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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69 在1790年代的苏格兰，一场法国式的革命之所以不可能发生，是因为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到1700年，君主的政治地位已经大为削弱，贵族大地主及其族人、一般地主阶层与法律界的追随者的地位则越发巩固。他们事实上构成了苏格兰的统治集团。君权神授思想在17世纪中叶的内战中遭到了挑战，在1688—1689年光荣革命期间彻底消亡，威廉和玛丽对苏格兰的统治并不是以不可剥夺的世袭权利，而是以苏格兰贵族的肯认与邀请为基础的。和英格兰的情况一样，这场发生在17世纪的苏格兰革命让有地贵族成为苏格兰的统治阶级，与此相配合的立宪君主的权力则受到了高度的限制。由此可见，苏格兰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终结了1789年法国革命者推翻的旧制度。1790年代苏格兰当局强大统治力的根本来源在于苏格兰地主及其亲族与门客的权力。实际主宰苏格兰的是这一群体的排他权力，而不是1790年代激进派试图挑战的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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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71 苏格兰的激进主义运动之所以没能撼动既有体制，部分原因在于18世纪末期正值苏格兰有地贵族阶层权势的顶峰。这一阶层的自豪感在这一时期宏大的贵族宅邸建筑中得到了最为透彻的体现。卡尔津、霍普顿、因弗雷里等地壮观的贵族豪宅都是在18世纪末建成的，它们至今都为苏格兰显贵的权威、财富和对领地的支配力提供了肉眼可见的证明。农业改良运动在18世纪最后二十年间的加速推进进一步表明，苏格兰的大地主对自己的统治地位拥有毫不动摇的信心。一个担心自己地位不稳的阶层不可能冒险推进革命性的经济变革，但无论是在高地还是在低地，经济剧变都在这一时期如火如荼地发生。租佃关系和农村定居点的剧烈变动只引发了有限、偶发且彼此孤立的抗议活动，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在当时的苏格兰社会，有地贵族世家几个世纪以来的统治地位仍广受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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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73 1707年的《联合条约》延续了有地贵族在苏格兰社会的传统特权，还让他们及其亲族与追随者得以更方便地接触伦敦乃至大英帝国更为庞大的赞助网络与更为丰厚的任职机会。但苏英合并没有对这些贵族在苏格兰的统治权构成威胁。不列颠并未对他们施加多少同化压力，而是让苏格兰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在允许苏格兰贵族保持传统权威的同时，保证他们名下领地产出的煤炭、盐、亚麻、牲畜、羊毛和谷物能自由销往英格兰市场。在苏英合并之后的几十年里，还有两个新变化进一步增强了统治阶级的支配地位。第一，1746年詹姆斯党的溃败彻底消除了反革命在苏格兰爆发，并最终恢复绝对君主制的可能。第二，大约在同一时期，温和党的势力在苏格兰教会内部占据了支配地位。尽管并不是所有神职人员都成为大地主的温顺附庸，但这一事态确实令宗教事务不再对苏格兰贵族的霸权地位构成威胁，一个世纪以前誓约派时代的宗教纷争由此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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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75 18世纪苏格兰经济社会格局的变迁对人口造成的影响可能对贵族的传统权威构成了最主要的物质威胁。但讽刺的是，苏格兰的经济革命非但没有弱化旧统治阶级的地位，反而在短期内增强了统治者的韧性。至少在18世纪，经济增长让现行体制的影响力得以巩固。这一时期的显赫地主仍在不断侵吞小地主的土地以扩大自己的地产，这便是苏格兰显贵阶层物质实力不断增强的显著证据。这一现象的背后存在多种原因。在1780年代和1790年代，苏格兰城镇与工业经济增长飞速，但苏格兰社会直到19世纪仍以农业和农村为绝对主导。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大大刺激了对于地主所有地产出的食物和原材料的需求，并推动地租快速上涨。因为这一时期的很多编织业与采矿业活动存在于乡村而非城镇，所以苏格兰的工业化与农村经济的变迁密不可分。因此，苏格兰逐渐成形的经济新秩序非但没有威胁到有地贵族阶层的霸权地位，一些有地贵族还积极地投身于这场经济变革当中：他们作为农业“改良派”积极推行新式农业技术，亲自创立工业村镇，与人合伙经营矿业、制铁业、银行业，或者修建道路与运河。他们在政治上可能是保守的，在经济上却颇具革新意识，对于正在苏格兰出现的社会新格局，他们既心怀热忱，在利益上也有颇多关切。