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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年代以前，已经有很多高地地主逐渐倾向于为自己的商业利益，而非本氏族成员的利益采取行动。此外，如果部族酋长已成为联合王国有地贵族社会的一员，他们将很难免受不列颠上流社会物质、智识和文化水平要求的影响。对贵族和缙绅而言，18世纪意味着庞大的消费、华贵的宅邸、海外远游和更体面的生活方式。竞逐豪富成为上流社会的基调，家族的地位往往取决于其生活环境在物质层面光鲜与否。现在，高地地主置身于这个社交世界当中，他们的财务状况将因此而时刻陷于紧张状态，只凭传统农牧业的微薄收入难以维持。与此同时，对领地居民的清洗与清退运动可以并确实得到了思想上的论述支持。早在1745年詹姆斯党叛乱之前，高地氏族精英已通过在南方学校与大学受教，抑或在海外云游的经历吸纳了盖尔语社会以外的价值观念。诚然，后卡洛登时代的高地镇压运动和某些地区王室抄没地产委员会专员（Commissioners for the Annexed Forfeited Estates）施加的外来力量给高地的传统社会带来了破坏性的冲击，但从根本上看，推翻高地社会旧秩序的革命是由盖尔语地区的本土领袖完成的，此时他们开始汲取并接受联合王国其他地区上流阶层的思潮。这种思潮让他们视既有的高地社会秩序“原始”且亟待革新，无条件地信奉个人主义价值观，并认为传统的生活与工作规律只能证明旧社会的居民怠惰、颓废且低能。这些思想假设让他们得以更为便捷地基于理性和营利性导向来改革自己的地产。高地地主们可以宣称违背自己对领民的传统义务不只是为了赚取更高的收入，而且是实现领地“开化”和“改良”的必要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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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市场的强大压力也构成了这一过程背后的一大基本要素。对各种高地物产的需求在这一时期都快速增加，几乎没有人能抵挡这种商机的诱惑。事实上，正是地主阶层不断增加的资金需求和18世纪晚期可以用来填补这些需求的巨大经济机遇构成了高地社会剧变最根本的催化剂。这一时期很多具有利润空间的重要部门——例如褐藻、牛只、羊毛、羊肉和兵员征募——都不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地主只凭自己的领主权便可将收益纳入囊中，所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获得的暴利几乎可谓运气使然。因此毫不惊人的是，在很多高地地主看来，从1760年到1815年的这个时期是一个发家暴富的时代，他们中的大多数自然乐于全面且快速地消灭旧社会秩序，而不是耐心等待新旧社会在经过一个更为艰难且复杂的过程之后彼此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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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高地传统生活方式面临的一个更强大的威胁来自当地人口的逐步增长，这一趋势在18世纪已日渐明显，到19世纪更加迅猛。高地人口的变迁构成了欧洲范围内一场更广泛的人口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欧洲人口变化突破了传统的匀速增长模式，其增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快。对于这一历史性转向的原因，人口学家仍未达成定论，但这一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粮食供应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以及天花的疫苗接种等相对有限的医学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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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比探究人口增长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一现象对高地社会造成的影响，而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入考察表明，一个爆炸性的人口问题正在高地苏格兰浮现。在高地南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带，当地人口受制于居民大量向低地流出的趋势，增幅比较有限；而在阿盖尔北部的西海岸地区以及赫布里底群岛大部地区，人口增长势头更为显著。1801—1841年，这一地区的人口增长了53%。1755年，泰里岛的人口为1509人，到1768年上涨到1676人，到1792年已上涨到2443人。1768年泰里岛上农村聚落的平均人口为56人，到1800年已经增长到90人。如果租佃地没有被频繁切割，且将租佃地进一步分割为次级租佃地的做法没有普遍推行，如此迅猛的人口增长便不可能出现。上述行为在这一时期恰恰是试图大幅增加褐藻采集工与渔民数量的地主试图怂恿的，此外，土豆种植的快速传播也构成了人口大幅增长的必要条件。这一人口变动造成的一个重要的短期后果是将居民捆绑在零碎且不稳定的土地上，限制了人口的向外移民。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人口的高速增长已令传统农业的生产效率不堪重负，当地居民数世纪以来在贫瘠的土地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积攒的各种谋生技能也彻底过时。