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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经济史家对于苏格兰经济社会变革的原因争论不休。如果对照爱尔兰的案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这个过程绝非必然。在18世纪，爱尔兰也经历了和苏格兰一样的商业扩张。事实上，在亚麻制造业和牛肉、猪肉、黄油等农业产品出口贸易领域，爱尔兰的发展势头远远领先于苏格兰。但在18世纪上半叶，爱尔兰经济长期增长的愿景因纺织业的去工业化和集约型制造业向贝尔法斯特和拉根河谷（Lagan Valley）快速收缩而黯淡下去。因此，将苏格兰的情况视为全欧洲范围内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地区性平凡变种的看法缺乏说服力。这种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苏格兰的变革在时间上早于英格兰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和地区，也无法解释那些令苏格兰得以与欧洲其他少数地区一道成功实现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独特优势。本章的剩余部分将重点关注这些因素对苏格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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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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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苏格兰总人口约为125万，这一数字在1801年增至160万，到1841年达到260万。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时期苏格兰人口增长的幅度相对平缓，在18世纪下半叶的年均增长率约为0.6%，只略多于英格兰增长率的一半，远远落后于1791—1821年爱尔兰年均2.1%的人口增速。因此，苏格兰本土市场的规模在18世纪晚期仍相对狭小，在数字上也未见快速扩张。不过，这一时期苏格兰人对货物和服务的购买力无疑有所上升。城镇化进程催生了对食品、饮料、建材和煤炭的新需求，中产阶级的规模与在城镇人口中占据的比例也有所扩大和上升。根据斯塔纳·尼纳迪克（Stana Nenadic）的研究，1750年代苏格兰城镇居民中有15%属于中产阶级，这一比重在1830年代上升至25%。通过增加对城镇住房、美观家具、时髦服饰和其他商品的开支，这一阶层开始用肉眼可见的物质手段宣扬自身的集体认同。与此同时，农业雇工阶层也在1770年至1800年蓬勃发展，他们在低地中部大城镇周边地区的发展尤为突出。于是，随着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对劳动力提出了空前的需求，农场主和制造业者之间围绕劳动力的争夺也越发激烈起来。在18世纪晚期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和儿童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纺纱工、漂白工、日结工、工厂工人和收粮工，令很多乡村聚落的家庭收入水平上升。1790年代的《苏格兰统计通鉴》也表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新角色显著推动了工人阶级在煤炭、亚麻、棉织品，以及茶叶和糖等初级奢侈品方面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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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如此活跃的气象，苏格兰内部市场在与日俱增的外来影响面前仍相形见绌。从1785年到1835年，苏格兰的出口额增长了整整八倍，苏格兰也成为大西洋经济圈（这是当时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的关键环节。苏格兰海外贸易的优势部分来自1707年的苏英合并，正是后者为苏格兰商人提供了通往英格兰本土及其海外殖民地市场的自由且安全的准入机会。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格兰本土及其殖民地总共吸纳了60%以上的苏格兰官方亚麻产出。不过，进入18世纪晚期，联合王国内部贸易往来的重要性开始有所下降。苏格兰商人并不满足于躲藏在大不列颠重商主义壁垒的保护之下。恰恰相反，随着1783年北美殖民地独立，苏格兰失去了一大殖民地市场，他们反而在这一刺激之下向全球扩张。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里，苏格兰开始与南美洲、亚洲和大洋洲建立新的贸易往来。