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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01 然而，邓达斯的权力背后隐藏着一个悖论。邓达斯强大的竞选机器以城镇选区的普遍腐败和郡选区内受到严重操纵的选举活动为基础。这种状况似乎与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相矛盾：在大学、俱乐部和辩论社里，启蒙主义者此时正热衷于践行理性、追求知识、磨砺思想。很多源于苏格兰的启蒙理念都对美洲殖民地和阿尔斯特地区的政治激进主义造成了深远影响。1729—1746年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的弗朗西斯·哈奇森就曾教导他的学生说，世上存在一种自然法，其权威凌驾于国家制定的法律之上。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思想自由和反抗暴政的权利。这些思想在1776年以前有力地刺激了北美殖民地的政坛，也在18世纪鼓舞了爱尔兰的政治激进派。在更大众的层面，苏格兰人也是当时欧洲识字率最高的民族之一，这一时期的政治理念正以新闻、小册子和宽幅海报为载体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约翰·高特的小说《堂区年鉴》（Annals of the Parish）中的一个角色就曾提到，随着对法战争爆发，“……我记事以来还没见过人们阅读如此之多的文字，思辨的意识如此活跃……棉纺工和平纹布织工也会聚在一起，阅读伦敦发行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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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03 此外，苏格兰社会也并不是先天地对既存权威忍气吞声。在18世纪，以1733年联合长老会（分离教会）和1761年救济教会的成立为标志，苏格兰的宗教异见运动发展起来，苏格兰国教会的内部分裂大为加剧，这些都是对在长老会堂区推行世俗赞助人制度的强烈反抗。在1790年以前，这个社会一方面默许了邓达斯的专擅，一方面却充斥着对圣职赞助制激烈且时而伴随着暴力的反对。宗教异见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到1820年代，整个苏格兰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居民不再追随正统的苏格兰教会（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移民此时占的比重很小）。如此规模的分裂表明此时的苏格兰社会仍建立在加尔文主义神学认为上帝面前“灵魂平等”的理念基石之上，对于个人意志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有着强烈的坚持。正是这一平等主义的思想传统鼓舞了阿尔斯特地区苏格兰长老派移民充满战斗性的激进政治主张（这甚至比当地的天主教佃农更令地主感到恐惧），也在之后的岁月里激励了美国独立战争中加入革命军一方的“苏格兰裔爱尔兰人”以及1798年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的起义者。在苏格兰的宗教传统中，对于上帝与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盟约（Covenant）的认识曾在17世纪成为政治革命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在苏格兰农民社会之外，伯恩斯也曾在著名诗作《无论如何，人就是人》（A man’s a man for aw that）中发出了平等主义的信号。由此看来，在这一时期苏格兰人最关心的宗教信仰、礼拜形式和教会治理方式等问题上，他们的态度既不冷漠也不被动。但在18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官方的“政治”在苏格兰似乎完全不具备这种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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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05 考虑到早在1707年之前，苏格兰的“国家政治”已经完全无法代表国民的意愿，这一结果并不十分让人意外。苏英合并撤销了苏格兰议会，也自然而然地将苏格兰议会中正在萌芽的“政党”扼杀在摇篮之中。苏格兰的议会政治已不复存在：威斯敏斯特的联合王国政府几乎很少花时间讨论苏格兰事务，而除了在1745年叛乱之后曾仓促地订立了一系列法令之外，伦敦的议会只是偶尔才将苏格兰议题纳入议程。如果苏格兰的问题很少在联合王国的权力核心地带得到关注，那么选派议员南下伦敦陈说苏格兰方面的关切也就失去了意义。邓达斯操纵政局的主要目的也只是在下院尽可能安插更多的忠实支持者，以让他在苏格兰政府的日常运转中变得不可或缺，并巩固（以及在有机会时扩张）自己的赞助关系网络。而在最后这一点上，他是个公认的内行老手。在邓达斯掌权时期，陆海军、殖民地、税务部门和政府机构中苏格兰任职者的数量大幅增长。到1800年，苏格兰人已经占据了联合王国四分之一的官方年金名额和三分之一的官方挂名职位，比例远超苏格兰人口（英格兰的六分之一）或其财富在整个联合王国占据的比重。