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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强调战间期情况的复杂性已成为学界的流行认识。英格兰研究者认为英国不同地区对战间期经济困境的体验有所不同。那些保有工作岗位的人享受了实际收入上涨所带来的好处，这在英格兰南部和米德兰地区带来了房地产业的繁荣与随之而来的居民消费上升。就联合王国总体而言，1913—1937年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了超过23%，增速远超一战前的几十年。传统观点认为战间期充斥着经济萧条、失业与衰退，但在英国各地，战间期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革期，由汽车、自行车、飞机、电子产品和轻工业等部门组成的新工业结构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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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经济变革在苏格兰并非无迹可寻。这一时期苏格兰的中产阶级就业率大体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一群体的失业率几乎很少高于5%。部分出于这一原因，诸如休·弗雷泽（Hugh Fraser）和艾萨克·沃尔夫森（Isaac Wolfson）等零售业巨头得以在这一时期扩大经营规模，而来自英格兰的刘易斯百货（Lewis’s）、玛莎百货（Marks & Spencer）、布茨（Boots）和蒙塔古·伯顿（Montague Burton）等大型零售企业也开始进军苏格兰。那些拥有工作岗位的人显然有了更强的消费能力。然而，尽管战间期的苏格兰没有面临像威尔士、阿尔斯特和英格兰东北部那样沉重的经济压力，该地的处境与米德兰、伦敦和英格兰南部相比仍在两个重要层面上有所不同。首先，苏格兰经济主要依赖少数出口导向型企业，因此受到了全球贸易大幅萎缩的打击，苏格兰在战间期的总失业率始终高于英国平均水平。例如，在1932年，英国全国的失业率为22.1%，苏格兰则为27.7%。在低地西部的工业核心地带，超过总劳动力四分之一的劳动者（近20万人）在1930年代初没有工作。即便在更为富裕的洛锡安地区，当地失业率也高于英格兰南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海外移民为苏格兰社会提供了一道重要的安全阀，被登记为“无业”的人口规模本有可能比实际的统计数字更大。苏格兰一向在欧洲的海外移民来源地列表中位列前茅，但在1920年代，苏格兰的海外移民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801—1911年，每十年平均有147000人迁出苏格兰；1921—1931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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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苏格兰的一些经济指标也不如同时期的米德兰和英格兰南部可观。1924—1935年，苏格兰的工业总产值每年收缩2.89%，更为重要的是，对制造业进行的普查显示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旧”的支柱产业仍在战间期的苏格兰居于主导地位，相比之下“新”产业没能取得显著的发展。这不只是因为苏格兰人没能在制造业领域确立新的专精部门。汽车制造业等行业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14年以前，但这些产业在1920年代都没能存活太久。即便传统的消费产业——家具制造业也没能在苏格兰实现大规模量产。苏格兰在繁荣发展的电子产品制造业领域也缺乏存在感，产量仅相当于全英总产量的2%，而就连这些产品也大多为重型机械。苏格兰的工业经济结构似乎越来越趋于僵化，直到1939年仍没有与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格局拉开多少距离，而这一停滞将在未来数十年间让苏格兰面临严重的后果。本章的最后一部分便将讨论，为什么苏格兰经济没能从根本上摆脱对一些当时看来已陷入长期衰退的产业的依赖，并向未来更具发展活力的新板块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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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答案是，苏格兰旧支柱产业的适应力其实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为强大。这些产业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全球市场的变动，但它们往往可以轻易地因应这些趋势改变策略。苏格兰的企业家早在1914年以前便已习惯于应对市场上对于资本产品之需求的剧烈波动，他们在变动前采取静观其变的“乐观主义”态度也便不难理解。而作为“静观”的结果，“变”的确发生了。随着国际关系恶化，英国重新开始扩充军备，炼钢业的行情在1934年迎来反弹，造船业的需求也随后上涨。但仅凭一种对时来运转的信念不足以让苏格兰传统工业巨头坚定对现状的信心。他们还认识到战间期的苏格兰经历了显著的技术进步，可以让苏格兰工业在复苏之后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对机械采矿技术投入重金，苏格兰采矿业的生产效率远高于英国平均水平，与英格兰各地相比也只逊于约克郡。此外，与一般人所认识的相反，战间期的克莱德河地区并未失去在船用发动机研发领域的领先地位，当地工程师开发新式柴油发动机的态度也非常积极。