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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oted in Rosalind Mitchison and Leah Leneman,Sexuality and Social Control(London,1989),pp.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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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五十二次,每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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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ir John Sinclair,Analysis of the 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London,1826),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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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uoted in R. A. Houston,Scottish Literacy and Scottish Identity,1600-1800(Cambridge,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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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牧师团(college of cannons)管理的教堂,内部制度与主教座堂类似,但不设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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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707年《联合条约》规定苏格兰统一采用英格兰币制,旧货币也统一折价兑换成英制货币。此处的先令与便士对应旧英制货币,即1英镑(£)=20先令(s)=240便士(d,源自古罗马时代货币“第纳尔”[Denarius]),原文中写作1/6d(先令单位符号省略)。但在1971年2月15日,英国和爱尔兰政府改用十进制计算货币,即1英镑(£)=100新便士(p),故此处1先令相当于5新便士,旧英制6便士相当于2.5新便士(1旧便士相当于五分之十二新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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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位于苏格兰边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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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 M. Cullen and T. C. Smout,eds,Comparative Aspects of Scottish and Ir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600-1900(Edinburgh,n. d.),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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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位于苏格兰西南部沿海的加洛韦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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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 M. Cullen and T. C. Smout,eds,Comparative Aspects of Scottish and Ir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600-1900(Edinburgh,n. d.),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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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苏格兰城镇行政制度中的官职名,相当于英格兰制度中的市镇议员(ald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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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osalind Mitchison,‘The Poor Law’,in T. M. Devine and Rosalind Mitchison,eds,People and Society in Scotland,Vol. Ⅰ,1760-1830(Edinburgh,1988),pp.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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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堂区教会承办葬礼时收取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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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二部分 1760—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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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历史转折中的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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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中叶,苏格兰经济已进入了活跃发展的阶段。此时的格拉斯哥已成为联合王国最大的烟草转运港,也是西欧重要的港口城市。1771年,格拉斯哥总共进口了约4700万磅美洲烟草,格拉斯哥商人在不列颠烟草贸易中占据的份额也日益增长,令伦敦、利物浦、怀特黑文和布里斯托尔等竞争对手节节败退。直到1738年,苏格兰在联合王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只有10%;但到1765年,即便联合王国的贸易总额也经历了飞速增长,但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40%。苏格兰与欧洲其他地区之间的往来曾因18世纪早期的海上战争与经济民族主义风潮而衰落,但18世纪中后期,苏格兰烟草贸易的巨大成功再一次加强了这一传统联系,构成了这场经济奇迹尤为重要的一个侧面。在苏格兰进口的烟草中,有90%最终被重新出口到法国、荷兰与德意志市场。