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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I. Macinnes，‘Scottish Gaeldom：the first phase of Clearance’，in T. M. Devine and R. Mitchison，eds，People and Society in Scotland，Ⅰ，1760-1830（Edinburgh，1988），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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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econd Report by the Committee of Management to the Edinburgh Section for 1850 in Reports of Edinburgh Section of the Central Board（Edinburgh，1847-50），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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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章 旧制度与激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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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末期的苏格兰，一场革命正在席卷农业和工业领域，苏格兰的文化和思想成就也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与此相对，苏格兰的城镇治理与议会机构仍颇显过时、衰颓乃至腐败，和这个国家在其他领域上越来越活跃的发展势头不相匹配。和不列颠其他地方一样，财产所有权是判定投票资格的唯一依据，这一做法背后的理由是只有那些以土地为切身利益所系的人才被认为会审慎且负责任地参与管理国家大事。但在苏格兰，对财产权标准的要求达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就连绝大多数土地所有人（尤其是拥有中小规模土地的地主）和富有的城镇商人也几乎没有参与选举与投票的资格。在苏英合并之后，苏格兰共有45个郡选区和15个城镇选区，各对应2600名和1500名选民，选民总数相当于18世纪晚期苏格兰人口的0.2%。规模如此之小的精英选民群体即便在没有推行民主政治的18世纪不列颠也绝无仅有，相比之下无论爱尔兰还是英格兰的选民规模都要大得多。以都柏林为例，这座城市拥有3000—4000名选民，人数甚至超过所有苏格兰郡选区选民的总和，几乎与整个苏格兰的选民人数相当。然而，权力在苏格兰的分配甚至比选举权的分配更为集中。例如，在苏格兰诸郡，拥有投票权的往往是封建领主，而非单纯的土地所有者。通过将他们的权力分配到朋友、族人和门客当中，那些大地主可以在选举中制造大量虚假的选票抑或“苦役”（faggot）票，以此操纵当地选情，并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势。作为结果，在苏格兰出现了迈克尔·弗赖伊（Michael Fry）所谓的“口袋郡”（pocket counties）；阿盖尔、比特、萨瑟兰、昆斯伯里、巴克卢等大贵族在这些地区操纵选举，从而强化了本家族在领地和周边地带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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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的城镇里，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商人和贸易从业者有投票权，类似的寡头操纵也广泛存在。苏格兰的66座特许城镇被分成四五个区域，其中的选民将选举产生15名议员以出席威斯敏斯特的议会。选民规模极小，即便在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也只有区区33人。所有评论者都承认城镇选举中存在严重的腐败和金权政治，一些商人和工匠行会形成的小派系可以轻易地在选举中维持自己的权威。因此并不意外的是，选举在这一时期的苏格兰遭到了非常冷漠的对待，有时甚至根本没有举行。例如，在法国大革命震撼全欧洲的1790年，苏格兰总共只进行了九场郡和城镇一级的选举。这与同一时期的爱尔兰形成了鲜明对比：爱尔兰的地方政治活动十分活跃，公共议题常常引发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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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亨利·邓达斯作为政府在苏格兰的“管理者”或“大臣”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他在1790年代初已能用高明的政治运作手段令苏格兰的选举制度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作为结果，很少有人愿意在议会层面组织正式的反对力量，而这么做的意义也十分淡薄。