他们的农业“改良派”角色并不是在18世纪晚期突然形成的。正如之前的章节所述，地产从17世纪晚期开始已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收入来源而非兵役来源，而早在1700年，商业化的经济视角就已经在很多地方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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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77 上述因素对于苏格兰旧体制的存续发挥了关键作用。现行体制下的统治阶层对经济改革发展的热忱意味着，苏格兰“未经改革”的政治体制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完全可以容纳并推行对工商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立法与施政，而在这样的过程中，这一体制也保证了自身的长期存续。无论是对亚麻出口的奖励制度（这在18世纪中叶对这一战略产业的扩张至关重要）还是1727年工业与渔业监理委员会的设立，以及1775年与1799年对煤矿和制盐业“奴工”制度的废止（目的是解决这两大产业劳动力紧缺的问题），都是这一时期苏格兰当局鼓励经济革新的证据。有地贵族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激进革新手段也部分缓解了城镇社会精英人物可能因自身长期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而怀有的不满情绪。“未经改革”的苏格兰政府在政治上陷于停滞，在经济领域却颇为活跃。讽刺的是，很多有影响力的工商业人士在这一时期也试图购置地产，以一己之力争取大地主的地位，从而巩固了有地贵族的力量。这一过程并不是资产阶级对有地贵族传统利益的挑战。最终得以购置土地的富人数量很少，所购之地产的平均面积也很小，而由于购买大片土地的成本过于高昂，即便像格拉斯哥的殖民地贸易商这样最为富有的城镇居民也很难让自己的地位变得比小缙绅更为显赫。正因如此，苏格兰贵族的土地霸权丝毫没有受到商业利益的动摇，他们只用微不足道的代价便成功地使一个强大的潜在批评者集团归顺，使其成为现行体制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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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79 上述因素构成了苏格兰旧体制得以在18世纪晚期存续的主要原因。但在1790年代，旧体制之所以能克服来自政治激进主义的威胁，还要依靠一些只存在于那一时期的因素。如前所述，对法战争的爆发和1793年之后法国革命局势的暴力化转向让当局有机会把所有激进主义者渲染为叛徒，从而为强制性手段提供正当性辩护。革命的失控，尤其是革命恐怖统治的崛起似乎全然坐实了保守主义者认为大众民主必然堕入血腥无政府状态的观点。在苏格兰，这一变化令有产阶级的政治观点迅速得以统一，这种政治上的联合在全英人民之友总会召开之后变得尤为紧密：全英人民之友总会在人员构成上更贴近无产阶级大众，诉求也更为激进，在外界看来他们不但有可能冲击苏格兰的旧政治体制，也对整个社会现行的层级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从1790年代晚期广泛投身志愿兵部队的商人与专业人员，到罗伯特·伯恩斯等著名激进派支持者的公开悔改，抑或1796年执政党在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无不证明了一种政治上的顺从意识在这一时期方兴未艾。为保卫苏格兰本土抵御法国的威胁，当局在这一时期鼓励“士绅”自费组建步兵或骑兵部队，因为参与者不会收到国家拨款，大多数部队都由出身体面之人组成：地主和富商出任军官，小店主、贸易商、文员、教师和农民则充当普通士兵。英法战争期间苏格兰为不列颠志愿役部队贡献的兵员之多，已与其人口规模不成比例：到1803年底，已有超过52000名苏格兰人在志愿役部队中服役，在整个联合王国境内建立的103个团中，他们构成了51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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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81 维持苏格兰旧体制存续的第二个因素是1790年代苏格兰当局政治赞助网络的扩张与发展。赞助制度构成了苏格兰权力格局的核心，在这一制度下，陆军、海军、官僚体系与司法系统的职缺通过有影响力的权贵人物得到散发，作为回报，执政党可以收获有所求之人的忠诚与服从。对所有希望获得显赫地位的绅士来说，大人物的垂青都必不可少。如果恩主所能提供的赞助机会相对于在下位者的需求有所减少，政权便很有可能面临动荡。爱尔兰的一些事例就可以证明此点：由于1790年代当权者能够为士绅和“中间”（middleman）阶层出身的非长子提供的任官机会不足，导致当地社会中的“不安之人”受到刺激，他们最终在1790年代遍布爱尔兰的社会动荡以及1798年的大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在苏格兰，这种情况发生的风险微乎其微。