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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uoted in William Ferguson，Scotland：1689 to the Present（Edinburgh，1968），p.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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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Quoted in Michael Fry，The Dundas Despotism（Edinburgh，1992），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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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查德·谢里登（1751—1816），辉格党政治家、剧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777年发表的讽刺喜剧《造谣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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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aledonian Mercury，2 September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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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uoted in Joh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the Scottish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in T. M. Devine，ed.，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Scottish Society，1700-1850（Edinburgh，1990），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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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Quoted in Joh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the Scottish Association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in T. M. Devine，ed.，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Scottish Society，1700-1850（Edinburgh，1990），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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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伦瑞克公爵即卡尔·威廉·斐迪南（1735—1806），普鲁士王国军事统帅，在法国革命政府对普鲁士、奥地利宣战并入侵奥属尼德兰（今比利时）之后指挥普奥联军攻入法国境内，在1792年9月的瓦尔密战役中受法军炮兵阻击，后败退离开法国。捷报传来之后不久，法国国民大会便宣布推翻王国政府，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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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e Edinburgh Gazetteer，7 December 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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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Quoted i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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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Quoted i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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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位于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在悉尼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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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Quoted in Brims，‘From Reformers to “Jacobins”’，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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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 W. McFarland，Ireland and Scotland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Edinburgh，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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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Quoted in Norman Murray，The Scottish Handloom Weavers，1790-1850：A Social History（Edinburgh，1978），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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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Strathclyde Regional Archives，E1/1/10，3 February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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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Quoted in F. K. Donnelly，‘The Scottish Rising of 1820：A Re-interpretation’，Scottish Tradition（1976），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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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一章 高地风尚与苏格兰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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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晚期，海外视野下的苏格兰几乎是一个高地国家。“山峰与洪流之地”的宣传语出现在无数旅游海报上，而定义了苏格兰文化特色的著名符号，比如长裙、花格布与风笛也都来自高地。然而，这一奇特的印象在很多方面都是古怪且令人费解的。首先，这种苏格兰印象与苏格兰作为近代世界城镇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的状况并不相符：早在19世纪晚期，苏格兰已经成为世界工业经济的先驱，近现代苏格兰的大多数人口都从事制造业和商业领域的工作，并居住在低地中部。当时苏格兰大部分乡村地带的人口都在大量流失，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迁往福斯河与克莱德河流域的大城市。但讽刺的是，最终为整个苏格兰的文化身份奠定基调的恰恰是高地，这个苏格兰最为贫穷、最为落后的地区。换言之，苏格兰社会有着高度城镇化的内在实质，却表露出一副充满乡土气息的外在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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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与18世纪晚期低地苏格兰政界、宗教界与社会总体关于高地的主流观点相对照，高地苏格兰在近代的高调形象无疑更令人惊讶。虽然苏格兰南部与北部地理差异极大，“高地”一词直到1400年却未见于书面记载。即便在“高地”于中世纪正式进入苏格兰的词典之后，使用这一词语的目的仍在于指称一个与苏格兰其他地区彼此孤立，在文化和社会层面充满异质性的区域。将“高地”与整个苏格兰区分开来的一大关键在于语言：随着盖尔语在中世纪从低地苏格兰退出，“高地”成为王国境内在文化上更为独特、在语言上更为孤立的一个空间。与此同时，苏格兰王国政府也开始将高地视为难治之地。在近代早期，高地苏格兰的动荡局面被视为阻碍国家实现统一的主要障碍；在宗教改革以后，高地苏格兰没有完全接受新教的洗礼，并在之后几代人的时间里被视为无信者、天主教徒与异教徒之地。对1700年以前的苏格兰政治精英与长老会来说，高地辽远而桀骜，政府必须以更大的力度对当地施加管制，并进行道德和宗教上的“改良”。苏格兰上流社会的共识是，因为高地社会落后且充满威胁，高地人必须接受苏格兰其他地方主流社会与文化价值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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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层面，低地人对高地人的态度同样很不友好。在低地苏格兰的诗歌与歌谣传统中，嘲讽高地人的题材经久不衰，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威廉·邓巴（William Dunbar）与理查德·霍兰爵士（Sir Richard Holland）等低地诗人在作品里将说盖尔语的高地人讽刺为愚蠢粗暴、品行恶劣、仪表邋遢的丑角。一首写于1560年前后的短诗还曾以“上帝用一坨马粪捏出世上第一个高地人之传说”为题。高地人居住的地理空间被认为是蛮荒且丑陋的；在低地人眼中，直到审美趣味在18世纪晚期发生转变之前，苏格兰北部的高地地带都有着危险且充满敌意的色彩。迟至1800年，即便时人的高地观已开始发生转变，当时刊行于伦敦的《简明地理学概念指南》（The General Gazetteer or Compendious Geographical Directory）第11版仍记载“苏格兰北部大体上由广阔的荒山地带组成”。[1]在1773年到访苏格兰西部群岛的那场著名的旅行中，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也曾对“广大且毫无希望的贫瘠”感到惊讶乃至嫌恶。[2]英格兰的陆军军官爱德华·伯特（Edward Burt）则在描述自己于1730年在因弗内斯附近看到的高地群山时说，他看到的是“一片阴郁凄凉的棕色……到处开着野花的荒野是这景象当中最令人不快的一幕”。对他来说，被荒野覆盖的山岭既没有浪漫气息也缺乏吸引力（后世之人将如此看待这个地方），反而是一片丑恶的景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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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高地氏族对历次詹姆斯党叛乱提供的支持令低地苏格兰的新教徒辉格党人（他们基本上构成了泰河以南地区政经精英阶层的主力）对高地盖尔语社会越发猜忌。在1745年叛乱中，高地人已不再是可笑的族群歧视对象，而是有可能威胁到新教徒王位继承制度之存续的可怕力量，这在低地上层引发了近乎疯狂的反扑。一个化名“苏格托-不列颠尼库斯”（Scoto-Britannicus）的人曾将高地居民描述为活在文明教化之外的蛮族。小王位觊觎者曾在苏格兰王国的边远地区登陆，“置身于不受法纪约束的野蛮盗匪之窠臼”与“见利忘义之恶徒、蛮族和叛贼之中”。[4]在低地长老派基督徒看来，高地詹姆斯党人与天主教会的往来对他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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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地新教徒将小王位觊觎者视为与敌基督者和天主教教宗一样的宿敌，小王位觊觎者的追随者也被认为拥有恶魔般的本性，因此并不意外的是，低地当局对高地叛乱的反制措施不但包括军事镇压与司法制裁，还包括在立法层面推动高地经济转型、扩大长老会的影响力，并消除高地与不列颠其他地区的文化差异，以彻底改变高地的社会与文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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