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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62 自由党之所以在苏格兰拥有持久且轻易不为形势所左右的支持，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因素的作用。从长期来看，1880年代令辉格派与统一派离开自由党的严重内讧反而产生了正面效果。自由党不但在20世纪初逐渐变得更为团结，在路线上也越发偏向激进主义，使其得以继续受到产业工人、小农场农民和农业佣工的支持。1891年，苏格兰自由党协会（Scottish Liberal Association）决定支持在高地推行全面土地改革、实行成年男性普选、废除议会上院和实施八小时工作制等政治主张，而1906年之后自由党政府改革政策的幅度也在整个20世纪的历届政府中位居前列，自由党不但在那个执政时期里建立了养老年金和失业补助制度，还开始在英国建设有组织的医疗制度。这些关乎社会政策的议题在1906年的苏格兰显然构成了当时政治论争的基本焦点，而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英格兰政坛对这些问题的反响较为平淡。苏格兰的主要报刊无不用大量篇幅关注社会政策问题，自由党的一些发言人也将这种“新”自由主义称赞为确保工人阶级选民继续支持本党，并尽可能避免选民基础流向工党的最佳策略。在苏格兰工人阶级中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看来，自由党是为自己的本土争取本地自治的唯一有效力量。大多数天主教徒直到1918年仍没有投票权，但在1910年，爱尔兰民族主义党（Irish Nationalist）已经在46个苏格兰选区里安排候选人参与角逐，他们的得票率在1%（阿盖尔）到24%（西法夫）之间，他们的主要影响力集中在格拉斯哥城内与周边地区的工业地带。在格拉斯哥，1882年成立的爱尔兰国民联盟（Irish National League）及其后继组织——成立于1900年的统一爱尔兰联盟（United Irish League）实际上左右着当地爱尔兰移民的选票流向，而他们在选举中一般会偏好自由党候选人。爱尔兰国民联盟的主要组织者是著名的约翰·弗格森（John Ferguson），一个阿尔斯特新教徒出身的文具商人兼出版商。他是苏格兰自由党协会执行层的活跃成员，曾在1890年大选期间邀请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发言者在苏格兰进行巡回宣讲。而在1880年代呼吁保障小农场农民权利的运动中，自由党激进派的主要领袖也与迈克尔·达维特（Michael Davitt）等爱尔兰土地改革派人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诚然，到1914年，爱尔兰民族主义党在一些选区的选票已有流向工党的迹象。例如，生于沃特福德郡（County Waterford）的约翰·惠特利（John Wheatley）曾担任爱尔兰国民联盟在谢特尔斯顿丹尼尔·奥康奈尔（Shettleston Daniel O’Connell）支部的主席，他在1906年成立了天主教社会主义者社团（Catholic Socialist Society），致力于号召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支持工党。但总体上，1914年以前苏格兰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仍支持自由党，惠特利本人收到的来自其他天主教徒的暴力威胁也佐证了这一点——他们认为惠特利在社会主义组织中的高调参与是对爱尔兰自治事业的背叛，也是对唯一能让这一政策通过议会审议的自由党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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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64 还有一些短期因素减弱了社会主义运动对工人阶级自由党支持者的吸引力。大多数苏格兰工人当时仍未加入工会，这令工会运动更难通过扶持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来更好地促进工人的权益。直到1890年之后工会运动的迫切性才逐渐凸显，这主要是因为工会在当时遭遇了一系列法律上的挫折。例如，1901—1902年臭名昭著的塔夫河谷铁路公司（Taff Vale）诉铁路员工联合会案令工会运动背负破坏企业经营的风险，因此被判违反民事法律的工会被勒令从工会费用中支取赔偿金交付给雇主。而在禁酒、和平主义、福音派信仰、土地改革与苏格兰本地自治等议题上，自由党激进派仍与苏格兰的早期社会主义者拥有不少原则性共识。工党领袖在高地土地联盟（Highland Land League）和苏格兰本地自治协会（Scottish Home Rule Association）等自由党人主导的政治组织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反对高地地主的严酷剥削是自由党人的传统使命之一，独立工党则在这一传统的基础上独立发起了针对城市房地产业主征收过高租金的政治运动。