所有关注这一问题的具体研究都显示，旧式农村经济总是在偶发性短缺和初步温饱之间维持着一种脆弱不安的平衡，如果这种状态不发生显著的变化，便很难保证18世纪大幅增长的居民人口能够维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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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高地社会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租佃制度，新定居点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取代传统的高地的农村聚落。传统村社的消亡在高地东部和南部的边缘区域进展很快，这一地带包括阿盖尔郡大部、珀斯郡、因弗内斯郡中部和东部，以及罗斯东部诸堂区。一种新社会秩序正在那里形成，其内容虽然在不同地区间有差异，但仍拥有一些共通之处。在这种新秩序下，被持有的土地的形状和面貌与低地邻近区域那些租佃权已经为地主所整合而非分割的土地颇为相似，因此当地的佃农数量比旧社会更少，还有大量的佣工、劳工和茅屋小农受雇于新兴的农业经营者。大规模牛羊牧场遍布这一地区；但在其他区域，尤其是阿盖尔郡和高地珀斯郡的一些地方，一些占地40—60英亩的家庭农场仍在从事混合牧业。与西北部不同，这里的生活条件尚算宽裕，似乎不会面临生存危机的反复威胁。土豆是当地人食谱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谷物也被大量摄取，沿海堂区的居民还会食用鱼类。非农业活动的发展构成了这一地区的一大特征，例如阿盖尔海湾地带的鲱鱼捕捞和珀斯郡的亚麻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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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地区，农业与农村社会的变革无疑让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维持乃至有所提升，这部分是因为当地的自然禀赋更为优越。在自西向东延伸的广阔峡谷地带，居民可以经营种植农业与混合型农业。高地群山构成了一片西北高东南低的广阔台地，令地表拥有较好的排水性，当地的耕地在持续性强降雨面前更加安全，不必像西边的耕地那样担心毁于水灾。此外，这一地区与苏格兰经济腹地的联络也更为便利。不过，高地东南部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以当地大量人口的流失为代价的，这部分是因为农业改良时期广泛的流离失所现象，部分是因为工业化与城镇化在低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因为人口的大量外迁，从1755年到1790年代，高地东南部60%以上的堂区都没有经历人口增长。这些地区的农业改良将大量居民送出本地，这场大迁徙运动遗留的农庄废墟与牧地残迹如今仍散落在当地多山的乡间，成为那个时代的凄惨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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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些留在当地的居民也确实得到了好处。到1830年代，一个更为平衡、更为稳定且生产力大大增强的经济体系开始在这一地区形成，这里的可耕作土地与人口间的比例高于高地其他地区。例如，在1840年代早期，阿盖尔郡本土部分的人均耕地面积为2.18英亩，但在斯凯岛和韦斯特罗斯只有0.5英亩。地权整合运动瓦解了传统村社组织，制造了一个新的农民阶层，他们雇用数量更多的无地或间歇性无地佣工从事劳作，而后者的生活既靠雇佣劳动产生的报酬也靠自己经营的小块土地维持。在高地的西南和东北角，渔民群体都有了蓬勃的发展。一小群佃农构成了这一地带的经济支柱，他们大多出身本地，以20英镑到100英镑不等的地租租赁中等大小的土地。这一阶层让高地南部和东部地区具备了在西部和北部更为贫穷的堂区中所缺乏的经济适应力。在1840年代的土豆饥荒中，这些地区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得到了最好的证明：当高地西部面临饥荒的切实威胁时，邻近低地的高地南部与东部地区即便陷入短暂的困难状态也会恢复原状。正如当时的一个救荒组织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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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堂区的居民和高地西部居民的处境完全不同。在这里，不同阶层各安其分，佣工阶层通过从事有偿劳动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计——还有渔民，他们可以靠这一产业取之不尽的资源过活——那里的社会总体上也更为发达，居民日常从市场上购买大多数的食物。他们只会偶尔陷于困顿，其原因可能是薪资与粮食价格间暂时的倒挂，或者土豆歉收，但这种作物在他们的日常消费中只占据次要地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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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高地西部沿海地区，从莫文到愤怒角（Cape Wrath），再到内外赫布里底群岛之间的地带，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格局正在从传统社会的废墟中形成。大片大片的土地成为以饲养黑脸羊和切维厄特无角羊为主业的大型牧场，这一变化在1815年以前便已在这一地区的本土地带发生，在之后数十年间向海岛地区扩散。不过，即便牧业的大举扩张在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令传统社群走向消亡，有计划且全面的人口清退运动在这一时期也并不常见。