克莱德河地区在客运邮轮领域也享誉世界，正是这一名声让“玛丽女王”号（Queen Mary）与其姊妹舰“伊丽莎白女王”号（Queen Elizabeth，1936年动工）得以由克莱德班克的造船厂承建，尽管前者在1931年至1934年遭到弃置，成为经济萧条的恐怖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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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炼钢业面临的技术困境更为严重，由于炼钢企业未能统合原材料、制铁与炼钢三大产业的资源调度，这一行业的成本仍较为高昂。由国际工业咨询机构布拉瑟特公司（H. A. Brassert & Company）发表的一份著名的报告认为，苏格兰炼钢业必须在克莱德河岸边的厄斯金修建一座完全一体化的制钢炼铁厂，才能解决当前面临的成本问题，但这个颇有远见的计划最终遭到了拒绝，这既是因为印度的制铁企业能够以比布拉瑟特报告所提议的更低廉的价格向科尔维尔炼钢厂（Colvilles）提供生铁，也是因为1920年代晚期市场对钢材的需求过于低迷，贸然发起一项野心勃勃的巨额投资可能反而会令行业陷于不利。不过，苏格兰炼钢业最终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科尔维尔公司采取积极的并购策略，最终在1936年控制了苏格兰80%以上的钢产量，这为日后由安德鲁·麦坎斯（Andrew McCance）主导的产业改良计划提供了舞台。拜彼得·佩恩（Peter Payne）所谓“出色的临时之举”所赐，麦坎斯让苏格兰炼钢业的生产方法变得更有效率，并为这一行业在1930年代晚期经济复苏时期取得的成就做出了一定贡献。为了解决钢铁行业整合的问题，斯图尔特与劳埃德公司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办法，将集中在格拉斯哥附近的莫森德的劳动力转移到北安普敦的科比（Corby），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全新的炼钢厂，以利用当地的磷铁矿床。与造船业相比，炼钢业取得的进展颇为可观：苏格兰的造船企业在战间期成立了全国造船业担保有限公司（National Shipbuilders Security Ltd），旨在征收苏格兰造船业销售收入的1%以购买闲置不用的船坞，这一机构最终让造船业的产能收缩近20%，却没能为造船业的生产方式与实践带来显著改变。然而，战间期蓬勃发展的合并财团、产业卡特尔与企业主协会都让家族利益集团得以强有力地主导重工业的发展方向。一家上市公司在利润大幅下滑时也许不得不改变经营策略，但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更有可能坚持既有方针，以保护家族企业一直以来的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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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强大的经济与社会因素让旧支柱产业维持了在苏格兰经济体系内的支配地位，但其他一些因素也让新的制造业与服务业部门难以在二战前的苏格兰立足，从而在这一时期苏格兰经济的停滞背后扮演了同样不可忽视的角色。“新”产业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其对本土市场的依赖，而在这一点上，苏格兰无疑有着严重的劣势。除洛锡安地区（收入高于英国平均水平）以外，战间期苏格兰大多数地区的实际收入水平都显著低于英国平均水平。例如，在1938年，即便重工业已经走向复苏，苏格兰的人均收入仍只相当于全英平均水平的89%，消费品制造业者因此并不愿意从英格兰北上，到苏格兰开设工厂。在英国国内较为富裕的地区，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发展对当地“新”产业消费需求的增加至关重要。1919—1939年，苏格兰总共新建30万间住房，但新房建造的速度并不及英格兰，苏格兰的房地产业也没有在1930年代经历像英格兰那样大规模的房屋新建潮。由于苏格兰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消费者需求无疑进一步受到压缩。此外，传统重工业在经济危机中蒙受的损失也让产业多样化变得更为困难。克莱德赛德地区的产业巨头威廉·比德莫尔集团本可以在19世纪的传统经济模式与20世纪的新机遇之间建起桥梁。这家企业在1914年以前已经开始生产家用车、出租车、公共汽车、商用车辆、航空引擎与各式飞艇，如果如此广泛的经济活动得以持续，苏格兰西部的经济史可能会得到改写，苏格兰新旧产业之间的衔接也将成为可能。然而，因为1920年代的市场需求严重萎缩，威廉·比德莫尔集团不得不收缩业务范围，彻底放弃在新经济领域的探索，回归传统部门。苏格兰其他涉足汽车制造的企业也面临了类似的处境：汽车制造在1914年之前拥有不错的增长潜力，但到1930年，所有崛起于战前的汽车制造企业都已消失，只有阿尔比恩汽车公司（Albion Motor Co.）仍在生产商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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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设立的苏格兰国家发展理事会（Scot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对苏格兰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有着充分的认识。理事会的领袖人物之一，即颇具影响力的苏格兰工业资本家詹姆斯·利思戈爵士（Sir James Lithgow）认为苏格兰亟需缩小重工业规模，并向新产业扩张，以吸收剩余劳动力。1934年设立的所谓经济特别区（Special Areas）计划体现了政府因应这一建议采取措施的意图，这一区域将苏格兰西部的几个郡涵盖在内，但没有囊括格拉斯哥。这是英国政府第一次制定并推行一整套“地区性”经济政策，但因为授权给苏格兰地区的248万英镑资金大多被用于改善生活便利设施而非提供直接经济资助，这一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相比之下，1937年《特别区法（修订版）》的意义更为重要，这一法律以希灵顿（Hillington）和谢尔德豪尔（Shieldhall）的工业设施为起点，首次授权政府专员直接建造工厂并将其租出，以及扶助企业支付房租与人工成本。