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79216 苏格兰新兴的工业与城镇社会建立在一些重要的基础之上。最关键的是，苏格兰的工业经济极为依赖海外的市场。在1910年代，苏格兰煤产量的38%通过跨海或沿岸贸易运往海外，其余的煤炭则被当地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铁、炼钢等行业消费。在一战前，体量庞大的北不列颠机车制造厂将其生产的机车的近一半运往大英帝国的各处领地，其中以英属印度为最大的目的地。邓迪黄麻产业的崛起源自1840年代包装东印度咖啡和拉丁美洲鸟粪肥等各种海外商品的需要，以及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期间海外市场对沙袋的巨大需求。在1840年代经历了第一轮快速增长之后，苏格兰生铁铸造业三分之二的产出被出口到国外，这一比例远高于不列颠其他地方；即便在1860年代末，苏格兰仍有三分之一的生铁被销往海外。从克莱德赛德（Clydeside）地区的造船厂中源源不断地驶出的船舶所仰赖的订单主要取决于国际贸易的行情，即便在1890年代英国海军部对军用船只的需求日益增加之后也是如此。无论是边境地区的高档编织物，还是麦芽抑或调和威士忌，苏格兰其他行业的格局也大体相同。对整个苏格兰经济来说，国际市场都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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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18 由此便不难想见，19世纪下半叶国际贸易的革命性发展在苏格兰工业经济的成功故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新趋势的基础是欧洲与美洲、亚洲和大洋洲之间以交换食物、原材料和工业制品为主体形成的商贸关系。谷物、肉类、棉花、木材、羊毛等各种商品涌向欧洲，原料生产国则能从北半球发达国家获得船舶、铁路机车、桥梁、铁路等重要的基础设备与设施。交通方式的革命让这一贸易体系成为可能，并使其大为发展：远洋帆船的设计与航速得到改进，蒸汽船也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参与远洋运输；跨大陆铁路运输网络令印度平原和北美草原这样的偏僻之地也能充分释放经济潜能；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则让从西方前往印度乃至更远地区的时间大大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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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20 上述这些因素无不给苏格兰产业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其效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原材料生产者在贸易中得到的收入允许他们购买更多的资本产品；另一方面，对全球交通体系的巨额投资令对船舶、铁路机车、铁路、桥梁和黄麻包装袋的需求大大增加。在这一过程中，苏格兰投资者还亲自投资了美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的铁路、农牧业、采矿企业、茶叶种植园和国家债券，制造了更大的商业需求。苏格兰的对外投资总规模从1870年的6000万英镑增长到1914年的5亿英镑，人均数字远高于联合王国全境的平均值。在一个大多数居民仍较为贫穷的地区，如此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对苏格兰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种循环效应：苏格兰资本的海外投资反过来为苏格兰重工业核心部门制造了更多的需求。正如布鲁斯·伦曼（Bruce Lenman）所说：“以加拿大或美国的内陆草原为例，那里必须通过铁路才能与东海岸港口相通，在加拿大的铁路上奔驰的火车头很可能是在格拉斯哥生产的，而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美国，他们用来装粮食的袋子都很可能来自邓迪。将粮食运过北大西洋的船舶则常常是在克莱德河地区设计并建造的。”[1]因此世界经济的格局构成了苏格兰经济繁荣的必要前提。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苏格兰为什么能在这一时期的国际市场上获得如此显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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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22 苏格兰经济成就的首要前提在于其在1830年以前积累的经济基础。早期工业化进程意味着苏格兰可以在与除英格兰以外几乎所有欧洲经济体的竞争中领先一步。