自由党和工党都憎恶地主阶层，而当时最著名也最具影响力的地主阶层批判作品《我们的贵族世家》（Our Noble Families，发表于1909年）出自1906年成立的独立工党报纸《前进报》（Forward）编辑汤姆·约翰斯顿（Tom Johnston）之手。由此可见，此时自由党新派与独立工党的政见区别并不明显，因此苏格兰的技术工人不愿意切断与那个许诺将在他们有生之年通过新的社会改革措施让他们的生活迎来实际改变的政党之间的传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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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66 20世纪初的工党并非没有取得成果：两名工党候选人在1906年当选，但他们都在立场上高度倾向自由党。在克莱德赛德的机械车间与造船厂里，由于失业问题发生得越来越频繁，而雇主为应对海外竞争而投资节省劳动力的机械设备，从而冲淡了工人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技术工人正变得对现状越来越不满。在这一层面上，1907—1908年的失业危机堪称苏格兰工人阶级的历史分水岭。数千人在这场危机中失去工作，其中很多人具备高度的生产技能，而到1907年底，格拉斯哥城内外已有7000人依赖特别救济金生存。这对克莱德河地区许多骄傲且独立的工匠来说都是痛苦的打击。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观点正通过公开讲座、《前进报》、社会主义主日学和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的夜校课程得到传播。以社会民主主义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SDF）和1903年因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的运作从社会民主主义联盟中独立出来的社会主义工党（Socialist Labour Party，SLP）等组织为平台，倾向革命的左翼力量在苏格兰越发活跃。社会民主主义联盟和独立工党看似立场相近，实则截然不同。与寻求通过议会渠道实现社会改革的独立工党不同，社会主义工党号召工人接管产业生产，并用罢工手段让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崩溃。从1911年开始，戈万（Govan）地区[7]颇有人气的学校教师兼社会民主主义联盟成员约翰·麦克莱恩（John Maclean）每周日晚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的例行讲座能够吸引数千人参加，这一现象体现出苏格兰工人阶级政见趋势的变动。不过，虽然在1914年以前，社会主义思想便已在克莱德赛德地区逐渐传播开来——这将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带来意义重大的结果——这一思潮却并未对短期内的选举结果造成显著影响。没有迹象表明工党在这些年的选举中取得了突破。作为一个只有三个议席的小党，工党仍无法撼动大多数工人阶级选民对自由党的支持。此时的自由党在1900年的失败之后已改变策略，通过成功占据苏格兰政治光谱的中间地带，将左翼的社会主义者与右翼的统一派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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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68 自由党这一策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党内年轻男性与女性成员结成的团体的活跃支持。苏格兰女性自由党人联盟（Scottish Women’s Liberal Federtion）在1914年已拥有174个支部、25000名成员，这一组织在1910年大选的逐户拉票活动与地方选民注册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只是自由党新兴的强大选举机器的一部分。这台选举机器的另一个更具影响力的组成部分是青年苏格兰人社（Young Scots Society）。青年苏格兰人社建立于1900年大选之后不久，目的在于“向年轻男性普及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鼓励他们学习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知识”。[8]和苏格兰女性自由党人联盟一样，青年苏格兰人社的成员人数快速增长，到1910年已有2500人加入这一社团，这与当年独立工党在苏格兰的党员总人数已相差无几。