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向包括加勒比地区在内的美洲输出的货物总量已达到克莱德河口离岸总吨数的近70%，余下的货物则大多发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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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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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在全球市场上的成功绝非必然，而是由苏格兰商人对市场形势的出色应对所决定的。不过，苏格兰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禀赋也为这一成功创造了条件。苏格兰不但与英格兰（18世纪欧洲最富裕的经济体）在陆地上接壤，也拥有便利的海上航道，向西连通爱尔兰，向东可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在16世纪和17世纪，正是这条向东的航道吸引了大量苏格兰商人、小贩和军人前往瑞典、挪威和波兰。进入17世纪末期和18世纪，随着爱尔兰和跨大西洋贸易的影响力逐渐增长，苏格兰商人也可以较为便利地将外贸活动的重心从东面转到西面。福斯河与克莱德河上的港口让低地中部的富庶地带可以同时与欧洲大陆和美洲相连接。因此，当格拉斯哥在《联合条约》通过前后开始把握跨大西洋贸易的机会谋求发展时，当地商人已经有充足的资本、经验与长达数世纪的商业传统可以利用，这些都是苏格兰低地经济走廊东沿的诸多港口在与北欧的贸易活动中积累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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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进程中，低地中部地区的地理条件也确实得天独厚。到1800年，低地中部的人口在苏格兰城镇居民人口中占据的比例超过其他任何地区，仅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就占了城镇总人口的整整60%，因此繁荣的市场需求也集聚在这一地区。此外，低地中部的部分地区（尤其是艾尔郡、拉纳克郡和法夫郡）盛产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矿物资源——煤炭与铁矿石，还享受着靠近港口、城镇劳动力和水上交通路线的地缘优势。福斯河与克莱德河宽阔的入海口深入狭窄的低地内部，而随着芒克兰运河（Monkland，建于1790年）、福斯-克莱德运河（建于1790年）和联合运河（Union，建于1822年）三条大运河开通，低地的交通得到极大的改善，煤炭和其他商品可以以低廉的成本大量往来于各地，便利的自然条件也因此被最大限度地利用。随着新道路建成、沿海贸易持续扩张，低地中部逐渐形成了一个一流的交通网络，足以支持对当地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一些人质疑煤炭和铁矿石在工业革命最初阶段的重要性，因为直到1830年之后，这两种矿石才被视为具有独立价值的重要资源。但早在19世纪初期，棉花和亚麻纺织业就开始广泛地使用蒸汽动力，因此煤炭也作为燃料得到大量使用。虽然这一时期水力仍在苏格兰的各行各业得到广泛运用，但蒸汽动力还是为苏格兰出口导向的纺织业提供了新的决定性竞争优势：它不但允许纺织业者无视季节变化不间断地生产纺织品，还让乡间作坊得以向劳动力供给充沛的城市迁移。相比之下，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棉纺业就没能和苏格兰纺织业一样，享受与丰富的煤矿毗邻的优势，从而在蒸汽时代被格拉斯哥和佩斯利的竞争对手打败，从1820年代开始被苏格兰远远地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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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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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苏格兰曾是西欧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当时该国巨大的移民数量与1620年代及1690年代的毁灭性饥荒都为此提供了佐证。然而，在1690年代的饥荒过去数十年后，苏格兰已经揭开了一场经济剧变的序幕，这场变革要求对商业、农业、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入大量资金。这就为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难题：一个素来贫困的社会靠什么提供了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有四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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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苏格兰旧社会的精英阶层——有地士绅在这一时期动用了规模惊人的经济资源。