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在经济上已经拥有一系列关键优势，其中包括一个庞大且富有经验的商人群体，一个专注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治与社会精英阶层，在工程、采矿和纺织等行业拥有丰富经验的劳动力，以及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更为严格的时间管理与工作纪律的适应力。这一时期的苏格兰还拥有一套由港口、道路和运河构成的复杂基础设施，以及通往欧洲、北美乃至大英帝国南半球殖民领地的国际化市场渠道。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成就与这些丰富的经济积累之间有一些具体关联，值得我们加以关注。例如，邓迪黄麻纺织业的腾飞就在一定程度上以这种关联为基础。起初，东印度公司期待本国的纺织业者能对廉价的粗麻纤维产生兴趣，将黄麻样品从孟加拉送到不列颠本土的纺织业中心，而邓迪人率先用技术手段克服了这种纤维既干又脆的问题。这既是因为邓迪及其周边地区向来以粗亚麻纺织为主业，也是因为黄麻原材料需要经过所谓的“软麻”（batching）工艺，亦即用鲸油和水的混合物进行处理才能进一步加工。从18世纪晚期开始，邓迪便已是苏格兰捕鲸业的头号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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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24 苏格兰造船业与此前经济积累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进入19世纪下半叶，造船已成为苏格兰重工业经济的核心部门，但在之前几十年里，苏格兰在这一行业并没有什么竞争力。事实上，克莱德河地区长期以来缺乏制造新型船舶的技术积累，迟至1835年，这里仍只生产了不列颠造船业总吨位数的不到5%。船舶蒸汽发动机领域的领先地位是这一地区在造船行业最主要的早期优势，而这一部门又有赖于当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积累的一系列工程技术。蒸汽机在矿坑中被用于排水、运煤，在棉纺业中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克莱德河地区的工厂与作坊不但制造蒸汽机，还会对其设计进行改良。正如詹姆斯·克莱兰（James Cleland）在1830年代初所说：“格拉斯哥……已拥有制造蒸汽发动机与相关机械，以及棉纺、麻纺和羊毛纺织设备的大型设施。一切属于机械制造与工程部门，或与这些部门有关的产品都要在这里完成组装。”[2]在精密工程学技艺如此高度的集聚之下，工业界自然会对蒸汽动力驱动船舶的实用化开发产生兴趣。1812年，亨利·贝尔研发的蒸汽船“彗星”号便横跨克莱德河进行了历史性的处女航，证明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到1820年，克莱德河地区已生产了全英蒸汽船总吨位数的60%，尽管这一时期的蒸汽船体量较小、船用锅炉压力较低且非常耗煤。在取得日后的巨大成功之前，造船业者首先需要有效解决成本过高与性能过低等基本问题。以大卫·内皮尔（David Napier）和他的堂弟罗伯特·内皮尔（Robert Napier）为首的内皮尔家族被认为对蒸汽船的技术革新贡献甚大，他们在自家位于坎拉齐（Camlachie）的造船厂和位于兰斯菲尔德（Lancefield）的船坞实现了几项关键的技术突破，内皮尔家族的企业最终成为一处供船舶工程师与制造业者进修的场所。大卫·内皮尔首创将工程设计与船舶制造合并于一家企业的做法，并在名下的多家工厂大量制造蒸汽锅炉与发动机，以用于船舶或供矿坑与作坊等传统客户使用。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由内皮尔家设计并建造的蒸汽船都集中在格拉斯哥周边的棉纺业区域，例如垂德斯顿（Tradeston）和坎拉齐，这表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角——纺织业和后来大名鼎鼎的造船业在苏格兰西部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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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26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经济积累为苏格兰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令苏格兰在之后数十年间向世界性强大经济体迈进的步伐大大加快。在这当中堪称首要的因素是金属铸造业和造船业领域的一系列卓越且重大的创新。曾担任格拉斯哥煤气厂经理、在化学和工程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J.B.尼尔森（1792—1865）发明了热风炉工艺，革命性地改变了制铁业。这一工艺大大减少了制铁过程中对原材料与燃料的消耗，降低了金钱成本，同时提高了锅炉的单位产量。尼尔森的这项发明让苏格兰生铁铸造厂商在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对手竞争时拥有显著优势，从而为苏格兰生铁产量的惊人增长奠定了基础。1825—1840年，苏格兰的生铁产量增长到之前的20倍，达到50.4万吨，这些增量主要源自艾尔郡及拉纳克郡，尤其是在后者的芒克兰（Monklands）地区，加特谢里（Gartsherrie）的贝尔德家族（Bairds）在这一时期建成了他们名下庞大制铁企业的核心设施。