邓达斯在一定程度上是曾在18世纪上半叶成功操纵苏格兰选举政治的艾拉伯爵（后来的阿盖尔公爵）的继承者，但阿盖尔的霸权并未持续。在1763年比特的政府倒台之后，苏格兰政坛一度陷入权力断档，没有人能像前任那样有效地维持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关系，在苏格兰政界充当赞助提供者与利益输送者，并有效地管理苏格兰事务。与此同时，在苏格兰社会扮演传统领袖角色的大贵族此时往往居住在英格兰，而联合王国内阁政府对苏格兰的关切仅限于其政治稳定与和谐，除此之外态度颇为冷淡，这些都加剧了苏格兰政府面临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权力真空中，邓达斯抓住机会让自己扬名立万。他并非贵族，而是出身洛锡安地区阿尼斯顿（Arniston）一户与法律界颇有渊源的地主家庭，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邓达斯的崛起可谓神速。他在1766年成为苏格兰的副检察长（Solicitor General），在1775年成为苏格兰检察大臣（Lord Advocate）。必须注意的是，这些职位不只掌管法律事务，也覆盖了一系列政治和行政职能。归根结底，这些高级司法官员才是18世纪晚期苏格兰的实际治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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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邓达斯来说，控制政治赞助的纽带才是掌握权力的关键。从1779年开始，作为苏格兰唯一的印玺保管人（Keeper of the Signet），邓达斯在苏格兰政府官职任命中施加了决定性影响，他利用自己的职权系统性地编织了一张由门客、选民和地方利益集团组成的复杂网络，用恩惠、职缺、晋升机会和年金吸引他们追随自己。随着邓达斯在1784年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委员，并在1793年至1801年担任董事会主席，他的权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虽然在此之前，早已有大量苏格兰人任职于东印度地区，但通过掌握东印度公司丰厚的政治赞助机会，邓达斯大幅增强了自己的影响力。邓达斯擅长侍奉多位主人，例如在1782年至1783年，他就曾在三届立场各不相同的政府中担任阁僚，但真正让他飞黄腾达的还是后来与小皮特之间亲密（他们两人经常一同豪饮）且忠诚的关系。不过，邓达斯权势的基础归根结底并不在于私人宴饮，而在于威廉·弗格森所谓“北方的精锐兵团”——邓达斯的这笔政治资本可以很好地为小皮特所用。1780年，邓达斯本人控制着苏格兰41个参与选举的选区中的12个；到178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2个，到1790年则上升到34个。这位“亨利九世国王”在苏格兰的权势此时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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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邓达斯的权力背后隐藏着一个悖论。邓达斯强大的竞选机器以城镇选区的普遍腐败和郡选区内受到严重操纵的选举活动为基础。这种状况似乎与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相矛盾：在大学、俱乐部和辩论社里，启蒙主义者此时正热衷于践行理性、追求知识、磨砺思想。很多源于苏格兰的启蒙理念都对美洲殖民地和阿尔斯特地区的政治激进主义造成了深远影响。1729—1746年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的弗朗西斯·哈奇森就曾教导他的学生说，世上存在一种自然法，其权威凌驾于国家制定的法律之上。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思想自由和反抗暴政的权利。这些思想在1776年以前有力地刺激了北美殖民地的政坛，也在18世纪鼓舞了爱尔兰的政治激进派。在更大众的层面，苏格兰人也是当时欧洲识字率最高的民族之一，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正以新闻、小册子和宽幅海报为载体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约翰·高特的小说《堂区年鉴》（Annals of the Parish）中的一个角色就曾提到，随着对法战争爆发，“……我记事以来还没见过人们阅读如此之多的文字，思辨的意识如此活跃……棉纺工和平纹布织工也会聚在一起，阅读伦敦发行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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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苏格兰社会也并不是先天地对既存权威忍气吞声。在18世纪，以1733年联合长老会（分离教会）和1761年救济教会的成立为标志，苏格兰的宗教异见运动发展起来，苏格兰国教会的内部分裂大为加剧，这些都是对在长老会堂区推行世俗赞助人制度的强烈反抗。在1790年以前，这个社会一方面默许了邓达斯的专擅，一方面却充斥着对圣职赞助制激烈且时而伴随着暴力的反对。