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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81 维持苏格兰旧体制存续的第二个因素是1790年代苏格兰当局政治赞助网络的扩张与发展。赞助制度构成了苏格兰权力格局的核心，在这一制度下，陆军、海军、官僚体系与司法系统的职缺通过有影响力的权贵人物得到散发，作为回报，执政党可以收获有所求之人的忠诚与服从。对所有希望获得显赫地位的绅士来说，大人物的垂青都必不可少。如果恩主所能提供的赞助机会相对于在下位者的需求有所减少，政权便很有可能面临动荡。爱尔兰的一些事例就可以证明此点：由于1790年代当权者能够为士绅和“中间”（middleman）阶层出身的非长子提供的任官机会不足，导致当地社会中的“不安之人”受到刺激，他们最终在1790年代遍布爱尔兰的社会动荡以及1798年的大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在苏格兰，这种情况发生的风险微乎其微。如之前的章节所述，苏格兰的经济发展和18世纪不列颠殖民事业在北美、加勒比和印度的扩张为苏格兰中产阶级和士绅家庭的子嗣提供了新的机遇。1793年之后不列颠陆海军的大举扩张提供了大量军职，苏格兰当局可以借此收获更多支持。与此同时，借用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说法，印度已成为“苏格兰的储粮箱”，大批苏格兰青年在这一时期涌向南亚次大陆，在那里从事文官或军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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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83 维持苏格兰旧体制不倒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在于经济发展对大多数苏格兰人物质生活水平的影响。在法国，经济危机、粮食歉收和高涨的粮价构成了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在苏格兰，激起大众不满情绪的因素似乎也不缺乏。谷物粗粉价格在18世纪最后二十年间飞速上涨，在1795年再一次迎来上升。随着地权得到整合、传统村落居民遭到清退，“农业革命”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无数乡村居民的生活状态。由于产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国际市场供需的波动，城镇工人不得不面对新的不确定性。然而，在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苏格兰社会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一点尤为值得注意。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几乎没有忍无可忍的农民发起叛乱，也很少爆发大规模集体抗议，而这些动荡事件在同时期的法国和爱尔兰屡见不鲜。粮食骚动的确在粮价尤其高涨的年份里偶有发生，但和法国相比，苏格兰粮食骚动较为罕见且烈度往往较低，甚至和英格兰相比，苏格兰发生粮食骚动的频率也要低很多。总体来看，1790年代的粮价抗议与寻求宪制变革的政治运动之间并没有多少实质关联，只有等到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后，经济困难才和政治运动紧密联系起来，这种关系将在1820年激进派战争（Radical War）和之前的几年里达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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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85 只要观察18世纪晚期苏格兰的社会史便不难发现为什么这一时期的大众抗议较为罕见，即便发生也对现行体制几乎构不成威胁。当时苏格兰社会无疑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基于传统惯习的权利受到挑战，经济的变革给苏格兰人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与创伤。不过，当时也有很多迹象表明大多数苏格兰人的生活水平在1780年至1800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对包括男性农业佣工、城镇木匠和乡间手工编织业者在内的诸多从业者的调查显示，虽然这一时期的粮价确实有所上涨，但从业者薪资水平的增速保持在更快的水平，这一上涨势头直到19世纪初才迎来决定性的转折。大多数人逐步改善的生活对苏格兰社会的稳定十分关键：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变革造成的冲击，也消灭了可能造成广泛不满情绪的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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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87 这一时期居民生活的改善是一个几乎只存在于苏格兰的现象。在1780年代到1790年代的英格兰乃至西欧，价格的涨幅都显著地超过了收入水平的增长。