在一战爆发前夕，青年苏格兰人社已拥有50个支部和超过10000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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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70 自由党的青年组织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在选举中的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一，这些组织因其对竞选手段积极且富有新意的使用而闻名，包括大规模散发传单，为温斯顿·丘吉尔等知名自由党人组织巡回演讲活动，在宣传中重点针对党派间选票差距不大的边缘议席，以及频繁举行露天集会。即便与自由党人竞争的统一派和保守党对手也承认，这种坚决果断的竞选作风对1910年自由党赢得选举至关重要，并试图模仿这些竞选策略。第二，地方选区的政治气象再次被激活，而青年苏格兰人社在时机恰当时会试图将自己的成员推举为本党在该选区议员选举中的候选人。作为结果，1905—1914年有30个青年苏格兰人社成员当选下院议员，这一组织取得的成功可见一斑。第三，自由党的青年组织意识到赢得选战的核心在于争取技术工人阶层发自内心的支持，因此将政治宣传的重点放在贫困、住房和教育问题上。在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9]提出对进口商品征收保护性关税时，推动自由党在选举中支持自由贸易便是它们取得的最大成就。通过露天集会与大量分发传单等渠道，青年苏格兰人社不遗余力地宣传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计划是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直接威胁，因为这一政策必将导致食品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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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72 正如理查德·芬利所主张的那样，苏格兰本地自治问题之所以在一战爆发前的几年里成为苏格兰政坛的核心关切所在，青年苏格兰人社成员对社会改革议题的执着强调发挥了主要作用。苏格兰政界对本地自治的兴趣并非新现象。部分出于对爱尔兰在联合王国宪制安排中得到优于苏格兰的特别对待的担忧，以及出于对让苏英合并关系运转更为有效的行政制度改革的关切，苏格兰本地自治问题早在1880年代便已为人所提起。1885年，英国政府在伦敦恢复了苏格兰事务部，而在1894年，英国议会又设立了一个苏格兰事务常务委员会（Scottish Standing Committee），以对所有苏格兰立法进行考量。此外，苏格兰本地自治协会也在这一时期成立，意在呼吁在爱丁堡设立一个苏格兰自治议会。1886—1900年，共有七项苏格兰本地自治动议被送交议会审议。在1894年和1895年递交的动议得到了多数支持，却因为议会议事时间不足而未被通过。然而，苏格兰政界对本地自治的态度是否坚决仍成问题。自由党高层对苏格兰自治态度冷淡，苏格兰自由党中的很多重要成员对此也不予支持，苏格兰本地自治对他们而言到底是一个关于实现真正自治的诉求还是一种对苏格兰行政体系进行有限改革的呼吁，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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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74 但在1910年之后，本地自治问题迎来了完全不同的局面。此时的青年苏格兰人社认为本地自治是实现社会改革的必要条件，这一举措之所以遭到了无谓的推迟，只是因为议会议事时间的不足以及英格兰保守主义者的阻挠。青年苏格兰人社成员宣称：“如果苏格兰有权议决自己的法律，今天的整个激进主义政治纲领与社会改革诉求早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全部审议通过了。”[10]作为结果，青年苏格兰人社开始采用切实手段推动苏格兰本地自治被纳入本党主要议程，他们使用的手段包括推动本党的议会选举候选人就在苏格兰设立议会发起公开请愿。随着《本地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在1914年5月通过议会下院二读，改革苏格兰宪制地位的运动距离胜利只有咫尺之遥。不幸的是，随着一战爆发，这项法案再也无望成为正式生效的法律，然而宪制问题在苏格兰政局中新近取得的核心地位无疑造成了重大影响。1912年，保守党与自由统一党基于捍卫联合王国与帝国完整性的共同主张而合并为统一党（Unionst Party）。在自由党内部，由于一些人认为青年苏格兰人社的激进主张过于极端，运作方式过于凶狠，这一组织也成为新一轮意见冲突的起源。在成立早期，青年苏格兰人社曾在塑造所谓“新”自由主义路线的过程中厥功至伟，但在战争爆发前夕，这一组织逐渐被自由党内立场更趋保守的人视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隐患，乃至被指责与工党有所勾连。在1918年以后彻底改写苏格兰政治版图，并令自由党在苏格兰的传统霸权彻底崩溃的政治巨变，此时开始显露出一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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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78 起初，这看似是一个不太可能的情境。