宗教异见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到1820年代，整个苏格兰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居民不再追随正统的苏格兰教会（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移民此时占的比重很小）。如此规模的分裂表明此时的苏格兰社会仍建立在加尔文主义神学认为上帝面前“灵魂平等”的理念基石之上，对于个人意志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有着强烈的坚持。正是这一平等主义的思想传统鼓舞了阿尔斯特地区苏格兰长老派移民充满战斗性的激进政治主张（这甚至比当地的天主教佃农更令地主感到恐惧），也在之后的岁月里激励了美国独立战争中加入革命军一方的“苏格兰裔爱尔兰人”以及1798年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的起义者。在苏格兰的宗教传统中，对于上帝与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盟约（Covenant）的认识曾在17世纪成为政治革命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在苏格兰农民社会之外，伯恩斯也曾在著名诗作《无论如何，人就是人》（A man’s a man for aw that）中发出了平等主义的信号。由此看来，在这一时期苏格兰人最关心的宗教信仰、礼拜形式和教会治理方式等问题上，他们的态度既不冷漠也不被动。但在18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官方的“政治”在苏格兰似乎完全不具备这种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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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早在1707年之前，苏格兰的“国家政治”已经完全无法代表国民的意愿，这一结果并不十分让人意外。苏英合并撤销了苏格兰议会，也自然而然地将苏格兰议会中正在萌芽的“政党”扼杀在摇篮之中。苏格兰的议会政治已不复存在：威斯敏斯特的联合王国政府几乎很少花时间讨论苏格兰事务，而除了在1745年叛乱之后曾仓促地订立了一系列法令之外，伦敦的议会只是偶尔才将苏格兰议题纳入议程。如果苏格兰的问题很少在联合王国的权力核心地带得到关注，那么选派议员南下伦敦陈说苏格兰方面的关切也就失去了意义。邓达斯操纵政局的主要目的也只是在下院尽可能安插更多的忠实支持者，以让他在苏格兰政府的日常运转中变得不可或缺，并巩固（以及在有机会时扩张）自己的赞助关系网络。而在最后这一点上，他是个公认的内行老手。在邓达斯掌权时期，陆海军、殖民地、税务部门和政府机构中苏格兰任职者的数量大幅增长。到1800年，苏格兰人已经占据了联合王国四分之一的官方年金名额和三分之一的官方挂名职位，比例远超苏格兰人口（英格兰的六分之一）或其财富在整个联合王国占据的比重。如此巨大的成功令伦敦方面怒不可遏，议会最终决定大幅削减向贪婪的苏格兰人提供的赞助总量，但官职请求者的人数仍远远超出官职的供给。仅1784—1790年，苏格兰国立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中便收藏了近600份申请书，申请人索求的职位从大学教授到上院贵族议员身份不一而足，而这远非邓达斯在此期间收到的官职申请的全部。作为结果，邓达斯可以在这些申请人中进行拣选，他不但可以借此为自己的门客与追随者提供回馈，还会根据申请者的才干、能力与潜力进行提拔。对很多苏格兰士绅与专业人士来说，邓达斯提供的美差都是职业成功与家族繁荣的关键，很少有人敢和邓达斯闹僵，以让自己冒无法晋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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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社会在这一时期显露出来的政治冷感也和社会的实际治理情况有关。统治苏格兰的政府机构不但从《联合条约》中幸存下来，还得到了《联合条约》的保证。议员的选举过程则与苏格兰的实际治理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对大多数苏格兰人来说，苏格兰教会才是地方层面更显著、更有效的管治力量。堂区制度负责收取并发放济贫金，惩处情节较轻的民事违法行为与不符合宗教规范的行径，为乡村地区的大多数儿童提供教育，并埋葬本地的死者。在中央层面，法律才是治理苏格兰的主心骨。虽然苏格兰的行政事务理论上应由一名长驻伦敦的大臣（从1782年开始为内政大臣）负责，但这些工作在实践中主要由检察大臣、副检察长以及偶尔发挥作用的最高法院副院长（Lord Justice Clerk）等苏格兰的高级司法官员主持。更为重要的是，借用邓达斯自己的说法，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的法官比其他地区的法官“拥有更大的行事空间与裁量权”，且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大体保持了高度的中立与审慎。如哈米什·弗雷泽（Hamish Fraser）所阐述的那样，这些法官的判决确实拥有独立性（尤其是在敏感社会议题上），并不一定为特定阶层的利益所左右。苏格兰的司法机构允许苏格兰工人结社，并以擅长公平地处理复杂的薪酬纠纷而闻名。