这种特殊的趋势可以在苏格兰社会的一些特性中得到解释。这一时期不但苏格兰的城镇、工业与农业劳动力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景气，而且苏格兰经济活动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这意味着手工编织业者和农场佣工等重要部门的用工规模迎来了尤为突出的扩大。与此同时，苏格兰在1793年至1815年的战争期间为不列颠陆海军贡献了大量兵员，其人数在不列颠武装力量中的占比远超苏格兰人口在整个联合王国所占的比重。鉴于这一时期苏格兰人口增长势头较为平缓（在18世纪晚期人口增长率远低于爱尔兰、法国和英格兰），苏格兰的劳动力市场几乎不用担心有限的用工需求被大量求职者淹没的问题。作为结果，无论是在苏格兰的乡间还是在城镇，雇主往往需要开出更高的价码，才能保证人手长期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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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89 人口的外迁和内部流动也缓解了潜在的动荡风险。与同时期的很多西欧国家和地区相比，18世纪末进入剧烈变革期的苏格兰社会拥有十分突出的人口流动性。在高地中部与西部，与其在不断扩张的农业资本主义经济面前发起暴力反抗，移民大西洋彼岸无疑是当地人可以选择的另一条道路。而在低地苏格兰，移民的“安全阀”作用也得到了颇为有效的发挥，当地新建或扩建了规划新村和新城镇，格拉斯哥、爱丁堡等快速膨胀的大都市毗邻被改良运动波及的乡间地带，这允许并鼓励了大量乡村居民暂时或永久性地移居他处。鉴于这些替代选项就在故乡附近，土地利权的丧失对很多人来说并没有构成毁灭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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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91 不过，归根结底，苏格兰旧体制得以存续的关键仍在于有地贵族阶层自身的角色，以及他们对苏格兰社会的变革做出的反应。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上位者的正当权威并不只是以社会阶层的世袭特权为依据，还要以能否践行传统道德义务、对社会基层成员负责为基础。例如，佃农在收成较好的年份里愿意支付地租，便是以地主会在荒年提供帮助为预期的。苏格兰低地的很多地主会在两个领域采取积极的介入措施，并在客观上降低了社会动荡的风险：在年景不好的时候，地主会购买粮食并用较低的价格向地方居民出售；他们采用的另一种相对较新的手段则是亲自缴纳济贫税捐。在这一时期的苏格兰低地，由本地人进行济贫法审定的做法已在一些地方普及开来。在18世纪末期，济贫制度还没有对所谓“无经济能力贫民”和拥有谋生能力的失业者做出清晰且确定的划分，判定前者可以接受救济而后者不能，直到19世纪这一制度才变得更为严格，无经济能力者与一般失业者的待遇差别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但在那之前的数十年里，济贫制度的实践更为灵活也不那么吝啬，在1782—1783年、1792—1793年以及1799—1800年的几次经济危机期间都为受害最严重者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当时的工匠也经常将自己与雇主间的劳资纠纷提交本地的治安法院与苏格兰民事法院裁决，司法机关往往也乐意用自己的权力调整薪资水平，以应对物价的上涨。这种干预措施似乎在1790年代变得越发普遍：治安法院和民事法院的法官都扮演了关键的仲裁者角色，他们既遏制了劳资纠纷的爆发，也保护了一些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免受粮价上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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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93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并没有完全实现物价与工资水平的自由浮动。家长制的社会管控直到19世纪初才遭到摈弃，而正如下文将要讲述的，旧体制的社会管控手段一经废除，苏格兰社会的深层矛盾便大为激化，直到1815年之后彻底浮出水面。但在1790年代，旧制度的家长制干预仍通过粮食补贴、灵活的济贫制度和对劳资谈判的积极介入等形式得以发挥作用。正是上述措施加上当局对激进主义政治运动的严厉压制，以及这一时期苏格兰偶然且短暂的社会经济处境，决定了苏格兰的旧体制能够平稳度过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动荡十年，并以异常完好的面貌迎来下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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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97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激进主义运动没有再掀起波澜。拿破仑在法国的崛起似乎坐实了保守派的固有论调，后者认为革命的无政府状态必将以军事独裁政权的专制统治收场。