从1830年代开始，这一家族只用了短短40年便作为世界领先的生铁制造商而为人所知，他们在1870年已拥有42座高炉，年产量达30万吨，仅企业在当年获得的利润便高达300万英镑。1841年，曾作为政府专员奉命调查苏格兰矿业地带状况的托马斯·坦克雷德（Thomas Tancred）曾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芒克兰工厂的景象：“……四面八方成排而建的高炉足可以让人联想到正在喷吐火舌的火山，这里的熔炼工作不舍昼夜、不顾周日，总是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在白天，有一整条运河始终都在冒着热气，因为这里是两岸的锅炉排放废水的地方，蒸汽机车牵引着一长串挂斗从旁驶过，错综复杂的铁轨横穿乡间，朝着各个方向延伸。”[3]这段对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工业区骇人景象的刻画堪称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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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28 苏格兰造船业的进步从1830年代开始便持续不断。克莱德河地区既能开发当时最为前卫的船舶推进技术，也在造船材料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并因此享誉世界。克莱德赛德地区在这一时期创下了造船行业的一系列第一，令苏格兰造船企业在蓬勃发展的世界船舶市场中始终占据鳌头。这些开创性成就包括航速更快的螺旋桨（代替明轮桨）、动力远大于早期型号的复合式船舶发动机，以及将铁和钢等新型材料用于造船。在19世纪下半叶，苏格兰造船业、制铁业与炼钢业的命运开始密切地联系起来，克莱德河地区船厂对采用新材料的强烈热情无疑在这背后起到了很大作用。在1840年代，英国几乎所有铁制船舶都产自克莱德河地区，1851—1870年，克莱德河地区仍生产了全英铁制船舶总吨位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苏格兰的炼钢产业在1870年代逐渐成形，但因为苏格兰以磷铁矿为主，而当时最主要的炼铁技术，例如贝塞麦（Bessemer）转炉和西门子-马丁（Siemens-Martin）平炉炼钢法，主要依赖含磷量低的铁矿石，所以这一行业的发展一直受到制约。直到1880年代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Gilchrist-Thomas）工艺发明之后，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结果，苏格兰炼钢业只能依靠平炉炼钢法和进口铁矿石才得到发展。到1885年，苏格兰已经有10家炼钢企业，产量达到全英西门子平炉钢产量的近一半。平炉炼钢与造船业之间的关联非常重要：炼钢有赖于主要造船厂对使用更轻、更耐用、强度更大的金属材料，以维持世界市场领先地位的坚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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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30 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的经济成就也有赖于当地燃料、原材料与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低地的中央地带有丰沛的煤炭资源，在19世纪早期便开始为蒸汽机驱动的纺织厂提供动力，但随着制铁业飞速扩张，煤炭产业的发展更为繁荣。1800年，苏格兰有七八千名煤矿矿工，到1870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近47000人，受雇于苏格兰各地的超过400座煤矿。贝尔德制铁厂的出色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便有赖于附近丰富的硬烟煤矿藏和拉纳克郡的黑铁矿储备。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道路与运河系统进一步发展，煤炭与铁矿石的运输变得更为便利。但从1820年代开始，铁路便已给苏格兰重型工业原料和制成品的运输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诸如芒克兰—柯金蒂洛赫铁路（Monkland and Kirkintilloch Railway，1824年）和加恩图尔克—格拉斯哥铁路（Garnturk and Glasgow，1826年）等最早建成的铁路都是以最大限度地开采矿石为目的修建的。1830年，苏格兰铁路行业的融资总量仅为15万英镑，这一数字到1850年已上涨到超过2000万英镑，到1870年达到近4700万英镑。早在1830年代，连接格拉斯哥、爱丁堡、佩斯利、格里诺克和艾尔的铁路干线已经修建，通往英格兰的沿海铁路也在之后建成。铁路给苏格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重工业受到的影响尤为重大。与容易在冬天封冻的运河相比，铁路更为可靠。