事实上，苏格兰很多行业的工人都自然而然地愿意在遇到纠纷时向最高民事法院请求仲裁，因为他们认为法官能够达成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苏格兰的政治体制因此得到了些许合法性，尽管在其他领域，苏格兰的体制仍严重腐败，亟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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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1780年代，苏格兰公众舆论中已出现针对政府的批判声音。从1782年开始，有意改革郡选区选举资格制度的自耕农们开始在苏格兰北部聚集，他们最终在爱丁堡举行了一场全体集会，苏格兰大多数郡都有代表参加。不过，这些诉求仍相对温和，仅限于要求政府根除“苦役”票等舞弊行为。邓达斯本人也承认这种“被迫投票”的丑闻需要得到处理，并不认为他们的诉求有何值得警惕之处。与同一时期英格兰的改革派群体，例如威维尔[1]领导的约克郡自耕农协会（Yorkshire Freeholders Association）相比，苏格兰的改革诉求可谓无比温和，他们不愿将运动扩大到苏格兰以外，也只寻求在现有制度中对些许弊病进行修补，而不是认真地想要扩大选举权。他们的活动非但没有威胁到现行政权的存续，反而进一步印证了苏格兰大众对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缺乏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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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更为显著的一场运动同样发起于1780年代初，其主要目的是反对苏格兰很多城镇中弥漫的腐败和裙带关系。这场运动因爱丁堡富商托马斯·麦格鲁加（Thomas McGrugar）的一些信件被媒体曝光而起，他在信中使用假名“芝诺”谴责了城镇中缺乏开放性的市政委员会，但他的焦点并不在于民主性的缺乏——他认为基层民众“是人群中的渣滓，只凭他们的无知便没有资格参政”——而在于兼具智慧与财产的中产阶级没有得到接纳。麦格鲁加认为选举权应扩大到“中流市民，亦即在每一个自由国度里都构成社会主体的人群”。[2]这一公开表态很快引起了官方的回应，于是在1783年，爱丁堡方面成立了一个关注城镇行政体制改革问题的委员会，其主导者包括亨利·厄斯金（Henry Erskine）、阿奇博尔德·弗莱彻（Archibald Fletcher）和艾尔丁的约翰·克拉克（John Clerk of Eldin）等自由派人士，还有最高民事法院的法官加登斯通法官（Lord Gardenstone）。但在基层社会，商人阶层才是运动的主力。这场运动的发展呈现出几个值得关注的地方。第一，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783年联合王国战败，并因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而蒙羞之后，舆论对施政无能的政府深重的幻灭情绪。第二，城镇行政体制改革此时已经因社会和经济的深刻变革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城镇和城市的快速扩张、海外贸易和国内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知识界取得的卓越成就都意味着一个新的苏格兰社会正在成形，但在这一过程中出力甚多的绝大多数商人、制造业者和专业人员仍在实质上被排斥在城镇治理之外。现在，他们开始要求对公共事务发声，尽管他们采取的行动整体上仍温和且务实。第三，这场运动只寻求在拥有资产的社会阶级内部扩大选举权范围，而不是以囊括全体城镇居民为目标。其参与者的主要诉求仍在于改革，而非激烈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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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委员会起草了一份议会法案，以纠正城镇行政体制中的问题，将选举权范围扩大到所有有产市民，并建立每年选举的制度。这些目标都颇有意义，尽管邓达斯本人曾在私下里说要改革苏格兰一些城镇“比改革地狱还难”。[3]城镇改革还面临着其他的一些困难。没有一个苏格兰议员愿意把这项法案提交下院审议，最终只有剧作家兼爱尔兰籍议员理查德·谢里登（Richard Sheridan）[4]愿意在议会提起这一法案，但他年复一年的主张都没有引起反响。到1780年代中期，邓达斯仍在苏格兰的大多数选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认为这场改革会威胁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政治势力，于是坚决予以反对。他年复一年地用严苛且尖酸的话语反驳谢里登的议会发言。事已至此，这场激发中产阶级潜在不满的政治运动似乎已穷途末路了。然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令局面为之一转，苏格兰现行的权力格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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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不列颠的改革派与保守派都乐见法国发生剧变。