此外，法国的大陆封锁令与不列颠登陆计划威胁到联合王国的国防安全，这些都助长了爱国主义而非反抗政府的情绪。但在表面的平静之下，苏格兰社会正孕育着新的冲突，这些矛盾终将引发下一轮大众激进主义运动的爆发，其声势将远大于1790年代早期激进派造成的纷扰。新冲突的焦点在于苏格兰工业革命的影响。传统行业的师徒主从秩序正在快速走向解体，很多工人如今已不能从学徒升级为熟练工，并最终（对少数人而言）成为有独立收徒资格的工匠，不少行业的绝大多数熟练工最终都将靠雇主提供的薪资度过余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独立工匠也正面临着海外市场残酷竞争的威胁，并被迫根据商业需求而非传统的薪资基准支付工资。从18世纪晚期开始，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分歧在一系列行业中越发激化，其中一个结果便是从事石匠、裁缝、鞋匠、木匠等行当的熟练工开始结社，以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个新浪潮最为著名的标志是1787年格拉斯哥编织工人的罢工运动：粮价的暴涨与工资的暴跌令罢工遍及整座城市，超过7000名编织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集会，对工厂主降低工资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集会者随后与格拉斯哥城镇管理当局和军队发生冲突，人群中有六人被杀。现在，来自市场经济的冲击迫使越来越多的人结成工会自保，其目的并不仅在于获得福利和保障（这是旧时代劳动者结社的主要目的），而且要在薪资水平波动、雇主待遇不公以及大量半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涌入城市的威胁面前提供一种互相保护的机制，尽可能保障成员生活水平的稳定。正因如此，即便19世纪初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活动销声匿迹了，工人的结社活动仍在紧锣密鼓地展开。1810年和1811年，苏格兰的印花布印染工卷入了一场延宕颇久的劳资纠纷，这起事件被后世称为“压迫暴政”（Reign of Oppression）。1809—1810年，格拉斯哥第一个有效运转的棉纺工工会开始成形。与此同时，在很多业已“结社化”的行业，收徒工匠之间的横向组织也开始成长起来，以巩固雇主在面对越发不安定的工人时的议价立场，并保证他们有权利根据劳动力市场的情况确定薪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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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8999 在劳资纠纷不断激化的背景之下，还有一些因素助长了社会内部的不满情绪。城镇扩张速度的加快在这里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801年，21%的苏格兰人居住在人口5000人及以上的城镇里，但到1831年，即便这一时期苏格兰总人口的增速比18世纪末更快，城镇居民所占比例仍上升到近三分之一。苏格兰在19世纪前三十年间经历的城镇扩张比19世纪其他时期更为迅猛，在此期间有大量人口从低地乡村和高地涌入城镇，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也越来越多。总体上看，低地西部的制造业中心城镇吸引了最多的移居者，并在苏格兰新崛起的工业社会中充当了人口的大熔炉。不过，即便工业经济蓬勃发展，19世纪早期的城镇经济体量往往还不足以接纳所有（甚至大部分）新来之人，不能为他们提供稳定且收入不错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在诸如1816—1818年危机那样的工业经济萧条状态下，由于棉纺业和编织业的用工需求崩溃，居民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陷入赤贫的人数激增。这一时期苏格兰城市的死亡率在经历了18世纪晚期的下跌之后又一次开始增长，也从侧面印证了此时苏格兰大众的贫困问题多么严重。造成苏格兰城镇贫民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斑疹伤寒，这种主要在穷人当中暴发的传染病在经济陷于萧条、居民因求职困难且薪资下跌而难以维持生计时夺去了很多人的性命。有估算显示，在当时苏格兰用工规模最大的手工编织业，有近一半工人生活在19世纪晚期社会问题分析者所定义的“基本”贫困线以下。1810年以后，在格拉斯哥和低地西部的一些工业城镇开始出现剩余劳动力积压的现象，这造成了难以解决的长期性失业，也让很多劳动者不得不通过打零工等手段赚取微薄的薪水，挣扎在社会的边缘。苏格兰工业经济在这一时期已经与充满不确定性的海外市场密切捆绑，如果行情艰难导致订单剧减、工厂裁员，即便生活较为体面的工匠家庭也有可能面临贫困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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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01 因此，对很多苏格兰人来说，19世纪的工业化新时代意味着不安、焦虑和动荡。但讽刺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曾在18世纪末缓解了社会矛盾的家长制干预传统遭到了摈弃。