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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两三代人的时间里，随着盖尔语村社制度崩溃，新的小农场制度被强加到这个地区之上。到1840年代，这一地区86%以上土地的租金在20英镑及以下（在大多数堂区这一比例超过95%），这些小型租佃地往往只有几英亩大，分布在新型“村落”亦即小农场农民的定居点周围。作为这一地区流行于几乎所有地主之间的“农业改良”思想的产物，这些小农场拥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小农场的核心是可耕作用地，这一地带会被分割成一些彼此独立的小块土地，周围环绕着草场或山丘牧地，由村落中的佃农共同持有。这种制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小农场从一开始便不是以供养整个家庭为目的的。约翰·辛克莱爵士指出，标准的小农场农民必须设法在自己的土地之外工作至少200天，才能避免自己的家庭陷入慢性匮乏状态。小农场面积的缩小正是以强迫耕作者及其家人外出寻找工作机会为目的的。这种小片土地只能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为了满足日常开销和地租要求，小农场农民及其家人必须从事额外的工作以赚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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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场农民从事的非农业工作往往是季节性的。小农场制度的特点在于为一股仅在一年中的特定时节才会被动用的预备劳动力提供较为便利的生存环境，因此也可以说这一制度构成了当地褐藻加工（在夏季的用工高峰，这一行业需要雇用25000—40000人在赫布里底群岛地区工作）、渔业和私酿威士忌行业快速扩张的必要条件。小农场制度也被地主用来为本家族的征召部队招揽兵员，应征入伍者在参军服役之后可以得到小片土地作为回报。在高地西部的共同租佃制转变为小农场制的过程中，有一个原则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如果持有太多土地，农民便不会把注意力放到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行当上。小农场农民首先是劳工，其次才是农民。作为结果，这一政策给高地西部和西海岸岛屿地区的居民带来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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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一整套社会制度在本质上都依赖于副业经济的成功，而这些产业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前都成功地为当地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总体而言，这些行业的前景都是不稳定的，正如褐藻加工业和征兵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它们的繁荣往往只是战时状态下的产物。此外，在这些行业发展至鼎盛期时，它们对于小农场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好处。例如，褐藻的价格一向波动很大，但因为1790年代市场需求大幅上涨，褐藻加工业成了西海岸地区的经济支柱，直到1815年。然而，由于地主对这一行业的生产和市场销售实现了垄断性控制，劳动者的“所得”大多被地租和每年向地主缴纳的谷物粗粉研磨费的增长吸收，结果当地劳动者在这场短暂的繁荣中获得的利益颇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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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拿破仑战争时期的经济扩张虽然给高地东部和南部带来了一些物质条件上的改善，却为高地其他地方日后的社会灾难埋下了伏笔。鉴于战时的一些行业对劳动力提出了需求，大多数地主都乐于让茅屋小农和占屋贫农（squatters）的土地接受不受节制的分割，让这些居民被捆绑在土地上，无法永久性移居。这些政策造成的影响可以从人口统计数字中得到印证：1801—1841年，在西部沿海和近海岛屿地区，当地人口增长了53%，而高地东部和南部人口的平均增幅仅为7%左右。对土地无节制的分割也导致土豆种植业的快速扩散。从18世纪早期开始土豆便已在高地被种植，但到1750年这种作物仍相对罕见。随着小农场成为常态，土豆才成为日常食物中的主要构成部分，而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小农场革命时期，土豆种植的规模飞速扩大。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与土豆的种植相辅相成：从事褐藻加工业和渔业的小农场农民、茅屋小农和占屋贫农群体人口稠密，土豆因其高产量而成为供养这些人口的关键。约翰·辛克莱爵士曾说，一英亩土豆田所能供养的人口四倍于一英亩燕麦田。土豆也更耐恶劣天气，即便在相对不适宜作物生长的边缘土地上，只要用土壤和海藻堆砌出夹层并在其中种下土豆，也能获得不错的收成，因此这种作物令小农场制度通行的地区得以供养规模空前的人口，无论这些居民的生活多么贫苦。不过，土豆的高产量也让对珍贵的土地资源进一步细分成为可能，这打破了当地居民此前赖以为生的脆弱平衡，让他们陷于依赖单一作物的险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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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西部的历史经验警示我们，经济变革并不总会带来更好的结果。这一点曾令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深感困扰，因为他们当时正目睹这一地区的经济隐患最终演变成严重的饥荒与贫困之灾。时人常常将这一地区经济体系的失败归咎于当地人的守旧与怠惰：当地人抱残守缺，缺乏让其他地区的居民享受进步与繁荣果实的那种进取精神。