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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学说在1700年以前的传播构成了18世纪苏格兰科学成就的重要一环，但在医学和法学领域也有不可忽视的关联。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对知识可以被用来改善人类处境的认识。在这一方面，最为显著的思想突破或许发生在格拉斯哥与爱丁堡两地医学教育的进步当中。这一进程的先驱是所谓的“名家”（virtuosi），亦即17世纪晚期的科学研究者，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罗伯特·西巴尔德爵士（Sir Robert Sibbald，1641—1722）。他在1681年参与创办了爱丁堡皇家医学院，后于1685年成为爱丁堡大学的第一位医学教授。作为一名医师，他对植物学有浓厚的兴趣，并于1670年在爱丁堡荷里路德建立了一座植物园。这座植物园的主要用途是培育教学和研究所需的药用植物，因此与日后爱丁堡作为医学研究重镇的名声有所关联。1682年，西巴尔德被任命为王室地理学家，这进一步体现了他广博的智识兴趣。最为重要的是，西巴尔德在当时的苏格兰绝非孤例。17世纪晚期的苏格兰拥有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群体，阿奇博尔德·皮特凯恩（Archibald Pitcairn）、罗瑟豪的乔治·麦肯齐爵士（Sir George Mackenzie of Rosehaugh）、安德鲁·鲍尔弗（Andrew Balfour）、詹姆斯·萨瑟兰（James Sutherland）和罗伯特·伍德罗（Robert Wodrow）等人都在其中。从1680年代开始，这些人通过在俱乐部、社团和专业机构中交流观点，为苏格兰的学术领域注入了一股新动力，并为18世纪苏格兰更受瞩目的思想和科学成就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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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苏格兰活跃的学术活动与1690年代肃杀的加尔文宗教条主义并不一定构成直接冲突。恰恰相反，宗教信仰有可能刺激学者对道德、哲学和科学问题产生兴趣，因为对自然世界的系统性探究拥有坚实的神学基础，学术研究的背后是时人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理解规则与规律所在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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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的学者当中，斯泰尔子爵詹姆斯·达尔林普尔（James Dalrymple，1619—1685）的著作或许最为明确地体现了这种信仰和学术之间的联系。斯泰尔子爵的著作《苏格兰法系大全》（1681）第一次以哲学原则为基础，为苏格兰的法律梳理出一套成文、成体系且合乎逻辑的架构。斯泰尔子爵深受格劳秀斯和普芬多夫等欧陆法学大家的影响，但作为一名坚定的长老会信徒，他的研究带有鲜明的苏格兰特色。他试图将自己的研究结论与《圣经》和神学研究结合起来，以与那些认为基于理性的法学体系可以独立于神学而存在的欧陆法学家拉开距离。在他看来，上帝必然是理性的，因此法律最初根据神意而立。斯泰尔的学术成就为乔治·麦肯齐的《苏格兰刑法与刑罚惯习》（Laws and Customs of Scotland on Matters Criminal）所承接，该书出版于1684年，是苏格兰刑法学的第一部教科书。麦肯齐爵士还在1682年爱丁堡大律师图书馆（Advocates’ Library）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后者将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为多个学科提供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斯泰尔子爵和麦肯齐爵士为苏格兰法律赋予的智识一致性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与英格兰法系截然不同的法律体系能在1707年《联合条约》签订之后成功融入联合王国的法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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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1700年以前，苏格兰便拥有了活跃的人文传统，因此苏格兰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不是一种全然新奇乃至激进的历史转向，而是对既有趋势的一种辉煌和有力的彰显。近来的研究还将苏格兰的文教传统追溯到了更久以前的时期，令这一历史脉络更显复杂。亚历山大·布罗迪对前启蒙时代以约翰·梅尔（John Mair，或约翰·梅杰）为中心的苏格兰哲学家圈子的研究表明，18世纪学者的智识关切与文艺复兴时期逻辑学家的思想有显著关联。