和运河一样，铁路可以以低廉的成本运输大宗货物，但铁路运输的速度远比船运更快，行车日程也更为稳定。对于工业与矿业设施而言，通过岔线和支线与错综复杂的铁路系统相连也比与运河系统相连更为简便。铁路建成之后，特定区域的丰富矿藏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彼此互补的工业部门之间也可实现前所未有的高度集聚。苏格兰的工业活动之所以在格拉斯哥、艾尔郡、西洛锡安郡和拉纳克郡部分地区高度集中，铁路无疑构成了最为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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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32 即便在技术领域取得了令人目眩的突破，苏格兰的大多数产业仍依赖人力劳动。造船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大型组装工程，熟练工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远大于机械工具。即便在19世纪晚期研发了更为先进的切削设备，苏格兰的煤矿开采仍以人力采掘为主。1890年，有人估计劳动力成本仍占苏格兰炼铁成本的近一半，以及造船业成本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至于工程、工具制造、金属铸造、家具制造、木工和印刷等行业的运转则完全离不开熟练工。1911年，格拉斯哥70%的男性或女性成年居民受雇于某一制造业部门。以男性熟练工为主要劳动力的行业在当时雇用了格拉斯哥总劳动力的近四分之一，但这一比例在1841年仅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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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34 在此基础之上，与维多利亚时代主要的竞争对手英格兰相比，苏格兰的劳动力成本更低。即便英苏之间的平均工资差距在19世纪晚期有所缩小，学界仍普遍认为较为廉价的劳动力构成了这一时期苏格兰工业资本家享有的一个重要优势。根据1880年代的数据，在制铁、炼钢、造船、棉纺和啤酒酿造业，苏格兰的薪资低于联合王国平均水平。在最为重要的钢铁和造船行业，苏格兰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为每年70英镑，而整个联合王国的平均水平为每年76英镑。在大量雇用女性劳动者的纺织业，低薪资待遇更为普遍。在1880年代，受雇于纺织业的10万名苏格兰劳动者中有三分之二是女性。在苏格兰西部，当地棉纺企业一直倾向于让女工而非男性劳动者操作走锭纺纱机；在邓迪，薪资寒酸的女性劳动力构成了当地纺织业抵抗印度纺织业竞争威胁的第一道防线。苏格兰煤矿产业曾经面临的劳动力瓶颈在这一时期被两个因素打破了。首先，政府在1775年与1799年通过立法终结了运煤劳役制（collier serfdom），这些举措的初衷并不在于施善，而在于雇用更多的劳动力、打破运煤工人的结社活动（抑或“兄弟会”）、遏制他们对薪资待遇提出的要求。其次，1820年之后，苏格兰的煤炭产量飞速增长，吸引大量爱尔兰劳动力迁入，苏格兰劳动力市场上的长期短缺状况从此不复存在。毫无疑问，在这个产量激增的时代，拉纳克郡和艾尔郡蓬勃发展的煤矿与铁矿开采事业都对爱尔兰移民颇为依赖。1861年，科特布里奇只有不到一半的运煤与采煤工人生于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已占据其中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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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36 对于苏格兰的这些关键产业来说，只拥有一支廉价且人数充足的劳动力是不够的，劳动者对产业需求的应对方式同样值得考量。到20世纪初，苏格兰的工会运动开始扩散，劳资关系也开始变得紧张，1897年苏格兰工会大会（Scottish Trades Union Congress）的成立便象征了这一历史变化。但在更早之前的几十年间，后世所谓“红色克莱德赛德”的印象并不能描述苏格兰西部的现实情况。格拉斯哥的棉纺工人工会曾成功地抵制了企业主引进走锭纺纱机的计划，但在1837年的罢工及其后续事件当中，这一组织被彻底打垮，再也不能对技术革新构成威胁。在1860年代和1880年代，克莱德赛德地区的工程业与造船厂都爆发过工人罢工，受雇于邓迪黄麻纺织企业的女性工人也时常举行罢工。但在1860年代，威廉·诺克斯（William Knox）认定“造船与采矿业内的工会运动已被扫荡干净”。[4]苏格兰劳动者加入工会的情况不如英格兰和威尔士普遍，且他们在传统上更倾向于规模较小的本地工会，这些工会往往成员较少、影响力薄弱。不同工种间的纠纷颇为常见，在冶金、造船和建筑行业尤为显著，而这种工种间的矛盾又因爱尔兰天主教徒和苏格兰新教徒工人之间的教派分歧而加剧。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苏格兰的劳动力看起来既廉价又顺从。也正是在这种印象的作用下，美国胜家公司才会在1900年看中克莱德班克，并在那里建成了一座周产高达13000台的缝纫机制造厂。总体来看，在苏格兰经济的黄金时代，雇主在劳资关系中占据绝对上风。