如此巨大的成功令伦敦方面怒不可遏，议会最终决定大幅削减向贪婪的苏格兰人提供的赞助总量，但官职请求者的人数仍远远超出官职的供给。仅1784—1790年，苏格兰国立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中便收藏了近600份申请书，申请人索求的职位从大学教授到上院贵族议员身份不一而足，而这远非邓达斯在此期间收到的官职申请的全部。作为结果，邓达斯可以在这些申请人中进行拣选，他不但可以借此为自己的门客与追随者提供回馈，还会根据申请者的才干、能力与潜力进行提拔。对很多苏格兰士绅与专业人士来说，邓达斯提供的美差都是职业成功与家族繁荣的关键，很少有人敢和邓达斯闹僵，以让自己冒无法晋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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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07 苏格兰社会在这一时期显露出来的政治冷感也和社会的实际治理情况有关。统治苏格兰的政府机构不但从《联合条约》中幸存下来，还得到了《联合条约》的保证。议员的选举过程则与苏格兰的实际治理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对大多数苏格兰人来说，苏格兰教会才是地方层面更显著、更有效的管治力量。堂区制度负责收取并发放济贫金，惩处情节较轻的民事违法行为与不符合宗教规范的行径，为乡村地区的大多数儿童提供教育，并埋葬本地的死者。在中央层面，法律才是治理苏格兰的主心骨。虽然苏格兰的行政事务理论上应由一名长驻伦敦的大臣（从1782年开始为内政大臣）负责，但这些工作在实践中主要由检察大臣、副检察长以及偶尔发挥作用的最高法院副院长（Lord Justice Clerk）等苏格兰的高级司法官员主持。更为重要的是，借用邓达斯自己的说法，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的法官比其他地区的法官“拥有更大的行事空间与裁量权”，且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大体保持了高度的中立与审慎。如哈米什·弗雷泽（Hamish Fraser）所阐述的那样，这些法官的判决确实拥有独立性（尤其是在敏感社会议题上），并不一定为特定阶层的利益所左右。苏格兰的司法机构允许苏格兰工人结社，并以擅长公平地处理复杂的薪酬纠纷而闻名。事实上，苏格兰很多行业的工人都自然而然地愿意在遇到纠纷时向最高民事法院请求仲裁，因为他们认为法官能够达成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苏格兰的政治体制因此得到了些许合法性，尽管在其他领域，苏格兰的体制仍严重腐败，亟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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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09 不过，到1780年代，苏格兰公众舆论中已出现针对政府的批判声音。从1782年开始，有意改革郡选区选举资格制度的自耕农们开始在苏格兰北部聚集，他们最终在爱丁堡举行了一场全体集会，苏格兰大多数郡都有代表参加。不过，这些诉求仍相对温和，仅限于要求政府根除“苦役”票等舞弊行为。邓达斯本人也承认这种“被迫投票”的丑闻需要得到处理，并不认为他们的诉求有何值得警惕之处。与同一时期英格兰的改革派群体，例如威维尔[1]领导的约克郡自耕农协会（Yorkshire Freeholders Association）相比，苏格兰的改革诉求可谓无比温和，他们不愿将运动扩大到苏格兰以外，也只寻求在现有制度中对些许弊病进行修补，而不是认真地想要扩大选举权。他们的活动非但没有威胁到现行政权的存续，反而进一步印证了苏格兰大众对实质性的政治改革缺乏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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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11 这一时期更为显著的一场运动同样发起于1780年代初，其主要目的是反对苏格兰很多城镇中弥漫的腐败和裙带关系。这场运动因爱丁堡富商托马斯·麦格鲁加（Thomas McGrugar）的一些信件被媒体曝光而起，他在信中使用假名“芝诺”谴责了城镇中缺乏开放性的市政委员会，但他的焦点并不在于民主性的缺乏——他认为基层民众“是人群中的渣滓，只凭他们的无知便没有资格参政”——而在于兼具智慧与财产的中产阶级没有得到接纳。麦格鲁加认为选举权应扩大到“中流市民，亦即在每一个自由国度里都构成社会主体的人群”。[2]这一公开表态很快引起了官方的回应，于是在1783年，爱丁堡方面成立了一个关注城镇行政体制改革问题的委员会，其主导者包括亨利·厄斯金（Henry Erskine）、阿奇博尔德·弗莱彻（Archibald Fletcher）和艾尔丁的约翰·克拉克（John Clerk of Eldin）等自由派人士，还有最高民事法院的法官加登斯通法官（Lord Gardenstone）。但在基层社会，商人阶层才是运动的主力。这场运动的发展呈现出几个值得关注的地方。第一，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783年联合王国战败，并因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而蒙羞之后，舆论对施政无能的政府深重的幻灭情绪。