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79480 自由党在苏格兰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战争期间，克莱德赛德地区成为一处庞大的军事工业区，这里的工厂开始大量生产战时所需的船舶、炮弹、枪械和各种弹药。但在1915年，这里也成为苏格兰劳工运动史上最著名的一些劳资纠纷的舞台，韦尔公司（Weirs）、阿尔比恩汽车公司、威廉·比德莫尔集团、巴尔与斯特劳德公司等大型工业企业的车间工人都曾参与其中。1914年以前，由于雇主开始用基于转塔车床、万能铣床和磨床等设备的大规模量产工艺取代依赖技术工人精确操作的非流水线作业，苏格兰机械制造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已趋于紧张。在战争的头两年里，政府对大规模增产的要求进一步刺激了量产技术的推广，并促使企业开始雇用男女非熟练工人以应对更高的产量要求。而随着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在1915年任命以克莱德赛德反工会态度最坚决的企业家著称的威廉·韦尔（William Weir）担任苏格兰军械负责人，技术工人对自身地位不保的危机感进一步加深了。在1915年3月的《财政部协议》（Treasury Agreement）中，车间技工工会同意在战时停止一切罢工活动，但作为交换，政府必须立法保证战前的工作方式将在战争结束后立刻得到恢复。在基层工人当中，这一许诺受到了公开的怀疑，这种情绪不断累积，最终于1915年在克莱德河地区的多家机械制造企业引发了一系列罢工运动。这些罢工都不是工会的正式罢工，一个名为“克莱德工人委员会”（Clyde Workers’ Committee）的工会谈判代表小组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这一小组的一些成员与社会主义工党有联系，例如威廉·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阿瑟·麦克马纳斯（Arthur McManus）和约翰·缪尔（John Muir）。罢工技工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作为技术工人的身份、生活水平和在工厂中的地位不受影响，并不带有革命色彩。然而，政府认为罢工运动中存在颠覆性阴谋的成分，为此首相劳合·乔治召开会议，以让克莱德工人委员会成员认识到技术工人地位淡化之好处，但会议遭到扰乱，罢工运动中为首的一些工人代表在1916年2月被从苏格兰西部驱逐出去，《前进报》也遭到取缔。自由党政府似乎已坚定地站到了企业老板一方，反对工人捍卫自己的权利。政府的首要也是唯一的目的在于保证对德战事顺利进行，而一场全面战争必然要求个人为国家的迫切需要牺牲自由权利。这一做法彻底违反了自由党人的根本信条，而正是这一信条让自由党在苏格兰的选举政治中称霸数十年。对于这一点，那些早已因政府应对战争的无能表现而感到不满的人并不会轻易放过。与此同时，劳合·乔治关于克莱德河地区弹药生产因当地工人的酗酒问题而受到影响的言论也让工人阶级对自由党的怒火越发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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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82 但从长期来看，1915年格拉斯哥的房租抗争运动对克莱德赛德地区的工业经济造成了更大的冲击。这场由机械制造业工人发起的抗争运动将一个关键的社会群体拖入了一场以捍卫特定职业从业者利益为主旨的斗争。房租抗争的影响遍及整个市民社群，并让整个工党运动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支持。在英国所有城市当中，格拉斯哥一向以最为糟糕的住房条件臭名昭著。1911年格拉斯哥近一半市民的居所只有两间卧室，超过八分之一的市民居住在只有一间卧室的房屋中。自由党的福利政策改革尚未涉及住房问题，但这无疑是一个对工人阶级生活质量极为重要的领域。随着战争爆发，格拉斯哥的住房问题进一步加剧。在20000名军工业工人涌入城市的同时，新住房的建设又陷于停滞，这令城市居民过密问题更为严重，并在一些区域造成了房价的快速上涨。例如，在戈万和帕特里克等地，1914年春季到1915年10月的房租平均涨幅在12%—23%。房租上涨很快激起了民愤。房屋租客的儿子与丈夫可能正在前线为国作战，房东此时决定抬高租金，于是被视为乘人之危的不义之徒。房租抗争运动的规模迅速扩大，到1915年底，已有逾20000名租客拒绝按增长后的数额缴纳房租。示威者在游行期间使用的一些招牌标语生动地体现了他们对房租上涨的义愤：“我们的丈夫在法国对抗普鲁士人，我们则在帕特里克反抗本地的普鲁士人。”