土地主的作用在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过程中至关重要，他们投入重金用于农地圈占，以及新农舍、道路和桥梁的建设。此外，还有很多苏格兰士绅活跃于金融行业，这不只是因为乡村金融在苏格兰金融领域中素来占据着显著的比重，也是因为制造业和采矿业在当时可以被视为地产开发的一部分，有利于土地主提高资产收益。煤、铅和铁矿开采尤其吸引了来自苏格兰主要贵族们的投资，汉密尔顿公爵、萨瑟兰公爵、巴克卢公爵与埃格林顿伯爵、威姆斯伯爵和利文伯爵都在其中。除此之外，道路修建、运河开凿与银行业也都是有地士绅乐于投资的事业。在苏格兰的三家特许银行（苏格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不列颠亚麻公司）中，贵族阶层都构成了董事会里最有影响力的团体，还有其他一些有地士绅在日益扩张的地方性银行网络中成为合伙人。由此可见，旧权贵的资本为苏格兰经济的新篇章提供了一笔启动资金。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地士绅也是新资本涌入苏格兰并注入工业领域的主要渠道，其来源包括不列颠殖民帝国、东印度公司、联合王国政府的合同与军事服役的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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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格兰与美洲的贸易既是其参与不列颠殖民帝国内部贸易往来的直接结果，也给苏格兰带来了重要影响，其中以苏格兰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带——中西部地区尤为显著。1730—1750年，殖民地贸易商在格拉斯哥及其周边地区投资了18座工厂，又在1780年至1795年额外投资了21座。18世纪，格拉斯哥一半以上的烟草商人都在亚麻、棉纺、煤炭、制糖、玻璃制造等领域的工业企业持有股份。苏格兰烟草大亨还创立了这座城市最初的三座银行，即1752年的船运银行、徽章银行和1761年的蓟花银行。总体而言，这些活动都标志着大量来自商贸活动的资本涌入了工业。第三，通过银行系统，苏格兰社会得以更有效率地动员资本。苏格兰的人均银行资产从1744年的0.27英镑上升到1802年的7.46英镑。一些人认为，苏格兰银行家比态度保守的英格兰同行更擅长将这些资本投入工业化进程。诚然，苏格兰的银行更有创造力和革新意识，这尤其体现在开发现金信贷与增加小额纸钞供给上。这些都对苏格兰的工业化起了一定作用。不过，所有对当时苏格兰工业和商业企业账目的具体研究都表明，银行融资虽然已成为常见的手段，但其重要性仍远不及利润反哺、个人渠道借贷、担保贷款、信用交易以及来自家人和朋友的资助（这一来源时常发挥重要作用）。第四，新兴产业往往由缺乏雄厚资本的人发起，随着生意日渐兴隆，他们会非常谨慎地将经营所得用于再投资。这一类企业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大卫·戴尔（David Dale）。他作为一个织工起家，后来成为亚麻商人、进口贸易商，直到1786年在新拉纳克建立了当地的第一座大型工业设施，成为那个时代苏格兰最伟大的棉纺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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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与英格兰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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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高度依赖从外部引进的技术和经验。苏格兰人从荷兰、法国和爱尔兰广泛引进新理念和新技术，但英格兰为苏格兰提供的新知识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英格兰对苏格兰的大规模“技术转移”既反映了当时苏格兰相对落后的处境，也反映了寻找廉价劳动力和低租金厂址的英格兰商人的投资策略。棉纺业的纺纱革命完全是以凯伊、哈格里夫斯、阿克赖特和克朗普顿等英格兰人的发明为基础的，在英格兰工坊中有过实践经验的人也常常在苏格兰的早期工厂中担任管理人员。在这些人当中最著名的当数阿奇博尔德·布坎南（Archibald Buchanan），他在英格兰德比郡的克罗姆福德（Cromford）当过学徒工之后回到苏格兰，成为支撑詹姆斯·芬利（James Finlay）名下棉纺帝国的技术骨干。1749年在普雷斯顿潘斯成立了划时代的联合硫酸制造厂（Co. Sulphuric acid manufacture）的罗巴克（Roebuck）和加伯特（Garbett）早年也曾在伯明翰闯荡。高炉和金属冶炼中的焦化工艺都来自英格兰，对酿造、化工、制陶与玻璃工业极为重要的炭火反射炉也是如此。引进英格兰工艺经验的最著名案例或许是1759年成立的卡伦制铁厂，作为当时苏格兰最大的制造业企业，这座制铁厂的焦化冶炼技术最初由英格兰的煤溪谷公司首创。