诸如贝尔德家族和尼尔森家族的大企业坚决反对工会运动，视其为不折不扣的邪恶力量，并无一例外地在劳资纠纷中采取强硬态度。还有一些雇主选择结成造船业雇主联盟、全国建筑承包商协会或东苏格兰工程师协会等业界共同体，以在劳资纠纷中与同业雇主共享话语权。苏格兰雇主的主导地位几乎不可撼动。1872年，爱德华·扬（Edward Young）向美利坚合众国众议院报告称克莱德赛德地区的工人“只能为极为微薄的薪水拼命工作，让他们的雇主有能力将产品以低廉的价格销往国外，否则他们就没有工作可做，只能忍饥挨饿”。他进一步指出，克莱德河地区的造船业之所以取得了全球性的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当地人数众多的熟练工人和低廉的薪资水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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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40 维多利亚时代的苏格兰经济至今仍为一些人所缅怀。在19世纪，苏格兰的重要产业不但为苏格兰本地人所有，其产品也被销往世界各地。当时的苏格兰是世界经济格局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苏格兰的制造业具有与其相对较少的人口颇不相称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与20世纪末的苏格兰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比。到20世纪末，苏格兰的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已不再为苏格兰本地人所有，苏格兰经济的繁荣与否似乎也取决于海外投资者的选择，现代苏格兰经常被贬低为所谓“末端经济体”，其命运往往受制于不受本地政治进程左右的外来力量。但我们应当避免美化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苏格兰经济。此时的苏格兰经济存在两个严重的弊病，其一在于这种经济体系对苏格兰民众福利与生活水准的影响，其二在于这一体系内部逐渐萌生的结构性破绽，这些破绽最终将在一战后苏格兰陷入工业危机时造成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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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42 这一时期的确有一些苏格兰财阀家族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牟取了巨额利润。1809—1914年，整个英国共有40名富豪拥有价值200万英镑以上的财产，化工行业巨头查尔斯·提南特爵士（Sir Charles Tenant）、制铁大亨威廉·贝尔德、纺纱业帝国的詹姆斯·科茨爵士与彼得·科茨爵士，以及经营采煤与制铁事业的威廉·韦尔（William Weir）都位列其中。除了这些异常富有的商业大亨之外，苏格兰也拥有一个坚实且富裕的中产阶级群体，其中包括律师和医生等高薪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小商人和高级文员。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学家R.达德利·巴克斯特（R. Dudley Baxter）在他发表于1867年的国民收入情况研究中指出，苏格兰中产阶级的总人数达到267300人，他们的年收入水平在100英镑到1000英镑，在人数上构成了苏格兰所谓“生产性人口”的近五分之一。这些苏格兰中产阶级的消费催生了19世纪苏格兰主要城市周边兴起的新式高档居民区，例如邓迪附近的布劳蒂费里（Broughty Ferry）、格拉斯哥城西（West End）美观的联排住宅区，以及爱丁堡近郊规模可观的纽因顿（Newington）和科斯托芬（Corstorphine）别墅区。1870年以后苏格兰资本的大量外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苏格兰中产阶级储蓄水平的上升。以澳大利亚为例，当地来自苏格兰的注资在1870年后的二十年里便增长了八倍。大多数海外投资都来自苏格兰本地的专业人员或商人家庭，而负责为海外客户融资的则多为苏格兰本地的律师与特许会计师。有人认为1880年代的爱丁堡已成为这些海外公司代理人的“窠臼”，他们构成了当时苏格兰中产阶级资本外溢的主要渠道。苏格兰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同时期的伦敦和英格兰的其他都会区，但在20世纪初，当地的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已与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主要工业地带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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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44 与富人和中产阶级相比，其他苏格兰人的生活状态就要惨淡一些。