高地因此成为一个“问题”地区，经济变革给这里带来的不是利好，而是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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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高地地区原本拥有的一些发展优势，上述结果似乎更为令人迷惑。高地地区拥有一股不断壮大的廉价劳动力，环绕四周的海域里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而1815年以前高地的经济表现也证明了当地作为原材料的重要供应地所具备的潜能。鉴于这一地区的主要资源——土地集中于少数地主手中，在高地实现资本积累的可能性也始终存在。在整个联合王国境内，高地是极少数因本地作为陆海军兵源地的战略地位而在19世纪初期得到政府大力投资的地区之一，无论抄没地产委员会、不列颠渔业社（British Fisheries Society），还是当地一系列野心勃勃的路桥工程都构成了政府投资涌入高地的渠道。然而，这些投入徒劳无功，几乎没有产生长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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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认为盖尔语社会失败的症结在于保守风气的观点仍缺乏说服力。在高地南部和东部，盖尔语文化与价值观没有阻止当地人成功适应经济新秩序，盖尔人的企业家精神也在很多行业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无论是1760年代以前氏族缙绅参与的牲畜、鱼类、谷物和板岩贸易，还是在那之后成功的大规模跨大西洋移民都是如此。高地的居民在清洗运动造成的文化和经济冲击面前迅速采用了新的主食作物（土豆）并接受了小农场制度的新现实，我们很难说他们的性格是守旧或顽固的。在1750年以前，高地农民便总是应地主阶层的新需求来调整自己的生活与经营方式。抄没地产委员会的记录也鲜明地显示，高地居民在有实用价值的情况下也乐于采用“低地”的谷物轮作技术。不过，上述这种得到验证的农作方式中仍有很多环节（如圈地和芜菁畜牧业）与高地的地形条件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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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拥有的良好禀赋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得到利用。对旧秩序的破坏、人口的迁居与地租水平的上升一道，创造了一个严重不利于小佃农投资生产的环境。小农场农民的土地租赁权以一年为期，当期限将至时他们便无力抵御被清退的风险。而在1760年以前，虽然牲畜贸易让资本得以注入高地地区，这一效应却未能给社会下层带来显著的实惠，让各阶层都能从商业收益中分一杯羹。相比之下，到1750年代，低地的普通佃农已可以将自己生产的谷物和牲畜直接销往市场。在高地西部，产品销售渠道主要由地主和氏族缙绅把持，这一因素和当地城镇的缺乏意味着在1760年代以前那里的商业化趋势主要波及精英阶层。这一地区缺乏资本家佃农、商人、贸易商和制造商等群体组成的规模可观的中产阶级，而正是这些群体在低地苏格兰充当了经济革命的先锋队。中间地主和中流农民的流失也可以被看作资本从盖尔语社会外流的一种表征，这种流失进一步榨干了高地社会拥有企业家潜质的人力资源储备。还有少量佃农原本在基本生存线之上颇有富余，但随着新设立的小农场村落将所有土地统一分割成只能让农民维持基本生存的小块，这一群体的数量也大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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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思索的是，如果这一地区的地主阶级对本地的资源采取更有效的管理方法，高地西部的命运会不会有所不同。和不列颠其他地方的地主不同，高地地主面临的障碍更为严峻：这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较为恶劣，精英阶层并不能像其他地方条件更为优越的地主那样从矿场和城镇中收取租金，高地西部和北部也不可能开展集约化的种植农业以更好地吸引人口。高地地主之所以将越来越多的土地用来牧羊，是为了利用当地从事畜牧业的相对优势，因此他们的决定在经济上始终是理性的，尽管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堪称毁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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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非人力因素并不能全盘解释这一时期高地的历史经验，一些地主确实对这一地区的苦难负有直接责任。一些地主似乎更在乎榨取短期利益而不是在长期考量后进行扎实的投资，从褐藻产业的繁荣中赚取的大部分利润最终被挥霍到高地以外的地方。这些人为了追逐某些很难延续到对法战争结束之后的商机，不惜彻底改变领地的社会格局，这种做法只能用鼠目寸光来形容。不过，仍有一些土地所有者试图慷慨投资本地的渔业和工业发展，其中最为显著的例子便是18世纪末的第五代阿盖尔公爵和19世纪初的萨瑟兰家族。但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地主的经济发展策略都只在最初阶段取得了些许成功，没能产生长期成果。这表明即便实施者拥有雄厚的财力，一份富有想象力的经济发展计划在这一地区也难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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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高地西北部在19世纪初已经没有什么回旋的空间，不可逆转的经济萎缩已成为这一地区的宿命。这一状况的背后至少有四个主要症结。第一，到1815年，商业力量已经把这一地区转变成不列颠工业经济的附庸。这里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傀儡地带，在经济上完全从属于南方的城市，功能仅限于提供食物、原材料和劳动力。高地西部居民的命运已不再只取决于天气、牲畜价格和土地的产出，他们的命运现在也和远方一系列商品的行情波动牢牢捆绑在一起。