[11]整个社区都在这场抗争中团结起来，租户家庭中的妻子与母亲们也在维持抗争者内部团结、坚决抵制强制清退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同样关键的是，租户们得到了政治活动家的强力支持，其中包括女性普选权运动中的左翼人士、独立工党的城镇议员、格拉斯哥工会联合会（Glasgow Trades Council）与中格拉斯哥选区工党组织。1915年11月，当一些积欠房租的租客被带到法庭受审，并被罚没工资所得时，军工厂和造船企业的工人决定放下工具，威胁举行无限期罢工，直到要求租客缴纳罚金或强制退租的判罚撤销。此时政府担心罢工会扰乱必要的战时生产，而决策者已经开始考虑制定法律来管控房租水平，于是当局最终决定到战争结束为止禁止房东上调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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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84 因为政府一度采取了一些被认为在暗中支持房东涨租的措施，所以这一决定并没有赢得居住在这座苏格兰最大城市的工人阶级的信赖。此外，这场运动也表明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发起抗争所能造成的威力，并让独立工党的威望与影响力大为增加。在自由党政府将抗争与罢工的参与者斥为不爱国分子，并因此给人留下强权压迫之印象的同时，独立工党出面支持工人表达对物价、房租和投机牟利行为的不满。1914—1918年，独立工党在苏格兰的党员总人数增加了两倍，该党还通过在格拉斯哥各工会与用工企业之间建立强有力的联系网络，得以在这座城市的工人阶级当中施加颇为突出的影响。在苏格兰统治当局与民众之间关系恶化的同时，自由党政府的统治本身也陷入危机。首相阿斯奎思曾在1915年组建了一个囊括所有议会政党的战时联合政府，但到1916年底，劳合·乔治将他逼出唐宁街10号，令自由党陷于分裂。很多代表苏格兰选区的自由党议员仍忠于阿斯奎思一派，这部分是因为劳合·乔治将新内阁的大部分阁僚职位授予了保守党人。自由党似乎已方寸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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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86 随着自由党遭遇挫折，工党成为工人阶级票仓当中的最大受益者。1918年选举权改革赋予了该党巨大的潜在优势：这次改革令苏格兰的选民从1910年的779000人猛增至1918年的2205000人，增幅高达近两倍，而新选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工人阶级。就在不久后的1918年的选举中，工党便赢得了苏格兰三分之一的选票，得票数相当于此前得票数的十倍以上。但是，选举系统中的问题导致这些选票只为工党换来了八个下院席位。这场大选中的选民登记制度可能存在缺陷，令很多曾入伍参战的选民无法投票，对结果造成了显著影响。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系列因素让工党在苏格兰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增长。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工党对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选民的巨大吸引力。多年以来，这一选民群体始终支持自由党，将其视为实现爱尔兰本地自治的最大希望所在。但随着爱尔兰在1920年从联合王国分离并成立爱尔兰自由邦，这一许诺失去了魅力。《泰晤士报》的文章指出，天主教徒占苏格兰选民总人数的20%，他们将在1922年大选中构成工党潜在票仓的“关键部分”。在几年之前，苏格兰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报纸的编辑也撰文解释了为什么工党对他的教友们具有如此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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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88 一个强有力的、民主的工人政党的结成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从前的工党是孱弱的，这迫使我们转而支持那个在我们看来能为爱尔兰出力最多的政党……支持托利党则是绝不可能的。不幸的是，自由党的政见也充满了狭隘且偏执的反天主教思想……但新兴的工党是一个真诚的人民政党，而鉴于大不列颠境内的绝大部分爱尔兰人都是基层劳动者，身处常人不能想象的恩怨与爱恨之中，工党自然是他们的首要选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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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90 与此同时，劳合·乔治领导的战后联合政府没能兑现承诺，用经济重建“把祖国建设成英雄宜居之地”，1918—1920年的战后繁荣迅速在1921年转为萧条。