在工业经济的黄金时代，苏格兰社会的分配不均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巴克斯特在1867年的研究中将苏格兰约70%的“生产性人口”（总数近百万）归为排行最低的“低技能”与“无技能”劳动者，他们都是平均年收入不到50英镑的男性工人。对于处在这一层次的很多苏格兰人来说，短期性失业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威胁。1884—1887年、1894年、1903—1905年和1908年，苏格兰的造船业和其他以生产资本性产品为主的产业都曾经历了剧烈且危害颇大的波动，尤其是在1908年，克莱德赛德地区熟练工程师的失业率上升到20%，造船厂工人的失业率则接近25%。苏格兰四大都市拥有庞大的季节性与临时性劳动力，1900年代初这些劳动者在城内的劳动力总供给中占比达到25%左右，他们主要从事搬运、驭车、沿街叫卖等行当，收入微薄且不稳定。本书之前提到，1830—1914年的大多数时候，苏格兰工业部门的薪资水平都低于英格兰。英国商务厅（Board of Trade）在1912年估算，苏格兰城镇地区的实际薪资（将生活成本纳入考虑）比英格兰城镇地区少整整10%。苏格兰的生活成本则更高。理查德·罗杰（Richard Rodger）近来关于格拉斯哥的研究也显示，当时格拉斯哥市民为食物和住处租金（这两项开支占据劳动者每周预算的五分之四）支付的数额比同期的曼彻斯特、利兹、索尔福德和诺丁汉等英格兰城市多5%。而在格拉斯哥所在的克莱德赛德地区，当地人的工资较英格兰城市更低，收入也更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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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46 这一时期苏格兰的人口外流状况与居民居住条件也足以证明，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经济并不能让苏格兰社会实现普遍富裕。正当苏格兰制造业在海外市场高歌猛进时，大量苏格兰人离开了本土，前往美国、加拿大和大洋洲。1830—1914年，近200万苏格兰人从苏格兰迁往海外，外迁人口与苏格兰总人口间的比例相当于英格兰及威尔士的1.5倍。除此之外，还有60万苏格兰人越过英苏边界迁往不列颠岛其他地区。如此庞大的人口外流令苏格兰和爱尔兰与挪威一道跻身欧洲移民来源地前列。1904—1913年的移民潮期间，共有60万人离开欧洲，苏格兰人在这一大潮中占据领先地位，移民率位列欧洲第一。而在更早之前的1850年代，因海外移民导致的苏格兰青年人口流失问题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为严重。事实上，苏格兰在近代欧洲几乎是唯一一个既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又见证了大规模海外移民的地区。考虑到欧洲大多数人口外迁比例较高的地区都处在较为贫穷的农业经济状态，苏格兰人的海外移民背后似乎存在一种“用脚投票”的因素，他们试图前往海外，以追求在本土不易得到的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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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48 到20世纪初，苏格兰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已经吸引了无数调查与评论。这些调查结果充分地说明，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在1870年至1914年几乎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善。克莱夫·李（Clive Lee）在近来的研究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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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50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苏格兰社会已处在一场住房危机的边缘。1911年，近一半的苏格兰人居住在只有一到两间房间的狭小居所，而这一比例在英格兰只是略高于7%。苏格兰的租金水平也相对更高，在1905年，苏格兰的租金比诺森伯兰和达勒姆高10%，与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其他郡相比则要高25%。在1914年，超过200万苏格兰人（总人口的近一半）不得不多人同居一室，与当时对“过密”的定义相吻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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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52 苏格兰的住房问题折射出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且不稳定的现实。