苏格兰经济的快速变革也造成了技术瓶颈和反复发生的技工短缺现象，而这些问题又常常因英格兰熟练冶炼工、模造工、纺纱工和韧性铸铁工的涌入而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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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字没有枚举英苏技术转移的实例，但也足以证明如果离开了英格兰（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尽管在重要性上大为逊色）的技术经验和工艺，苏格兰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便会举步维艰。然而，这些新工艺都很快融入了苏格兰制造业体系，表明苏格兰自身已经具备实现快速工业化所需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通过从外部大规模引进技术，这一时期的苏格兰迅速取得了科技上的领先地位，这一过程与近代日本不无相似之处。从詹姆斯·瓦特改进的蒸汽机分离式冷凝器（可能是当时最为根本的技术突破）到尼尔·斯诺德格拉斯（Neil Snodgrass）的清棉机（可以在纺成毛纱之前对羊毛进行有效加工），从1807年阿奇博尔德·布坎南建立的英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棉纺厂（所有棉纺工序都在动力驱动下于同一处工业设施内完成）到亨利·贝尔于1812年完成的“彗星”号蒸汽船，以及J. B. 尼尔森于1829年发明的热风炉工艺（革命性地降低了制铁成本），一系列重要技术创新开始在苏格兰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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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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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讨论令苏格兰在工业革命期间占据上风的独特优势时，技术因素不应得到过分的强调。苏格兰农业和工业领域的大多数工作此时仍需手工完成，即便在最为发达的棉纺业，三道关键工序中的两道（编织与面料整理）直到1820年代仍主要采用劳动密集型方式运作。因此，劳动力成本和劳动者对陌生工艺与工作环境的反应也构成了苏格兰工业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不可否认，18世纪晚期苏格兰部分产业的工资水平有所上升。例如，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就经历了显著增长，其平均涨幅在1750年至1790年的低地中部达到40%—50%。不过，苏格兰大多数行业的工资水平仍低于英格兰，这也构成了吸引理查德·阿克赖特等英格兰工业巨头在1780年代投资苏格兰工厂的部分原因。阿克赖特就曾自夸能凭苏格兰工厂的低廉成本把兰开夏郡的竞争对手逼上绝路。近一个世纪之后的1860年代，现存最早的关于苏格兰薪资水平的确切普查数据也显示，当时苏格兰大多数行业的工资水平都低于英格兰。对于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薪资差异，一个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尺就是两地间的人口净流动态势。现存的确切数字最早可以追溯到1840年代，当时的数据显示，在67000名跨过苏英边界的移居者中，超过四分之三都是迁往英格兰的苏格兰人，他们热切地希望南下寻找更多机遇，而英格兰人则相对缺乏北上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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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企业家享受的另一个优势是劳动力的流动性。苏格兰人有喜好迁徙的传统。但在18世纪，正当苏格兰工业寻求雇用更多工人之际，苏格兰的人口流动变得普遍起来。在1750年以后，每逢收获季节，高地南部和中部的人口就会向需要农业劳动力的低地迁徙，这种季节性人口流动颇具规模。也正是在这一地区，由于圈地牧羊运动兴起、新的小农场制度（迫使内陆深谷的居民迁往沿海地带）普及，以及过于迅猛的商业化进程制造了新的社会压力，1760年以后当地的苏格兰移民与跨大西洋移民都经历了大幅度增长。在低地，农业革新剧烈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秩序，令在法律或传统上向来拥有地权的居民数量（这一数字曾颇为可观）有所下降。佃农阶层的契约条款越发深化，凭小片土地和手工纺织手艺谋生的茅屋小农家庭也逐渐被无地佣工取代。和有地农民（他们至少可以依赖自有土地实现自足）相比，那些除了劳力之外没有任何资源可供交换的劳动者显然有着更高的流动性。到1800年前后，低地苏格兰的无地人口显然已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居民进行短途迁徙的频率也高得惊人。一份案例研究显示，1789年斯特灵郡基彭（Kippen）村三分之二的在册居民家庭到1793年便不再居住于当地了。