随着所得税被废止，苏格兰大众面临的财税压力转移到了对盐、糖、茶、鞋靴、肥皂、蜡烛等基本生活用品的课税之上，结果收入更高的居民反而负担更小。1800年以前，如果遭遇荒年，苏格兰的济贫制度会通过征收税捐来应对需要帮扶的老人、孤儿、病残居民乃至暂时陷入贫困者的人数增长，因此异常有效地应对了苏格兰社会面临的危机。但因为这一制度以苏格兰长老会的堂区网络和地方堂区小会的民政权力为基础，所以在城镇快速扩张的时代已不能适应苏格兰社会的需求。这一时期在城镇地区设立新堂区和新教堂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城镇人口迅猛的增长速度，主流苏格兰教会的影响力也因越来越多的新教异见派别信徒和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涌入城市而进一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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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03 就连济贫法的规定本身也在19世纪早期变得更为严苛。此时的苏格兰社会迎来了一场思潮革命，T.R.马尔萨斯（T. R. Malthus）便是其发起者当中的代表人物。他在1803年的《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第二版中提出，慷慨的济贫手段终将适得其反，因为过度的救济会鼓励穷人不顾自己的真实经济状况结婚生子，从而增加未来的劳动力总供应量，最终降低工资水平，造成更为广泛的贫困问题。从1810年代开始，苏格兰大城市有限的工作岗位与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之间的尖锐矛盾已开始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这一新思路受到了重视。1804年，苏格兰民事法院在波洛克诉达林案中做出的判决仍明言济贫法的作用在于救济赤贫者，无论其陷入贫困的原因为何。但几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济贫制度征收的税捐，乃至否定旧济贫制度中认为有经济能力的失业者也有权接受救助的基本观念。当时苏格兰最有影响力的教会人士托马斯·查尔默斯（Thomas Chalmers）博士在格拉斯哥进行的社会实验所引发的广泛关注便为苏格兰舆论风向的这一转变提供了例证。查尔默斯相信济贫制度的资金来源应以自愿捐赠而非强制税收为基础，并以此为基础在圣约翰堂区展开了实验。他认为济贫税捐事实上减少了流向慈善渠道的资金，干扰了施舍者和受惠者之间基于基督教伦理的人性联结；鉴于正是这一联结将社会的不同阶层团结在一起，在这个充满潜在社会矛盾的时代建立一种基于慈善的济贫制度就变得更为迫切。查尔默斯的观点在苏格兰的中产阶级当中产生了巨大反响，进一步巩固了主张提高济贫条件的意见在舆论场上的地位，而此时的苏格兰产业经济正陷入严重的战后萧条，成千上万苏格兰人因此失去工作，生计无着。这一事态显然不利于苏格兰社会的稳定与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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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05 苏格兰的劳资关系更加强有力地激化了社会矛盾。19世纪初以前，苏格兰法律允许技术工人向行业工会、城镇管理者或地区治安法院（后者从17世纪开始便有权规定本地工人的工时与薪资水平）集体提出涨薪诉求，如果对本地管理者的仲裁不满意，他们还可就仲裁结果向苏格兰民事法院提起上诉。如前所述，史料证据表明1790年代的治安法院与民事法院法官仍乐于扮演公正的仲裁者角色，并在判决中上调工人的工资水平以应对粮价的暴涨。这显然为当时苏格兰的劳资关系充当了关键的安全阀，让劳资矛盾不至于立刻引起激烈冲突。但在19世纪初短短几年之内，苏格兰的司法制度便关闭了这一议价渠道，迫使工人在劳资纠纷中诉诸罢工手段。1812年的大罢工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当时苏格兰西部的编织工人工会要求在行业内设立最低工资制度，并保证每一个编织工人“在适当的工时内工作并得到恰当的报酬，以满足自己和家人的衣食住行所需”。[15]在市场经济的无情扩张面前，这是工人们对更加社会化的经济秩序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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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07 参与罢工的编织工人采取了传统的抗争方式，他们首先向格拉斯哥城镇管理者与治安官发出请愿，然后把他们的诉求提交拉纳克郡治安法院与苏格兰民事法院仲裁。法院对他们的诉求表示同情，但工厂主拒绝按工人的要求调整工资。民事法院因此不愿强制执行自己的判决，而拉纳克郡和伦弗鲁郡的治安官则不顾抗争者有理有节的抗争方式，对罢工领袖采取了镇压措施。这一决定部分是因为这场罢工的参与人数过于庞大，一度有30000名以上的工人拒绝工作，令一些人感到担忧。部分组织者被判处监禁，而在罢工过去不久之后，1661年授权地区治安法庭干预劳资安排的法令便被废除。