随着阿斯奎思派自由党人在1918年大败，工党的地位得以攀升，现在工党已成为英国政坛唯一一个具备实质影响力的非参政党。与此同时，工党也开始从传统政党中吸纳思想更倾向进步主义的人士，例如著名的自由党人R.B.霍尔丹（R. B. Haldane）。他认为在一个大众民主的新时代，只有工党才能维持英国社会的协调运转。工党的组织性也十分出色。在信奉天主教的帕特里克·多兰（Patrick Dollan）的主持下，工党在格拉斯哥建立了一套强大的竞选机制，兼具高效的管理设计与宗教般的热情。这一竞选机制的主要任务是始终不懈地鼓励工人进行选民登记，关注的领域则是住房、房租和工作岗位等关乎日常生计的问题。正如约翰·惠特利所说：“在会议上我们讨论的是本地人的政治，我们追求的是捍卫格拉斯哥东面远郊居民的权益，而不是关注欧洲的近东地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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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92 工党的努力终于在1922年大选中得到了报偿：该党在苏格兰最终赢得32%的选票和29个议席，成为苏格兰的最大党，其中有10个议席来自格拉斯哥地区。这无疑是工党在苏格兰取得的一场历史性胜利，尽管在格拉斯哥以外，工党的表现并没有那么惊人。例如，在爱丁堡，工党的得票率就不及10%。但无论如何，苏格兰的政治版图都被彻底改写了。在1924年和1929年大选中，工党在苏格兰的得票率进一步增长，而直到1935年，工党在苏格兰的选战表现也始终优于英格兰。当1922年当选的工党议员从格拉斯哥的圣伊诺车站启程前往威斯敏斯特履任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将为苏格兰开启一个新时代。在那些议员当中，如詹姆斯·马克斯顿（James Maxton）、大卫·柯克伍德（David Kirkwood）、伊曼纽尔·欣韦尔（Emmanuel Shinwell）和约翰·惠特利等人都有过在战时参与克莱德赛德地区工人权益与政治运动的经历，他们都曾对满怀热情的人群发表雄辩而感人的演说，发誓要“增进同胞的福利与全人类的福祉”，并带领支持者高歌誓约派时代的赞美歌，标榜自己与苏格兰古老的激进主义传统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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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94 “红色克莱德赛德”的诞生与工党在选举中的突破只是一战结束后苏格兰政坛转型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变化在于自由党在选举政治中的彻底消亡。自由党的崩溃并非一蹴而就，但在1924年耻辱的选战失败之后，自由党的全面衰落已显而易见。自由党在1924年大选之后只剩下八个苏格兰议席，其中五个位于高地和西部群岛地区。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自由党灾难性的崩溃，其中一些已经在本章中提及。工党吸收了大量在传统上支持自由党的工人阶级选民，赢得了1918年选举改革以来的绝大多数新选民的支持，并招揽了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社群。讽刺的是，工党本身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便以土地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政策和苏格兰本地自治等战前自由党激进派的政策为基础，而在1918年之后，大批自由党进步主义者也选择转投工党，其中包括詹姆斯·巴尔（James Barr）牧师、J.L.金洛克（J. L. Kinloch）、罗斯林·米切尔（Rosslyn Mitchell）和沃尔特·默里（Walter Murray）。此外，作为一个代表政治光谱中间派的传统政党，自由党在战间期以阶级立场为主要分野的政治新格局当中也面临来自右翼的压力。在1920年代早期，苏格兰中产阶级的主要政治关切便是阻止社会主义在苏格兰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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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96 苏格兰的工党主张改革而非革命，但克莱德河工业区在战时发生的一系列抗争事件仍引发了对“赤色渗透”的担忧，尽管这些运动的目的在于保障工人的收入与工作条件，而非发起一场工人起义并建立社会主义乌托邦。