而大卫·艾伦（David Allan）研究16世纪和17世纪苏格兰历史学家的著作则指出，这一时期苏格兰史学的发展是以梅尔和赫克托·博伊斯（Hector Boece）等前启蒙时代学人的思想为基础的，他们强调了学识与历史知识的重要性。还有一种观点强调加尔文宗思想的“启蒙潜质”，这一派系的神学思想有着显著的学理色彩，认为信仰更应该诉诸头脑而非内心冲动。苏格兰启蒙时期的一些“学者”本身就笃信加尔文宗基督教，除此之外，加尔文宗的伦理信条和社会规范也可见于启蒙时期的不少重要著作当中，就连那位著名的宗教怀疑论者大卫·休谟也不能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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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宗神学对人类伦理与上帝意志的关系深为关切，这在17世纪令苏格兰的长老会基督徒陷入狂热，在18世纪则被启蒙思想家赋予更为世俗的意义。后者相信，研究人类本性的工作应在总体的智识认知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致力于探究所谓“人的科学”——休谟视其为一切学科探究的基础——与此同时，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和亨利·雷伯恩（Henry Raeburn）等著名肖像画家试图在画布上捕捉人类本质的视觉形象。在苏格兰，这种探究人性的志趣有其神学根基。此外，还有一些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本身就是加尔文宗教会组织的一员。威廉·罗伯逊是一名教士，也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曾担任苏格兰国教会总会议长，以及国教会内部温和党（Moderate Party）的领袖。亚当·弗格森和托马斯·里德都是被教会正式按立的牧师，前者还曾担任黑卫士（Black Watch）步兵团的随军牧师。约翰·米勒也出身牧师之家。因此，加尔文宗神学构成了苏格兰悠久哲学传统的一个关键因素，而这一传统又为18世纪其他领域广泛的学术探究提供了基础。然而，在17世纪末期严格的教条主义和偏狭的社会氛围之中（艾肯黑德的处决和苏格兰国教会的压迫性政策都是这一氛围的鲜明体现），这些更加开明的宗教因素很难广泛地开花结果。考虑到启蒙运动把开明容忍与理性的自由实践奉为最高原则，宗教压迫政策的放宽无疑构成了这场思想运动的必要条件。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18世纪前几十年里苏格兰社会内部产生的那些促进思想开放的因素，而在这当中，苏格兰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就是其中一股关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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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开始，苏格兰便是欧洲知识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从建校到宗教改革期间，巴黎大学有17名或18名校长是苏格兰人。在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苏格兰学生与学者往返于低地国家、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大学接受神学和法律教育，或在这些机构任教。在18世纪之前，苏格兰人在莱顿、布鲁日、乌得勒支和奥尔良等地的大学接受进阶法学教育，还有医学生在享誉欧洲的莱顿大学接受名师赫尔曼·布尔哈弗（Hermann Boerhaave，1668—1738）的指导。罗马成为苏格兰画家和建筑学家的圣地，一些侨居当地的苏格兰画家在18世纪结成了一个独立的艺术家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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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苏格兰和欧洲大陆之间的纽带都有助于欧洲大陆的先进理念和灵感更好地向苏格兰传播。罗伯特·亚当在罗马学习了四年，他在当地浸淫于新古典主义风格之中，这段经历最终帮助他成为当时整个不列颠最有影响力的建筑设计师。莱顿大学是当时欧洲医学界的中流砥柱，那里对日后蜚声世界的爱丁堡医学院的建设与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曾师从布尔哈弗的亚历山大·门罗（Alexander Monro，1697—1767）在1722年成为爱丁堡大学第一位解剖学教授，并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以及孙子亚历山大（三世）组成了一个显赫的学术世家。尤其是亚历山大（三世），他在18世纪末将爱丁堡大学建成了领先全欧洲的医学教育中心。这一时期苏格兰大学教育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废除了传统的导师制（regenting，即由一个教职员带领全班完成整个教纲的课程），转而采用教授制。作为结果，这种改革鼓励了学者进行专业研究或者展望性的学术思考。