执政的自由党因1914年席卷全国的爱国热潮变得更为强大。少数社会主义者的确对这场资本主义的战争大加批评，但工会和大多数工人都支持政府的决定，要对德意志敌人发起伟大圣战。成千上万苏格兰青年涌向征兵处参军入伍，令苏格兰的志愿役人员与总人口之间的比例超过联合王国的其他所有组成部分。在组成英国远征军的157个营中，有22个隶属于苏格兰部队。然而，苏格兰人的狂热并没有维持多久。西线战场的惨烈状况和看不到尽头的伤亡人员名单很快令民众陷入集体悲恸之中。苏格兰在这场战争中蒙受的生命损失之惨重是前所未有的。在557000名应征入伍的苏格兰人当中，有26.4%的人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相比之下，1914—1918年英国军队的平均死亡率仅为11.8%。在所有参战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的人均死亡率高于苏格兰，但这主要是因为堑壕战阶段的疾病暴发，而非战事造成的直接损失。苏格兰士兵的伤亡率高于平均水平，主要是因为他们被视为最为优秀、最敢冲锋的尖兵，总是可以在战役开始的头几个小时里走在攻势的最前列。由于军队的征兵制度往往将同村、同地区或同一职业的兵员编入同一建制，战场上持续不断的杀戮对苏格兰的人口造成了更具破坏性的影响。在索姆河战役等主要战斗期间，苏格兰地方报纸的死亡告知版面上总会被大量伤亡人员的姓名挤满。随着如此惨烈的杀戮持续不断，自由党政府自然开始因其对这场冲突的不力应对和在结束战争这一问题上暴露的无能而遭到越来越广泛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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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80 自由党在苏格兰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战争期间，克莱德赛德地区成为一处庞大的军事工业区，这里的工厂开始大量生产战时所需的船舶、炮弹、枪械和各种弹药。但在1915年，这里也成为苏格兰劳工运动史上最著名的一些劳资纠纷的舞台，韦尔公司（Weirs）、阿尔比恩汽车公司、威廉·比德莫尔集团、巴尔与斯特劳德公司等大型工业企业的车间工人都曾参与其中。1914年以前，由于雇主开始用基于转塔车床、万能铣床和磨床等设备的大规模量产工艺取代依赖技术工人精确操作的非流水线作业，苏格兰机械制造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已趋于紧张。在战争的头两年里，政府对大规模增产的要求进一步刺激了量产技术的推广，并促使企业开始雇用男女非熟练工人以应对更高的产量要求。而随着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在1915年任命以克莱德赛德反工会态度最坚决的企业家著称的威廉·韦尔（William Weir）担任苏格兰军械负责人，技术工人对自身地位不保的危机感进一步加深了。在1915年3月的《财政部协议》（Treasury Agreement）中，车间技工工会同意在战时停止一切罢工活动，但作为交换，政府必须立法保证战前的工作方式将在战争结束后立刻得到恢复。在基层工人当中，这一许诺受到了公开的怀疑，这种情绪不断累积，最终于1915年在克莱德河地区的多家机械制造企业引发了一系列罢工运动。这些罢工都不是工会的正式罢工，一个名为“克莱德工人委员会”（Clyde Workers’ Committee）的工会谈判代表小组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这一小组的一些成员与社会主义工党有联系，例如威廉·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阿瑟·麦克马纳斯（Arthur McManus）和约翰·缪尔（John Muir）。罢工技工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作为技术工人的身份、生活水平和在工厂中的地位不受影响，并不带有革命色彩。然而，政府认为罢工运动中存在颠覆性阴谋的成分，为此首相劳合·乔治召开会议，以让克莱德工人委员会成员认识到技术工人地位淡化之好处，但会议遭到扰乱，罢工运动中为首的一些工人代表在1916年2月被从苏格兰西部驱逐出去，《前进报》也遭到取缔。自由党政府似乎已坚定地站到了企业老板一方，反对工人捍卫自己的权利。政府的首要也是唯一的目的在于保证对德战事顺利进行，而一场全面战争必然要求个人为国家的迫切需要牺牲自由权利。这一做法彻底违反了自由党人的根本信条，而正是这一信条让自由党在苏格兰的选举政治中称霸数十年。对于这一点，那些早已因政府应对战争的无能表现而感到不满的人并不会轻易放过。与此同时，劳合·乔治关于克莱德河地区弹药生产因当地工人的酗酒问题而受到影响的言论也让工人阶级对自由党的怒火越发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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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82 但从长期来看，1915年格拉斯哥的房租抗争运动对克莱德赛德地区的工业经济造成了更大的冲击。