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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40 住在这些地段的人已堕落得无以复加，无人能从他们的脑中唤起任何崇高的想法。为绝望的处境所迫，他们也认为自己注定要在犯罪与丑恶之中度过余生……他们每晚的活动都令疾病得以传播，让城镇的街道充斥各种可恶的罪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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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42 苏格兰没有哪座城市的卫生状况能像格拉斯哥这样不堪。西苏格兰手摇织工委员会的一名调查员曾对此做出广为人知的评论：“在英格兰和国外，我都见过当地社会最为堕落的模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直到造访格拉斯哥的那些窄巷之前，我不敢相信一个文明国家的国土上能存在如此严重的污秽、犯罪、贫困与疾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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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44 深刻的问题并不只在于此。苏格兰的城镇地带正变得越来越致命。在1837年和1847年，苏格兰暴发了严重的斑疹伤寒疫情，而在1832年，恐怖的霍乱第一次传入苏格兰即造成一万人死亡，这种传染病后来还在1848年、1853年和1866年三度暴发。霍乱患者在得病后往往快速死去，且没有规律可循，这在社会各阶层都引发了广泛的恐慌情绪，也让公众开始注意到城市社会这一新环境的危险性。相比之下，肺痨（肺结核）、腹泻和百日咳等更为“寻常”的传染病造成的更为致命的后果，却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在1830年代到1850年代晚期，苏格兰城市的人口死亡率达到了17世纪以来的顶峰。在1860年代，尽管一些预防性措施已在城市地带得到推行，以缓解公共卫生问题，苏格兰四大都市的人口死亡率仍比一般城镇高五分之一，比乡村地区高近60个百分点。无论富人还是贫民，弥漫在城区里的恶臭都比任何关于死亡率的研究结果更能让市民切身体会到公共卫生危机的严重性：“现代人只要站在一处排水不畅的阴沟旁，就能闻到维多利亚时代中前期弥漫在城镇中的气味……这种味道的背后有着失修或不敷使用的排污系统、漫溢的粪坑、排水不畅的牛棚、血腥的屠宰场、贫民窟里的猪圈、露天粪堆和工业垃圾。”[6]有医学界的权威人士指出，“恶臭空气的臭味本身”就足以对居民的身体产生“健康恶化、食欲低落、反胃乃至有时呕吐或腹泻，以及头痛、目眩、头晕和慢性抑郁与不适感”等危及生命的不良作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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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46 埃德温·查德威克1842年发表的《大不列颠卫生状况报告》，以及W.P.艾利森（W. P. Alison）、贝尔德（Baird）医生、考恩（Cowan）医生和瓦特（Watt）医生等公共医学领域先驱的研究都系统性地证明了疾病与供水和清洁卫生之间的关系，但发现问题存在不等于找到了有效的解决方案。解决公共卫生危机面临着一系列困难。根据M.W.弗林（M. W. Flinn）的说法，苏格兰城市在这一时期的扩张之快“足以让20世纪的地方住房委员会惊得满头大汗”。[8]但与后代不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缺乏科学管理的经验。例如，当时的医学界围绕一些重要的致命性疾病的成因仍有激烈争论，对于遏制方法的理解也比较有限。仅围绕霍乱的病因问题，持“污浊空气致病说”与“接触传播致病说”两大主张的医生们就曾在多年间争执不下。不过，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并未完全弃城市贫民于不顾。每当“热病”暴发之际，他们便致力于开设救济院——尽管这些设施总是在疫情过去之后便关闭。直到1850年代为止，中产阶级主要通过教会与慈善社团的渠道推动慈善事业。城市社会的危机被视为道德上的问题。当时的人们认为，贫民窟的糟糕处境很大程度上源自广大贫民宗教信仰的缺乏，这一问题对那些自甘堕落的穷人的人格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尽管W.P.艾利森等人主张贫穷源自环境和经济因素，道德主义解释仍在苏格兰盛行多年。这一思潮也因托马斯·查尔默斯牧师出众的个人影响力得到助长，他相信只要把基督的福音传给穷人，他们就能发展出一种新的自我责任意识，从酗酒和道德败坏中解脱。由此可见，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解决城市社会现实问题的种种思路中，对道德整肃的呼吁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人们对在城市地带修建教堂的项目也倾注了高度的福音派宗教热忱与大量的金钱。