换言之，商业化终结了这一地区相对孤立的半自足状态。第二，商业化在当地造成了一种以小农场农业、土豆种植和副业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脆弱且缺乏保障。与此同时，新建的绵羊牧场大量侵占对高地旧社会至关重要的牧草地，而前者的经济收益往往又会被输送到这一地区之外。由此可见，即便从短期来看，商业化也对高地西部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应，而高地旧社会的凝聚力同样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第三，苏格兰高地现在已成为不列颠市场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造成的其中一个结果便是这一地区的经济不得不直接暴露在来自苏格兰西部和英格兰北部等更发达的工业化中心的竞争压力之下。高地缺乏煤炭资源，只有寥寥几座城镇，和不列颠列岛上诸如爱尔兰西部和英格兰东南部这样的其他边缘地带一样，当地的小型纺织业很快被来自制造业中心地带的无情竞争打垮。在新经济体系下，这一地区的经济活动将不得不专注于自身的相对优势，而这种优势也越来越局限于绵羊养殖和非熟练劳动力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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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拿破仑战争之后物价崩溃，这一危机导致高地地区即便最为精明的地主也无法稳定领地的经营状态。联合王国大多数地区的经济都在1815年后的几年间陷入苦难，但经济困难在高地西部和北部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这部分是因为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带在衰退期间往往受损更严重，也是因为高地繁荣的经济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不可持续的战时状态为前提的，随着和平来临，本地的出口经济便难免遭受重创。1810—1830年，高地的牛只价格下跌了一半。高地渔业也陷入停滞，其原因包括西部海湾中鲱鱼群不可预测的外迁、1820年代鲱鱼行情的冷却，以及爱尔兰和加勒比市场对腌制鲱鱼需求的下降。赫布里底群岛的支柱产品褐藻在和平来临时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随着苏打灰进口恢复，市场上有了更便宜且供应量更充足的褐藻替代品。此外，对碱类产品进口关税的削减以及从食盐中制碱的廉价方法的发明也对褐藻加工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褐藻价格到1820年已经下跌到从前的一半，这一趋势还将在之后数年中延续。和平也令大量高地士兵复员返乡，而在这之后不久，1820年代税收立法的调整又对私酿威士忌造成了严重冲击。在这十年里，1760—1815年建成的整个高地西部经济运转的基础几乎毁于一旦，当地居民确实因此陷入惨淡的境地。更为糟糕的是，绵羊的价格虽然也陷入停滞，但没有像其他商品那样直接崩溃，这一地区似乎只有商业化畜牧还拥有前景，而这一行业将意味着更为彻底的人口清退与土地侵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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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 Defoe，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London，1971 edn），p.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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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oted in T. M. Devine，Clanship to Crofters War（Manchester，1994），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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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I. Macinnes，‘Scottish Gaeldom：the first phase of Clearance’，in T. M. Devine and R. Mitchison，eds，People and Society in Scotland，Ⅰ，1760-1830（Edinburgh，1988），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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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econd Report by the Committee of Management to the Edinburgh Section for 1850 in Reports of Edinburgh Section of the Central Board（Edinburgh，1847-50），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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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章 旧制度与激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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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末期的苏格兰，一场革命正在席卷农业和工业领域，苏格兰的文化和思想成就也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与此相对，苏格兰的城镇治理与议会机构仍颇显过时、衰颓乃至腐败，和这个国家在其他领域上越来越活跃的发展势头不相匹配。