第二，城镇行政体制改革此时已经因社会和经济的深刻变革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城镇和城市的快速扩张、海外贸易和国内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知识界取得的卓越成就都意味着一个新的苏格兰社会正在成形，但在这一过程中出力甚多的绝大多数商人、制造业者和专业人员仍在实质上被排斥在城镇治理之外。现在，他们开始要求对公共事务发声，尽管他们采取的行动整体上仍温和且务实。第三，这场运动只寻求在拥有资产的社会阶级内部扩大选举权范围，而不是以囊括全体城镇居民为目标。其参与者的主要诉求仍在于改革，而非激烈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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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13 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委员会起草了一份议会法案，以纠正城镇行政体制中的问题，将选举权范围扩大到所有有产市民，并建立每年选举的制度。这些目标都颇有意义，尽管邓达斯本人曾在私下里说要改革苏格兰一些城镇“比改革地狱还难”。[3]城镇改革还面临着其他的一些困难。没有一个苏格兰议员愿意把这项法案提交下院审议，最终只有剧作家兼爱尔兰籍议员理查德·谢里登（Richard Sheridan）[4]愿意在议会提起这一法案，但他年复一年的主张都没有引起反响。到1780年代中期，邓达斯仍在苏格兰的大多数选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认为这场改革会威胁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政治势力，于是坚决予以反对。他年复一年地用严苛且尖酸的话语反驳谢里登的议会发言。事已至此，这场激发中产阶级潜在不满的政治运动似乎已穷途末路了。然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令局面为之一转，苏格兰现行的权力格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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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17 起初，不列颠的改革派与保守派都乐见法国发生剧变。幸灾乐祸的政治家认为法兰西的国力将因革命遭到削弱，暂时无力与不列颠在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继续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霸权之争。辉格党政治家则为1688年以来不列颠有产阶级享受的自由终于能降临于法国而感到鼓舞，诸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与约翰·穆勒等知识分子认为一个由国际协作与和平主导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当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790年发表《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强烈谴责法国的革命事态并为既有体制辩护时，他几乎是舆论场上唯一的反调。邓迪辉格党俱乐部在这一时期苏格兰中产阶级的舆论场上颇具代表性，这个社团在1790年夏天对法国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 of France）发出的贺信中称赞法国大革命为“自由和理性对暴政、无知和迷信的胜利”。[5]此时的苏格兰有产阶级对法国大革命并无恐惧之感，他们反而认为法国人通过这场运动获得了免于专制的自由，而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精英阶层于一个世纪以前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不列颠就已经历了同样的解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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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19 但在1790年代，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仍对苏格兰舆论场产生了催化作用，为关于政治议题的讨论注入了一股新活力。这一时期的报纸不但在数量上有所增长（从1782年的8家增长到1790年代的27家），在政治观点上也比以往更为鲜明。1791年2月，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著作《人权论》（Rights of Man）上半部问世，下半部则在一年后付梓，这部作品在苏格兰引起了强烈反响，令关于政治改革理念的讨论扩散到从政者之外。