如之前的章节所述，苏格兰的经济发展和18世纪不列颠殖民事业在北美、加勒比和印度的扩张为苏格兰中产阶级和士绅家庭的子嗣提供了新的机遇。1793年之后不列颠陆海军的大举扩张提供了大量军职，苏格兰当局可以借此收获更多支持。与此同时，借用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说法，印度已成为“苏格兰的储粮箱”，大批苏格兰青年在这一时期涌向南亚次大陆，在那里从事文官或军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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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83 维持苏格兰旧体制不倒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在于经济发展对大多数苏格兰人物质生活水平的影响。在法国，经济危机、粮食歉收和高涨的粮价构成了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在苏格兰，激起大众不满情绪的因素似乎也不缺乏。谷物粗粉价格在18世纪最后二十年间飞速上涨，在1795年再一次迎来上升。随着地权得到整合、传统村落居民遭到清退，“农业革命”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无数乡村居民的生活状态。由于产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国际市场供需的波动，城镇工人不得不面对新的不确定性。然而，在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苏格兰社会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一点尤为值得注意。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几乎没有忍无可忍的农民发起叛乱，也很少爆发大规模集体抗议，而这些动荡事件在同时期的法国和爱尔兰屡见不鲜。粮食骚动的确在粮价尤其高涨的年份里偶有发生，但和法国相比，苏格兰粮食骚动较为罕见且烈度往往较低，甚至和英格兰相比，苏格兰发生粮食骚动的频率也要低很多。总体来看，1790年代的粮价抗议与寻求宪制变革的政治运动之间并没有多少实质关联，只有等到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后，经济困难才和政治运动紧密联系起来，这种关系将在1820年激进派战争（Radical War）和之前的几年里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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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85 只要观察18世纪晚期苏格兰的社会史便不难发现为什么这一时期的大众抗议较为罕见，即便发生也对现行体制几乎构不成威胁。当时苏格兰社会无疑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基于传统惯习的权利受到挑战，经济的变革给苏格兰人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与创伤。不过，当时也有很多迹象表明大多数苏格兰人的生活水平在1780年至1800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对包括男性农业佣工、城镇木匠和乡间手工编织业者在内的诸多从业者的调查显示，虽然这一时期的粮价确实有所上涨，但从业者薪资水平的增速保持在更快的水平，这一上涨势头直到19世纪初才迎来决定性的转折。大多数人逐步改善的生活对苏格兰社会的稳定十分关键：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变革造成的冲击，也消灭了可能造成广泛不满情绪的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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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87 这一时期居民生活的改善是一个几乎只存在于苏格兰的现象。在1780年代到1790年代的英格兰乃至西欧，价格的涨幅都显著地超过了收入水平的增长。这种特殊的趋势可以在苏格兰社会的一些特性中得到解释。这一时期不但苏格兰的城镇、工业与农业劳动力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景气，而且苏格兰经济活动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这意味着手工编织业者和农场佣工等重要部门的用工规模迎来了尤为突出的扩大。与此同时，苏格兰在1793年至1815年的战争期间为不列颠陆海军贡献了大量兵员，其人数在不列颠武装力量中的占比远超苏格兰人口在整个联合王国所占的比重。