苏格兰的支柱产业——亚麻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也与海外贸易的巨大成就相呼应,与1736—1740年相比,1768—1772年苏格兰的亚麻总产量增长了三倍,这一时期苏格兰制造业与渔业监理委员会盖戳认证的亚麻布总长度达到近1300万码,有约两万人作为织工受雇于亚麻行业,还有大量来自苏格兰城乡各地的女性从事纺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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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经济还发生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事件,似乎标志着一个繁荣与进步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苏格兰皇家银行在1727年成立,不列颠亚麻公司(British Linen Company)则成立于1746年。苏格兰皇家银行在建立后不久,就于1728年推出了所谓“现金账户”,亦即世界上第一个透支贷款业务。不列颠亚麻公司则是18世纪联合王国唯一一家专为促进产业发展而设立的特许银行。银行业也在苏格兰其他地区蓬勃发展,例如在格拉斯哥城中一些最为富有的商业大亨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船运银行(Ship Bank)、徽章银行(Arms Bank)和蓟花银行(Thistle Bank)。而在1759年,卡伦制铁厂的成立几乎可谓苏格兰经济近代化的象征。这座工厂的主要用途是进行大规模的制铁、炼铁作业,其所采用的先进工艺来自英格兰的煤溪谷公司(Coalbrookdale Company)。比卡伦制铁厂早十年成立的普雷斯顿潘斯硫酸厂(Prestonpans Vitriol Works)也在这一时期颇负盛名,占据了纺织品整理加工业的顶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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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虽然不那么显眼,却和其他领域的成果同样重要。无论在高地还是在低地,商业活动对苏格兰乡村的影响都大大加强了。在《联合条约》之后的几十年里,高地中西部的肉牛贸易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显著的案例。而到1750年代,盖尔语地区的木材、板岩和鱼类出口也有了显著增长。同样地,在低地乡村的很多地区,市场力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当地农村佃租的支付方式从实物缴纳到货币缴纳的稳步转变为这一趋势的存在提供了证据。在一些地主的地产上,由于所有者开始将越来越多的小块土地整合成统一的大片土地进行租佃,佃农制度迎来了剧烈的变革:在后来的农业革命时代成为标志性力量的农业资本家阶层已经在此时有所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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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与《联合条约》签订时相比,1750年代苏格兰经济的繁荣、活跃和安定程度都已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我们仍应审慎看待这些变革的规模和重要性。18世纪中期的苏格兰在既有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之内取得了扎实的进步,但很少有迹象表明苏格兰社会的总体框架在这一时期起了变化。农业仍在苏格兰占据压倒性主导地位,到1750年只有八分之一的苏格兰人居住在城镇(以人口在4000人及以上为标准)。在一份采用不同标准(以定居点居民人口在1万人及以上为标准)的欧洲“城镇化社会”排名表上,苏格兰的城镇化程度从1650年的第11名(总共16个国家及地区)上升到了1700年的第10名,到1750年又升至第7名。在这一时期,城镇居民在苏格兰人口中的比例有所上升,但苏格兰人口的总体分布格局仍更接近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波兰,而非英格兰与荷兰等更先进的欧洲国家和地区。以1750年的数据为例,当年英格兰有17%的人口居住在居民超过1万人的城镇中,而苏格兰的比例只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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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外,容纳了苏格兰大多数人口的乡村社会此时仍按照传统的结构运转,其机制与更早之前的世代颇为相似。当时的田产地图显示,除最为发达的东南各郡以外,大多数地区乡村的风貌与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传统的垄沟耕作(rig cultivation)[1]和如马赛克一般形状不规则、由佃农分别持有的小片散在耕地在图上清晰可见。除了在局部更为发达的地区,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圈地运动并未取得显著进展,“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很少为大多数农民所采用。因此,这一时期苏格兰燕麦和大麦的平均产量与17世纪晚期相差不大。类似的延续性也存在于乡村社会的结构当中。早在18世纪早期,地主、佃农和无地佣工组成的三大社会阶层已经主导了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各郡的乡村地带。但在苏格兰,大多数乡村人口仍或多或少与土地相捆绑。事实上,在18世纪晚期以前,苏格兰乡间几乎不存在完全无地的社会群体。在很多堂区,茅屋小农(cottar)家庭仍大量存在,织工、铁匠、裁缝、石匠等乡村手工业者通常也拥有一片自己的土地。因此,苏格兰乡村社会的结构在这一时期大体上仍更接近大多数欧陆社会的状况,而与南方的英格兰社会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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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760年代,上述这种在个别变化之外大体延续传统的社会格局骤然迎来终结,这个十年似乎构成了一道分水岭,苏格兰从此将经历一场罕见的经济社会变革,其速度、规模和深度在同时代的欧洲罕有其匹。当代主流观点认为,英格兰近代化的发展是渐进、漫长且以改良为底色的,但这种认识并不能套用到苏格兰的历史经验上。在苏格兰,工业和农业革命确实是以革命性的步调发生的。事实上,对欧洲各地城市发展的近期比较研究表明,1750—1850年,苏格兰城镇的爆发式增长速度无论在联合王国还是在欧洲都是最快的。1750年,苏格兰仅位列欧洲“城镇化社会”排名表的第7名,这一名次在1800年升到第4名,而到1850年则位列第3名,仅次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当时有三分之一的苏格兰人居住在人口超过5000人的城镇中,而这还不包括那些从乡村来到在这一时期踊跃兴起的工厂小镇和规划新村(planned villages)[2]的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苏格兰人口的地理分布迎来了一场全面变革。鉴于苏格兰城镇的快速发展必然意味着乡村人口的大量迁入,这一时期苏格兰的人口流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例如,在1851年,苏格兰十座主要城镇中有一半的居民从外地移居而来,其来源地不但包括高地和低地乡村,还有爱尔兰北部。苏格兰快速城镇化进程向福斯-克莱德河谷地区(尤其是这一地区的西部城镇)推进的格局也带来了革命性的效应。苏格兰高地和边境地区的人口向低地中部大量迁徙,以至于后者到1820年代集中了整个苏格兰人口的一半以上。现代苏格兰的人口分布格局由此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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