潘恩在著作中用明快易读的散文体对政治体制中的腐败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也对不列颠宪制中一些最受尊重的信条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痛斥当时的政府缺乏代表性，歌颂法国的革命事业，认为既然正在掌权的寡头阶层无力实现自我革新，全体国民就应当亲自选举产生一个国民大会（Gener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以推行必要的政治改革。与此同时，他将认为只有地产所有者才有资格执政的观点斥为谬论，并极力陈说全民普选的好处。潘恩的观点已超出改良主义的范畴，拥有真正的革命性，他直接对当时的整个权力机制发起了挑战。潘恩进一步主张改革后的国家机器应当在社会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将用于挑起战争的无益开支用来提供免费教育、养老金，乃至为所有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提供每年4英镑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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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21 《人权论》震撼了整个舆论场，令很多从前并不关心政治问题的人开始产生对公共议题的关切。到1793年底，《人权论》已在不列颠全境卖出超过20万部，该书的廉价版与简版也很快席卷出版市场。1792年5月，政府曾发布一份王室公告试图禁绝此书，但讽刺的是，这份禁令反而让这部政论册子的名望与人气更为旺盛。销售量在禁令发布之后飞速攀升，当时一名爱丁堡的记者记述称，苏格兰北部一座小镇的书商在禁令发布前只卖出了一本《人权论》，但在禁令发布后的几周里便卖出了750本。代表因弗内斯的下院议员、立场倾向改革派的诺曼·麦克劳德曾评论称，官方禁令的“效果如同电击一般，让各色人等都觉得这本书非读不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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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23 与此同时，在1792年春天，理查德·谢里登每年例行公事般的城镇行政改革动议再次毫不意外地被下院敷衍过去，意味着这场运动的温和主张又一次遭到了拒绝。但这一次，对改革的拒绝没有招致一直以来的冷漠对待，而是在苏格兰多个地方引起了一波愤怒的抗议浪潮。在阿伯丁、邓迪、珀斯和布里金，抗议者焚烧了亨利·邓达斯的雕像；在1792年6月的国王生日庆祝活动上，愤怒的爱丁堡民众骚动了整整三天，砸烂了亨利·邓达斯与他的侄子，即时任苏格兰检察大臣罗伯特·邓达斯宅邸的窗户。这些不稳迹象诚然可以部分归因于当时特殊的经济与社会状况，而不只是对政治现状的不满。1792年，苏格兰粮食价格达到十年来的最高点；农业改良运动的进程正不断加快，造成很多人流离失所，在罗斯引发了反对建设大规模绵羊牧场的抗议运动。不过，1792年5月和6月的反邓达斯暴乱确实表明大众对“腐败旧制度”以及对最为有限的改革主张所体现的顽固反对态度心怀愤恨。在一些苏格兰人上街抗议时，还有一些身份较为低微的苏格兰人开始组建“全面改革之友社”（Societies of the Friends for General Reform），这一结社在当时的人数还很有限，却预示了苏格兰未来的走向。当然，我们不应轻易断言1792年苏格兰所有人都对政治的现状心怀不满。反邓达斯骚动的分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对苏格兰西部诸郡和工业化城镇几乎没有影响，骚动波及的范围主要局限于东海岸的部分地区。不过，1792年的不安局面仍有着显著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自苏英合并以来未见于苏格兰社会的一股新的大众反政府势头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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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25 1792年7月苏格兰人民之友协会（Scottish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的成立对上述浪潮起到了进一步的助推作用。城镇改革派对政府一直以来蔑视并抗拒改革提议的做法怀有不满，这一组织的成立便是这种情绪的直接产物。改革派人士终于认定，只有直接改革议会本身，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过，这一目标与潘恩式的革命主张之间也有一条鲜明的界线。在7月26日于爱丁堡的好运酒馆（Fortune’s Tavern）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些苏格兰城镇改革派人士和一些与威廉·皮特的劲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结盟的议会反对派议员达成协议，同意通过“温和、坚定且符合宪制的手段”来“争取土地所有者和城镇的支持”。