对罢工组织者的审判似乎也构成了将工人结社行为入罪的最初事例，因为那些组织者面临的指控是所谓的结社滋事罪（simple combination），这一苏格兰法律体系内部的新发明将在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推动苏格兰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力量主要来自西部的棉花商人与工厂主，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工业革命的势头最为显著，而“过时”的监管措施被认为妨碍了经济的进步。不过，实际对法律做出修改的仍是法官和检察官，这些新生代的法律精英在启蒙时代的苏格兰大学接受教育，通过亚当·斯密及其门生的著作领会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妙处。认为工资水平应根据生活成本得到调整的社会化经济理念在法庭上受到了彻底的拒斥，最终工人结社行为本身也被判非法。现在，诸如手工编织工人这样的人群已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投身政治激进主义运动，以彻底改变守旧的苏格兰体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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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09 在上述背景之下，编织工人毫不意外地成为新一轮激进主义运动的旗手。这一群体与政治改革派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790年代，当时的纺织业村镇曾在人民之友协会颇有存在感，而在诸如佩斯利这样以编织业为支柱产业的城镇，当地很多薪资较高的居民之间已经出现了讨论政治的活跃气氛。然而，曾经在劳动者中居于顶尖地位的编织工人在苏格兰的工业化进程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新生代劳动力的大量涌入让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受影响，苏格兰编织工人的数量从1780年的约25000人上升到了1820年的约78000人。1816—1831年，格拉斯哥手工编织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了近三分之一，其中大部分跌幅都出现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年。战后的经济危机与1812年解散编织工人工会的法令都构成了编织工人不满情绪的来源，但他们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不满的工人群体。格拉斯哥和西部的其他一些城镇在1816年和1817年都爆发了抗议粮价上涨的骚动与激烈的劳资冲突，当地的鞋匠与矿工也参与其中。除此之外，当局也因威胁城市社会的轻微犯罪行为的增加而深感忧虑。1810年，格拉斯哥警察委员会称这座城市已进入“危险时期”，并公开承认城内的“盗窃、抢劫、非法游荡和其他各种不法行为”已濒临失控，对居民财产与人身安全构成威胁。[16]这些犯罪行为背后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意图，但犯罪的蔓延表明社会危机已十分深重，而这又进一步刺激了激进主义者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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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11 激进主义在苏格兰的复苏受到了两位英格兰改革派人士的影响，他们是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和约翰·卡特赖特少校（Major John Cartwright）。科贝特每周发行的《政治纪事》（Political Register）大受欢迎，他在这份刊物里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尖锐地讽刺了工业化新社会的怪现状，提出最终只有通过议会改革才能让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人的处境得到改善。相比之下，卡特赖特的影响更为深远。这位激进派老将曾走访苏格兰各地宣传自己的改革主张，包括一年一选的议会、不记名投票制、根据人口均分选区和为议员支付薪水。他坚定地认为经济困难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失政，只有彻底革新整个统治机构才能消除这一问题。卡特赖特的主张在经济萧条、粮价高涨的1816年赢得了大众的热烈响应，在佩斯利和格拉斯哥甚至举行了大规模公开集会来对这些议题展开讨论。1816年10月的格拉斯哥集会在城市郊区的特拉什格罗夫（Thrushgrove）举办，吸引了约四万人参加，是苏格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会。在这一阶段，苏格兰政治运动的基调依然是温和的，参与者的诉求以改良为主，向政府发起集体情愿和组织公众集会是他们的主要手段。这场运动吸引了中产阶级代表和城镇商人的积极参与，涉及面广泛的各项诉求也被提出，包括降低税负和废除官员年金、挂名职位等，以争取尽可能多的群体的支持。不过，很多抗议者头戴“自由帽”，这一装束表明他们仍忠于1790年代的激进主义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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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13 运动早期的集体情愿不可避免地迎来了失败，诉诸“道德力量”的策略似乎也无望取得成功。