本地居民的迁居（尤其是迁居到新建的以耕作小块土地为主的村落）反而更受欢迎，因为这样一来经营者既可以从这些居民在小块土地上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作业中获利，也能进行大规模的绵羊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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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两三代人的时间里，随着盖尔语村社制度崩溃，新的小农场制度被强加到这个地区之上。到1840年代，这一地区86%以上土地的租金在20英镑及以下（在大多数堂区这一比例超过95%），这些小型租佃地往往只有几英亩大，分布在新型“村落”亦即小农场农民的定居点周围。作为这一地区流行于几乎所有地主之间的“农业改良”思想的产物，这些小农场拥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小农场的核心是可耕作用地，这一地带会被分割成一些彼此独立的小块土地，周围环绕着草场或山丘牧地，由村落中的佃农共同持有。这种制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小农场从一开始便不是以供养整个家庭为目的的。约翰·辛克莱爵士指出，标准的小农场农民必须设法在自己的土地之外工作至少200天，才能避免自己的家庭陷入慢性匮乏状态。小农场面积的缩小正是以强迫耕作者及其家人外出寻找工作机会为目的的。这种小片土地只能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为了满足日常开销和地租要求，小农场农民及其家人必须从事额外的工作以赚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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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场农民从事的非农业工作往往是季节性的。小农场制度的特点在于为一股仅在一年中的特定时节才会被动用的预备劳动力提供较为便利的生存环境，因此也可以说这一制度构成了当地褐藻加工（在夏季的用工高峰，这一行业需要雇用25000—40000人在赫布里底群岛地区工作）、渔业和私酿威士忌行业快速扩张的必要条件。小农场制度也被地主用来为本家族的征召部队招揽兵员，应征入伍者在参军服役之后可以得到小片土地作为回报。在高地西部的共同租佃制转变为小农场制的过程中，有一个原则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如果持有太多土地，农民便不会把注意力放到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行当上。小农场农民首先是劳工，其次才是农民。作为结果，这一政策给高地西部和西海岸岛屿地区的居民带来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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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一整套社会制度在本质上都依赖于副业经济的成功，而这些产业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前都成功地为当地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总体而言，这些行业的前景都是不稳定的，正如褐藻加工业和征兵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它们的繁荣往往只是战时状态下的产物。此外，在这些行业发展至鼎盛期时，它们对于小农场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好处。例如，褐藻的价格一向波动很大，但因为1790年代市场需求大幅上涨，褐藻加工业成了西海岸地区的经济支柱，直到1815年。然而，由于地主对这一行业的生产和市场销售实现了垄断性控制，劳动者的“所得”大多被地租和每年向地主缴纳的谷物粗粉研磨费的增长吸收，结果当地劳动者在这场短暂的繁荣中获得的利益颇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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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拿破仑战争时期的经济扩张虽然给高地东部和南部带来了一些物质条件上的改善，却为高地其他地方日后的社会灾难埋下了伏笔。鉴于战时的一些行业对劳动力提出了需求，大多数地主都乐于让茅屋小农和占屋贫农（squatters）的土地接受不受节制的分割，让这些居民被捆绑在土地上，无法永久性移居。这些政策造成的影响可以从人口统计数字中得到印证：1801—1841年，在西部沿海和近海岛屿地区，当地人口增长了53%，而高地东部和南部人口的平均增幅仅为7%左右。对土地无节制的分割也导致土豆种植业的快速扩散。从18世纪早期开始土豆便已在高地被种植，但到1750年这种作物仍相对罕见。随着小农场成为常态，土豆才成为日常食物中的主要构成部分，而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小农场革命时期，土豆种植的规模飞速扩大。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与土豆的种植相辅相成：从事褐藻加工业和渔业的小农场农民、茅屋小农和占屋贫农群体人口稠密，土豆因其高产量而成为供养这些人口的关键。约翰·辛克莱爵士曾说，一英亩土豆田所能供养的人口四倍于一英亩燕麦田。土豆也更耐恶劣天气，即便在相对不适宜作物生长的边缘土地上，只要用土壤和海藻堆砌出夹层并在其中种下土豆，也能获得不错的收成，因此这种作物令小农场制度通行的地区得以供养规模空前的人口，无论这些居民的生活多么贫苦。