[7]与其原型——伦敦的人民之友协会一样，这个新组建的苏格兰政治社团试图将大众的政治情绪从潘恩式的激进主义引向改革与宪政主义，以便有产阶层更好地施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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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27 然而，在1792年12月苏格兰人民之友协会的全国大会正式开幕之前，法国的事态急转直下。苏格兰报纸对导致法国大量贵族与教士被害的“九月大屠杀”给予了高度关注，报道这起风波的文章巨细无遗地描述了断头台处刑的残暴细节。从此刻开始，革命便被视为一种对社会整体秩序的严重威胁，一股失控的政治力量，一场快速滑向血腥无政府状态的灾难。在保守派看来，随着不伦瑞克公爵[8]率领欧洲诸国的大规模联军试图尽快镇压革命，却被法国公民军彻底击败，法国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很快，法国革命者便在1792年11月19日的政令中扬言为其他国家寻求解放的受压迫人民提供军事援助，令整个欧洲大陆的统治阶级陷入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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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29 事态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苏格兰的政治版图。法国革命者成功克服困难的表现让很多从未参与国家政治的苏格兰人相信，不列颠的“旧制度”也可通过大众运动打破，并被一个新的民主体制代替。《爱丁堡宪报》（Edinburgh Gazetteer）的评论便捕捉到了这种情绪：“每一位爱国之士都一定会为法国人取得的辉煌成就由衷地感到欢欣。专制主义已经被逼退到大陆中部，而在明年夏天之前，自由之树将把一直以来被残暴统治奴役的土壤完全置于自己的庇荫之下。”[9]在这无畏的乐观气氛和政治狂热之中，1792年10月到12月，一系列改革社团在苏格兰低地各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到当年年底，阿伯丁以南的所有城镇以及低地中部地带的很多乡间村镇都已建立起人民之友协会的分会。不过，这只是大众对法国革命之反应的一个层面。苏格兰当局此时担心的并不是议会改革运动的崛起，毕竟这一运动本质温和且有实际价值。真正令政府忧虑的是东海岸一些城镇爆发的一系列自发性暴乱事件。这些暴乱拥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参与者不但在运动中植下所谓“自由之树”，还和往常一样焚烧了亨利·邓达斯的无数雕像，此人已作为“腐败旧制度”的集大成者而广受憎恨。然而，没有多少迹象表明改革派社团和大众暴民之间有什么联系。事实上，大多数地方分会都在立场上坚守宪政主义，抨击民众抗议者的不法暴行，有时甚至出手帮助当局恢复秩序。在一场尤为严重的袭击邓迪暴乱之后，暴民仍在当地活动了两个星期以上，直到两队龙骑兵强力介入之后事态才平息下去。邓迪的宪政之友社立即在事后谴责这场动乱为“自由最为致命的敌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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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31 即便对暴民提出了抗议，人民之友协会仍面临来自苏格兰保守派的坚决反对，甚至背负了在平民当中煽动暴乱的严重指控。法国革命者的暴举与苏格兰当地民众暴乱的威胁令有产阶级迅速团结起来。即便曾提倡政治改革的辉格党反对派也做出表态，要从业已扰乱社会秩序、颠覆有产阶级统治权的“平均主义幽灵”手中保护宪制。1792年12月，亨利·邓达斯向议会下院表示，他前不久在苏格兰待过几周，在此期间“接待了来自每一个地方的访问者，包括大工厂主、城镇绅士和缙绅……所有人都向我表达了他们对苏格兰局势的忧虑，并要求政府介入，防范一股危险的力量在苏格兰酿成最为严重的后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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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33 因此，在人民之友协会的第一届全国大会召开之前，改革运动就已经受到了政府强力弹压措施的威胁。有八十个改革派社团派遣代表参加了这场大会，但改革运动中的很多领军人物选择置身事外，除了几名爱丁堡的改革派活动家，比如雄辩且充满激情的托马斯·缪尔（Thomas Muir）和福德尔的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 of Fordell）。现在，显然只有少数孤立无援的中上层改革派人士愿意在更为危险的新形势下继续推进这项事业。事实上，全国大会的大多数精力都被用于徒劳无功地表达对现有宪制的忠诚，而不是被用来辩论具体的改革提议。从此刻开始，人民之友协会便陷于被动，再也没能恢复最初的势头。大会召开期间，托马斯·缪尔宣读了一份来自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友好声明，但其他与会者认为这一行为有叛逆倾向，会给政府出手压迫改革派的口实。