因此，到1816年底，由于苏格兰经济仍无复苏的希望，激进主义运动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一系列秘密社团首先在格拉斯哥郊区的编织业社区内形成，随后通过隐秘的社会网络向佩斯利、珀斯、邓迪等城镇扩散。苏格兰的激进派设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并试图与英格兰的激进派建立联系。他们动员了1790年代秘密结社中幸存的成员，而其中的一些领袖人物是经历过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义的阿尔斯特移民，拥有以带有暴动性质的暴力手段来推动政治改革的抗争传统。这一时期还有说法称激进派试图武力推翻政府统治，而一些秘密结社可能已经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与冷兵器，这些消息都令当局感到警觉。拿破仑战争中的军人大量归乡也意味着参与激进派活动的很多人具备使用武器的丰富经验。1817年初，格拉斯哥的行政官员逮捕了激进分子的领导层，最终有26人因在秘密结社中扮演重要角色遭到监禁。这一谋逆行为令大多数中产阶级支持者不敢再与激进派合作，1815—1816年以来以温和改革为目的而结成的跨阶层联盟就此迎来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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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15 直到1819年经济危机再次发生，苏格兰的激进主义运动才再次兴起。这一轮激进主义运动的直接推手依旧来自苏格兰：约瑟夫·布雷肖（Joseph Brayshaw）提出的新理念“合作社”（union societies）主张其成员彼此之间达成协议，不购买被课征消费税的商品。布雷肖认为，这样的做法可以导致消费税收入大幅减少，最终令政府垮台。除此之外，他还主张全民普选和每年选举议会。布雷肖的经济理念或许过于天真，但合作社的概念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这些组织的目的在于为工人阶级提供政治启蒙，也让激进主义活动得以发展出新的组织形式。随着政府开始系统性地镇压一切改革派公开集会，这种组织很快成为激进主义活动得以存续的必要基础。1819年8月发生在曼彻斯特的彼得卢大屠杀在这一时期构成了政府政策的转折点，在此之后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禁止政治活动的措施，包括禁止超过五十人集会的《治安六法》（Six Acts）。在这之后，大部分坚定的激进主义者都选择通过合作社的关系私下集会，而在艾尔郡、斯特灵郡、伦弗鲁郡、邓巴顿郡和拉纳克郡等地区，合作社从进行政治讨论的俱乐部演变成策划暴动的窝点，其成员开始以暴力推翻政府统治为目的采取行动。鉴于这些结社的隐秘属性，我们无从确知参与者的总人数、真实目的和潜在能量，但可以根据政府密探报告、庭审记录和政府报告中汇总的信息为他们的活动情况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苏格兰激进分子的地下世界拥有一个中央协调委员会，而在一些地区，有消息称当地的激进分子已经掌握了武器（主要是长枪）并开始从事军事训练。这些秘密结社还在苏格兰西部的五个郡拥有广泛的联系网络，并与英格兰北部的激进派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肯定在筹划一场武装暴动以反抗拒绝改变的统治当局，后者即便对温和的改革诉求也以严厉的镇压手段与司法制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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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17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所谓的“激进派战争”在1820年4月1日爆发。从当天开始，一份由所谓“临时政府筹委会”发布的《告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居民书》（Add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后称《告居民书》）开始在合作社影响力最大的苏格兰西南部各地流传。这份文件号召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并呼吁军队不要支持专制政府，而是投入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它呼吁工人“抵制劳作”，直到他们作为自由人的权利得到恢复。但这份宣言的基调并非彻底的平等主义：“保障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符合穷人的利益”，因为“所有阶层的利益都是一样的”。《告居民书》在格拉斯哥、佩斯利等城镇立刻引发了巨大反响。时任格拉斯哥市长的蒙蒂思（Monteith）向联合王国内政部报告称：“工人阶级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已听信了这份大逆不道的宣言，开始罢工。”