不过，土豆的高产量也让对珍贵的土地资源进一步细分成为可能，这打破了当地居民此前赖以为生的脆弱平衡，让他们陷于依赖单一作物的险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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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西部的历史经验警示我们，经济变革并不总会带来更好的结果。这一点曾令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深感困扰，因为他们当时正目睹这一地区的经济隐患最终演变成严重的饥荒与贫困之灾。时人常常将这一地区经济体系的失败归咎于当地人的守旧与怠惰：当地人抱残守缺，缺乏让其他地区的居民享受进步与繁荣果实的那种进取精神。高地因此成为一个“问题”地区，经济变革给这里带来的不是利好，而是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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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高地地区原本拥有的一些发展优势，上述结果似乎更为令人迷惑。高地地区拥有一股不断壮大的廉价劳动力，环绕四周的海域里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而1815年以前高地的经济表现也证明了当地作为原材料的重要供应地所具备的潜能。鉴于这一地区的主要资源——土地集中于少数地主手中，在高地实现资本积累的可能性也始终存在。在整个联合王国境内，高地是极少数因本地作为陆海军兵源地的战略地位而在19世纪初期得到政府大力投资的地区之一，无论抄没地产委员会、不列颠渔业社（British Fisheries Society），还是当地一系列野心勃勃的路桥工程都构成了政府投资涌入高地的渠道。然而，这些投入徒劳无功，几乎没有产生长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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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认为盖尔语社会失败的症结在于保守风气的观点仍缺乏说服力。在高地南部和东部，盖尔语文化与价值观没有阻止当地人成功适应经济新秩序，盖尔人的企业家精神也在很多行业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无论是1760年代以前氏族缙绅参与的牲畜、鱼类、谷物和板岩贸易，还是在那之后成功的大规模跨大西洋移民都是如此。高地的居民在清洗运动造成的文化和经济冲击面前迅速采用了新的主食作物（土豆）并接受了小农场制度的新现实，我们很难说他们的性格是守旧或顽固的。在1750年以前，高地农民便总是应地主阶层的新需求来调整自己的生活与经营方式。抄没地产委员会的记录也鲜明地显示，高地居民在有实用价值的情况下也乐于采用“低地”的谷物轮作技术。不过，上述这种得到验证的农作方式中仍有很多环节（如圈地和芜菁畜牧业）与高地的地形条件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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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拥有的良好禀赋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得到利用。对旧秩序的破坏、人口的迁居与地租水平的上升一道，创造了一个严重不利于小佃农投资生产的环境。小农场农民的土地租赁权以一年为期，当期限将至时他们便无力抵御被清退的风险。而在1760年以前，虽然牲畜贸易让资本得以注入高地地区，这一效应却未能给社会下层带来显著的实惠，让各阶层都能从商业收益中分一杯羹。相比之下，到1750年代，低地的普通佃农已可以将自己生产的谷物和牲畜直接销往市场。在高地西部，产品销售渠道主要由地主和氏族缙绅把持，这一因素和当地城镇的缺乏意味着在1760年代以前那里的商业化趋势主要波及精英阶层。这一地区缺乏资本家佃农、商人、贸易商和制造商等群体组成的规模可观的中产阶级，而正是这些群体在低地苏格兰充当了经济革命的先锋队。中间地主和中流农民的流失也可以被看作资本从盖尔语社会外流的一种表征，这种流失进一步榨干了高地社会拥有企业家潜质的人力资源储备。还有少量佃农原本在基本生存线之上颇有富余，但随着新设立的小农场村落将所有土地统一分割成只能让农民维持基本生存的小块，这一群体的数量也大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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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思索的是，如果这一地区的地主阶级对本地的资源采取更有效的管理方法，高地西部的命运会不会有所不同。和不列颠其他地方的地主不同，高地地主面临的障碍更为严峻：这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较为恶劣，精英阶层并不能像其他地方条件更为优越的地主那样从矿场和城镇中收取租金，高地西部和北部也不可能开展集约化的种植农业以更好地吸引人口。高地地主之所以将越来越多的土地用来牧羊，是为了利用当地从事畜牧业的相对优势，因此他们的决定在经济上始终是理性的，尽管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堪称毁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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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非人力因素并不能全盘解释这一时期高地的历史经验，一些地主确实对这一地区的苦难负有直接责任。