幸灾乐祸的政治家认为法兰西的国力将因革命遭到削弱，暂时无力与不列颠在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继续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霸权之争。辉格党政治家则为1688年以来不列颠有产阶级享受的自由终于能降临于法国而感到鼓舞，诸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与约翰·穆勒等知识分子认为一个由国际协作与和平主导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当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790年发表《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强烈谴责法国的革命事态并为既有体制辩护时，他几乎是舆论场上唯一的反调。邓迪辉格党俱乐部在这一时期苏格兰中产阶级的舆论场上颇具代表性，这个社团在1790年夏天对法国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 of France）发出的贺信中称赞法国大革命为“自由和理性对暴政、无知和迷信的胜利”。[5]此时的苏格兰有产阶级对法国大革命并无恐惧之感，他们反而认为法国人通过这场运动获得了免于专制的自由，而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精英阶层于一个世纪以前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不列颠就已经历了同样的解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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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790年代，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仍对苏格兰舆论场产生了催化作用，为关于政治议题的讨论注入了一股新活力。这一时期的报纸不但在数量上有所增长（从1782年的8家增长到1790年代的27家），在政治观点上也比以往更为鲜明。1791年2月，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著作《人权论》（Rights of Man）上半部问世，下半部则在一年后付梓，这部作品在苏格兰引起了强烈反响，令关于政治改革理念的讨论扩散到从政者之外。潘恩在著作中用明快易读的散文体对政治体制中的腐败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也对不列颠宪制中一些最受尊重的信条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痛斥当时的政府缺乏代表性，歌颂法国的革命事业，认为既然正在掌权的寡头阶层无力实现自我革新，全体国民就应当亲自选举产生一个国民大会（Gener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以推行必要的政治改革。与此同时，他将认为只有地产所有者才有资格执政的观点斥为谬论，并极力陈说全民普选的好处。潘恩的观点已超出改良主义的范畴，拥有真正的革命性，他直接对当时的整个权力机制发起了挑战。潘恩进一步主张改革后的国家机器应当在社会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将用于挑起战争的无益开支用来提供免费教育、养老金，乃至为所有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提供每年4英镑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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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论》震撼了整个舆论场，令很多从前并不关心政治问题的人开始产生对公共议题的关切。到1793年底，《人权论》已在不列颠全境卖出超过20万部，该书的廉价版与简版也很快席卷出版市场。1792年5月，政府曾发布一份王室公告试图禁绝此书，但讽刺的是，这份禁令反而让这部政论册子的名望与人气更为旺盛。销售量在禁令发布之后飞速攀升，当时一名爱丁堡的记者记述称，苏格兰北部一座小镇的书商在禁令发布前只卖出了一本《人权论》，但在禁令发布后的几周里便卖出了750本。代表因弗内斯的下院议员、立场倾向改革派的诺曼·麦克劳德曾评论称，官方禁令的“效果如同电击一般，让各色人等都觉得这本书非读不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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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1792年春天，理查德·谢里登每年例行公事般的城镇行政改革动议再次毫不意外地被下院敷衍过去，意味着这场运动的温和主张又一次遭到了拒绝。但这一次，对改革的拒绝没有招致一直以来的冷漠对待，而是在苏格兰多个地方引起了一波愤怒的抗议浪潮。在阿伯丁、邓迪、珀斯和布里金，抗议者焚烧了亨利·邓达斯的雕像；在1792年6月的国王生日庆祝活动上，愤怒的爱丁堡民众骚动了整整三天，砸烂了亨利·邓达斯与他的侄子，即时任苏格兰检察大臣罗伯特·邓达斯宅邸的窗户。这些不稳迹象诚然可以部分归因于当时特殊的经济与社会状况，而不只是对政治现状的不满。