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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uoted in Alexander Wilson，The Chartist Movement in Scotland（Manchester，1970），p.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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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ichael Fry，Patronage and Princip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odern Scotland（Aberdeen，1987），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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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I. G. C. Hutchis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Scotland（Edinburgh，1986），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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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 Ferguson，Scotland 1689 to the Present（Edinburgh，1968），p.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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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Quoted in R. J. Finlay，‘The Rise and Fall of Popular Imperialism in Scotland’，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113（1997），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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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indsay Paterson，The Autonomy of Modern Scotland（Edinburgh，1994），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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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Quoted in Richard J. Finlay，A Partnership for Good？Scottish Politics and the Union since 1880（Edinburgh，1997），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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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Quoted in Richard J. Finlay，A Partnership for Good？Scottish Politics and the Union since 1880（Edinburgh，1997），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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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Quoted in Richard J. Finlay，‘The Burns Cult and Scottish Identit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in Kenneth Simpson，ed.，Love and Liberty（Edinburgh，1997），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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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Quoted in Crosbie Smith and M. Norton Wise，Energy and Empire（Cambridge，1989），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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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将这些观点归功于阿伯丁大学道德哲学荣誉教授戈登·格雷厄姆（Gordon Gr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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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Thomas D. Knowles，Ideology，Art and Commerce：Aspects of Literary Sociology in the Late Victorian Scottish Kailyard（Gothenburg，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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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四章 自由党霸权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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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以来，自由党主宰苏格兰的选举政治长达半个世纪，直到1880年代才终于面临挑战。1884年的《第三次改革法案》授予所有男性户主投票权，并为大城镇和工业地带设置了数量空前的下院议席，这些变化构成了自由党内分歧激化的主要因素。