苏格兰的城市社会在这一时期迎来了一股传教热潮，尤其是在1850年代，在自由教会和联合长老会的推动下，大量传教士挨家挨户走访不去教堂的市民，向他们传播基督教的救赎信念。满怀宗教热忱的男性与女性基督徒组建了一系列慈善社团，为孤儿、流浪者、娼妓、酒精成瘾者和其他遭遇不幸的人提供帮助。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组织从事的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慈善事业往往让中产阶级的善心过早地得到满足，从而令城市危机的根本性解决一再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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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48 彻底改善苏格兰城市的供水与卫生系统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但到1840年代，对于房产税纳税人是否应缴纳税款以为城市里的所有居民提供好处，苏格兰社会并未形成共识。格拉斯哥警察委员会在1840年指出，治理贫民区的责任不应落在“全体市民”头上，而应由当地房产所有者承担。警察委员会还反对在格拉斯哥建立一个负责“承担修建医院、药房等设施，以及任用医务官员、社区医生、药剂师、卫生监督员等人员之费用”的卫生委员会，因为如此高度的干预措施势将对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这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体系的核心价值）造成严重侵犯。警察委员会还认为，通过强制性卫生评估来“保障公共健康”将令格拉斯哥的慈善资源枯竭，让富裕的市民大量逃离，造成灾难性后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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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50 有鉴于此，让纳税人相信城市卫生改革在长远看来可以节省开支才是更为有效的办法。《英国及海外内外科医学评论》（British and Foreign Medico-Chirugical Review）在1840年代指出：“在卫生的经济学问题上，我们可以放心地提出一个较为宽泛的原则，那就是制造疾病比阻止疾病的经济代价更为高昂。此外，所有可能促使疾病暴发的社会机制都是一种对资源的严重浪费。”[10]不过，向满怀疑虑的纳税人实际宣扬这一观点仍较为困难，“卫生观念”的倡导者们在得到广泛认可之前也难免被当地人拖入冗长细碎的争论。那些可以从效率的角度得到辩护的市政改革最终取得了一定进展，至于用公共财政改善工人阶级住房条件等难以用财政效率论证的提议则在之后数十年内遭到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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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52 到1850年代，呼吁在苏格兰城市提供清洁用水、强化卫生管理的声音开始产生作用，其中一项显著进展便是1855年在苏格兰推行的居民出生及死亡强制登记制度——英格兰的类似立法早在19年前便已生效。从人口普查中得出的数据也为格拉斯哥第一任卫生主管W.T.加德纳（W. T. Gardiner）和他伟大的继任者J.B.拉塞尔（J. B. Russell）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当时苏格兰城市地带惊人的婴儿死亡率，并用决定性的证据证明了不同阶层市民的死亡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1853—1854年的第三次霍乱疫情紧随1848—1849年的大规模暴发而来，这场危机也让苏格兰较为富裕的市民阶层开始关注疾病从贫民区向富人区扩散的危险。在这场危机中，霍乱不再被视为上帝的惩罚，而是被视为贫民窟必须被彻底清理的证据。正如一位医生在《格拉斯哥先驱报》中所说：“上帝之所以允许这场霍乱疫情暴发，就是为了迫使富裕且具有才智的人改善穷人居住的地方。”[11]卫生改革因此得到了狂热的道德支持，甚至在当时被不少人视为福音主义圣战运动的一部分，是让苏格兰城市社会变得更为虔诚的一种方式。对城市环境与精神面貌的大扫除从此不再两相孤立，而是被视为同一道德使命彼此关联的不同层面。正如安东尼·沃尔总结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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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54 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人而言，传染病不是上帝用来惩罚人类原罪的天灾，而是人类因忽略上帝创造的自然世界，漠视上帝要求他们照顾病弱者的训诫所招致的后果。