在利文与梅尔维尔（Melville）伯爵[3]位于法夫郡的府邸，97%的女仆和90%的男性人员的任职时间都不超过四年。与在法兰西和德意志部分地区的堂区（绝大多数居民在这里生老病死）相比，苏格兰的人口流动性对追求雇用更多劳动力的制造业主来说自然构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利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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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苏格兰劳动力市场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煤炭与铁矿开采，以及制陶、玻璃、漂白和制钉业仍受困于技术工人的短缺，而正如之前提到的，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依赖英格兰工人将他们的技艺传授给苏格兰人。更为严重的是，新兴的纺织业工厂和大规模工坊都面临着用工难问题。新生的工厂可谓苏格兰新旧工作文化冲突的集中之地。E.P.汤姆森（E.P.Thomson）曾指出，苏格兰的传统工作节奏主要由高强度工作和无业状态的间歇性交替构成。苏格兰劳动者并非对全日制工作一无所知，但这种工作方式在城镇以外并不常见，而大多数人也不愿在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之后从事更多更重的工作。但工厂的雇用制度与此截然不同。昂贵的机械必须持续运作，这就需要漫长的工作时间、有纪律的劳动力和对工人更为严格的监督。到19世纪初期，棉纺厂在工期忙碌时甚至会在夜间持续工作。工人每周通常工作六天，只在星期天休假，除此之外每年也只有几天额外的假期。这种环境在当时几乎不可能吸引大量男性工人，尤其是考虑到在1780年代和1790年代，农业雇工和手工编工的收入水平已经比之前有了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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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场潜在的劳动力危机在苏格兰工业化早期阶段得到了避免。苏格兰工业企业很快就开始将妇女和儿童视为重要的廉价劳动力来源。克里斯托弗·惠特利（Christopher Whatley）的研究表明，到1820年代苏格兰制造业总雇用劳动力的60%以上由妇女儿童构成，而在苏格兰的棉纺厂和亚麻纤维厂，女性工人的占比远高于兰开夏郡工业地带的同类工厂。在煤矿开采（作为搬运工）、亚麻纤维加工、毛袜生产和漂白加工中，女性劳动力也不可或缺。此外，爱尔兰移民早在1790年代就开始作为非熟练与半熟练工人涌入苏格兰工厂。值得注意的是，当势力庞大的格拉斯哥棉纱纺织协会（Glasgow Cotton Spinners Association）在19世纪初期成立时，当时的领导者都是第二代爱尔兰移民，他们的家庭都在18世纪晚期进入苏格兰的棉纺业，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席之地。有迹象表明，在1800年代早期，格拉斯哥有一半以上的工厂劳动力为爱尔兰人或爱尔兰裔。这一时期苏格兰的人口增长开始加速，城市中移民人数的增加也缓解了此前工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1780年代和1790年代，一度只在工厂工作的爱尔兰移民、苏格兰妇女和贫穷儿童帮助苏格兰工业化的势头避开了放缓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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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与苏格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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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具备了有利的自然禀赋和扩张的市场空间，如果离开了积极进取的工商企业主，这些客观优势也很难得到有效的利用。在苏格兰的案例里，海外需求，尤其是来自不列颠殖民帝国的需求，对苏格兰关键的纺织工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因此应当通过苏格兰商业阶层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就来审视他们的素质——而苏格兰商人的表现也确实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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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苏格兰商业界最显著的特征是商人群体集聚地的迅速迁移。到1700年，长期以来流向欧洲大陆的移民潮开始减退，只有向荷兰移民的人数仍保持在一个相对显著的水平。在17世纪末期，苏格兰人转而开始向大西洋对岸寻求新的商机。