不过，俄国十月革命与1919年1月格拉斯哥工人的又一次力量展示在中产阶级当中煽动了恐慌情绪：工人们发起了呼吁落实40小时工作制的罢工，以支持苏格兰工会大会用减少工时来缓解军人复员所造成的失业率上升问题的诉求。罢工者试图阻止政府撤销对工资和房租的战时管制措施，并在格拉斯哥的乔治广场发起了一场10万人规模的大规模游行。随着警察持警棍对人群发起冲击，场面最终演变为一场“暴乱”。尽管参与者曾挥舞红旗，已知证据却显示这场游行背后并无革命者参与，局势的混乱主要是由警察的过度反应引发的。不过，当时的苏格兰政府并没有采取这样的看法。苏格兰事务大臣在向其他阁僚提出的建议中称格拉斯哥当前的事态不是一场罢工，而是“一次布尔什维克起义”。就在集会当天，政府向格拉斯哥城内派驻了12000名军人，部署了六辆坦克驻守牲畜市场，并在邮局和宾馆门前设置了机枪。格拉斯哥已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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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498 罢工运动的声势很快消退下去，40小时工作制也没有落实，但后来所谓的“血腥星期五”事件对格拉斯哥政坛造成了长远影响。对城内的很多工人来说，这起镇压事件再一次证明了政府的压迫态度，令他们对现行体制的幻灭感大大加深，促使更多人支持工党。而更为关键的是，在十月革命的背景之下，1919年1月的工人集会极大地震撼了苏格兰中产阶级，让他们坚决地倒向一个能阻止社会主义在苏格兰不断壮大的政党。至于这个党会是自由党还是统一党，起初尚不明确。统一党的组织性更好，反社会主义立场也更强硬，而自由党在1919年仍拥有一些议会席位。未来五年的变化将决定中产阶级右翼选票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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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00 最终，统一党成为中产阶级选民眼中更可靠的反社会主义政党。决定这一胜负的时刻出现在1924年，随着阿斯奎思决定带领自由党支持工党的少数派政府，舆论广泛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党派与阶级。有说法称联合自由教会（United Free Church）的大批神职人员在这一时期脱离了自由党，商界则对这一决定深感恐惧，一些曾经忠实追随自由党路线的报纸也改变了立场。格拉斯哥主要的自由党系报纸《每日记录报》（Daily Record）决定转而支持统一党，宣称只有统一党才能建立稳健的统治。但正如I.G.C.哈奇森（I.G.C. Hutchison）的研究所表明的，自由党人的失败背后也存在其他因素。由于战间期苏格兰法律界的精英人物几乎都倾向统一党，苏格兰在这一时期的政法体制也偏向统一党一方。苏格兰教会领导者的政治立场也在这一时期右转，大多数神职人员都在1926年谴责了总罢工运动。在主张限制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规模的同时，苏格兰教会总会并没有对大规模失业和日益加剧的贫困问题等现代社会的邪恶现状表示出显著关切。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苏格兰主要城市的所有早报都开始倾向保守党。曾经颇具影响力的激进派周报《人民报》从一份充满社会议题评论的报纸演变为一份以炒作热门话题与东拼西凑的文章为主的报纸，也构成了这一时期苏格兰报界的一大转变。换言之，自由党的媒体声音在这一时期已“在实质上被消灭”了。[14]面对战间期较为有利的条件，统一党采取了更具进攻性的竞选策略，重点关注近来新获得选举权的女性选民，并再次振兴帝国青年联盟（Junior Imperial League）以吸引年轻人。到1920年代末，统一党党员规模已达约20000人，战间期的保守党[15]可谓在苏格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18—1939年举行了七次大选，其中四场保守党都在苏格兰赢得最多席位，仅这一时期的表现便已经与他们在1832年改革到一战爆发之前大半个世纪里取得的纪录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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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04 从1924年到1930年代，经济状况是决定苏格兰政坛局面的首要因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历给苏格兰留下了充斥着经济灾难与社会悲剧的惨痛回忆。