对收入有限的苏格兰家庭来说，租赁廉价的狭小公寓以尽可能避免房租积欠乃至被清退是较为经济的选择，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大多数人有限的经济能力，而非条件适当的住房的供应是否充足。以1914年为例，当时仅格拉斯哥一城便拥有超过20000处无人居住的房屋，相当于全城住房总量的约10%。这场住房危机显而易见地表明，在格拉斯哥成为“帝国第二大城市”的同时，这座城市也正面临着严重的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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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54 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工业经济取得的成就应当得到承认。对于苏格兰这样一个人口不多的地区而言，能在19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在世界经济的关键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无疑是一个辉煌的成就，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快速扩张也为苏格兰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经济奇迹背后的局限性。进入20世纪，偏低的居民收入与广泛的贫困问题令曾几何时实现了工业发展的苏格兰陷入严重的战略劣势：在这个新时代，经济的增长潜能在很大程度上已开始为对家用商品、汽车、自行车、家具和电子产品的需求所左右。苏格兰西部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形成的工业体系倚重船舶、机车、桥梁工程、铁路车辆制造和制铁等行业，缺乏强有力的消费用品制造业，这一弊端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令当地经济遭受惨痛打击。在1914年之前，苏格兰的经济结构已经暴露出危险的脆弱性。苏格兰的重工业部门不但彼此之间紧密联结，还高度依赖海外市场，尤其是不列颠殖民帝国市场的需求，这让苏格兰经济在美国和德国等竞争对手面前面临风险。鉴于这两个后发国家拥有庞大的人口与丰富的资源，它们几乎必然会崛起成为世界级的工业强权国家。当地跨半个大陆的国家开始发展工业时，它所释放的产能将远远压倒民寡地狭的苏格兰，无论后者的制造业拥有多么丰富的经验与创新意识。因为苏格兰擅长制造的基本资本产品很容易被海外竞争者模仿，所以其面临的风险更为严峻。此外，到1914年，曾经帮助苏格兰在工业时代获得强大竞争力的资源禀赋开始衰落。1870年代苏格兰每年开采的铁矿石总量超过200万吨；到1913年，这一数字已下跌至59万吨。苏格兰整体的煤炭产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在拉纳克郡，储量最为丰沛的矿脉正快速趋于枯竭，金属冶炼行业所需的硬烟煤也变得越来越稀缺。作为结果，苏格兰工业成本开始上升。在苏格兰西部，企业主投资重金推广先进的煤炭切削设备，但这一技术革新最终也未能阻止采煤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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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56 在受到威胁的重工业部门当中，造船业的处境最值得关注，这是因为苏格兰西部的制铁厂等工业企业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来自克莱德河地区造船厂的订单。从表面上看，一切似乎安好：一战爆发前几年里，苏格兰造船业生产的总吨位数创下新纪录，造船业者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名声也没有被动摇。但历史学家在调查这一时期大型造船企业的经营记录时发现了两个不利的趋势。首先，由于竞争（对手包括英格兰东北部的造船企业）日益激烈，苏格兰的很多船舶都是在亏本的状态下建造的，而在一战前夕的几年间，这种“无利润繁荣”的现象开始变得越发常见。其次，诸如约翰·布朗造船厂（John Brown’s）和费尔菲尔德造船厂（Fairfield’s）等主要造船企业专注于为英国海军部建造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等军用舰艇，这一策略在列强展开海军军备竞赛的时代无疑颇为保险且有利可图，但政治形势一旦发生变化，对军方订单的依赖便会埋下不小的隐患。上述两种趋势在短期之内尚不至于迅速恶化。然而，一旦整个造船业在更长远的时期陷入困境，整个苏格兰的重工业经济体系都将迎来危机。但至少在一战爆发前夕，这样的风险看起来似乎还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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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60 1914—1918年，苏格兰工业作为联合王国的巨大兵工厂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晚些时候，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令英国损失了相当于战前商船队总数三分之一的海上运力，这为克莱德河地区的造船厂提供了巨大的新需求。