这场由机械制造业工人发起的抗争运动将一个关键的社会群体拖入了一场以捍卫特定职业从业者利益为主旨的斗争。房租抗争的影响遍及整个市民社群，并让整个工党运动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支持。在英国所有城市当中，格拉斯哥一向以最为糟糕的住房条件臭名昭著。1911年格拉斯哥近一半市民的居所只有两间卧室，超过八分之一的市民居住在只有一间卧室的房屋中。自由党的福利政策改革尚未涉及住房问题，但这无疑是一个对工人阶级生活质量极为重要的领域。随着战争爆发，格拉斯哥的住房问题进一步加剧。在20000名军工业工人涌入城市的同时，新住房的建设又陷于停滞，这令城市居民过密问题更为严重，并在一些区域造成了房价的快速上涨。例如，在戈万和帕特里克等地，1914年春季到1915年10月的房租平均涨幅在12%—23%。房租上涨很快激起了民愤。房屋租客的儿子与丈夫可能正在前线为国作战，房东此时决定抬高租金，于是被视为乘人之危的不义之徒。房租抗争运动的规模迅速扩大，到1915年底，已有逾20000名租客拒绝按增长后的数额缴纳房租。示威者在游行期间使用的一些招牌标语生动地体现了他们对房租上涨的义愤：“我们的丈夫在法国对抗普鲁士人，我们则在帕特里克反抗本地的普鲁士人。”[11]整个社区都在这场抗争中团结起来，租户家庭中的妻子与母亲们也在维持抗争者内部团结、坚决抵制强制清退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样关键的是，租户们得到了政治活动家的强力支持，其中包括女性普选权运动中的左翼人士、独立工党的城镇议员、格拉斯哥工会联合会（Glasgow Trades Council）与中格拉斯哥选区工党组织。1915年11月，当一些积欠房租的租客被带到法庭受审，并被罚没工资所得时，军工厂和造船企业的工人决定放下工具，威胁举行无限期罢工，直到要求租客缴纳罚金或强制退租的判罚撤销。此时政府担心罢工会扰乱必要的战时生产，而决策者已经开始考虑制定法律来管控房租水平，于是当局最终决定到战争结束为止禁止房东上调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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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84 因为政府一度采取了一些被认为在暗中支持房东涨租的措施，所以这一决定并没有赢得居住在这座苏格兰最大城市的工人阶级的信赖。此外，这场运动也表明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发起抗争所能造成的威力，并让独立工党的威望与影响力大为增加。在自由党政府将抗争与罢工的参与者斥为不爱国分子，并因此给人留下强权压迫之印象的同时，独立工党出面支持工人表达对物价、房租和投机牟利行为的不满。1914—1918年，独立工党在苏格兰的党员总人数增加了两倍，该党还通过在格拉斯哥各工会与用工企业之间建立强有力的联系网络，得以在这座城市的工人阶级当中施加颇为突出的影响。在苏格兰统治当局与民众之间关系恶化的同时，自由党政府的统治本身也陷入危机。首相阿斯奎思曾在1915年组建了一个囊括所有议会政党的战时联合政府，但到1916年底，劳合·乔治将他逼出唐宁街10号，令自由党陷于分裂。很多代表苏格兰选区的自由党议员仍忠于阿斯奎思一派，这部分是因为劳合·乔治将新内阁的大部分阁僚职位授予了保守党人。自由党似乎已方寸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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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86 随着自由党遭遇挫折，工党成为工人阶级票仓当中的最大受益者。1918年选举权改革赋予了该党巨大的潜在优势：这次改革令苏格兰的选民从1910年的779000人猛增至1918年的2205000人，增幅高达近两倍，而新选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工人阶级。就在不久后的1918年的选举中，工党便赢得了苏格兰三分之一的选票，得票数相当于此前得票数的十倍以上。但是，选举系统中的问题导致这些选票只为工党换来了八个下院席位。这场大选中的选民登记制度可能存在缺陷，令很多曾入伍参战的选民无法投票，对结果造成了显著影响。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系列因素让工党在苏格兰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增长。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工党对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选民的巨大吸引力。多年以来，这一选民群体始终支持自由党，将其视为实现爱尔兰本地自治的最大希望所在。