鉴于这一时期苏格兰人口增长势头较为平缓（在18世纪晚期人口增长率远低于爱尔兰、法国和英格兰），苏格兰的劳动力市场几乎不用担心有限的用工需求被大量求职者淹没的问题。作为结果，无论是在苏格兰的乡间还是在城镇，雇主往往需要开出更高的价码，才能保证人手长期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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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89 人口的外迁和内部流动也缓解了潜在的动荡风险。与同时期的很多西欧国家和地区相比，18世纪末进入剧烈变革期的苏格兰社会拥有十分突出的人口流动性。在高地中部与西部，与其在不断扩张的农业资本主义经济面前发起暴力反抗，移民大西洋彼岸无疑是当地人可以选择的另一条道路。而在低地苏格兰，移民的“安全阀”作用也得到了颇为有效的发挥，当地新建或扩建了规划新村和新城镇，格拉斯哥、爱丁堡等快速膨胀的大都市毗邻被改良运动波及的乡间地带，这允许并鼓励了大量乡村居民暂时或永久性地移居他处。鉴于这些替代选项就在故乡附近，土地利权的丧失对很多人来说并没有构成毁灭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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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91 不过，归根结底，苏格兰旧体制得以存续的关键仍在于有地贵族阶层自身的角色，以及他们对苏格兰社会的变革做出的反应。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上位者的正当权威并不只是以社会阶层的世袭特权为依据，还要以能否践行传统道德义务、对社会基层成员负责为基础。例如，佃农在收成较好的年份里愿意支付地租，便是以地主会在荒年提供帮助为预期的。苏格兰低地的很多地主会在两个领域采取积极的介入措施，并在客观上降低了社会动荡的风险：在年景不好的时候，地主会购买粮食并用较低的价格向地方居民出售；他们采用的另一种相对较新的手段则是亲自缴纳济贫税捐。在这一时期的苏格兰低地，由本地人进行济贫法审定的做法已在一些地方普及开来。在18世纪末期，济贫制度还没有对所谓“无经济能力贫民”和拥有谋生能力的失业者做出清晰且确定的划分，判定前者可以接受救济而后者不能，直到19世纪这一制度才变得更为严格，无经济能力者与一般失业者的待遇差别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但在那之前的数十年里，济贫制度的实践更为灵活也不那么吝啬，在1782—1783年、1792—1793年以及1799—1800年的几次经济危机期间都为受害最严重者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当时的工匠也经常将自己与雇主间的劳资纠纷提交本地的治安法院与苏格兰民事法院裁决，司法机关往往也乐意用自己的权力调整薪资水平，以应对物价的上涨。这种干预措施似乎在1790年代变得越发普遍：治安法院和民事法院的法官都扮演了关键的仲裁者角色，他们既遏制了劳资纠纷的爆发，也保护了一些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免受粮价上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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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93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并没有完全实现物价与工资水平的自由浮动。家长制的社会管控直到19世纪初才遭到摈弃，而正如下文将要讲述的，旧体制的社会管控手段一经废除，苏格兰社会的深层矛盾便大为激化，直到1815年之后彻底浮出水面。但在1790年代，旧制度的家长制干预仍通过粮食补贴、灵活的济贫制度和对劳资谈判的积极介入等形式得以发挥作用。正是上述措施加上当局对激进主义政治运动的严厉压制，以及这一时期苏格兰偶然且短暂的社会经济处境，决定了苏格兰的旧体制能够平稳度过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动荡十年，并以异常完好的面貌迎来下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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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97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激进主义运动没有再掀起波澜。拿破仑在法国的崛起似乎坐实了保守派的固有论调，后者认为革命的无政府状态必将以军事独裁政权的专制统治收场。此外，法国的大陆封锁令与不列颠登陆计划威胁到联合王国的国防安全，这些都助长了爱国主义而非反抗政府的情绪。但在表面的平静之下，苏格兰社会正孕育着新的冲突，这些矛盾终将引发下一轮大众激进主义运动的爆发，其声势将远大于1790年代早期激进派造成的纷扰。