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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麦克迪尔米德的影响是有限的。正如克里斯托弗·哈维（Christopher Harvie）尖刻地评价道：“此时的苏格兰普通人仍在读邓迪的报纸、赴伯恩斯纪念晚餐，麦克迪尔米德的晚期诗歌则变得越来越清高而费解。”[20]事实上，麦克迪尔米德把大部分文学才华都用来回应他自己对苏格兰糟糕状态的认识。在1926年完成的那篇2600行的杰出长诗《醉人观蓟》（A Drunk Man Looks at the Thistle）和自己作为记者写下的论述文章中，他用标志性的尖锐文字批评了苏格兰郊县社会及其上流阶层的平庸气质：“一帮又一帮脑满肠肥的名流要人……那些对英格兰的威风溜须拍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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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文学领域表现了高度的才华与热情，“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却没有在战间期激发苏格兰民族文化界更广泛的繁荣气象，圣安德鲁十字社在1935年的成立也反映了一些人对这一时期苏格兰文化遗产得不到振兴的担忧。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历史学研究也陷入低迷，不仅专著的产量寥寥，《苏格兰历史学评论》（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也从1929年开始停刊。有记载称，这一时期收藏在苏格兰档案馆（Register House）地下室长达一个世纪以上的大量珍贵文献也因保管不善开始霉变。战间期的苏格兰建筑设计起初也以因循传统风格为主，经济条件的局限和大赞助人的消失意味着公共住房和功能性学校设施成为这一时期苏格兰建筑作品的主力，而这些建筑在设计上大多是模式化且缺乏想象力的。直到战间期后期，以现代学院派（这一流派经常被视为电影院、滑冰场与游泳池等“休闲设施”的代表性风格）的崛起以及巴兹尔·斯彭斯（Basil Spence）、贾科莫·科亚（Giacomo Coia）等人为1938年格拉斯哥帝国博览会提供的富有创造力的设计方案为代表，苏格兰设计界的创意活动才终于迎来真正的革新。相比之下，美术界在战间期的社会与经济困境当中受害更为严重。以S.J.佩普洛（S. J. Peploe）、莱斯利·亨特（Leslie Hunter）、F.C.B.卡德尔（F. C. B. Cadell）和J.D.弗格森（J. D. Fergusson）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色彩画派”（Scottish Colourists）早在1918年以前便已奠定了自己在艺术界的地位，并创作了大部分代表性作品。但在一战结束后，苏格兰美术界再未涌现具有国际性名声的艺术家，而随着富有的赞助人退场，中产阶级开始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主要客户，他们的艺术品位往往倾向于更为熟悉且常规的风格，不愿在经济动荡的时代支持大胆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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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大学也在战间期经历了显著的衰退。与英国其他地区大学生人数上升的趋势相反，苏格兰的大学生人数从1924年的10400人下降到1937年的9900人。苏格兰大学的研究水平也严重落后，导致最具才华的一等学位毕业生大量流向英格兰顶尖大学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这一不利趋势在科技专业尤为明显。这一时期大学科研设施缺乏投资构成了这一危机背后的一个因素，但苏格兰的大学无疑也（和苏格兰的文化生活一样）受到了年轻人才大量战死于西线战场的制约。很多在20世纪科技领域留下显著成绩的青年人才往往都和古老的传统大学没有什么联系，例如电视机技术的先驱约翰·洛吉·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主要创始人兼第一任总裁约翰·里思（John Reith，后来受封为勋爵）都毕业于格拉斯哥的皇家技术学院（Royal Technical College），亦即后来的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曾在1929年的《游荡者》（Drifters）等作品中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社会问题的战间期纪录片大师约翰·格里尔森（John Grierson）甚至从未上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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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间期的经济困难也塑造了苏格兰的政治格局。在其支持者看来，工党代表了社会正义，也最能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他们免受大规模失业、糟糕的住房条件与生活水准恶化的侵袭。但工党没能兑现他们的希望与期待。1924年5月，尽管只是在自由党的支持下组建了一个少数派政府，工党还是第一次成为英国的执政党。由于保守党在同年10月的大选中取得大胜，这届政府最终并未统治多久，但左翼在苏格兰的得票状况要好过英格兰。第一届工党政府在政策上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在社会议题上值得一提的努力也只有约翰·惠特利提出的《住房法案》，这项重要的法案旨在大幅增加对地方行政机构的财政补助，鼓励后者显著扩大新房建设规模。不过，即便惠特利用高超的政治手腕推动这一法案通过议会审议，其效力也在1926年受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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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问题越发紧迫，工党在1929年再度成为苏格兰第一大党，赢得74个苏格兰议席中的38个，进一步证明了该党对选民的号召力已大大超出克莱德赛德地区的传统核心之外。然而，这场胜利只是工党未来灾难的序曲。