但随着爱尔兰在1920年从联合王国分离并成立爱尔兰自由邦，这一许诺失去了魅力。《泰晤士报》的文章指出，天主教徒占苏格兰选民总人数的20%，他们将在1922年大选中构成工党潜在票仓的“关键部分”。在几年之前，苏格兰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报纸的编辑也撰文解释了为什么工党对他的教友们具有如此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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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88 一个强有力的、民主的工人政党的结成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从前的工党是孱弱的，这迫使我们转而支持那个在我们看来能为爱尔兰出力最多的政党……支持托利党则是绝不可能的。不幸的是，自由党的政见也充满了狭隘且偏执的反天主教思想……但新兴的工党是一个真诚的人民政党，而鉴于大不列颠境内的绝大部分爱尔兰人都是基层劳动者，身处常人不能想象的恩怨与爱恨之中，工党自然是他们的首要选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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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90 与此同时，劳合·乔治领导的战后联合政府没能兑现承诺，用经济重建“把祖国建设成英雄宜居之地”，1918—1920年的战后繁荣迅速在1921年转为萧条。随着阿斯奎思派自由党人在1918年大败，工党的地位得以攀升，现在工党已成为英国政坛唯一一个具备实质影响力的非参政党。与此同时，工党也开始从传统政党中吸纳思想更倾向进步主义的人士，例如著名的自由党人R.B.霍尔丹（R. B. Haldane）。他认为在一个大众民主的新时代，只有工党才能维持英国社会的协调运转。工党的组织性也十分出色。在信奉天主教的帕特里克·多兰（Patrick Dollan）的主持下，工党在格拉斯哥建立了一套强大的竞选机制，兼具高效的管理设计与宗教般的热情。这一竞选机制的主要任务是始终不懈地鼓励工人进行选民登记，关注的领域则是住房、房租和工作岗位等关乎日常生计的问题。正如约翰·惠特利所说：“在会议上我们讨论的是本地人的政治，我们追求的是捍卫格拉斯哥东面远郊居民的权益，而不是关注欧洲的近东地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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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92 工党的努力终于在1922年大选中得到了报偿：该党在苏格兰最终赢得32%的选票和29个议席，成为苏格兰的最大党，其中有10个议席来自格拉斯哥地区。这无疑是工党在苏格兰取得的一场历史性胜利，尽管在格拉斯哥以外，工党的表现并没有那么惊人。例如，在爱丁堡，工党的得票率就不及10%。但无论如何，苏格兰的政治版图都被彻底改写了。在1924年和1929年大选中，工党在苏格兰的得票率进一步增长，而直到1935年，工党在苏格兰的选战表现也始终优于英格兰。当1922年当选的工党议员从格拉斯哥的圣伊诺车站启程前往威斯敏斯特履任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将为苏格兰开启一个新时代。在那些议员当中，如詹姆斯·马克斯顿（James Maxton）、大卫·柯克伍德（David Kirkwood）、伊曼纽尔·欣韦尔（Emmanuel Shinwell）和约翰·惠特利等人都有过在战时参与克莱德赛德地区工人权益与政治运动的经历，他们都曾对满怀热情的人群发表雄辩而感人的演说，发誓要“增进同胞的福利与全人类的福祉”，并带领支持者高歌誓约派时代的赞美歌，标榜自己与苏格兰古老的激进主义传统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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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94 “红色克莱德赛德”的诞生与工党在选举中的突破只是一战结束后苏格兰政坛转型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变化在于自由党在选举政治中的彻底消亡。自由党的崩溃并非一蹴而就，但在1924年耻辱的选战失败之后，自由党的全面衰落已显而易见。自由党在1924年大选之后只剩下八个苏格兰议席，其中五个位于高地和西部群岛地区。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自由党灾难性的崩溃，其中一些已经在本章中提及。工党吸收了大量在传统上支持自由党的工人阶级选民，赢得了1918年选举改革以来的绝大多数新选民的支持，并招揽了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社群。