缪尔本人在1793年1月被捕，并在1793年8月受审，这场审判最终因主审法官布拉克斯菲尔德法官（Lord Braxfield）严重的偏向性而臭名昭著。不过，缪尔在庭审中的表现也不好。他试图为自己辩明清白，却对庭审策略一无所知。缪尔最终被判有罪，布拉克斯菲尔德法官判决将他流放到植物湾（Botany Bay）[12]服刑14年。缪尔的审判最终流传于民间，成为民间传统故事的一部分，但在针对人民之友协会支持者的系统性打压与歧视政策之中，这一事件只是最为知名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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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35 随着1793年2月法国对不列颠开战，苏格兰保守派对改革派的弹压变得更加理直气壮。苏格兰的革命支持者现在可以被指控为内奸，对他们的打击措施也可被名正言顺地当作对潜在叛国者的必要惩戒。如约翰·布里姆斯（John Brims）所说：“被控同情‘雅各宾派’的律师不会再收到案情摘要，有激进主义倾向的工匠与学校教师会失去工作，持有民主化观点的商人与店主会遭到顾客的抵制。”[13]苏格兰教会的牧师和反对官方教会的信徒会众在布道坛上大声疾呼，将议会选举制度改革痛斥为对基督教信仰存续的根本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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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37 与第一届全国大会的170名代表相比，1793年4月人民之友协会第二届大会的与会者只有117人，鉴于此时舆论环境中的敌意如此强烈，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协会成员们的立场依然是温和而非激进的，但他们的士气颇为消沉，如果此时立场激进的伦敦通讯社（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没有对不列颠全境的议会选举制度改革社团发出倡议，号召它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苏格兰的改革运动可能已经彻底失败了。爱丁堡人民之友会的主席威廉·斯柯文（William Skirving）对伦敦通讯社的邀请给出了积极答复，于是在1793年11月，全英人民之友总会（British Conven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得以召开。缪尔和一名怀有改革派思想、在邓迪活动的英格兰籍一位论派牧师托马斯·费舍·帕尔默（Thomas Fishe Palmer）受审并被判刑的事件促使总会的领袖认定，政府和司法机关越来越专制蛮横的做法正在对他们现有的自由权利构成威胁。全英人民之友总会因此决定性地转变了立场，从温和改良派转为政治激进派。总会通过了一系列基于潘恩思想的决议，支持赋予全体成年男性选举权，要求每年选举新议会，采用“公民”与“阶层”等法国革命用语，并同意组建一个永久性全国大会，在人民的自由权利遭到威胁时组织大众发起反抗。这些激烈的表态让政府得以更方便地动用强制力打击总会的活动，对法国革命术语的采用也正好坐实了保守派一直以来指控改革派里通外国、暗中寻求革命的说法。不过，即便被勒令解散，总会仍决定继续召开，会议的主导者因此遭到逮捕。莫里斯·玛格洛特（Maurice Margarot）、约瑟夫·杰拉德（Joseph Gerrald）和威廉·斯柯文最终被判处与缪尔一样的刑罚（这一量刑如今已成为针对改革派人士的司法惯例），流放至澳大利亚植物湾14年。这些判决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大众抵抗。“暴民”此时仍保持沉默，中上层阶级则与政府立场一致。总会被判在对法战争期间效仿法国煽动革命，法院因此裁定，这一组织应被强制解散，其首脑人物应接受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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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39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中，当局可以对改革派痛下狠手而不会引发强烈反响。事实上，曾经对改革派心怀同情的《喀里多尼亚信使报》（Caledonian Mercury）还发文赞美了政府在“革命党宣布永久设立断头台”之前采取的果断措施。所谓的“长枪阴谋”（Pike Plot）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的立场，在这起事件中，一名前任政府间谍罗伯特·瓦特（Robert Watt）密谋在爱丁堡发起一场革命暴动。调查者在瓦特家中发现了准备在暴动中使用的长枪，这些武器被认为是全英人民之友总会提供的。在当时狂热的舆论环境之中，瓦特和一个名叫大卫·唐尼（David Downie）的人被控犯有叛国罪。唐尼的死刑最终被撤销执行，但瓦特被判有罪，并在爱丁堡的收费关口被处决，成为革命时期苏格兰唯一一个被处决的人。他的审判标志着1790年代公开的激进主义政治活动走向终结。从那时起，残存的反对派力量便只在暗中活动，而邓达斯则开始不择手段。