工业萧条、大规模失业、饥饿游行与依靠救济金艰难生存的人们构成了整个英国在这一历史时期最为人所熟知的形象，不断为后世所提起。然而，近年有一些学者开始对英格兰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历史体验提出新的诠释。他们认为，部分地区在这一时期的特定阶段遭遇的现实困境必须与整体收入的稳步增长、“新兴”产业的崛起，以及米德兰和英格兰南部等地区的经济繁荣同时看待。汽车制造、电子设备、化工与建筑等产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弥补了传统制造业收缩所造成的损失。他们进而主张，战间期英格兰的经济史是一个关于经济转型，而非绝对且不可逆转的经济衰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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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06 如第十二章所述，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套用于苏格兰的情况。即便在衰退最严重的年份，苏格兰仍有五分之四左右的劳动者保有就业岗位，随着实际收入水平上升而更低的利率让借贷成本下降，他们的生活水准无疑经历了提升。即便有越来越多的人申请失业救济，苏格兰还是在这些年间经历了娱乐方面的变革。苏格兰消费者为“电影”这一新鲜事物而疯狂，这一热潮在1929年有声片诞生之后更为高涨。1930年代苏格兰较大的城镇往往拥有三四家电影院，而格拉斯哥则拥有惊人的127家。作为整个苏格兰受经济衰退打击最严重之地区的中心城市，格拉斯哥也是苏格兰的舞会之都，成千上万的年轻男女涌入这座城市多达30家的舞厅寻欢作乐。随着无线电收音机在1930年代末进入超过40%的苏格兰家庭，苏格兰人的家庭娱乐生活也迎来巨变。不同地区和社会阶层之间的生活体验有着巨大差异：在苏格兰西部，经济危机令整个社区遭到毁灭性打击，爱丁堡和洛锡安部分地区受到的冲击更大。对商界人士与专业人员来说，这一时期的生活条件空前优渥。苏格兰的汽车保有量大幅上升，新建的独栋小别墅遍布于大多数苏格兰城镇的近郊地带，这些都表明这一时期苏格兰至少有一些社会阶层仍拥有相当的消费能力。“独栋环城带”热潮甚至引来圣安德鲁十字社（Saltire Society）的强烈抨击，这一成立于1935年、旨在弘扬苏格兰文化传统的组织谴责这一风尚为“一种来自英格兰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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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08 埃德温·缪尔（Edwin Muir）于1935年出版的《苏格兰纪行》（Scottish Journey）颇为精到地捕捉了1930年代苏格兰社会生活体验的复杂性。他在旅途中遭遇了不止一种苏格兰社会，他的评论文字里则透露着中产阶级消费主义的气息。他注意到加油站遍布格拉斯哥与基尔马诺克之间的道路两旁，而在艾尔郡的伯恩斯故居旁，郊县小路“被停靠的汽车挤满”。缪尔也提到爱丁堡的茶室几乎专属于中产阶级与上流人士，“工人阶级、工会和拥有强烈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很少光顾。他如此描述自己位于格拉斯哥城南沿一条街边的家，那里距离欧洲条件最恶劣的一个贫民区并不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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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10 邻里大多数住户都是收入较高的职员、店主、领班、采购员和推销员：他们可敬且虔诚，喜欢过一种积累名利的所谓入世生活。他们的居住条件在我看来也是舒适的：屋里有几间房间，有保险柜、扶手椅、钢琴、装饰画和各种小摆设。他们出门时总是衣着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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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12 不过，缪尔也注意到大萧条给苏格兰人带来的可怕后果与苦难，这些场面构成了他笔下1930年代苏格兰社会的底色。他提到“一场寂静的清洗”正在苏格兰西部的工业地带展开：“工业化时代遗留的外观犹在，工业本身却像梦一样消失无踪。”鉴于这一地区构成了“苏格兰的心脏”，即便苏格兰其他地区在大萧条时代受到的打击相对较轻，西部的苦难也将对整个苏格兰的未来造成致命影响。旅途结束后，缪尔的“总体印象”变得极为悲观，近乎绝望：“苏格兰的人口正逐渐枯竭，它的精神、财富、产业、艺术、智慧与内在品德都将耗尽。”