新冲突的焦点在于苏格兰工业革命的影响。传统行业的师徒主从秩序正在快速走向解体，很多工人如今已不能从学徒升级为熟练工，并最终（对少数人而言）成为有独立收徒资格的工匠，不少行业的绝大多数熟练工最终都将靠雇主提供的薪资度过余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独立工匠也正面临着海外市场残酷竞争的威胁，并被迫根据商业需求而非传统的薪资基准支付工资。从18世纪晚期开始，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分歧在一系列行业中越发激化，其中一个结果便是从事石匠、裁缝、鞋匠、木匠等行当的熟练工开始结社，以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个新浪潮最为著名的标志是1787年格拉斯哥编织工人的罢工运动：粮价的暴涨与工资的暴跌令罢工遍及整座城市，超过7000名编织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集会，对工厂主降低工资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集会者随后与格拉斯哥城镇管理当局和军队发生冲突，人群中有六人被杀。现在，来自市场经济的冲击迫使越来越多的人结成工会自保，其目的并不仅在于获得福利和保障（这是旧时代劳动者结社的主要目的），而且要在薪资水平波动、雇主待遇不公以及大量半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涌入城市的威胁面前提供一种互相保护的机制，尽可能保障成员生活水平的稳定。正因如此，即便19世纪初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活动销声匿迹了，工人的结社活动仍在紧锣密鼓地展开。1810年和1811年，苏格兰的印花布印染工卷入了一场延宕颇久的劳资纠纷，这起事件被后世称为“压迫暴政”（Reign of Oppression）。1809—1810年，格拉斯哥第一个有效运转的棉纺工工会开始成形。与此同时，在很多业已“结社化”的行业，收徒工匠之间的横向组织也开始成长起来，以巩固雇主在面对越发不安定的工人时的议价立场，并保证他们有权利根据劳动力市场的情况确定薪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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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99 在劳资纠纷不断激化的背景之下，还有一些因素助长了社会内部的不满情绪。城镇扩张速度的加快在这里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801年，21%的苏格兰人居住在人口5000人及以上的城镇里，但到1831年，即便这一时期苏格兰总人口的增速比18世纪末更快，城镇居民所占比例仍上升到近三分之一。苏格兰在19世纪前三十年间经历的城镇扩张比19世纪其他时期更为迅猛，在此期间有大量人口从低地乡村和高地涌入城镇，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也越来越多。总体上看，低地西部的制造业中心城镇吸引了最多的移居者，并在苏格兰新崛起的工业社会中充当了人口的大熔炉。不过，即便工业经济蓬勃发展，19世纪早期的城镇经济体量往往还不足以接纳所有（甚至大部分）新来之人，不能为他们提供稳定且收入不错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诸如1816—1818年危机那样的工业经济萧条状态下，由于棉纺业和编织业的用工需求崩溃，居民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陷入赤贫的人数激增。这一时期苏格兰城市的死亡率在经历了18世纪晚期的下跌之后又一次开始增长，也从侧面印证了此时苏格兰大众的贫困问题多么严重。造成苏格兰城镇贫民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斑疹伤寒，这种主要在穷人当中暴发的传染病在经济陷于萧条、居民因求职困难且薪资下跌而难以维持生计时夺去了很多人的性命。有估算显示，在当时苏格兰用工规模最大的手工编织业，有近一半工人生活在19世纪晚期社会问题分析者所定义的“基本”贫困线以下。1810年以后，在格拉斯哥和低地西部的一些工业城镇开始出现剩余劳动力积压的现象，这造成了难以解决的长期性失业，也让很多劳动者不得不通过打零工等手段赚取微薄的薪水，挣扎在社会的边缘。苏格兰工业经济在这一时期已经与充满不确定性的海外市场密切捆绑，如果行情艰难导致订单剧减、工厂裁员，即便生活较为体面的工匠家庭也有可能面临贫困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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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01 因此，对很多苏格兰人来说，19世纪的工业化新时代意味着不安、焦虑和动荡。