在这一变动过程中，荷兰大学机构提供的表率又一次对苏格兰高等教育施加了影响。在1688年奥兰治的威廉入主不列颠之前，日后成为爱丁堡大学校长的威廉·卡斯泰尔斯曾在荷兰流亡过一段时间，他在1708年废除爱丁堡大学导师制的决定就是出于对荷兰大学机构所采用的教授制的钦佩。正因如此，苏格兰人由来已久的国际视野让他们得以从欧洲其他学术中心发掘创新的理念和实践，并将其与苏格兰的学术传统和在17世纪末期业已打下的学术发展基础相融合。然而，决定苏格兰启蒙运动能够发生的一大关键，仍在于一个比1690年代的苏格兰社会更为自由、更能包容思想交流的环境。而这个环境的实现，又有赖于苏格兰国教会的态度变化、大学制度的进步革新和一种更有利于学术探索的政治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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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690年代的苏格兰为清教主义的宗教压迫所笼罩，但这一时期狂热分子的实际权威并不如表面上那么强大。事实上，长老派压迫宗教异端分子的力度之大，可能部分源自他们对自身相对弱势地位的认识，他们充满焦虑地怀疑苏格兰的多数人口反对1688—1689年的革命，因此不受在这场革命中恢复权威的教会总会制约。1690年代的宗教迫害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宗教反革命势力在过渡时期的过度反应，他们曾在一段时间内失去权力，急切盼望着清算从前的敌人和正确信仰的违背者。但在公开的迫害事件之外，激进的新理念正从欧洲大陆和英格兰逐渐渗入，并开始动摇加尔文宗的顽固思想。霍布斯、莱布尼茨、格劳秀斯、普芬多夫、沙夫茨伯里、伯克利、洛克和牛顿等人的新思想显然与《威斯敏斯特信仰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的规定不符，而正是后者在1690年的苏格兰解决方案中为苏格兰国教会的科条提供了基础文本。新的思想已经在苏格兰的大学讲堂中传播，至于苏格兰的下一代教士群体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其影响，则远未可期。或许正是在这些思想的作用下，18世纪早期的苏格兰国教会开始采取一种比从前更为务实的态度。1707年，国教会先是反对，然后（在自身相对于英格兰国教会的独立性得到《保证法案》保障之后）支持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议会联合，令两个拥有鲜明宗教差异的新教国家和平合并，而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苏英合并可能反而为长老派在苏格兰的地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因为正是这一联合对詹姆斯党人的反革命活动构成了重大障碍。因此，苏格兰教会的态度本可以日益缓和。但苏格兰国教会的变化是逐步发生的。1715年，格拉斯哥大学神学教授约翰·西姆森（John Simson）因异端罪嫌疑受到教会总会审判。他承认加尔文宗神学思想的正确性，但认为神学讨论的范围可以适当放宽，并鼓励自己的学生独立思考。关于西姆森的争议持续了多年，直到他在1729年被取消授课资格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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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有三种因素对在苏格兰社会中塑造一种更为开明的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种是1712年托利党政府在威斯敏斯特通过的《赞助法》，这部法律重申了地方上的世俗赞助人任命本地牧师的权力，令主张由地方信徒群体选举牧师的长老派颇为满意。但当苏格兰的地主阶层第一次广泛践行这种新权力时，苏格兰长老派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对立，最终在1740年导致了一场由埃比尼泽·厄斯金（Ebenezer Erskine）领导的分裂运动。1752年，随着救济教会（Relief Church）成立，苏格兰国教会迎来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分裂。其中一些脱离苏格兰国教会的宗教人士拥有坚定的清教徒倾向，这在1740年尤为突出。他们的退出令开明派意见在教会总会的影响力上升，因为地方赞助人往往任命与自己价值观相近的人担任本地牧师，而非那些背负“野蛮”、狂热之名的人，这种自由化的倾向更为显著。与此同时，国教会的分裂本身也颇有深意，这表明在苏格兰推行一种一元化的服从已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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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格兰牧师在苏格兰的大学中接受教育，到了1720年代和1730年代，其中一些学府的神学教育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在这当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他在1729年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直到1746年去世，在此期间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哈奇森生于北爱尔兰阿马（Armagh）地区的一户苏格兰裔长老派基督徒家庭，他的父亲在当地担任牧师。