在英属西印度群岛，苏格兰移民的重要性起初不及爱尔兰人，但他们很快在数量上超过了后者，商人和种植园主尤其如此。苏格兰人在牙买加的影响力尤为突出，到1770年代那里产出的白糖已超过其他英属岛屿的总和。1771—1775年，牙买加当地遗产超过1000英镑的死者中有40%是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犹太人的比例仅为10%。苏格兰人在北美大陆的存在感甚至更为显著。到1750年代，苏格兰商人团体已开始在被格拉斯哥烟草贸易主宰的切萨皮克地区以及新泽西、波士顿、费城、新英格兰北部和卡罗来纳等地涌现。而在此数十年后，苏格兰人在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也开始留下越来越多的商业足迹。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被打破之前，苏格兰毛线商人就已在印度开设代理机构，在东印度公司的特许之下从事地方性贸易。到1790年代，苏格兰商人在孟加拉和孟买地区主宰了十多家最为强大的贸易机构，而对他们心怀嫉妒的竞争对手则恶毒地攻击他们利用部族制的恶习拉帮结派，霸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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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全球贸易王冠上的明珠当数克莱德河流域与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北卡罗来纳殖民地之间的烟草贸易，格拉斯哥商社在那里拥有雄厚的实力，时常积极地与对手展开竞争。在1710年代和1720年代针对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与怀特黑文等口岸的商业竞争中，格拉斯哥人采用的第一个策略是进行规模空前的走私与欺诈活动。在英格兰口岸商人的强烈不满与联合王国政府的警觉之下，英国在1723年和1751年通过了新的反走私立法，并对海关制度进行改革，导致不法贸易行为快速衰退。但讽刺的是，格拉斯哥烟草贸易的“黄金时代”反而在这一时期起步，只不过催生这一繁荣景象的是苏格兰商人高效的商业实践，而非暗中进行的走私活动。1758年，苏格兰烟草进口量第一次超过了英格兰所有口岸的总和。在之后的数十年里，格拉斯哥烟草商社在整个联合王国烟草进口量中的份额还将不断上升，令南方的英格兰竞争对手大受打击。迟至1738年，格拉斯哥商人只经手了整个联合王国烟草进口量的10%；到1765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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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克莱德河口与切萨皮克湾之间相对更短的海上航路，这令苏格兰享受了低于英格兰的对美航运成本。不过，地理因素并未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在苏格兰人主要的烟草转销地——法国和荷兰等欧陆国家的市场上，他们并不比伦敦方面享受多少优势。在这里，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格拉斯哥商社在贸易活动中采用的高效方法。诸如约翰·格拉斯福德公司（John Glassford and Co.）、威廉·坎宁安公司（William Cunningham and Co.）和斯佩尔斯与鲍曼公司（Speirs，Bowman and Co.）这样的企业联合巨头控制了烟草贸易的近一半份额，它们在殖民地建立了一系列商站网络，由苏格兰人担任代管人与职员，在船只靠岸之前便从种植园主手中购买烟草。这一做法显著减少了殖民地港口的装卸时间，也令运营成本大大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做法带来的优势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的格拉斯哥商社也改变了以往授权船只进行运输的做法，开始自行持有货船。到1775年，克莱德河地区的烟草商船中有90%为“公司持有”，这让烟草商社得以更好地规划船运日程，进一步缩短了空耗成本的“港内待命”时间。由公司自行持有商船队的做法也有助于培养一批足以胜任商用快船船长（crack skipper）之职的人才，他们对海洋航路无比熟悉，凭借自己的技能进一步缩短了苏格兰和切萨皮克湾之间长达7000英里的往返航程。1762年，苏格兰第一座干船坞在格拉斯哥港开工，这里装备有詹姆斯·瓦特设计的抽水泵机，加快了烟草商船的维修速度，而考虑到这些商船经常航行的切萨皮克湾水域有大量船蛆，这一设施的作用十分关键。商船的设计也得到了改良：通过将烟草商船的横帆改为纵帆，这些船只可以更好地贴风航行，从而更便捷地通过商站所在的切萨皮克湾河流入海口处的浅滩水域。烟草贸易中常用商船的载货量也有了显著增长。在克莱德河地区的商船队里，每艘船平均每年运输的烟草总量从1747—1751年的219800磅上升到1770—1775年的530000磅，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巨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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