但讽刺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曾在18世纪末缓解了社会矛盾的家长制干预传统遭到了摈弃。随着所得税被废止，苏格兰大众面临的财税压力转移到了对盐、糖、茶、鞋靴、肥皂、蜡烛等基本生活用品的课税之上，结果收入更高的居民反而负担更小。1800年以前，如果遭遇荒年，苏格兰的济贫制度会通过征收税捐来应对需要帮扶的老人、孤儿、病残居民乃至暂时陷入贫困者的人数增长，因此异常有效地应对了苏格兰社会面临的危机。但因为这一制度以苏格兰长老会的堂区网络和地方堂区小会的民政权力为基础，所以在城镇快速扩张的时代已不能适应苏格兰社会的需求。这一时期在城镇地区设立新堂区和新教堂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城镇人口迅猛的增长速度，主流苏格兰教会的影响力也因越来越多的新教异见派别信徒和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涌入城市而进一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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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03 就连济贫法的规定本身也在19世纪早期变得更为严苛。此时的苏格兰社会迎来了一场思潮革命，T.R.马尔萨斯（T. R. Malthus）便是其发起者当中的代表人物。他在1803年的《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第二版中提出，慷慨的济贫手段终将适得其反，因为过度的救济会鼓励穷人不顾自己的真实经济状况结婚生子，从而增加未来的劳动力总供应量，最终降低工资水平，造成更为广泛的贫困问题。从1810年代开始，苏格兰大城市有限的工作岗位与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之间的尖锐矛盾已开始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这一新思路受到了重视。1804年，苏格兰民事法院在波洛克诉达林案中做出的判决仍明言济贫法的作用在于救济赤贫者，无论其陷入贫困的原因为何。但几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济贫制度征收的税捐，乃至否定旧济贫制度中认为有经济能力的失业者也有权接受救助的基本观念。当时苏格兰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人士托马斯·查尔默斯（Thomas Chalmers）博士在格拉斯哥进行的社会实验所引发的广泛关注便为苏格兰舆论风向的这一转变提供了例证。查尔默斯相信济贫制度的资金来源应以自愿捐赠而非强制税收为基础，并以此为基础在圣约翰堂区展开了实验。他认为济贫税捐事实上减少了流向慈善渠道的资金，干扰了施舍者和受惠者之间基于基督教伦理的人性联结；鉴于正是这一联结将社会的不同阶层团结在一起，在这个充满潜在社会矛盾的时代建立一种基于慈善的济贫制度就变得更为迫切。查尔默斯的观点在苏格兰的中产阶级当中产生了巨大反响，进一步巩固了主张提高济贫条件的意见在舆论场上的地位，而此时的苏格兰产业经济正陷入严重的战后萧条，成千上万苏格兰人因此失去工作，生计无着。这一事态显然不利于苏格兰社会的稳定与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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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05 苏格兰的劳资关系更加强有力地激化了社会矛盾。19世纪初以前，苏格兰法律允许技术工人向行业工会、城镇管理者或地区治安法院（后者从17世纪开始便有权规定本地工人的工时与薪资水平）集体提出涨薪诉求，如果对本地管理者的仲裁不满意，他们还可就仲裁结果向苏格兰民事法院提起上诉。如前所述，史料证据表明1790年代的治安法院与民事法院法官仍乐于扮演公正的仲裁者角色，并在判决中上调工人的工资水平以应对粮价的暴涨。这显然为当时苏格兰的劳资关系充当了关键的安全阀，让劳资矛盾不至于立刻引起激烈冲突。但在19世纪初短短几年之内，苏格兰的司法制度便关闭了这一议价渠道，迫使工人在劳资纠纷中诉诸罢工手段。1812年的大罢工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当时苏格兰西部的编织工人工会要求在行业内设立最低工资制度，并保证每一个编织工人“在适当的工时内工作并得到恰当的报酬，以满足自己和家人的衣食住行所需”。[15]在市场经济的无情扩张面前，这是工人们对更加社会化的经济秩序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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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07 参与罢工的编织工人采取了传统的抗争方式，他们首先向格拉斯哥城镇管理者与治安官发出请愿，然后把他们的诉求提交拉纳克郡治安法院与苏格兰民事法院仲裁。法院对他们的诉求表示同情，但工厂主拒绝按工人的要求调整工资。