讽刺的是，工党本身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便以土地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政策和苏格兰本地自治等战前自由党激进派的政策为基础，而在1918年之后，大批自由党进步主义者也选择转投工党，其中包括詹姆斯·巴尔（James Barr）牧师、J.L.金洛克（J. L. Kinloch）、罗斯林·米切尔（Rosslyn Mitchell）和沃尔特·默里（Walter Murray）。此外，作为一个代表政治光谱中间派的传统政党，自由党在战间期以阶级立场为主要分野的政治新格局当中也面临来自右翼的压力。在1920年代早期，苏格兰中产阶级的主要政治关切便是阻止社会主义在苏格兰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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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96 苏格兰的工党主张改革而非革命，但克莱德河工业区在战时发生的一系列抗争事件仍引发了对“赤色渗透”的担忧，尽管这些运动的目的在于保障工人的收入与工作条件，而非发起一场工人起义并建立社会主义乌托邦。不过，俄国十月革命与1919年1月格拉斯哥工人的又一次力量展示在中产阶级当中煽动了恐慌情绪：工人们发起了呼吁落实40小时工作制的罢工，以支持苏格兰工会大会用减少工时来缓解军人复员所造成的失业率上升问题的诉求。罢工者试图阻止政府撤销对工资和房租的战时管制措施，并在格拉斯哥的乔治广场发起了一场10万人规模的大规模游行。随着警察持警棍对人群发起冲击，场面最终演变为一场“暴乱”。尽管参与者曾挥舞红旗，已知证据却显示这场游行背后并无革命者参与，局势的混乱主要是由警察的过度反应引发的。不过，当时的苏格兰政府并没有采取这样的看法。苏格兰事务大臣在向其他阁僚提出的建议中称格拉斯哥当前的事态不是一场罢工，而是“一次布尔什维克起义”。就在集会当天，政府向格拉斯哥城内派驻了12000名军人，部署了六辆坦克驻守牲畜市场，并在邮局和宾馆门前设置了机枪。格拉斯哥已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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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98 罢工运动的声势很快消退下去，40小时工作制也没有落实，但后来所谓的“血腥星期五”事件对格拉斯哥政坛造成了长远影响。对城内的很多工人来说，这起镇压事件再一次证明了政府的压迫态度，令他们对现行体制的幻灭感大大加深，促使更多人支持工党。而更为关键的是，在十月革命的背景之下，1919年1月的工人集会极大地震撼了苏格兰中产阶级，让他们坚决地倒向一个能阻止社会主义在苏格兰不断壮大的政党。至于这个党会是自由党还是统一党，起初尚不明确。统一党的组织性更好，反社会主义立场也更强硬，而自由党在1919年仍拥有一些议会席位。未来五年的变化将决定中产阶级右翼选票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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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00 最终，统一党成为中产阶级选民眼中更可靠的反社会主义政党。决定这一胜负的时刻出现在1924年，随着阿斯奎思决定带领自由党支持工党的少数派政府，舆论广泛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党派与阶级。有说法称联合自由教会（United Free Church）的大批神职人员在这一时期脱离了自由党，商界则对这一决定深感恐惧，一些曾经忠实追随自由党路线的报纸也改变了立场。格拉斯哥主要的自由党系报纸《每日记录报》（Daily Record）决定转而支持统一党，宣称只有统一党才能建立稳健的统治。但正如I.G.C.哈奇森（I.G.C. Hutchison）的研究所表明的，自由党人的失败背后也存在其他因素。由于战间期苏格兰法律界的精英人物几乎都倾向统一党，苏格兰在这一时期的政法体制也偏向统一党一方。苏格兰教会领导者的政治立场也在这一时期右转，大多数神职人员都在1926年谴责了总罢工运动。在主张限制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规模的同时，苏格兰教会总会并没有对大规模失业和日益加剧的贫困问题等现代社会的邪恶现状表示出显著关切。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苏格兰主要城市的所有早报都开始倾向保守党。曾经颇具影响力的激进派周报《人民报》从一份充满社会议题评论的报纸演变为一份以炒作热门话题与东拼西凑的文章为主的报纸，也构成了这一时期苏格兰报界的一大转变。换言之，自由党的媒体声音在这一时期已“在实质上被消灭”了。[14]面对战间期较为有利的条件，统一党采取了更具进攻性的竞选策略，重点关注近来新获得选举权的女性选民，并再次振兴帝国青年联盟（Junior Imperial League）以吸引年轻人。