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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所谓的“激进派战争”在1820年4月1日爆发。从当天开始，一份由所谓“临时政府筹委会”发布的《告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居民书》（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后称《告居民书》）开始在合作社影响力最大的苏格兰西南部各地流传。这份文件号召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并呼吁军队不要支持专制政府，而是投入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它呼吁工人“抵制劳作”，直到他们作为自由人的权利得到恢复。但这份宣言的基调并非彻底的平等主义：“保障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符合穷人的利益”，因为“所有阶层的利益都是一样的”。《告居民书》在格拉斯哥、佩斯利等城镇立刻引发了巨大反响。时任格拉斯哥市长的蒙蒂思（Monteith）向联合王国内政部报告称：“工人阶级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已听信了这份大逆不道的宣言，开始罢工。”[17]当局估计在格拉斯哥城内外，来自各行各业的约六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一旦英格兰北部爆发大众骚动，苏格兰的激进派就将以通往苏格兰的邮政马车服务停止运营为信号，发起全面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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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英格兰的约克郡的确发生了一些骚动，但所谓全面起义最终并未发生。4月4日，随着来自曼彻斯特的邮政马车抵达如常，表明苏格兰大叛乱的计划已经被放弃，当局才放下心来。即便如此，仍有约二十名激进分子（大多数都是编织工人）在格拉斯哥绿地公园开会后决定闯入卡伦制铁厂以抢夺大炮。还有一些来自康多拉特村（Condorrat）的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但一行人在邦尼缪尔（Bonnymuir）遭到一群骑兵的截击，在经历了被后世称为“邦尼缪尔之战”的血腥战斗之后，有十八名激进分子被捕，其中包括两个头目安德鲁·哈迪（Andrew Hardie）和约翰·贝尔德（John Baird）。激进派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暴力行动由一百名斯特雷文（Strathaven）的激进分子发起，他们在参与过1790年代改革运动的资深政治活动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的领导下占领了自己的村落，并打出正反面写有“斯特雷文合作社，1819”和“苏格兰不自由毋宁亡”字样的旗号向格拉斯哥进军。但当他们来到拉瑟格伦（Rutherglen）镇的时候，全国范围的反抗运动显然已经失败，于是这群叛军迅速解散。几天之后，大多数罢工者便回归岗位，当局则开始在一些不满情绪爆发的地带发起地毯式搜捕行动。随之而来的是无情的镇压：詹姆斯·威尔逊、安德鲁·哈迪和约翰·贝尔德都因武装叛乱罪被处以死刑，另有很多参与反抗运动的人遭到流放。雇主则将有激进分子嫌疑的员工开除以作为报复。中产阶级出于对革命和财产遭到掠夺的恐惧选择与政府站在一起，和1790年代一样踊跃加入新组建的义勇团（yeomanry）与志愿团，在有可能发生暴乱的居民区充当警戒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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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激进派战争的历史真相都被裹挟在传说当中，但并不是所有关于1820年政治风波的大众想象都经得起现代史学研究的考证。从前人们广泛相信1820年叛乱的背后存在神秘的“卧底煽动者”，他们通过打入秘密组织内部制造事端以便政府强力介入，但这一观点如今已经不起推敲。引发1820年风波的《告居民书》背后有三个主要制作者，他们都是在格拉斯哥附近的帕克海德（Parkhead）生活的编织工人，而不是王室政府豢养的密探。当反抗运动迅速激化时，城镇当局与中央政府显然始料未及，联合王国内政部的公文档案也显示，在4月1日的总罢工爆发之后，政府不得不从头开始夺取事态的主动权。还有一种更为晚近的观点认为，1820年的政治风波是一场以挣脱英格兰桎梏为第一目的的泛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但这种观点同样不能令人信服。诚然，当时的政治集会上经常出现罗伯特·布鲁斯和威廉·华莱士的形象，对他们的英雄主义描绘无疑象征了苏格兰的民族认同与对自由的向往，令1820年风波带上了专属于苏格兰的色彩。1820年斯特雷文叛军旗号上那句著名的“苏格兰不自由毋宁亡”也带有类似的意味。然而，从1790年代开始，与英格兰无产阶级密切合作、共同争取权利与自由便是这一时期苏格兰激进主义运动的一大特点。这种合作关系始于1792年人民之友协会全英总会，而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又因科贝特、卡特赖特与布雷肖等英格兰政论家对苏格兰激进派产生的影响而加深。1820年，苏格兰激进派的整体策略建立在苏格兰中西部与英格兰北部同时发生暴动的前提之上，而这一计划又是以两个地区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共同体验为基础的。苏格兰其他地区在此期间的局势较为平静，也没有在激进分子的计划中扮演什么角色。引发激进派战争的《告居民书》也证实了苏格兰激进派的政治认同不仅局限于苏格兰一地：它在标题中针对的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居民”，在正文中则强调了恢复“不列颠人”在“《大宪章》和《权利法案》”中曾经获得却在当前失去的自由权利。由此可见，1820年风波糅合了苏格兰与英格兰双方的自由符号，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参与者曾对苏格兰独立有过一丝一毫的严肃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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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820年风波的历史意义，学界也有所争论。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场风波似乎意味着苏格兰的激进主义运动又一次迎来耻辱的失败。激进派的领导与协调机制在漏洞重重的武装叛乱中暴露了不可弥补的欠缺之处，关于叛乱爆发之后应采取何种措施的总体策略也极为含混。《告居民书》中关于穷人和富人结成互惠同盟的主张也更像是出自浪漫主义空想家之手，与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苦难不符。一些批评者指出，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的呼声只在少数地方得到了一小撮激进主义者的响应，而这些地方往往是以编织业为主的村镇或郊县社区。在一些人看来，这一点表明1820年的风波本质上是一次编织工人的暴乱而不是全苏格兰劳动者的反抗运动，他们只是作为一个夕阳产业的受益者对科技与人口变革的必然力量发起了徒劳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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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大多数观点都没能对1820年风波的真正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价。鉴于政府军仍保持了忠诚，预期将在英格兰北部爆发的起义没有兑现，而苏格兰的有产阶级又坚定地站在当局一边，1820年所有武装暴动的失败或许在所难免。然而，苏格兰政府也确实对武装叛乱爆发的威胁深感忧虑。尽管在1820年4月初，政府已经在格拉斯哥和佩斯利集结了2000名常备军士兵，并得到了一些效忠者团体的武力支援，当局仍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控制艾尔郡或伦弗鲁郡。在布里奇顿（Bridgeton）、斯特雷文、巴尔弗朗（Balfron）和基尔马诺克等相距甚远的地方，仍有消息称大量武装人员正在露天地带公开进行操练。此外，这一时期的军事准备也不局限在编织工人当中。编织工人固然在当地产业工人中占据最大比重，他们在1820年风波中扮演核心角色也并不出人意料，但政府的激进分子逮捕名单显示了运动的参与者拥有更为多样的职业背景。例如，在1820年于斯特灵高等法院受审的激进分子（其中包括参与过“邦尼缪尔之战”的激进派资深成员）中只有一半的人从事编织业，另外一半参与者包括劳工、制钉者、鞋匠，以及铁匠、裁缝和装订工等传统业者。1820年4月最初几天爆发的总罢工为运动参与者的跨行业团结意识提供了最为鲜明的例证：包括在工厂工作的纺纱工与操作员在内，苏格兰工业核心地带诸多行业的从业人员都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只有煤矿工人和农业佣工没有以显著的规模投入罢工。苏格兰激进派在1820年风波中对苏格兰当局发起的挑战之严峻，远非英格兰任何一个地方的政府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经济危机期间面对的威胁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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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激进派战争的长期影响则更加难以估计。这场风波可能对苏格兰政治史与工人阶级历史的进程造成了自相矛盾的效果。