民事法院因此不愿强制执行自己的判决，而拉纳克郡和伦弗鲁郡的治安官则不顾抗争者有理有节的抗争方式，对罢工领袖采取了镇压措施。这一决定部分是因为这场罢工的参与人数过于庞大，一度有30000名以上的工人拒绝工作，令一些人感到担忧。部分组织者被判处监禁，而在罢工过去不久之后，1661年授权地区治安法庭干预劳资安排的法令便被废除。对罢工组织者的审判似乎也构成了将工人结社行为入罪的最初事例，因为那些组织者面临的指控是所谓的结社滋事罪（simple combination），这一苏格兰法律体系内部的新发明将在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推动苏格兰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力量主要来自西部的棉花商人与工厂主，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工业革命的势头最为显著，而“过时”的监管措施被认为妨碍了经济的进步。不过，实际对法律做出修改的仍是法官和检察官，这些新生代的法律精英在启蒙时代的苏格兰大学接受教育，通过亚当·斯密及其门生的著作领会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妙处。认为工资水平应根据生活成本得到调整的社会化经济理念在法庭上受到了彻底的拒斥，最终工人结社行为本身也被判非法。现在，诸如手工编织工人这样的人群已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投身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以彻底改变守旧的苏格兰体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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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09 在上述背景之下，编织工人毫不意外地成为新一轮激进主义运动的旗手。这一群体与政治改革派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790年代，当时的纺织业村镇曾在人民之友协会颇有存在感，而在诸如佩斯利这样以编织业为支柱产业的城镇，当地很多薪资较高的居民之间已经出现了讨论政治的活跃气氛。然而，曾经在劳动者中居于顶尖地位的编织工人在苏格兰的工业化进程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新生代劳动力的大量涌入让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受影响，苏格兰编织工人的数量从1780年的约25000人上升到了1820年的约78000人。1816—1831年，格拉斯哥手工编织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了近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跌幅都出现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战后的经济危机与1812年解散编织工人工会的法令都构成了编织工人不满情绪的来源，但他们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不满的工人群体。格拉斯哥和西部的其他一些城镇在1816年和1817年都爆发了抗议粮价上涨的骚动与激烈的劳资冲突，当地的鞋匠与矿工也参与其中。除此之外，当局也因威胁城市社会的轻微犯罪行为的增加而深感忧虑。1810年，格拉斯哥警察委员会称这座城市已进入“危险时期”，并公开承认城内的“盗窃、抢劫、非法游荡和其他各种不法行为”已濒临失控，对居民财产与人身安全构成威胁。[16]这些犯罪行为背后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意图，但犯罪的蔓延表明社会危机已十分深重，而这又进一步刺激了激进主义者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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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11 激进主义在苏格兰的复苏受到了两位英格兰改革派人士的影响，他们是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和约翰·卡特赖特少校（Major John Cartwright）。科贝特每周发行的《政治纪事》（Political Register）大受欢迎，他在这份刊物里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尖锐地讽刺了工业化新社会的怪现状，提出最终只有通过议会改革才能让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人的处境得到改善。相比之下，卡特赖特的影响更为深远。这位激进派老将曾走访苏格兰各地宣传自己的改革主张，包括一年一选的议会、不记名投票制、根据人口均分选区和为议员支付薪水。