一些地主似乎更在乎榨取短期利益而不是在长期考量后进行扎实的投资，从褐藻产业的繁荣中赚取的大部分利润最终被挥霍到高地以外的地方。这些人为了追逐某些很难延续到对法战争结束之后的商机，不惜彻底改变领地的社会格局，这种做法只能用鼠目寸光来形容。不过，仍有一些土地所有者试图慷慨投资本地的渔业和工业发展，其中最为显著的例子便是18世纪末的第五代阿盖尔公爵和19世纪初的萨瑟兰家族。但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地主的经济发展策略都只在最初阶段取得了些许成功，没能产生长期成果。这表明即便实施者拥有雄厚的财力，一份富有想象力的经济发展计划在这一地区也难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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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高地西北部在19世纪初已经没有什么回旋的空间，不可逆转的经济萎缩已成为这一地区的宿命。这一状况的背后至少有四个主要症结。第一，到1815年，商业力量已经把这一地区转变成不列颠工业经济的附庸。这里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傀儡地带，在经济上完全从属于南方的城市，功能仅限于提供食物、原材料和劳动力。高地西部居民的命运已不再只取决于天气、牲畜价格和土地的产出，他们的命运现在也和远方一系列商品的行情波动牢牢捆绑在一起。换言之，商业化终结了这一地区相对孤立的半自足状态。第二，商业化在当地造成了一种以小农场农业、土豆种植和副业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脆弱且缺乏保障。与此同时，新建的绵羊牧场大量侵占对高地旧社会至关重要的牧草地，而前者的经济收益往往又会被输送到这一地区之外。由此可见，即便从短期来看，商业化也对高地西部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应，而高地旧社会的凝聚力同样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第三，苏格兰高地现在已成为不列颠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造成的其中一个结果便是这一地区的经济不得不直接暴露在来自苏格兰西部和英格兰北部等更发达的工业化中心的竞争压力之下。高地缺乏煤炭资源，只有寥寥几座城镇，和不列颠列岛上诸如爱尔兰西部和英格兰东南部这样的其他边缘地带一样，当地的小型纺织业很快被来自制造业中心地带的无情竞争打垮。在新经济体系下，这一地区的经济活动将不得不专注于自身的相对优势，而这种优势也越来越局限于绵羊养殖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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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拿破仑战争之后物价崩溃，这一危机导致高地地区即便最为精明的地主也无法稳定领地的经营状态。联合王国大多数地区的经济都在1815年后的几年间陷入苦难，但经济困难在高地西部和北部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这部分是因为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带在衰退期间往往受损更严重，也是因为高地繁荣的经济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不可持续的战时状态为前提的，随着和平来临，本地的出口经济便难免遭受重创。1810—1830年，高地的牛只价格下跌了一半。高地渔业也陷入停滞，其原因包括西部海湾中鲱鱼群不可预测的外迁、1820年代鲱鱼行情的冷却，以及爱尔兰和加勒比市场对腌制鲱鱼需求的下降。赫布里底群岛的支柱产品褐藻在和平来临时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随着苏打灰进口恢复，市场上有了更便宜且供应量更充足的褐藻替代品。此外，对碱类产品进口关税的削减以及从食盐中制碱的廉价方法的发明也对褐藻加工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褐藻价格到1820年已经下跌到从前的一半，这一趋势还将在之后数年中延续。和平也令大量高地士兵复员返乡，而在这之后不久，1820年代税收立法的调整又对私酿威士忌造成了严重冲击。在这十年里，1760—1815年建成的整个高地西部经济运转的基础几乎毁于一旦，当地居民确实因此陷入惨淡的境地。更为糟糕的是，绵羊的价格虽然也陷入停滞，但没有像其他商品那样直接崩溃，这一地区似乎只有商业化畜牧还拥有前景，而这一行业将意味着更为彻底的人口清退与土地侵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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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 Defoe，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London，1971 edn），p.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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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oted in T. M. Devine，Clanship to Crofters War（Manchester，1994），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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