随着大萧条爆发，经济上的不景气迅速恶化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应对这一局面，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与保守党、少数自由党议员和一小部分议会工党议员组建了“紧急联合政府”。包括独立工党和工会势力在内的左翼阵营坚决反对一切削减福利支出的计划，因此与麦克唐纳政府决裂。在1931年的大选中，联合政府取得英国选举历史上最大的一场胜利，工党在苏格兰的席位大幅减少到七席。尽管首相出身工党，但保守党的支持构成了新一届联合政府最重要的执政基础，统一党在苏格兰政坛的主导地位也从1931年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前夕。不过，苏格兰的工党并未彻底消亡，对福利制度的担忧让工党在产业工人阶级当中获得了牢固的支持，这在工党稳步改善的地方选举表现中可见一斑。到1935年，工党在包括格拉斯哥在内的19座苏格兰城镇的城镇议会中都占据多数，尽管对多年间被议会下院拒于门外的工党和受到结构性失业困扰的无数工党支持者来说，这一成绩无法带来多少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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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在战间期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不受其控制的外部因素。工党的确两度在大选后取得权力，但这两次执政都依赖自由党的支持，这便要求工党在政策上做出妥协。政策中的社会主义色彩因此必须被淡化，工党的官方立场也越发倾向于渐进改良，这令包括大多数独立工党成员在内的激进派坚定支持者大为不满。即便如此，工党的反对者仍将工党斥为“布尔什维主义”势力，认为工党代表了威胁摧毁不列颠文明社会的革命阴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封被指来自苏联共产国际领袖季诺维也夫（Zinoviev），要求英国共产党人通过渗透工党来颠覆英国政府的所谓“红信”在1924年大选前的宣传战中受到了彻底的利用。在1931年大选中，工党的反对者也把将工党描述为一场失控的革命运动作为宣传策略的核心，他们宣扬工党将用大规模国有化威胁私有财产权，并用违背财政纪律的冒进政策让整个英国经济面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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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工党自身同样存在问题。和自由党或者保守党一样，工党对于战间期的经济问题没有提出思想上的解决方案。诸如菲利普·斯诺登（Phillip Snowden）这样的工党籍财政大臣在制定政策时只知严格奉行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教条，直到晚些时候，汤姆·约翰斯顿等苏格兰工党政治家才开始支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于政府力量大规模介入经济活动的观点。毕竟，鉴于失业人口的规模如此庞大，结构性危机如此严重，政府干预能否产生效果犹未可知，但如果一届工党政府试图以积极创造就业岗位为政策目标，拒绝对私营经济部门注资、只愿意为道路和住房等公共建设事业提供资金的财政部一定会坚决予以反对。在1926年之后，工党总体上也更愿意发展自身的组织结构，维持党高层对党组织的领导权威，而不是探索更有新意的政见。在1926年，约翰·惠特利以独立工党的名义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in Our Time）的文件，在一系列重要议题中加入了他对于经济国有化和政府开支的看法。作为1924年《住房法案》的主要推手，惠特利一向能有效且务实地推行自己的社会主义政见，但他在1929年没能就任大臣，并在第二年去世。1929年第二届工党政府的遭遇为党内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提供了写照，也让工党难以在长时间内维持选举竞争力。独立工党与工党之间的公开冲突始于1926年总罢工的失败。作为独立工党主席，富有感召力的詹姆斯·马克斯顿坚决支持这场运动，并强烈地谴责了工党高层和工会势力，认为是他们的软弱导致了总罢工走向破产。在1929年工党政府执政期间，要求政府用国有化和大规模干预来解救苏格兰经济的独立工党与内阁之间又一次发生激烈冲突，令工党左右翼之间的嫌隙进一步加深。首相麦克唐纳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决定被工党左翼视为工党高层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终极标志，独立工党最终在1932年脱离工党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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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工党已经放弃了长久以来对于本地自治的支持。在1922年乘火车去威斯敏斯特列席议会之前，惠特利曾宣称“在苏格兰没有什么事务能像本地自治一样激起如此高涨的热情”，[21]但到1920年代中期，工党的态度有了变化。工党的立场逐渐向政治光谱的中间地带转移，伦敦的工党高层对苏格兰工党组织的控制权也有所增强。苏格兰工会大会在1931年收回了对苏格兰本地自治的支持。当时更为严酷的经济环境迫使工会领袖认为，只有建立遍及全英、规模更大的工会力量，才能弥补1926年总罢工的惨败对工会运动造成的重大损失。苏格兰人若只凭自己的力量抗争就太过脆弱，一个关键原因在于苏格兰是整个英国受经济萧条打击最严重的地区。就连当时苏格兰工党的顶尖思想家约翰·惠特利也在这一新形势面前改变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只有一台完整的不列颠国家机器才有能力保护工人阶级免受国际资本主义掠夺本性的压迫。苏格兰本地的问题过于尖锐，只有动用整个英国的经济资源才能得到缓解。正如惠特利的同志汤姆·约翰斯顿所说：“如果我们在爱丁堡建立了一个苏格兰的议会，但它掌管的是一个坐视人口外流的移民制度、与济贫法无异的福利体系和一片经济荒漠，这样的自治又有什么意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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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对苏格兰自治问题越发淡漠的态度（一些工党政客甚至对此抱有敌意）刺激了苏格兰国民党（National Party of Scotland）在1928年的建立。