自由党从来都是一个松散的党派，但1884年的选举制度改革令党内辉格派一翼与激进派一翼间的冲突大大加深了。随着更多的普通工人与小农得到投票权，自由党激进派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在乡村地带，地主阶层的自由党人与他们的佃户之间的政治矛盾也变得更为尖锐。苏格兰自由党的头号大亨第八代阿盖尔公爵就曾因担心1881年《爱尔兰土地法》[1]的条款会被施加于苏格兰高地而退出了自由党。结果，因为高地西部和海外群岛部分地区的小农场农民引起了持续不断的骚动，以及内皮尔勋爵领导的王家调查委员会的介入，格莱斯顿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最终在1886年推动通过了《小农场农民所有地法》，让阿盖尔公爵的担忧成为现实。这部法律显著削弱了地主的权力，让当地的小佃农得以享受稳定的租期与较为公平的租税率。而在前一年的大选中，1884年新改革法案的效果已经在高地地区鲜明地显现出来，所谓“小农场农民党”在阿盖尔、凯斯内斯、罗斯和克罗默蒂等郡击败了自由党的官方候选人，还在因弗内斯同时击败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候选人。高地清洗运动的创伤记忆让高地地区的选战具有了情绪化的一面，但在低地，自由党辉格派世家的影响力也在快速衰退。1885年自由党在苏格兰有九名地主阶层出身的下院议员，这一数字到1910年底已经减少到三名。在城市选区，随着自由党激进派对辉格派的传统地位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自由党的内部分歧也愈演愈烈。1885年，苏格兰的自由党激进派人士建立了苏格兰全国自由党人联盟（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 of Scotland），这一组织不但独立于自由党内部的层级架构，还旨在推动上院改革和苏格兰教会去官方化等一系列涉及面甚广的议题，而这些主张都非党内保守派所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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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讧激化的背景下，还有三个具体的因素让自由党在苏格兰的处境越发困难。第一，社会主义政党的崛起吸引了不少1884年改革中获得投票权的男性工人新选民，这让以熟练工匠为传统基础的自由党受到威胁。一些工人开始视自由党为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因此对该党感到失望。詹姆斯·基尔·哈迪（James Keir Hardie）可能是当时最早也是最有名的一个对自由党心存怀疑的人。在中拉纳克选区补选中惨败之后，哈迪在1888年苏格兰工党的成立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1893年在布拉德福德（Bradford）举行的一场会议后建立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ILP）的过程中，他也发挥了主要作用。独立工党在两年后与苏格兰工党合并，而在这些工人政党成立之初，有不少关键人物都是对自由党感到失望的前自由党人，例如曾在1886年于东北拉纳克郡选区当选的R.G.坎宁安·格雷厄姆（R. G. Cunninghame Graham），他后来在以伦敦为据点的社会民主主义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影响下左倾。在独立工党领导层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基尔·哈迪、布鲁斯·格莱西尔（Bruce Glasier）和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等人都对自由党是否真心想要扩大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权抱有疑虑。此外，自由党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崇尚与工会运动之间也存在潜在冲突，该党的党内意见此时正越来越多地批评后者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时期对特定行业的发展施加限制。1897年，旨在扩大工会政治影响力的苏格兰工会大会（Scottish Trades Union Congress，STUC）成立，构成了苏格兰工会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正是苏格兰工会大会与独立工党一道在1900年帮助建立了苏格兰工人议会选举委员会（Scottish Workers’ Parliamentary Election Committee），这一具备强大政治潜能的组织将工会利益与工人在政治上的诉求统合起来，并让工人阶级的政治立场通过完全独立于自由党的组织得到表达，这一为部分人所秉持的方针就此终于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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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纵观整个1880年代，苏格兰教会去官方化运动都构成了一个刺激自由党内派系分裂的严重问题。作为自由党的传统支持者之一，苏格兰自由教会在雷尼神父（Principal Rainy）的领导下从1875年开始坚决主张苏格兰教会去官方化，党内辉格派与激进派也从那一刻开始陷入内讧之中，直到1885年苏格兰全国自由党人联盟成立，并推动将苏格兰教会去官方化一事写入自由党下一次大选的政纲。格莱斯顿抵制这一主张，因此遭到了全国自由党人联盟的谴责，后者随即决定自行指派候选人参选以作为报复。作为结果，就连在党内极具声望的格莱斯顿也未能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四年后，当他终于决定做出让步，承认大多数苏格兰人支持让苏格兰教会独立于政府时，自由党内在这一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结果冲突再一次爆发。此外，由于去官方化运动威胁到了苏格兰官方教会的公开地位与影响力，自由党的内部动向也让官方教会的很多普通信徒感到受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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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于爱尔兰本地自治问题。在苏格兰教会去官方化问题上，自由党至少避免了公开的分裂，而即便在高地地区，独立竞选的“小农场农民党”也没有长期存在下去，小农场候选人在1895年便正式回归了自由党，小农场农民依然对那个授予他们稳定租佃权与公平地租政策的政党表达了感激之情。相比之下，格莱斯顿的爱尔兰政策在党内引发的矛盾更为根本，也更为持久。格莱斯顿在首相任内试图通过向爱尔兰授予有限的本地自治权以换取当地的和平，这在苏格兰自由党内制造了难以弥合的裂痕。针对这一政策的反对意见背后存在几种不同的因素。