怀有这种感受的绝不只有缪尔一个人，其他评论者也把这一时期的苏格兰描述为一个陷入不可逆衰退的地方。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George Malcolm Thomson）曾言简意赅地指出：“关于苏格兰民族的首要事实是，它开始衰朽了。苏格兰民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民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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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14 苏格兰的社会信心之所以崩溃，其根源在于经济危机对该地的影响比对英格兰除北部诸郡工业地带之外的大多数地区都更深重，持续时间也更长。1924—1937年全英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幅为2.2%，但根据罗伊·坎贝尔（Roy Campbell）提供的数据，苏格兰的经济表现远比这一数字更差：同期苏格兰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幅仅为0.4%，1928—1932年，苏格兰还经历了年均2.0%的绝对衰退。到1931年，苏格兰的工业生产总值已低于1913年的水平。超过26%登记社会保险的劳动力处在无业状态，两倍于英格兰的平均水平，还有10万人被归类为“永久性剩余”劳动力。在造船和机械制造业，数以千计的传统技术工人遭到裁员，而在受害最严重的拉纳克郡与邓巴顿郡，就连下层中产阶级也因服务业需求的消亡而陷入绝境。在1930年代，为数不多的大学毕业生甚至很难在苏格兰得到教师职位，也表明了这一时期就业环境之恶劣。如果没有1920年代规模空前的人口外流浪潮（苏格兰的总人口在1921年至1931年净减少4万人），就会有更多苏格兰人依靠失业救济金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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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16 经济崩溃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在苏格兰人当中激起了一种悲观的自省情绪，而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尚未弥合的可怕创伤加重了这一倾向。在苏格兰各地的城镇与乡村，人们竖立纪念碑，并用频繁举行的民间与军事纪念仪式缅怀战争中的死者。罗伯特·洛里默爵士（Sir Robert Lorimer）设计的苏格兰国家战争纪念碑于1924年至1927年在爱丁堡城堡内建造，这一设施在完工后立刻成为空前流行的朝圣地。1920年代访问纪念碑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原本用粗糙石板铺装的地面在短短数年之内便被访客的双脚磨平。正如1990年出版的《苏格兰建筑史》（History of Scottish Architecture）所述，战争纪念碑不仅被苏格兰人视为对壮烈战死之士的纪念，也成了对正在逝去的帝国光辉的缅怀。与此同时，苏格兰不得不开始面对沉重难解的社会问题。政府委员会与学术界的调查报告直白地暴露了苏格兰社会的严峻现实。杰出的营养学家约翰·博伊德·奥尔（John Boyd Orr）指出，1930年代苏格兰的婴儿死亡率在整个欧洲西部仅次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战间期苏格兰新建住房超过30万间，其中三分之二属于公有部门，但这些成就仍不足以弥补旧房老化带来的损失，也不能缓解早在战前便已浮现的长期性人口过密问题。更糟糕的是，由于经济危机严重限制了公共财政，这些社会问题不可能立刻得到解决。到1939年，苏格兰有一半的现有住房被判定为不适合居住，住房过密问题的严重程度也五倍于同期的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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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18 这些年里，大多数苏格兰人有幸逃过了最严重的失业危机，生活水平亦得到提高，但在经济上陷于绝望境地的苏格兰人同样为数众多，他们一度对苏格兰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格拉斯哥的剃刀帮（razor gangs）最初便崛起于战后繁荣期之后的经济萧条时代，当时的小说《并非无名小城》（No Mean City）[17]提供了对于这些犯罪团伙的生动描写。相比之下，这一时期更为严重的威胁来自卷土重来的教派冲突。