虽然1820年风波以彻底失败作结，这起事件却在短期之内再一次发挥了积极作用，为1820年代的工会运动注入能量，而不是令政治运动的理念趋于幻灭。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大众政治运动在1832年《改革法案》发布前的政治危机以及1838—1842年宪章运动期间重新点燃，但这两场运动的苏格兰参与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使用暴力，尤其是在宪章运动中，苏格兰宪章派与提倡“道德感化”的策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一转变，1820年风波的耻辱结局或许构成了部分原因。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苏格兰宪章运动也从激进派战争期间建立的一些传统中得到了启发。1820年，苏格兰的工业劳动者第一次产生了跨越职业与宗教分歧的使命感，这一使命的目标在于推翻腐败的旧政治体制，建立一套更加民主的新秩序，一切社会政策上的进步都必须以此为前提。这些理念恰恰构成了二十年后引发宪章运动的思想基础，并将在19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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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克里斯托弗·威维尔（Christopher Wyvil，1740—1822），英格兰牧师、政治改革家，他曾在1779年成为约克郡自耕农协会的领袖，反对联合王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和政府增税的举措，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治性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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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oted in William Ferguson，Scotland：1689 to the Present（Edinburgh，1968），p.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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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Quoted in Michael Fry，The Dundas Despotism（Edinburgh，1992），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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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查德·谢里登（1751—1816），辉格党政治家、剧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777年发表的讽刺喜剧《造谣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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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aledonian Mercury，2 September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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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uoted in Joh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the Scottish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in T. M. Devine，ed.，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Scottish Society，1700-1850（Edinburgh，1990），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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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Quoted in Joh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the Scottish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in T. M. Devine，ed.，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Scottish Society，1700-1850（Edinburgh，1990），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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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伦瑞克公爵即卡尔·威廉·斐迪南（1735—1806），普鲁士王国军事统帅，在法国革命政府对普鲁士、奥地利宣战并入侵奥属尼德兰（今比利时）之后指挥普奥联军攻入法国境内，在1792年9月的瓦尔密战役中受法军炮兵阻击，后败退离开法国。捷报传来之后不久，法国国民大会便宣布推翻王国政府，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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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e Edinburgh Gazetteer，7 December 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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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Quoted i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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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Quoted i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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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位于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在悉尼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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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Quoted i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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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 W. McFarland，Ireland and Scotland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Edinburgh，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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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Quoted in Norman Murray，The Scottish Handloom Weavers，1790-1850：A Social History（Edinburgh，1978），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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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Strathclyde Regional Archives，E1/1/10，3 February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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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Quoted in F. K. Donnelly，‘The Scottish Rising of 1820：A Re-interpretation’，Scottish Tradition（1976），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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