苏格兰国民党起初以证明本地自治对苏格兰选民的吸引力为目的，旨在借此让工党相信忽视这一诉求自己将会蒙受损失。然而，苏格兰国民党候选人在选区补选中对工党候选人的积极挑战收到了与此截然相反的效果，两党之间的分歧迅速扩大。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这一时期苏格兰的经济危机日趋严重，民族主义的前景本应良好。根据英国政府国务大臣的说法，经济萧条正促使一些苏格兰人把在爱丁堡建立苏格兰议会视作解决方案。1932年，一群温和右翼人士离开批评英国政府漠视苏格兰处境的卡斯卡特统一派协会（Cathcart Unionist Association），建立了苏格兰党（Scottish Party），表明本地自治并不是一个专属于苏格兰左翼的政治议题。苏格兰党最终与苏格兰国民党合并，在1934年结成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S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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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并没有在战间期成功地利用选民的焦虑情绪。在1935年大选中，民族党参与角逐七个苏格兰议席，却没有赢得任何一个；在其中五个曾经有民族主义候选人参与竞选的选区中，民族党人的得票数相较之前都有大幅下滑。民族党人或许可以宣称经济萧条的爆发标志着联合王国在苏格兰已经破产，却无法提出重建苏格兰经济的替代方案。与此相对，政府一方坚持认为，苏格兰在一个经济严重衰退、欧洲局势日渐不稳的时代寻求独立无异于自杀。此外，政府也在1937年将苏格兰事务部迁至爱丁堡，以迎合苏格兰人的民族情绪，有人曾精到地评价这一举措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让爱丁堡再一次成为苏格兰政府的所在地、一个货真价实的首府，而不只是教会总会与司法部门的所在地”。[23]不久之后，苏格兰民族党开始分裂为彼此竞争的左右两派，政党内部的秩序走向崩溃。到二战爆发前夕，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苏格兰民族主义暂时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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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间期的艰难岁月里，统一党成为苏格兰政坛的最大赢家，该党直到1945年都在苏格兰政界占据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这部分是因为它的主要对手——工党和民族主义者都受到内部分裂的困扰。此外，即便席卷苏格兰的经济危机影响颇为深重，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却意外地少，大多数抗议活动由全国失业工人运动（National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发起，这一组织曾在1931年抗议政府对失业补助的削减和饱受憎恶的“救助资格检验”，又在1933年和1934年发动了反饥饿游行。不过，统一党人也在这一时期积极寻求巩固对苏格兰政治的主导权。他们常在宣传中把工党塑造为一个用国有化政策威胁居民储蓄、年金和投资利益的革命政党，并始终提防来自自由党的竞选威胁。自由党的实力虽远不如以往，却是统一党在很多选区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这在那些因农民近年来倒向统一派而重回统一党手中的农村新选区尤为显著。统一党因此采取与自由党人互相妥协的政策，在各场选举中与其达成协议，在立场上向政治光谱的中间靠近，拒绝与任何法西斯主义者抑或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新教徒排外主义力量接触，还四度在统一党政府（或由统一党主导的联合政府）中任命自由党人担任苏格兰事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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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苏格兰事务大臣期间，信奉“一国保守主义”的保守党人沃尔特·埃利奥特（Walter Elliot）曾致力于解决来自民族主义者的威胁，以及正在对苏格兰部分地区造成毁灭性打击的经济危机。埃利奥特坚持奉行进步主义社会政策，愿意动用政府干预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并对白厅方面漠视苏格兰危机的态度感到恼火。1932年，当中央政府决定取消冠达邮轮公司（Cunard）的造船计划时，他再也无法遏制心中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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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只在于克莱德河的造船工人。政府可以取消邮轮建造计划，把资金用在其他地方。但苏格兰人民知道，政府官员往往倾向于把钱花在伦敦的桥梁和英格兰的其他项目上，尽管此时苏格兰的失业规模已不可承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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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在任期间，英国政府设立了苏格兰经济委员会（Scottish Economic Committee）、苏格兰发展理事会（Scottish Development Council）和经济特别区重建协会（Special Areas Reconstruction Association）等机构，以在苏格兰创造就业机会并推进经济活动的多样化。这些措施只从表面上缓解了苏格兰积重难返的问题，而随着英国再次扩充军备，苏格兰重工业的用工规模有所扩大，这些问题也暂时变得更加可控。即便如此，上述机构的设立仍标志了苏格兰经济治理的一次重大进步，为二战期间和二战后国家深度介入经济运转的新体制奠定了基础。埃利奥特任内取得的最大成就则是在1937年将苏格兰事务部迁往爱丁堡。在此之前，苏格兰的行政事务必须在不同地点进行，虽然苏格兰事务部本身设在伦敦，负责管理苏格兰各项事务的诸多委员会却在爱丁堡办公。随着苏格兰事务部永久性迁往爱丁堡的圣安德鲁府（St Andrews House），传统的委员会被改组为农业、教育、卫生与住房四个更成体系的部门。