他坚定地认为经济困难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失政，只有彻底革新整个统治机构才能消除这一问题。卡特赖特的主张在经济萧条、粮价高涨的1816年赢得了大众的热烈响应，在佩斯利和格拉斯哥甚至举行了大规模公开集会来对这些议题展开讨论。1816年10月的格拉斯哥集会在城市郊区的特拉什格罗夫（Thrushgrove）举办，吸引了约四万人参加，是苏格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会。在这一阶段，苏格兰政治运动的基调依然是温和的，参与者的诉求以改良为主，向政府发起集体情愿和组织公众集会是他们的主要手段。这场运动吸引了中产阶级代表和城镇商人的积极参与，涉及面广泛的各项诉求也被提出，包括降低税负和废除官员年金、挂名职位等，以争取尽可能多的群体的支持。不过，很多抗议者头戴“自由帽”，这一装束表明他们仍忠于1790年代的激进主义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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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13 运动早期的集体情愿不可避免地迎来了失败，诉诸“道德力量”的策略似乎也无望取得成功。因此，到1816年底，由于苏格兰经济仍无复苏的希望，激进主义运动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一系列秘密社团首先在格拉斯哥郊区的编织业社区内形成，随后通过隐秘的社会网络向佩斯利、珀斯、邓迪等城镇扩散。苏格兰的激进派设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并试图与英格兰的激进派建立联系。他们动员了1790年代秘密结社中幸存的成员，而其中的一些领袖人物是经历过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义的阿尔斯特移民，拥有以带有暴动性质的暴力手段来推动政治改革的抗争传统。这一时期还有说法称激进派试图武力推翻政府统治，而一些秘密结社可能已经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与冷兵器，这些消息都令当局感到警觉。拿破仑战争中的军人大量归乡也意味着参与激进派活动的很多人具备使用武器的丰富经验。1817年初，格拉斯哥的行政官员逮捕了激进分子的领导层，最终有26人因在秘密结社中扮演重要角色遭到监禁。这一谋逆行为令大多数中产阶级支持者不敢再与激进派合作，1815—1816年以来以温和改革为目的而结成的跨阶层联盟就此迎来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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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15 直到1819年经济危机再次发生，苏格兰的激进主义运动才再次兴起。这一轮激进主义运动的直接推手依旧来自苏格兰：约瑟夫·布雷肖（Joseph Brayshaw）提出的新理念“合作社”（union societies）主张其成员彼此之间达成协议，不购买被课征消费税的商品。布雷肖认为，这样的做法可以导致消费税收入大幅减少，最终令政府垮台。除此之外，他还主张全民普选和每年选举议会。布雷肖的经济理念或许过于天真，但合作社的概念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这些组织的目的在于为工人阶级提供政治启蒙，也让激进主义活动得以发展出新的组织形式。随着政府开始系统性地镇压一切改革派公开集会，这种组织很快成为激进主义活动得以存续的必要基础。1819年8月发生在曼彻斯特的彼得卢大屠杀在这一时期构成了政府政策的转折点，在此之后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禁止政治活动的措施，包括禁止超过五十人集会的《治安六法》（Six Acts）。在这之后，大部分坚定的激进主义者都选择通过合作社的关系私下集会，而在艾尔郡、斯特灵郡、伦弗鲁郡、邓巴顿郡和拉纳克郡等地区，合作社从进行政治讨论的俱乐部演变成策划暴动的窝点，其成员开始以暴力推翻政府统治为目的采取行动。鉴于这些结社的隐秘属性，我们无从确知参与者的总人数、真实目的和潜在能量，但可以根据政府密探报告、庭审记录和政府报告中汇总的信息为他们的活动情况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苏格兰激进分子的地下世界拥有一个中央协调委员会，而在一些地区，有消息称当地的激进分子已经掌握了武器（主要是长枪）并开始从事军事训练。这些秘密结社还在苏格兰西部的五个郡拥有广泛的联系网络，并与英格兰北部的激进派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肯定在筹划一场武装暴动以反抗拒绝改变的统治当局，后者即便对温和的改革诉求也以严厉的镇压手段与司法制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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