对一个既怀有福音主义的宗教责任感，又日益被建设良善社会的新兴世俗事业感召的群体来说，卫生改革、医疗保障、上门帮扶穷人、清理贫民区，以及为穷人提供健康和卫生教育等措施都极为重要。无论采取措施的驱动力来自信仰还是世俗追求，来自羞耻感还是利他主义的道德责任心，来自自利心态还是对疫病暴发的恐惧，维多利亚时代最广为接受的社会信条都认为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纯净的环境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必要基础。没有物质环境的改善，便不会有道德、宗教或智识上的进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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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56 拜这一心态所赐，维多利亚时代的城镇化危机得到了一种更具环境主义色彩的诠释。这一诠释以出于宗教立场的诊断为底色，得到了查尔斯·达尔文更具世俗色彩的科学探究的支持：在那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物种起源》中，他强调了适者生存的原则和外部环境塑造人类生存境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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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58 作为结果，对卫生事务的积极干预成为大势所趋。因为1848年《公共健康法》并未覆盖苏格兰，所以改善卫生状况的举措只能在地方政府层面推行，不过这些政策得到了1861年《城镇警察法》与1867年《（苏格兰）公共健康法》的支持。不过，从很早以前开始，很多苏格兰城镇的警察委员会便已有权力为道路铺装、公共照明、街道巡逻和垃圾清理等市政工作征收或提高税收，这些地方性“警察”工作本身就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市容清洁的功能。1862年的法案进一步增强了上述地方性权力，并让城镇行政部门的常设人员规模大大扩张，其中便包括卫生监督员与政府医生（medical officers of health，MOH）。政府医生在这一时期颇具影响力，格拉斯哥的J.B.拉塞尔、阿伯丁的马修·海（Matthew Hay）和爱丁堡的亨利·利特尔约翰（Henry Littlejohn）都曾是这一群体的成员，“他们带头行动，维持城市清洁，兴建排污系统、公园、热病医院，改善住房条件，收集统计数据，让市政长官们自惭形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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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60 向城市输送清洁用水并妥善处理废水需要大量投入，但对市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效果最大。在这一方面，格拉斯哥表现出色，为全英国树立了榜样。该城从位于苏格兰南部特罗萨克斯（Trossachs）地区的卡特琳湖引水，两地之间相距约50英里，这一工程在1859年由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剪彩，被时人歌颂为土木工程的伟大成就，也不容置疑地证明格拉斯哥严重且广泛的卫生问题可以通过大规模投资得到解决，随着立式输水管铺遍格拉斯哥贫民区的背街陋巷，这一项目最终为所有居民都带来了好处。卡特琳湖引水工程也促使其他城市更为积极地解决用水问题：阿伯丁和邓迪分别在1866年和1869年建成了各自的给水系统。在格拉斯哥，随着给水系统落成，贫民窟清理、煤气供应、街道照明、有轨车道、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公共浴室、公园和画廊等一系列新的商业机会的基础得以形成。到1890年代，格拉斯哥在同等规模的城市中已拥有最为完备的市政服务设施，这一成就为苏格兰另外三座主要城市提供了表率，也令大量海外访客投来赞赏的目光，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游客——在那里，大规模市政服务项目被广泛视为未来社会的典范。即便如此，我们在看待1900年以前苏格兰城市环境的改观时仍有必要注意到其局限性所在。克莱德河直到1894年仍是附近城市废水的主要排放地，J.B.拉塞尔也认为大规模燃烧煤炭与大量的工厂烟囱意味着格拉斯哥依旧是“一座几乎令人窒息的城市”。总而言之，到19世纪结束时，贫民窟住房问题和长期性人口过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后续段落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具体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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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62 医学进步对城市人居危机的遏制效果是有限的。