到1920年代末，统一党党员规模已达约20000人，战间期的保守党[15]可谓在苏格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18—1939年举行了七次大选，其中四场保守党都在苏格兰赢得最多席位，仅这一时期的表现便已经与他们在1832年改革到一战爆发之前大半个世纪里取得的纪录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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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04 从1924年到1930年代，经济状况是决定苏格兰政坛局面的首要因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历给苏格兰留下了充斥着经济灾难与社会悲剧的惨痛回忆。工业萧条、大规模失业、饥饿游行与依靠救济金艰难生存的人们构成了整个英国在这一历史时期最为人所熟知的形象，不断为后世所提起。然而，近年有一些学者开始对英格兰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历史体验提出新的诠释。他们认为，部分地区在这一时期的特定阶段遭遇的现实困境必须与整体收入的稳步增长、“新兴”产业的崛起，以及米德兰和英格兰南部等地区的经济繁荣同时看待。汽车制造、电子设备、化工与建筑等产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弥补了传统制造业收缩所造成的损失。他们进而主张，战间期英格兰的经济史是一个关于经济转型，而非绝对且不可逆转的经济衰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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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06 如第十二章所述，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套用于苏格兰的情况。即便在衰退最严重的年份，苏格兰仍有五分之四左右的劳动者保有就业岗位，随着实际收入水平上升而更低的利率让借贷成本下降，他们的生活水准无疑经历了提升。即便有越来越多的人申请失业救济，苏格兰还是在这些年间经历了娱乐方面的变革。苏格兰消费者为“电影”这一新鲜事物而疯狂，这一热潮在1929年有声片诞生之后更为高涨。1930年代苏格兰较大的城镇往往拥有三四家电影院，而格拉斯哥则拥有惊人的127家。作为整个苏格兰受经济衰退打击最严重之地区的中心城市，格拉斯哥也是苏格兰的舞会之都，成千上万的年轻男女涌入这座城市多达30家的舞厅寻欢作乐。随着无线电收音机在1930年代末进入超过40%的苏格兰家庭，苏格兰人的家庭娱乐生活也迎来巨变。不同地区和社会阶层之间的生活体验有着巨大差异：在苏格兰西部，经济危机令整个社区遭到毁灭性打击，爱丁堡和洛锡安部分地区受到的冲击更大。对商界人士与专业人员来说，这一时期的生活条件空前优渥。苏格兰的汽车保有量大幅上升，新建的独栋小别墅遍布于大多数苏格兰城镇的近郊地带，这些都表明这一时期苏格兰至少有一些社会阶层仍拥有相当的消费能力。“独栋环城带”热潮甚至引来圣安德鲁十字社（Saltire Society）的强烈抨击，这一成立于1935年、旨在弘扬苏格兰文化传统的组织谴责这一风尚为“一种来自英格兰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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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08 埃德温·缪尔（Edwin Muir）于1935年出版的《苏格兰纪行》（Scottish Journey）颇为精到地捕捉了1930年代苏格兰社会生活体验的复杂性。他在旅途中遭遇了不止一种苏格兰社会，他的评论文字里则透露着中产阶级消费主义的气息。他注意到加油站遍布格拉斯哥与基尔马诺克之间的道路两旁，而在艾尔郡的伯恩斯故居旁，郊县小路“被停靠的汽车挤满”。缪尔也提到爱丁堡的茶室几乎专属于中产阶级与上流人士，“工人阶级、工会和拥有强烈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很少光顾。他如此描述自己位于格拉斯哥城南沿一条街边的家，那里距离欧洲条件最恶劣的一个贫民区并不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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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10 邻里大多数住户都是收入较高的职员、店主、领班、采购员和推销员：他们可敬且虔诚，喜欢过一种积累名利的所谓入世生活。他们的居住条件在我看来也是舒适的：屋里有几间房间，有保险柜、扶手椅、钢琴、装饰画和各种小摆设。他们出门时总是衣着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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