他终止了苏格兰的“人身保护法”（habeus corpus），即《反不正当囚禁法》（Act against Wrongous Imprisonment）的效力，开始对所有有激进分子嫌疑的人进行大规模搜捕。逮捕行动中最著名的受害者是亨利·厄斯金，他因这场风波失去了苏格兰律师学院院长（Dean of the Faculty of Advocates）的职位。但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人物也遭到了迫害，例如遭到客户抵制的商人和被解雇的工匠。邓达斯在苏格兰政界中得到的支持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在1796年的选举中，他的派系赢得了迄今为止最多的议员席位。至少从短期来看，政治激进主义的威胁已经被彻底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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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43 与爆发了革命的法国和爆发了1798年大起义的爱尔兰不同，1792—1794年的风波之后，苏格兰的政局似乎坚如磐石，就连1795年和1796年的饥荒与粮价飞涨也没能打破苏格兰社会表面上的平静。在对法战争时期，苏格兰的效忠派在社会上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苏格兰当局也一直无情地推行强硬镇压政策，但对改革的渴望此时已经得到了鲜明的表达，即便在如此严苛的环境下也不会彻底消亡。一个基于成员誓约的秘密结社——苏格兰人联合会（United Scotsmen）便为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存续提供了最为清晰的例证。这一组织的成员支持共和主义，主张基于普选制每年选举产生一届议会，并呼吁公民拥有反抗国家机器暴政的合法权利。爱尔兰人联合会对苏格兰人联合会的组织形式与组织纲领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在1790年代，随着大量织工、流动小贩和收割季佣工从阿尔斯特流入苏格兰西南部，这一影响变得越发强烈。由于爱尔兰人联合会的成员从1797年开始遭到政府打压，很多爱尔兰政治难民选择渡过北海峡（North Channel）来到苏格兰的威格敦郡与艾尔郡，并被当局怀疑在当地鼓动建立了一些危险的政治团体。苏格兰人联合会也与业已解散的人民之友协会有关联。苏格兰人联合会的思想旗手邓迪的乔治·米尔梅克（George Mealmaker）曾起草了珀斯改革者社团（Perth Reformers）宣言稿，正是这篇文稿导致费舍·帕尔默牧师获罪。后来米尔梅克又参加了苏格兰人民之友协会的第二届全国大会以及之后的全英总会。政府报告显示，在斯特灵郡、福弗尔和法夫等地，很多曾为人民之友协会所用的旧据点也被苏格兰人联合会使用。负责传播社团理念的人常常是爱尔兰移民和在不同工作场所流转的织工，关于这些人行动轨迹的零星记载显示苏格兰人联合会此时与二十多个秘密结社建立了联系，后者的分布范围遍及艾尔郡（那里与爱尔兰联系紧密，意味着当地的社团活动尤为发达）与东海岸之间的整个低地苏格兰。这些秘密结社与苏格兰人联合会之间的联络让它们得以接受来自不列颠岛上规模最大的革命组织的扶持，并成为一个国际性秘密行动网络的一部分。而法兰西革命政权在考虑越过英吉利海峡入侵不列颠时，也试图对这一网络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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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45 不过，我们很难说苏格兰人联合会对政府的统治构成了什么实质威胁。最近一位研究苏格兰人联合会活动轨迹的学者伊莲·麦克法兰（Elaine McFarland）认为，苏格兰人联合会“在巅峰时期的成员人数（不论是活跃成员还是挂名成员）可能不超过数千人”。[14]在这个规模不大的群体中，有一定比例的人是来自爱尔兰的迁居者，而不是苏格兰本地人。事实上，当1798年爱尔兰起义爆发时，苏格兰人没有起兵支持爱尔兰的革命同志，而是作为王国政府的忠实士兵，受命捍卫政府统治，镇压天主教徒的叛乱。在最终参与镇压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义的20个英军团中，至少13个由苏格兰人组成。有迹象表明至少其中一些苏格兰部队在执行镇压命令时手段极为残忍，这在一首1798年的苏格兰军歌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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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47 韦克斯福德的短毛鬼（croppies），给我长个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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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49 别来招惹中洛锡安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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