在受教于格拉斯哥大学期间，他受到在那里任教的约翰·西姆森的影响，接受了后者的开明思想。在成为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之后，哈奇森又对整整一代受教于他的神学生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他最著名的学生亚当·斯密曾在后来回忆了“永世难忘的哈奇森博士那卓越的才能与品德”。[3]哈奇森在讲座中侃侃而谈，使用英语而非拉丁语。他坚信理性探究是推进神学研究的唯一路径，强调仁慈是道德伦理的基础，并对人性怀有比堕落和原罪论更为积极的态度。他曾在1740年向一个爱尔兰朋友总结了自己的目的。他说，自从来到格拉斯哥，他便致力于“在苏格兰宣扬宗教信仰中那些更为温和、更为仁善的情感。在这里，人们对于和真正的信仰关系不大的问题怀有过度的激情与怒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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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哈奇森和他的朋友兼后继者威廉·利奇曼（William Leechman）的教化，“温和仁善的情感”成为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纲的重要部分，也成为日后牧师教育中的关键因素。从现有资料来看，18世纪中叶，大约四分之一的苏格兰教士曾受教于格拉斯哥大学。哈奇森思想令苏格兰的神学变得更为宽容，他主张在论证宗教信仰的正确性时，理性和信仰之心应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呼吁思考更广泛的伦理问题，而不只是关注狭义的神学问题。亚历山大·卡莱尔（Alexander Carlyle）如此书写了哈奇森和利奇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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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学派在苏格兰西部兴起了。到那时为止，当地的教士阶层仍怀有狭隘而排外的思想……虽然两位教授没有宣扬任何异端思想，但他们打开并拓宽了学生们的思想和视野，很快让他们转向自由探究，而这又塑造了一种更为诚恳、更为开明的风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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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拉斯哥大学和其他高等学府推行的教育新制也极大促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背后第三大因素的发展，即苏格兰国教会内部开明风气的形成。这一趋势是以所谓温和党的崛起为标志的。在1740年代和1750年代早期的分裂运动中，一些教条主义人士退出了苏格兰国教会，令教会的清教主义色彩有所淡化。但由于《赞助法》的影响犹存，且很多地方堂区的会众并不接受由世俗赞助人任命的牧师，所以教会内部的矛盾尚未消除。因为连虔诚的长老派基督徒有时也会出于信仰上的良心而拒绝总会关于赞助制的裁定，苏格兰国教会的权威面临着瓦解的威胁。苏格兰基督徒的强烈抵触再一次叩问了苏格兰国教会与政府间的关系，正是后者推动了赞助制立法的通过。正是出于对这些争端的关切，温和党在1750年代早期形成了。温和党由一些年轻的牧师组成，其中包括威廉·罗伯逊和休·布莱尔（Hugh Blair），他们决心在赞助制争端中重新确立苏格兰国教会总会的权威。他们主张，因为赞助制是苏格兰国教会牧师选任制度的法定基础，所以只有强制推行苏格兰的法律才能让教会正当合理地独立于政府干预。换言之，接受赞助制是苏格兰基督徒为保证教会的独立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此基础上，罗伯逊本人还认为与把牧师人选问题交给当地会众定夺相比，赞助制可以为教会选拔出教育水平更高、价值取向更开明的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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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如果温和党的影响力上升，苏格兰国教会内部的批判性意见就会得到更大的空间，教会与世俗价值观及世俗权力间的关系也会空前紧密。温和党人主张容忍教派分歧，适应现行的政治体制。在1745年小王位觊觎者叛乱中，一些温和党人坚决支持汉诺威王室的统治，而温和党的领袖威廉·罗伯逊本人曾参与了在爱丁堡抵御詹姆斯党叛军的作战。他们也支持建立一个思想更加开明的教士集团，并保障非苏格兰国教会信徒的宗教自由（只要他们遵守法律）。因此，曾亲自宣判托马斯·艾肯黑德死刑的托马斯·哈里伯顿（Thomas Halyburton）会做出如此抱怨便毫不令人意外了：“一种基于理性的信仰即将到来。