1792年，苏格兰粮食价格达到十年来的最高点；农业改良运动的进程正不断加快，造成很多人流离失所，在罗斯引发了反对建设大规模绵羊牧场的抗议运动。不过，1792年5月和6月的反邓达斯暴乱确实表明大众对“腐败旧制度”以及对最为有限的改革主张所体现的顽固反对态度心怀愤恨。在一些苏格兰人上街抗议时，还有一些身份较为低微的苏格兰人开始组建“全面改革之友社”（Societies of the Friends for General Reform），这一结社在当时的人数还很有限，却预示了苏格兰未来的走向。当然，我们不应轻易断言1792年苏格兰所有人都对政治的现状心怀不满。反邓达斯骚动的分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对苏格兰西部诸郡和工业化城镇几乎没有影响，骚动波及的范围主要局限于东海岸的部分地区。不过，1792年的不安局面仍有着显著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自苏英合并以来未见于苏格兰社会的一股新的大众反政府势头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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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7月苏格兰人民之友协会（Scottish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的成立对上述浪潮起到了进一步的助推作用。城镇改革派对政府一直以来蔑视并抗拒改革提议的做法怀有不满，这一组织的成立便是这种情绪的直接产物。改革派人士终于认定，只有直接改革议会本身，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过，这一目标与潘恩式的革命主张之间也有一条鲜明的界线。在7月26日于爱丁堡的好运酒馆（Fortune’s Tavern）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些苏格兰城镇改革派人士和一些与威廉·皮特的劲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结盟的议会反对派议员达成协议，同意通过“温和、坚定且符合宪制的手段”来“争取土地所有者和城镇的支持”。[7]与其原型——伦敦的人民之友协会一样，这个新组建的苏格兰政治社团试图将大众的政治情绪从潘恩式的激进主义引向改革与宪政主义，以便有产阶层更好地施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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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792年12月苏格兰人民之友协会的全国大会正式开幕之前，法国的事态急转直下。苏格兰报纸对导致法国大量贵族与教士被害的“九月大屠杀”给予了高度关注，报道这起风波的文章巨细无遗地描述了断头台处刑的残暴细节。从此刻开始，革命便被视为一种对社会整体秩序的严重威胁，一股失控的政治力量，一场快速滑向血腥无政府状态的灾难。在保守派看来，随着不伦瑞克公爵[8]率领欧洲诸国的大规模联军试图尽快镇压革命，却被法国公民军彻底击败，法国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很快，法国革命者便在1792年11月19日的政令中扬言为其他国家寻求解放的受压迫人民提供军事援助，令整个欧洲大陆的统治阶级陷入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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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苏格兰的政治版图。法国革命者成功克服困难的表现让很多从未参与国家政治的苏格兰人相信，不列颠的“旧制度”也可通过大众运动打破，并被一个新的民主体制代替。《爱丁堡宪报》（Edinburgh Gazetteer）的评论便捕捉到了这种情绪：“每一位爱国之士都一定会为法国人取得的辉煌成就由衷地感到欢欣。专制主义已经被逼退到大陆中部，而在明年夏天之前，自由之树将把一直以来被残暴统治奴役的土壤完全置于自己的庇荫之下。”[9]在这无畏的乐观气氛和政治狂热之中，1792年10月到12月，一系列改革社团在苏格兰低地各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到当年年底，阿伯丁以南的所有城镇以及低地中部地带的很多乡间村镇都已建立起人民之友协会的分会。不过，这只是大众对法国革命之反应的一个层面。苏格兰当局此时担心的并不是议会改革运动的崛起，毕竟这一运动本质温和且有实际价值。真正令政府忧虑的是东海岸一些城镇爆发的一系列自发性暴乱事件。这些暴乱拥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参与者不但在运动中植下所谓“自由之树”，还和往常一样焚烧了亨利·邓达斯的无数雕像，此人已作为“腐败旧制度”的集大成者而广受憎恨。然而，没有多少迹象表明改革派社团和大众暴民之间有什么联系。事实上，大多数地方分会都在立场上坚守宪政主义，抨击民众抗议者的不法暴行，有时甚至出手帮助当局恢复秩序。在一场尤为严重的袭击邓迪暴乱之后，暴民仍在当地活动了两个星期以上，直到两队龙骑兵强力介入之后事态才平息下去。邓迪的宪政之友社立即在事后谴责这场动乱为“自由最为致命的敌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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