格兰故乡购置地产，以实物形式向所有人标榜自己取得的成就。当时的一些观察者，如斯特灵郡的约翰·拉姆齐（John Ramsay）和罗克斯堡郡的托马斯·萨默维尔（Thomas Somerville）都记载了一些从东印度归来的本郡人士如何在当地活跃的土地市场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以及在另外一些地区，来自殖民地的资金支撑了当地的农业进步，也资助了农村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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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后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苏格兰人在苏英合并之后本有可能面临长期的经济失败，却在实际上取得了成功。1707年的苏英合并既没有促进也没有阻挠苏格兰的经济发展，它只是为后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经济环境，在这里风险和机遇并存。三个来自苏格兰的因素帮助苏格兰人把苏英合并转变为一起对自身有利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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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苏格兰的士绅精英和商人阶层在这一时期表现出至关重要的卓越领导力。在苏英合并之前的几十年里，针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关切已开始在苏格兰萌芽，但进入18世纪——尤其是在1760年之后——苏格兰的大地主开始积极参与本国的农业近代化进程。在建立银行（如苏格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不列颠亚麻银行和一些地方银行）的过程中，苏格兰社会精英也积极参与。与爱尔兰社会精英相比，苏格兰的统治阶级对经济发展的热情更为强烈，他们乐意把这一事业当成一个全国共有的目标。在1760年之后，苏格兰低地社会精英还直接推动了本地农业革新的进程，其参与程度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英格兰土地主。在此之外，苏格兰商人的进取精神也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锦上添花。早在1700年以前，苏格兰大城镇历史悠久的商人社群就积攒了在欧洲大陆、英格兰、爱尔兰以及新兴的美洲市场进行贸易的丰富经验。随着18世纪下半叶跨大西洋市场的商机快速涌现，苏格兰商人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借此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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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格兰的地质条件决定了当地盛产煤、铁，且矿区往往靠近水路、大城镇与运输和销售枢纽。这一优势在18世纪仍未被充分地利用（当时水力仍然是最重要的能源），但从19世纪早期开始，煤和铁的重要性将迅速上升。纵观整个欧洲，具备上述自然禀赋的地区都会成为工业化的先驱和中心，苏格兰低地也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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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苏格兰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教育基础也值得关注。在1750年后，即苏格兰工业化进程最初的几十年里，英格兰对苏格兰的技术转让十分显著，这体现了二者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悬殊。在制铁、制陶、羊毛纺织和玻璃制造业，苏格兰人开始广泛采用更为先进的英格兰技法。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的纺纱技术就构成了苏格兰棉纺业的基础。在这一时期，苏格兰人时常从英格兰引进工人，以借鉴他们的新技术和更好的工艺。堪称新工业时代最佳代表的卡伦制铁厂（Carron Ironworks）便颇为倚重来自英格兰的技术和资本。不过，这一时期苏格兰的技术创新者也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技术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最根本的动力来源；亨利·贝尔在1812年建造的“彗星”号是世界上第二艘成功的商用蒸汽船；J.B.尼尔森（J. B. Neilson）则用热风炉工艺为制铁业带来重大变革。到19世纪早期，苏格兰的“改良”农业生产模式已闻名于世，被奉为高效农业的典范。在银行和保险业，苏格兰人也用诸如“现金账户”（cash accompt）和透支等新概念引领了行业发展。苏格兰在这一时期的发明创造不胜枚举，但上述例子足以证明，当时的苏格兰与技术更为先进的英格兰之间绝非寄生关系，而是以一己之力对科学技术和商业组织模式的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这些成就表明，苏格兰社会拥有丰富的才能与创见，足以用苏英合并促进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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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格兰地区从中世纪晚期延续到19世纪中叶的一种制度，指有地贵族基于封建特权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的集市城镇，以为领地内外的交易活动提供场所。与王室授权的王室特许城镇（royal burghs）不同，男爵领集镇无权直接参与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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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oted in G. Holmes，British Politics in the Age of Anne（London，1967），p.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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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 Duncan，ed.，History of the Union of Scotland and England by Sir John Clerk of Penicuik（Edinburgh，1993），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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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nda Colley，Britons（London，1995 edn），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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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四章 启蒙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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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6年12月，18岁的爱丁堡大学学生、一名本城医生的儿子托马斯·艾肯黑德（Thomas Aitkenhead）因异端嫌疑接受审判。他被控将神学知识贬低为“一堆做作而蹩脚的废话”，称《旧约圣经》为“以斯拉的寓言”，称《新约圣经》为“冒称基督者的历史”。艾肯黑德最终以自己年少无知为由请求宽恕，表达了完全悔改之意，并郑重承诺弥补自己的过失，[1]但他还是在当年圣诞节前夜被判有罪并被处以绞刑，“尸体埋在绞架下，可动资产全部没收”。在17世纪末，艾肯黑德案为那一时期严格且无情的加尔文宗信仰加诸苏格兰社会的沉重枷锁提供了典型写照。在他死后的一年里，另有六人在佩斯利被判犯有巫术罪，其中五人被处决，还有一人在狱中自杀，因此逃脱了当众绞死与焚烧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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