我所说的这种信仰只寻求在表面上遵从信徒的义务与戒律，毫无神性可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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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哈里伯顿有些多虑了。绝大多数苏格兰人仍信奉传统的加尔文宗基督教，无论是本书下一章中将要描述的堂区小会规则的持续性影响，还是18世纪中叶新兴的反对派教会（此时正值温和党在苏格兰国教会内部的势力开始壮大）所吸引的广泛支持，都能为此提供证明。对赞助制持续不断的反感，大量地方教堂会众对于放弃牧师选任权的排斥，以及对强加于一些堂区之上却不受欢迎的牧师的激烈反对都表明，大众信仰的热度与力量并未消退。例如，1740年代初，一股福音派信仰浪潮席卷苏格兰部分地区；1742年，威廉·麦卡洛克（William McCulloch）和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曾在拉纳克郡的坎布斯朗（Cambuslang）向约三万人布道，吸引许多人在高涨的宗教热情中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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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750年之后的数十年里，温和党人还是凭借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和对多所大学教席的把持，在苏格兰国教会总会中取得了主导权。反之，温和党人的影响力也保证了过去针对宗教异端的猎捕运动不会再次发生。因此，在1755年和1756年，当大卫·休谟和凯姆斯法官遭到苏格兰国教会总会抨击时，因为威廉·罗伯逊（他在1762年至1780年领导温和党，在1762年至1793年任爱丁堡大学校长）的介入，两人都没有遭到惩罚。在他的两卷本名著《苏格兰史》（1759）中，罗伯逊更进一步，攻击了苏格兰的长老派传统。通过表明苏格兰的宗教誓约并不来自神意的指引，而是源自苏格兰人“结伙”（banding）自保的封建传统，罗伯逊粉碎了认为苏格兰民族因1581年、1638年和1643年与上帝订立誓约而凝聚起来的观点。他也强烈谴责了17世纪誓约派（大多数普通苏格兰新教徒将他们奉为民间英雄）为自己的不法暴行所付出的血腥代价。这位启蒙时代的新人正在与人们历史记忆中被他斥为恐怖且非理性的部分拉开距离，无论其他人对这些往事如何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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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这种新生的自由主义倾向中推断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启蒙学者正大举抛弃加尔文宗神学、倒向世俗主义也是极为错误的。宗教仍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其影响力仍无远弗届。加尔文宗思想依旧广泛见于这一时期的出版物中。例如，加尔文宗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7]与历史变迁趋势中的“看不见的手”概念都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有所涉及。苏格兰国教会的温和党人并没有忽视宗教信条，而是将教义作为社会分析的一种工具。他们正是用上帝关于宇宙秩序的神圣计划来解释为什么社会的政治结构应有等级之分。归根结底，这一时期教会依然在学校和大学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后两者正是启蒙运动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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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研究中，大学都值得重点关注。大多数主要的启蒙思想家（除大卫·休谟和詹姆斯·赫顿等人之外）都曾在大学担任教授，他们在大学的授课活动也是启蒙思想向苏格兰新一代牧师、教师、医生与律师传播的主要手段。此外，18世纪大学教纲的彻底改革正是以改良、美德和务实主义等启蒙时代的价值为基础展开的。因此，在促进这一时期思潮变化的同时，苏格兰的大学本身也为这些新思想提供了关键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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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1690年代长老派基督徒曾大肆迫害主教制圣公会派学者，一些苏格兰大学仍从那时起开始采纳牛顿的科学方法、约翰·洛克的原则和来自荷兰的新理念，以影响这些机构的教学实践与思辨方式。但这只是18世纪更为深远的思想进步的一篇序曲。在苏格兰，只有圣安德鲁斯大学几乎没有受到这些新思潮的影响，丹尼尔·笛福曾在1727年称这所大学“行将就木”，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也曾在1773年称这里“陷入了不可逆转的衰败，只能挣扎求生”。