苏格兰的机械制造与金属冶炼业则将产能用于大量生产枪炮与弹药。苏格兰的亚麻与羊毛产地则生产了大量帆布，供军队用作军装或帐篷的材料。而一战最具标志性的环节——堑壕战如果离开了邓迪生产的黄麻沙袋，也没有可行性可言。到1918年，共有一亿只沙袋被送往欧洲前线。也正是在那一年，克莱德河流域成为联合王国境内最重要的弹药生产地，当地的大型重工业企业全部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规范或指示。采矿业和制造业的一些部门在战争中蒙受了损失。因为来自比利时的毛线供应被切断，边境地区的粗花呢产业大受打击。苏格兰东部的煤矿曾在1914年以前蓬勃发展，但随着德国与波罗的海地区的市场关闭，以及英国海军部决定征用福斯河口沿岸的煤炭港口，当地采煤业也陷入困难。但总体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苏格兰经济对少数彼此关联的大型工业部门的依赖更趋严重，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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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62 随着经济在1919年至1920年迎来了短暂的繁荣，战时状态造成的不可持续的扭曲被进一步放大了。由于业界预期弥补战时损失的需要将带来大量需求，英国全国的造船业产出在这一时期相比战前上涨了近40%，但与此同时，美国、日本、荷兰与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等从事造船业的国家也在积极采用这一策略。1923年以后，对造船业这一苏格兰支柱产业面临产能过剩的担忧终于迅速成为现实。而在炼钢业，战时繁荣的表象也掩盖了一些正在萌生的新问题。虽然钢材的性质已经从酸性钢转换为碱性钢，但苏格兰的制铁业并没有完成相应的转变。事实上，在苏格兰炼钢行业扩张的同时，苏格兰的制铁业却没有新增一座炼铁高炉，这一反差加剧了制铁与炼钢行业在苏格兰的脱节，令苏格兰的炼钢企业在未来不得不背负更高昂的成本来参与国际竞争。但讽刺的是，在其他工业领域，产业间的整合加快了步伐。由于造船业者乐观地预计1918年后弥补战时损失的需求将带来大量造船订单，大型造船企业在这一时期为确保船舶钢板的供应，开始出手争夺对炼钢企业的控制权。到1920年，造船业对炼钢业的吞并潮已推进到如此彻底的程度，以至于整个苏格兰只有莫森德（Mossend）的斯图尔特与劳埃德公司（Stewart & Lloyds）这一家炼钢企业维持了独立地位。苏格兰造船业与炼钢业的所有权在战后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随着战后的经济景气迅速恶化，两个行业的命运也将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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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264 战间期对苏格兰工业来说并不完全是灾难性的。那些保住了工作岗位的人仍在大多数时间里享受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结果，制造业当中一些服务于本土消费者的小规模部门也取得了不错的效益。地毯、汽油、袜业与针织品行业的成绩尤为显眼，但这些部门雇用的人力相对有限。相比之下，19世纪苏格兰工业经济体系中的霸主们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处境惨淡，时而陷入严峻的危机。在经历了短暂的战后复苏之后，黄麻产业不得不在战间期面临需求下滑和海外竞争的双重压力。在1930年代早期经济萧条最为严重的时候，受雇于这一行业的劳动力有近一半陷入失业状态。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煤炭行业的需求便不再增加，而随着煤炭在市场上受到了来自油、气和电力等新能源的挑战，受雇于这一行业的劳动力数量也从1920年的155000人下降到1933年的81000人。炼钢业在整个战间期的状态都颇为低迷，再也没能重返1920年代早期的风光岁月。鉴于炼钢业所仰赖的造船业也已陷入长期衰退，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结束后不久的一段时间之内，全球造船业产量增长了一倍以上。另一方面，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曾在1914年之前支撑起全球贸易与造船需求的原材料产地和工业化国家间的贸易也陷入停滞，全球造船业因此面临着长期性的产能过剩问题。有研究估算，当时英国的造船厂即便在生产了相当于1921—1939年全球总需求的吨位数之后仍能有一定产能剩余。而随着世界主要海权国家在1921年的海军裁军会议上签订了《华盛顿条约》，军方的造舰订单也近乎断绝，令深受商船需求下滑之苦的造船业者的境况雪上加霜。不过，这一时期克莱德河地区的造船业尚能凭借制造远洋邮轮的经验抓住这一机遇，不至于像英格兰的泰恩河（Tyne）和威尔河（Wear）造船业那样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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