[17]当局估计在格拉斯哥城内外，来自各行各业的约六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一旦英格兰北部爆发大众骚动，苏格兰的激进派就将以通往苏格兰的邮政马车服务停止运营为信号，发起全面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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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19 不过，虽然英格兰的约克郡的确发生了一些骚动，但所谓全面起义最终并未发生。4月4日，随着来自曼彻斯特的邮政马车抵达如常，表明苏格兰大叛乱的计划已经被放弃，当局才放下心来。即便如此，仍有约二十名激进分子（大多数都是编织工人）在格拉斯哥绿地公园开会后决定闯入卡伦制铁厂以抢夺大炮。还有一些来自康多拉特村（Condorrat）的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但一行人在邦尼缪尔（Bonnymuir）遭到一群骑兵的截击，在经历了被后世称为“邦尼缪尔之战”的血腥战斗之后，有十八名激进分子被捕，其中包括两个头目安德鲁·哈迪（Andrew Hardie）和约翰·贝尔德（John Baird）。激进派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暴力行动由一百名斯特雷文（Strathaven）的激进分子发起，他们在参与过1790年代改革运动的资深政治活动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的领导下占领了自己的村落，并打出正反面写有“斯特雷文合作社，1819”和“苏格兰不自由毋宁亡”字样的旗号向格拉斯哥进军。但当他们来到拉瑟格伦（Rutherglen）镇的时候，全国范围的反抗运动显然已经失败，于是这群叛军迅速解散。几天之后，大多数罢工者便回归岗位，当局则开始在一些不满情绪爆发的地带发起地毯式搜捕行动。随之而来的是无情的镇压：詹姆斯·威尔逊、安德鲁·哈迪和约翰·贝尔德都因武装叛乱罪被处以死刑，另有很多参与反抗运动的人遭到流放。雇主则将有激进分子嫌疑的员工开除以作为报复。中产阶级出于对革命和财产遭到掠夺的恐惧选择与政府站在一起，和1790年代一样踊跃加入新组建的义勇团（yeomanry）与志愿团，在有可能发生暴乱的居民区充当警戒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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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21 长期以来，激进派战争的历史真相都被裹挟在传说当中，但并不是所有关于1820年政治风波的大众想象都经得起现代史学研究的考证。从前人们广泛相信1820年叛乱的背后存在神秘的“卧底煽动者”，他们通过打入秘密组织内部制造事端以便政府强力介入，但这一观点如今已经不起推敲。引发1820年风波的《告居民书》背后有三个主要制作者，他们都是在格拉斯哥附近的帕克海德（Parkhead）生活的编织工人，而不是王室政府豢养的密探。当反抗运动迅速激化时，城镇当局与中央政府显然始料未及，联合王国内政部的公文档案也显示，在4月1日的总罢工爆发之后，政府不得不从头开始夺取事态的主动权。还有一种更为晚近的观点认为，1820年的政治风波是一场以挣脱英格兰桎梏为第一目的的泛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但这种观点同样不能令人信服。诚然，当时的政治集会上经常出现罗伯特·布鲁斯和威廉·华莱士的形象，对他们的英雄主义描绘无疑象征了苏格兰的民族认同与对自由的向往，令1820年风波带上了专属于苏格兰的色彩。1820年斯特雷文叛军旗号上那句著名的“苏格兰不自由毋宁亡”也带有类似的意味。然而，从1790年代开始，与英格兰无产阶级密切合作、共同争取权利与自由便是这一时期苏格兰激进主义运动的一大特点。这种合作关系始于1792年人民之友协会全英总会，而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又因科贝特、卡特赖特与布雷肖等英格兰政论家对苏格兰激进派产生的影响而加深。1820年，苏格兰激进派的整体策略建立在苏格兰中西部与英格兰北部同时发生暴动的前提之上，而这一计划又是以两个地区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共同体验为基础的。苏格兰其他地区在此期间的局势较为平静，也没有在激进分子的计划中扮演什么角色。引发激进派战争的《告居民书》也证实了苏格兰激进派的政治认同不仅局限于苏格兰一地：它在标题中针对的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居民”，在正文中则强调了恢复“不列颠人”在“《大宪章》和《权利法案》”中曾经获得却在当前失去的自由权利。由此可见，1820年风波糅合了苏格兰与英格兰双方的自由符号，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参与者曾对苏格兰独立有过一丝一毫的严肃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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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23 对于1820年风波的历史意义，学界也有所争论。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场风波似乎意味着苏格兰的激进主义运动又一次迎来耻辱的失败。