[8]但在其他地方，形势乐观得多。苏格兰大学生人数快速上升：爱丁堡大学在1690年代只有400名学生，这一数字在一个世纪后上升到1300人；格拉斯哥大学的学生人数从1696年的250人上升到1824年的1240人；阿伯丁国王学院的学生人数则从1776年的50人上升到1812年的156人。苏格兰人拥有远赴欧陆大学就读的传统，但在这一时期，苏格兰赴欧陆留学人数下降，苏格兰本地的学府则开始吸引来自阿尔斯特的长老派基督徒学生，以及那些未能在牛津、剑桥或都柏林三一学院就读的英格兰宗教异见者。学生往往在十几岁时进入大学，而对这一年龄段的青年来说，苏格兰学府有着强大的魅力。苏格兰大学的学费远比英格兰大学低廉，前者也更强调与职业发展直接相关的科目教育，如法学和医学。在这一时期，像格拉斯哥大学这样的学府吸引了大量商人阶层出身的学员前来就读。在1740年代，来自商人阶层的学生占到学生总数的26%；而到1830年代，这一比例上升到50%左右。鉴于这一阶层注重从教育中获得实际利益，这种吸引力无疑是颇为引人注目的。总体而言，苏格兰大学生相对于总人口的比例高于其他欧洲国家和地区，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苏格兰堂区与城镇学院为高等学府供应了大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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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启蒙运动的讨论中，苏格兰大学制度的一些特点值得关注。从长期来看，导师制度的废除（1708年始于爱丁堡大学）、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举措，以及在一些科目的教学方法上对背诵固定文本的摈弃，都令苏格兰大学的教学方法更为发散且开放。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和约翰·米勒的《等级差异的起源》（1771），最初都是以讲座稿的形式诞生的。在这一时期，良好的教学似乎确实成了苏格兰大学的特色所在。在常规讲座之外，一些教授还会参与“学理问答”（catechizing），就之前讲座的内容进行讨论与答疑，这与现代大学教学中的导师辅导制颇为相似。一些人认为，苏格兰大学优异的教学质量有赖于当时的授课费制度。大学教授从校方领取一份数额有限的津贴，但每名学生缴纳的学费构成了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因此鼓励教师在授课时更认真高效，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到堂听课。作为结果，这一时期有很多名师通过极具启发性的讲座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弗朗西斯·哈奇森、威廉·卡伦、亚当·斯密、约翰·米勒与杜格尔·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等人都曾被心怀感激的门生深深敬仰，斯图尔特的一个学生曾回忆他“就连吐一口唾沫也无比雄辩”。但因为大学教授职位的任免取决于外界赞助和个人人脉，并不是所有执教者都具备如此高的水准。基于格拉斯哥大学自然哲学教授约翰·安德森的遗愿，这座城市的第二所大学被建立起来，这所大学起初名为安德森大学，即后来的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安德森在遗嘱中对委托执行人提出了明确要求，禁止“怠惰者、庸人、醉汉或者在其他方面有严重欠缺的人，像在其他大学那样”[9]在自己的大学里任教。虽然格拉斯哥大学在早年享有盛名，但安德森指责他的同僚犯有滥用教职、结党内讧等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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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的改善也因大学科目的发展而如虎添翼。16世纪，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等宗教改革者视大学为训练牧师的神圣学校。到18世纪，苏格兰大学的基础已经显著世俗化了。这一时期的大学正在转变成一种教育科目广泛，并对牧师以外的律师、医生等职业的专业培训格外关注的教育机构。以温和党人对苏格兰国教会的影响力为保障，苏格兰的大学开始以满足苏格兰社会在经济变革中的需求为己任。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苏格兰虽然没有产生多少具有影响力的神学著作，但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和科学领域却出版了很多杰出作品。苏格兰的大学在这一时期设立了大量医学、法学、化学、植物学和历史学教职，但神学教育的规模未见大幅扩张。