和不列颠其他地方一样，财产所有权是判定投票资格的唯一依据，这一做法背后的理由是只有那些以土地为切身利益所系的人才被认为会审慎且负责任地参与管理国家大事。但在苏格兰，对财产权标准的要求达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就连绝大多数土地所有人（尤其是拥有中小规模土地的地主）和富有的城镇商人也几乎没有参与选举与投票的资格。在苏英合并之后，苏格兰共有45个郡选区和15个城镇选区，各对应2600名和1500名选民，选民总数相当于18世纪晚期苏格兰人口的0.2%。规模如此之小的精英选民群体即便在没有推行民主政治的18世纪不列颠也绝无仅有，相比之下无论爱尔兰还是英格兰的选民规模都要大得多。以都柏林为例，这座城市拥有3000—4000名选民，人数甚至超过所有苏格兰郡选区选民的总和，几乎与整个苏格兰的选民人数相当。然而，权力在苏格兰的分配甚至比选举权的分配更为集中。例如，在苏格兰诸郡，拥有投票权的往往是封建领主，而非单纯的土地所有者。通过将他们的权力分配到朋友、族人和门客当中，那些大地主可以在选举中制造大量虚假的选票抑或“苦役”（faggot）票，以此操纵当地选情，并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势。作为结果，在苏格兰出现了迈克尔·弗赖伊（Michael Fry）所谓的“口袋郡”（pocket counties）；阿盖尔、比特、萨瑟兰、昆斯伯里、巴克卢等大贵族在这些地区操纵选举，从而强化了本家族在领地和周边地带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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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格兰的城镇里，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商人和贸易从业者有投票权，类似的寡头操纵也广泛存在。苏格兰的66座特许城镇被分成四五个区域，其中的选民将选举产生15名议员以出席威斯敏斯特的议会。选民规模极小，即便在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也只有区区33人。所有评论者都承认城镇选举中存在严重的腐败和金权政治，一些商人和工匠行会形成的小派系可以轻易地在选举中维持自己的权威。因此并不意外的是，选举在这一时期的苏格兰遭到了非常冷漠的对待，有时甚至根本没有举行。例如，在法国大革命震撼全欧洲的1790年，苏格兰总共只进行了九场郡和城镇一级的选举。这与同一时期的爱尔兰形成了鲜明对比：爱尔兰的地方政治活动十分活跃，公共议题常常引发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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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亨利·邓达斯作为政府在苏格兰的“管理者”或“大臣”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他在1790年代初已能用高明的政治运作手段令苏格兰的选举制度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作为结果，很少有人愿意在议会层面组织正式的反对力量，而这么做的意义也十分淡薄。邓达斯在一定程度上是曾在18世纪上半叶成功操纵苏格兰选举政治的艾拉伯爵（后来的阿盖尔公爵）的继承者，但阿盖尔的霸权并未持续。在1763年比特的政府倒台之后，苏格兰政坛一度陷入权力断档，没有人能像前任那样有效地维持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关系，在苏格兰政界充当赞助提供者与利益输送者，并有效地管理苏格兰事务。与此同时，在苏格兰社会扮演传统领袖角色的大贵族此时往往居住在英格兰，而联合王国内阁政府对苏格兰的关切仅限于其政治稳定与和谐，除此之外态度颇为冷淡，这些都加剧了苏格兰政府面临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权力真空中，邓达斯抓住机会让自己扬名立万。他并非贵族，而是出身洛锡安地区阿尼斯顿（Arniston）一户与法律界颇有渊源的地主家庭，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邓达斯的崛起可谓神速。他在1766年成为苏格兰的副检察长（Solicitor General），在1775年成为苏格兰检察大臣（Lord Advocate）。必须注意的是，这些职位不只掌管法律事务，也覆盖了一系列政治和行政职能。归根结底，这些高级司法官员才是18世纪晚期苏格兰的实际治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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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邓达斯来说，控制政治赞助的纽带才是掌握权力的关键。从1779年开始，作为苏格兰唯一的印玺保管人（Keeper of the Signet），邓达斯在苏格兰政府官职任命中施加了决定性影响，他利用自己的职权系统性地编织了一张由门客、选民和地方利益集团组成的复杂网络，用恩惠、职缺、晋升机会和年金吸引他们追随自己。随着邓达斯在1784年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委员，并在1793年至1801年担任董事会主席，他的权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虽然在此之前，早已有大量苏格兰人任职于东印度地区，但通过掌握东印度公司丰厚的政治赞助机会，邓达斯大幅增强了自己的影响力。邓达斯擅长侍奉多位主人，例如在1782年至1783年，他就曾在三届立场各不相同的政府中担任阁僚，但真正让他飞黄腾达的还是后来与小皮特之间亲密（他们两人经常一同豪饮）且忠诚的关系。不过，邓达斯权势的基础归根结底并不在于私人宴饮，而在于威廉·弗格森所谓“北方的精锐兵团”——邓达斯的这笔政治资本可以很好地为小皮特所用。1780年，邓达斯本人控制着苏格兰41个参与选举的选区中的12个；到178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2个，到1790年则上升到34个。这位“亨利九世国王”在苏格兰的权势此时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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