其他工厂则在拉纳克郡的三个地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38年底，政府已在苏格兰花费490万英镑，并在轻工业部门创造了5000个就业岗位（从业者大多为女性）。这些改进虽然有其价值，却不足以在实质上解决当时苏格兰面临的男性结构性失业问题。这个问题更为深重，只有重整军备带来的军工需求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缓解，但这一趋势又加重了苏格兰对重工业的依赖，令这一积弊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难以动摇。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改变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更为彻底，但苏格兰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便已处于落后状态，这正是苏格兰经济的悲剧所在。作为结果，进入新时代的苏格兰将不得不把19世纪的“世界工厂”殊荣拱手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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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Bruce Lenman，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Scotland（London，1977），p.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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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mes Cleland，Enumera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ity of Glasgow（Glasgow，1832），p.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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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Quoted in A. Slaven，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of Scotland 1750-1960（London，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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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 Knox，‘The Political and Workplace Culture of the Scottish Working Class，1832-1914’，in W. Hamish Fraser and R. J. Morris，eds，People and Society in Scotland Ⅱ 1830-1914（Edinburgh，1990），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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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abour in Europe and America（Washington，DC，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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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 H. Lee，Scot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Manchester，1995），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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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三章 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的政治、权力与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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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的经济与社会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在政治领域，苏格兰的局面并没有经历类似的高速发展。这一历史时期发端于1832年的《改革法案》，而这一事件是1790年代人民之友协会运动以来苏格兰旧宪制体系面临的第一次重大挑战。曾参与起草1832年法案的时任苏格兰总检察长亨利·科伯恩（Henry Cockburn）把这项法案视为新时代来临的先声：“苏格兰人民的喜悦之情无以复加，这场改革无异于将自由权利授予奴隶：我们终于摆脱了桎梏，如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地。”