激进派的领导与协调机制在漏洞重重的武装叛乱中暴露了不可弥补的欠缺之处，关于叛乱爆发之后应采取何种措施的总体策略也极为含混。《告居民书》中关于穷人和富人结成互惠同盟的主张也更像是出自浪漫主义空想家之手，与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苦难不符。一些批评者指出，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的呼声只在少数地方得到了一小撮激进主义者的响应，而这些地方往往是以编织业为主的村镇或郊县社区。在一些人看来，这一点表明1820年的风波本质上是一次编织工人的暴乱而不是全苏格兰劳动者的反抗运动，他们只是作为一个夕阳产业的受益者对科技与人口变革的必然力量发起了徒劳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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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25 但上述大多数观点都没能对1820年风波的真正意义做出正确的评价。鉴于政府军仍保持了忠诚，预期将在英格兰北部爆发的起义没有兑现，而苏格兰的有产阶级又坚定地站在当局一边，1820年所有武装暴动的失败或许在所难免。然而，苏格兰政府也确实对武装叛乱爆发的威胁深感忧虑。尽管在1820年4月初，政府已经在格拉斯哥和佩斯利集结了2000名常备军士兵，并得到了一些效忠者团体的武力支援，当局仍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控制艾尔郡或伦弗鲁郡。在布里奇顿（Bridgeton）、斯特雷文、巴尔弗朗（Balfron）和基尔马诺克等相距甚远的地方，仍有消息称大量武装人员正在露天地带公开进行操练。此外，这一时期的军事准备也不局限在编织工人当中。编织工人固然在当地产业工人中占据最大比重，他们在1820年风波中扮演核心角色也并不出人意料，但政府的激进分子逮捕名单显示了运动的参与者拥有更为多样的职业背景。例如，在1820年于斯特灵高等法院受审的激进分子（其中包括参与过“邦尼缪尔之战”的激进派资深成员）中只有一半的人从事编织业，另外一半参与者包括劳工、制钉者、鞋匠，以及铁匠、裁缝和装订工等传统业者。1820年4月最初几天爆发的总罢工为运动参与者的跨行业团结意识提供了最为鲜明的例证：包括在工厂工作的纺纱工与操作员在内，苏格兰工业核心地带诸多行业的从业人员都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只有煤矿工人和农业佣工没有以显著的规模投入罢工。苏格兰激进派在1820年风波中对苏格兰当局发起的挑战之严峻，远非英格兰任何一个地方的政府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经济危机期间面对的威胁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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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27 相比之下，激进派战争的长期影响则更加难以估计。这场风波可能对苏格兰政治史与工人阶级历史的进程造成了自相矛盾的效果。虽然1820年风波以彻底失败作结，这起事件却在短期之内再一次发挥了积极作用，为1820年代的工会运动注入能量，而不是令政治运动的理念趋于幻灭。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大众政治运动在1832年《改革法案》发布前的政治危机以及1838—1842年宪章运动期间重新点燃，但这两场运动的苏格兰参与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使用暴力，尤其是在宪章运动中，苏格兰宪章派与提倡“道德感化”的策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一转变，1820年风波的耻辱结局或许构成了部分原因。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苏格兰宪章运动也从激进派战争期间建立的一些传统中得到了启发。1820年，苏格兰的工业劳动者第一次产生了跨越职业与宗教分歧的使命感，这一使命的目标在于推翻腐败的旧政治体制，建立一套更加民主的新秩序，一切社会政策上的进步都必须以此为前提。这些理念恰恰构成了二十年后引发宪章运动的思想基础，并将在19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思想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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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029 [1] 即克里斯托弗·威维尔（Christopher Wyvil，1740—1822），英格兰牧师、政治改革家，他曾在1779年成为约克郡自耕农协会的领袖，反对联合王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和政府增税的举措，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治性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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