在一些人看来，爱尔兰本地自治将成为自由党左倾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斯泰尔伯爵、法夫伯爵和明托伯爵等自由党辉格派要人便是其中首先提出异议的代表。还有人出于商业上的利害关系，将爱尔兰本地自治视为对大英帝国和自由贸易的威胁。在与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地区往来密切的苏格兰西部，“本地自治就是罗马教皇来统治”的恐慌则弥漫在追随奥兰治兄弟会[2]的新教徒工人阶级群体之间。而对很多支持自由党的土地主而言，爱尔兰本地自治与土地改革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这一动向也坐实了自由党终将彻底屈服于激进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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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对爱尔兰本地自治最为不满的自由党人从本党脱离并组建了自由统一党（Liberal Unionist Party），并在1885年的大选中表现出色，赢得17个议席，接近自由党在苏格兰总席位数的三分之一。在这里，“统一”指的是大不列颠对爱尔兰的统治。1885年的选战胜利并非短暂现象：苏格兰西部很多新教徒工人阶级选民在之后的几场大选中也从自由党倒向了自由统一党一方。自由党在城镇选区的实力曾经不可撼动，但现在终于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在一些地方甚至遭到了推翻。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统一派运动大体上仍以城市为主舞台。在苏格兰，就连《格拉斯哥先驱报》（Glasgow Herald）、《苏格兰人报》（Scotsman）和阿伯丁的《每日自由报》（Daily Free Press）等大城市的主要报刊都开始鄙弃格莱斯顿。格里诺克与格拉斯哥的商会也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政治中立立场，公开谴责爱尔兰本地自治政策。虽然自由统一党直到1912年才与保守党联合组成苏格兰统一党（Scottish Unionst Party），但两党之间已维持密切往来，并从1895年开始结成同盟，以从政治光谱的右翼对自由党霸权发起1832年以来所未有的强力冲击。和之前一样，他们的最佳突破口在于苏格兰西部。1886年，保守党和自由统一党分别在当地从自由党手中夺走了十个和八个议席，并依托一个具有工人阶级色彩的选民群体（这是苏格兰政坛的第一次），形成了一个新的大众政治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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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6年开始，自由党再也无法在苏格兰政界一家独大，该党的前途也将长期陷于困顿。从1874年到1900年，自由党在苏格兰的得票率从70%下降到51%，而在1895年和1900年的大选中，自由党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在1895年大选中，自由党的领先优势被削减到区区八个议席，而在五年后的卡其布选举（Khaki Election）[3]中，保守党人在苏格兰赢得了多数席位，创下1832年以来的第一次。一个自由党官员曾哀叹道：“我们在苏格兰悲惨地陨落了。”[4]围绕布尔战争问题，主战派罗斯伯里伯爵领导的自由党帝国主义者和坚决反战的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领导的激进派之间的矛盾公开爆发，令自由党在选民当中的声望大受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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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不能认为早在1914年以前，自由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就已陷入了不可逆转的衰退。自由党诚然失去了1880年之前数十年间那样彻底的主宰地位，但与1895年和1900年的选战失利相比，这一时期的自由党仍在苏格兰拥有广泛且坚韧的支持。在一战前的数年里，自由党仍是苏格兰实质上的执政党。约翰·巴肯（John Buchan）在1911年对此确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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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的信条已被苏格兰人如此广泛且潜移默化地接受，以至于他们在发表政策时与其说是在向选民公布主张，更像是对一群部落民念咒语。格莱斯顿先生赋予了自由党真挚的道德光环，让自由党人的讲台形同布道讲坛，让自由党人的慷慨陈词拥有宗教宣讲一般的力量。自由党的成员似乎认定他们的对手如果不是在道德上，就是在智识上有缺陷。他们认为托利党是“蠢人”党。只有自由党人能理解穷人，并对他们抱以同情。一个不支持自由党的男性工人如果不是蠢得无可救药，就是在道德上有败坏之嫌，抑或受到了地主或雇主的蛊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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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肯发表的评论所要针对的是当时已经从1900年的挫折中顺利复苏的自由党。1906年，自由党在苏格兰赢得了一场压倒性胜利，以58个席位远远凌驾于保守党和自由统一党的12个席位之上，而工党则在苏格兰的两个选区赢得了首次胜利。自由党的地位在1910年1月和12月的两场选举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甚至略有长进），相比之下，保守党在英格兰却恢复了之前的强势地位。这一切迹象表明1900年的选举结果充满暂时的意外因素，自由党的偶然挫败主要是因为英属南非的战事令该党内部一片混乱，而保守党和自由统一党则正好擅长利用国民因布尔战争燃起的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情绪。不过，在另外几场选举中，自由统一党人始终未能在民众当中得到稳固的支持，虽然保守党的处境与1886年以前漫长的惨淡岁月相比已有所改观，但他们仍无法在苏格兰西部以外的地方造成太大影响。此外，这一时期的工党也远远不足以挑战自由党的地位。1914年，工党本决定在苏格兰安排最多17名候选人竞选，但他们最终将这一数字下调至七人到八人。在当年的工党大会上，一名代表承认摆在工党面前的仍是一场逆势而行的苦战：“不幸的是，苏格兰对自由党的路线如此执着，以至于我们在那里面对的挑战大于不列颠其他任何地方。”[6]就在同一年，工党在英格兰安排了远比苏格兰多的候选人角逐议会选举，无疑证明了那位代表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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