埃利奥特的改革寻求在不动摇伦敦中央政府对苏格兰的控制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尽可能高效的管理体系，将具体的行政事务下放到苏格兰本地。在苏格兰本地自治议题受到冷落，民族主义者因选战惨败而沦为次要力量的时期，这位拥有统一党背景的苏格兰事务大臣却增强了苏格兰的身份认同，确实可谓历史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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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80年格莱斯顿领导的自由党赢得大选后通过的一部法律，旨在对爱尔兰的租佃关系进行管制，确立所谓“3F原则”：政府限制之下的公平租税额（fair rent）、地主所有地的自由交易（free sale），以及禁止地主在地租得到清缴的情况下驱逐佃户（fixed of tenure）。这部法律大大限制了爱尔兰地主的权力，使爱尔兰租佃关系中的封建因素大大减少，并刺激了对传统地主所有地的收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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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端于苏格兰低地的新教徒兄弟会之一，成立于1795年，因光荣革命中加冕英王的威廉·奥兰治之家族姓氏得名。该团体以捍卫苏格兰与大不列颠作为新教徒国家的纯粹性为基本主张，视以天主教徒为主的爱尔兰为潜在威胁，并支持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地区的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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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00年英国议会选举进行时正逢第二次布尔战争，索尔兹伯里侯爵领导的执政党保守党最终借战时的民族主义气氛击败自由党成功连任。“卡其布”之名源自当时英国军队新换装的制服，这一名词后来常在英文语境中被用来指代深受战时或战后的特殊政治氛围影响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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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uoted in I. G. C. Hutchison，A Political History of Scotland，1832-1924（Edinburgh，1986），p.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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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in Michael Fry，Patronage and Principle（Aberdeen，1987），pp. 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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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uoted in Hutchison，Political History，p.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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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格拉斯哥城郊地名，是克莱德赛德地区的工业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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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uoted in Richard J. Finlay，A Partnership for Good？Scottish Politics and the Union since 1880（Edinburgh，1997），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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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英国政治家，早年曾属于自由党激进派，在1886年因反对格莱斯顿的爱尔兰自治政策转投自由统一党，1895—1903年在保守党-自由统一党联合政府中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张伯伦从20世纪初开始主张在英国与帝国各自治领和殖民地间建立特别互惠贸易关系，并对来自英帝国以外的产品征收关税，以应对德国和美国等新兴工业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他从政期间先后加入自由党、自由统一党与统一党（1912年由自由统一党与保守党合并而成），在帝国关税改革问题上造成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大主要政党的分裂。在1930年代担任英国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是约瑟夫·张伯伦的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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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Quoted in T. M. Devine and R. J. Finlay，eds，Scot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Edinburgh，1996），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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