到18世纪末，爱丁堡大学的医学教职已多于神学教职，这无疑体现了这一时期苏格兰学术界的兴趣已经从神转移到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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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五所大学中有四所位于城市（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以及阿伯丁的国王学院和马歇尔学院），这一地理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爱丁堡大学最初是爱丁堡市议会以“本城学院”的名义建立的，爱丁堡医学院建立的背后则有亚历山大·门罗一世（1720—1758年任爱丁堡大学解剖学教授）和爱丁堡市监（Lord Provost）[10]乔治·德拉蒙德（George Drummond）两人的密切合作。大学所在的城市环境有利于学术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启蒙运动的时代氛围欢乐且开明，人们经常在城镇中的酒馆里一边畅饮（往往是豪饮）波特酒与干红葡萄酒，一边讨论问题。这一时期的苏格兰有精选俱乐部、拨火棍俱乐部（Poker Club）和猜想社（Speculative Society）等正式社团，也有为数更多的非正式聚会团体，而苏格兰国教会温和党始于在一个爱丁堡酒馆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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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大学正在把“触手”伸向当地的城镇居民。1750年代，格拉斯哥大学自然哲学教授罗伯特·迪克（Robert Dick）曾向当地居民讲授物理学和天文学课程。他的继任者约翰·安德森也对市民发表了关于实验物理学的演讲。此外，安德森十分重视给工商业带来直接效益的“实学”，这正为启蒙思想的“改良”理念走出大学课堂、影响广大城镇居民指明了道路。安德森的性格几乎与启蒙学者的刻板印象截然相反：后者温和、宽容且有礼貌，安德森本人却喜好争辩、坚持己见，是一名坚定的福音派基督徒。在1770年代关于废除迫害天主教徒法律的讨论中，安德森向托马斯·里德提出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前者“将天主教徒比作响尾蛇，在受到妥善约束时不会为害，一旦遭到放纵便十分危险，准备向四周喷射致命的毒液”。[11]不过，如内德·兰兹曼（Ned Landsman）所述，在格拉斯哥与苏格兰西部地区，启蒙思想原本就同时存在于温和党与福音派基督徒当中，安德森和像他这样的人更强调学术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实际联系，重视教育的价值。在安德森死后的1797年，他在遗嘱中计划建立的新大学在格拉斯哥的贸易大厅举行了首场讲座，聆听托马斯·加尼特（Thomas Garnett）教授讲课的听众中有一半是女性，这在当时颇为独特。此外，即便格拉斯哥与苏格兰西部的福音派牧师强烈反对启蒙思想中的一些古典理念，他们也强烈主张个人自由与宽容开明，这些恰恰也是温和党的传统意见。因此，温和党的坚定反对者、福音派牧师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在移民北美之后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第二届大陆会议中的一员，并作为唯一一名神职人员在《独立宣言》上签字，也就没有什么意外可言。由此可见，在格拉斯哥和长老派基督徒势力强大的苏格兰西部，所谓温和党代表进步、福音派代表落后的论调并不成立，理性主义在两种宗教立场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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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叶苏格兰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启蒙学者进行知识探究。在1707年之后，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曾在18世纪初期陷入紧张，詹姆斯党获得的广泛支持也对1688—1689年革命的结果构成了威胁。但到了1740年代，这些问题已不复存在。苏格兰现在开始从苏英合并中受益，尽管联合王国带来的经济红利相对有限，也没有像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那样深刻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关系。1707年苏格兰议会的终止造成了政治真空，导致这一时期苏格兰国教会总会的辩论往往比那些在威斯敏斯特不列颠议会代表苏格兰选区的议员的发言更能代表苏格兰本地的利益。随着温和党在1750年代掌握教会总会的主导权，业已盛行于世俗社会的务实主义准则也将主导教会事务的运行。因此，18世纪中叶的苏格兰政局趋于平淡温和，却为思想的碰撞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威廉·弗格森（William Ferguson）指出，在之前的时代，苏格兰知识分子总是被迫在政治议题上选边站。但现在，无论是更为文明且客观的辩论还是对不同意见的容忍，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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