[1]尽管实际局面并没有科伯恩设想的那么乐观，这场改革还是带来了一些可喜的新变化。到1832年底，苏格兰的选民规模扩大了15倍，从区区4500人增至65000人，新的政治制度也开始将快速城镇化的影响考虑在内。苏格兰的城镇选区数从15个增加到23个，格拉斯哥现在拥有了两个议席，爱丁堡也获得了一个额外的议席，至于邓迪、珀斯和阿伯丁等主要城镇也各获得一个议席，苏格兰的总议席数在改革之后增加了八个。这场改革最为重要的结果在于赋予了城镇中产阶级与乡村的很多佃农和自耕农参政权：城镇居民中资产在10英镑以上者，各郡资产在10英镑以上的土地主，以及资产10英镑以上、租期57年及以上的土地租赁者和租期19年以上、年地租额50英镑以上的佃农都有权投票。这场改革用采取直选制度的新选区取代了由城镇议会操纵选民提名的旧选区，从而终结了传统城镇内部的寡头政治。总体而言，随着选民基数扩大，自《联合条约》以来由位于威斯敏斯特的联合王国内阁牢牢控制苏格兰代议政治的做法不再可行。鉴于此时尚未出现有组织的全国性政党，地方要人的影响力成为苏格兰政坛更为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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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832年的《改革法案》远非激进。辉格党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吸纳被认为有资格获得投票特权、参与国家治理的城市中产阶级进入选民群体，从而尽可能地保全基于土地所有权的传统秩序的权威，一劳永逸地消灭民主化的威胁。男性公民普选仍被视为一条必然通向无政府状态与经济灾难的道路。改革后的宪制安排将为中产阶级留有一席之地，但他们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恰恰相反，辉格党人希望《改革法案》维护而非消灭有地士绅阶层的政治权力，以及其他保障英国政治制度在立法过程中维持渐进变化的关键因素。和之前一样，新的选举制度仍以财产规模而非人数为基础。城镇代表权只得到了有限的增强，大部分以传统的王室特许城镇为基础的选区不但没有在改革中被废除，还依旧维持着与郡选区之间的区别。因此，城镇地带无法对乡村地区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在苏格兰，选区的分布仍严重偏袒乡村地区，从而让有地士绅在选举中的地位更加有利。正如一个近来的评论者所说：“改革之后，苏格兰下院议席的分布仍与1707—1832年的格局相差不大，那些新兴城镇得到的代表权更像旧势力用来遏制它们的隔离带，而非一场由社会上的新生力量取得的胜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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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地带，地主阶层的主导权仍不可撼动。一些佃农得到了投票权，但因为投票并非以不记名形式进行，他们仍将在1832年以后的很多年里受制于地主的政治选择。此外，旧制度下最为臭名昭著的腐败操作——造假票也没有因改革而消亡，只是以新的形式继续猖獗。根据苏格兰的法律，个人领有的土地本身与封建秩序上的主人身份是分开的，因此地主仍可以利用1832年《改革法案》的漏洞，将自己的封建主身份分割成拥有10英镑财产的多个单位，并分配给自己安排的人选，从而让他们参与投票。事实上，1832年改革之后，苏格兰选民基础的扩大不完全是因为选举制度得到了革新，而且是因为有大量“苦役”选民被登记在册。在苏格兰东南各郡，托利党人充分利用这一手段，为自己建立了牢固的政治基础；在安格斯郡、斯特灵郡和伦弗鲁郡等地，这种方法也在当地的一些选区中得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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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人试图通过笼络城镇中产阶级来维护旧制度，但他们同样试图用改革彻底终结宪制变动的趋势。1832年的《改革法案》旨在巩固由富裕寡头阶层施行的开明专制，消除社会上一切对于现行制度的不满，从而保证政治秩序的长期安泰。这场改革被视为一切改革的终点，而不是通往下一次选举权扩大的跳板。然而，1832年的改革不可能为英国的政治制度带来不可更改的最终答案。飞速发展的苏格兰即将跻身世界上第一批城镇化社会的行列，但新的选举制度仍严重偏向农村选区和有地士绅。此外，在1829年和1832年，议会改革运动的提倡者开始动员大众施加政治压力，以推动立法通过。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等地，由手工业者与工厂技师组成的“政治组织”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抗议政客对改革的种种阻挠。辉格党人也公然利用劳动者的力量为自己的政治目的造势，但这场博弈无疑是危险的。正如托利党人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预言的那样：“这些是你们执政党的下流伎俩，其他势力现在虽然不能赢过你们，但迟早要用同样的办法将你们打垮。他们将把投票权送给200万男性国民，后者将援引你们的先例，以你们的原则来让他们合法且顺理成章地达成自己的目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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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改革很快令辉格党人自食其果。苏格兰的工会一直是改革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当《改革法案》得到通过时，苏格兰各地的工会成员都举行了长达数周的庆祝活动。一场由苏格兰工会大会在爱丁堡组织的大型庆祝活动上，各行各业的工匠高举纪念缪尔、杰拉德等政治改革运动牺牲者的旗帜，举行了盛大的游行。这份《改革法案》无疑被他们视为1790年代以来苏格兰改革运动的延伸，是实现激进主义政治理念之路上的一个阶段。