苏格兰教会与联合自由教会共同发起运动，呼吁严格限制爱尔兰移民，称所谓“苏格兰-爱尔兰”族裔为不可同化的劣等人群，尽管1920年代苏格兰的爱尔兰移民人数已大大下降。鉴于用工人数遭到大幅缩减，而工厂领班的职位又多为共济会或奥兰治兄弟会成员所有（或两者兼而有之），就业市场上的教派歧视也越发普遍起来：“对失业的天主教青年来说，这个时代意味着被人盘问‘你在哪里上的学？加没加入基督少年军[18]？主日学老师是谁’。”[19]1930年代初，持反天主教立场的苏格兰新教徒联盟在格拉斯哥市议会选举中赢得六个议席，以67000的得票数超过了得票63000的工党。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联盟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卡斯卡特（Cathcart）、戈万希尔（Govanhill）和金宁公园（Kinning Park）等技术工人聚居区，这些地方的居民在1931年至1933年的失业危机期间受损尤为严重。在爱丁堡，约翰·科马克（John Cormack）领导的新教徒行动党（Protestant Action）呼吁取消罗马天主教徒的选举权并将他们驱逐出去，这在1935年夏天酿成了战间期苏格兰最严重的教派纠纷事件。所幸，宗教社群之间爆发严重冲突的风险得到遏制，格拉斯哥最终没有成为第二个贝尔法斯特。工党、统一党与民族主义政客都与激进分子拉开距离，苏格兰媒体也很少对此表示支持。事实上，《格拉斯哥周报》（Glasgow Weekly Herald）曾披露一封约翰·科马克未经修改的信件原稿，暴露出他识字能力不强的弱点，令他的声誉大受打击。面向苏格兰西部中产阶级读者的《格拉斯哥先驱报》也刊载了一系列内容扎实的权威文章，试图论证苏格兰教会关于移民管控必要性的大部分说法缺乏事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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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20 即便受到其他社会力量的钳制，族群与教派仇恨的存在仍昭示着一种遍布全苏格兰的社会弊病，这似乎也对这一时期苏格兰人的创造意志产生了影响。苏格兰文学诚然在经济萧条时期经历了可观的复苏。笔名休·麦克迪尔米德（Hugh MacDiarmid）的克里斯托弗·默里·格里夫（Christopher Murray Grieve）被视为伯恩斯以来苏格兰诗坛的头号天才，除此之外，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Lewis Grassic Gibbon）、尼尔·冈恩（Neil Gunn）、埃德温·缪尔、菲昂·麦克科拉（Fionn MacColla）、内奥米·米奇森（Naomi Mitchison）和詹姆斯·布赖迪（James Bridie）等重要作家也活跃于这一时期的苏格兰文坛。所谓“苏格兰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无疑值得关注，但上述大多数作家并没有在当时给大众的认知带来多少直接冲击。麦克迪尔米德曾希望苏格兰民族能在重拾旧时方言的过程中得到重生，也曾致力于恢复一种正宗的苏格兰民族文化，但在题为《再赞列宁》（Second Hymn to Lenin）的诗作中，他本人也怀疑自己并未产生多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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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22 在工厂与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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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24 还有城镇的街道上，可有人提及吾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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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26 若非如此，我的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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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528 便不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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