随着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曾与他们携手推动选举改革的辉格党人无意进一步扩大选举权范围，一种被背叛的幻灭感开始在加入工会的劳动者当中扩散。正是这一格局构成了19世纪最著名的工人阶级运动——宪章运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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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在1838年由伦敦和伯明翰的激进主义团体起草。这份文件提出了“六项诉求”（实现普选、废除参政的财产限制、采取不记名投票制、根据人口均分选区、为议员支付薪水，以及每年改选一届议会），旨在重新提起1832年以来被辉格党无视乃至拒斥的种种激进的政治改革。宪章运动很快在苏格兰博得了巨大的人气。伯明翰宪章派的领袖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在1838年5月来到格拉斯哥绿地公园发起游行，总共吸引了10万人参加。到1839年春天，苏格兰已经成立了超过130个宪章派组织。苏格兰宪章派也自行出版了一份全国性报纸——《真苏格兰人报》（True Scotsman）以及四份地区性刊物。即便议会在1839年6月以235对46的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宪章派的全部诉求，宪章运动的声势仍未减退，由来自英格兰的诸多巡回演讲者与宪章派要人组成的网络令这场运动在苏格兰始终得到忠实的支持。苏格兰宪章派成立了诸多地方性与地区性组织，并派出代表参加伯明翰和伦敦的全国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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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运动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改革派对1832年《改革法案》未能激发新一轮社会变革的失望，但其他因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宪章运动背后存在着一种由来已久的激进主义政治传统，这一传统肇始于1790年代的人民之友协会运动，在1830年代初围绕《改革法案》兴起的新一轮政治浪潮中又一次被激活。在1838年至1843年大多数规模较大的宪章派游行中，工会成员高举的旗帜仍与他们在1831年至1832年的旗帜相同。事实上，对宪章运动的理解必须以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为基础。在1820年代，苏格兰的工匠结社运动濒临崩溃，由于大部分半熟练（乃至一些熟练）工种受到大量新增劳动力的冲击，基于学徒制的传统行业准入机制已难以维持，克里斯托弗·惠特利曾不无道理地将这一过程称为“工人阶级的解体”。1830年初有人试图重组工人并结社，1832年的政治改革也在这一问题上带来了一些乐观的前景，但希望很快便走向破灭。1837年著名的格拉斯哥棉纺工人大罢工最终导致数名领导者被逮捕、审判并流放，苏格兰最强大也最受畏惧的工会最终在雇主的强硬手段和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态度之下走向消亡。棉纺工人的遭遇和1838—1842年的经济萧条都是促使宪章运动在苏格兰爆发式崛起的关键因素。法律的严苛制裁无疑让一些人对参与政治感到恐惧，但这种高压状态也激起了很多人对于政治变革的渴望，他们想借此动摇当局和司法制度的现状，剥夺后者用残酷手段与工人为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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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苏格兰宪章运动追求的仍是改革而非革命。这场运动中没有鼓吹暴力推翻政府的思潮，尽管主张“暴力”应在特定情况下得到使用的派别和坚持主张使用“道德力量”的派别之间发生过争论。佩斯利的帕特里克·布鲁斯特（Patrick Brewster）牧师反对在任何情况下诉诸暴力，但追随这种纯粹主义立场的人很少。大多数宪章派支持者都愿意将暴力作为最后手段，尽管这一路线既没有一个清晰的策略，也没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正如格拉斯哥民主协会（Glasgow Democratic Association）的格言“我们决心践行《人民宪章》，希冀以和平的方式，但不排除必要的暴力”所述，宪章派对暴力的态度始终停留在理论可能性的层面。结果，苏格兰的宪章派主要通过和平抗议、请愿、公开集会、公民教育、社会合作与宣讲会等形式推进自己的诉求，武装暴乱最终并未发生。在英格兰北部，由于政府试图推行备受憎恶的1834年济贫制度改革，进行济贫院（workhouse）资格测试并强制将济贫款项削减到最小限度，当地爆发了较为激烈且暴力的反抗活动。苏格兰的济贫法虽然也颇为严苛，但在1843年的修订之后，其内容并没有像改革后的英格兰济贫法那样严重威胁到工人的传统生活方式。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苏格兰济贫法便不承认拥有健全行为能力的失业者有权接受救济。很多人也意识到1820年那样的暴力抵抗只会再次迎来灾难性的结果，因此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避免。当时的观点为，只要那些寻求政治权利的群体证明了自己具备足够的理性、纪律性和尊严，应当获得投票权，统治阶级便会乐于扩大参政资格的范围。在1838年的宪章派代表大会上，一些演讲者在讲话中强调了1820年罢工的失败，指出这一先例不但表明武装暴乱的策略必将破产，其结果也在事实上阻碍而非推进了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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