诚然，本章叙述的这一时期是苏格兰医学的黄金时代：约瑟夫·利斯特初步建立了外科消毒医学体系，这一成果在1890年代由他杰出的学生威廉·麦凯文（William MacEwen）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更早之前的1840年代，日后被封为爵士的詹姆斯·辛普森首次在产妇分娩过程中使用麻醉剂。“当时的观点认为产痛是上帝的安排，辛普森不得不与此对抗。他提出反驳的论据是，上帝在亚当体内取出肋骨创造夏娃的时候也曾先让他睡去。”[14]在外科手术中采用预防性抗菌措施无疑提高了患者的存活率，但这一技术在当时只能惠及城市居民中的一小部分人。在苏格兰所有城市，既有的救济院都得到扩建，新的医院也被建立起来，诸如西方（Western）救济院、维多利亚（Victorian）救济院和斯托布希尔医院（Stobhill Hospital）等著名设施都建成于1870年至1914年。此外，到19世纪末，接受济贫法救济的贫民可以得到免费治疗，这一服务由地方堂区和监理委员会负责维持。不过，这些变化既不能满足其所服务的穷人的需求，也没有惠及大部分穷人。下院议员查尔斯·卡梅伦（Charles Cameron）曾描述了当时的“格拉斯哥有无数贫穷的病人既不能进入救济院，也不愿进入济贫院，更没有钱请医生入户诊治”。[15]换言之，最容易在城市环境中感染疾病的社会阶层恰恰最难获得起码的医疗服务。当时的医学技术尚不能克服维多利亚时代最可怕的城市传染病——结核病，以及导致城市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百日咳与麻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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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64 不过，到20世纪初，城市人居危机总体上已得到控制。传染病肆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只有1897年和1915年的死亡率高于平均水平，而这两年死亡率异常的原因都在于一系列较零散的传染性疾病，而非斑疹伤寒或霍乱等单一致命性传染病的大规模暴发。此外，从1860年代开始，苏格兰的城市似乎逐渐克服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曾在19世纪中叶无比悬殊的城乡人口死亡率在这一时期快速缩小，1910—1912年，城市人口死亡率只比乡村高17个百分点（在1860年代初高达57个百分点）。迈克尔·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和唐纳德·莫尔斯（Donald Morse）在这一问题上发表的最新研究表明，到1900年苏格兰的大城市已不再拥有最高的人口死亡率。在这份不甚光彩的排行榜前列取而代之的是规模相对较小的斯特灵、蒙特罗斯、艾尔、科特布里奇和邓弗里斯，这些城镇的卫生治理手段此时还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健全。然而，平均值只能反映现实的一个侧面。贫民区的穷人和郊外住宅区的上流市民面临的死亡风险仍相差甚大，“婴幼儿屠杀”并无消弭的迹象。苏格兰的婴儿死亡率（每年满一岁之前死去的婴儿在当年新生儿总数中的比例）在1850年代为120‰，到1890年代末反而上升到129‰。虽然在1900年代初婴儿死亡率进入了漫长的衰减期，但这一数字的下降速度与幅度不能与同时代的英格兰相比。这一趋势发人深省地反映了当时苏格兰城市贫民恶劣的生活水准，也表明1870年代和1890年代基本食品价格的下降（这在数十年后为苏格兰提供了一整代营养条件更好的母亲）、市政部门改善乳制品供应状况、学校从20世纪初开始提供的免费学生餐，以及育儿护士、助产士和家访护士（health visitors）越来越显著的作用都与清洁饮水和更有效的排污系统一样，有效地降低了城市居民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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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68 这一时期苏格兰城市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和城市卫生问题一样严峻，却更难通过数据追踪。1871年，苏格兰近三分之一的住房只有一间房间，37%的房屋只有两间。住房条件到1911年有所改善，此时居住在单间中的家庭比例已下降至13%左右。然而，在城市中较为贫穷的地段，人口过密问题依旧严重，格拉斯哥的情况尤为如此，1911年格拉斯哥的人口密度相当于爱丁堡或邓迪的两倍。想要理解苏格兰住房问题的全貌，首先有必要将苏格兰的情况与英格兰对比。如果采用英格兰及威尔士民政注册总局（Registrar-General）将一家超过两人同居一室视为“过密”的定义，那么1918年有45%的苏格兰人都生活在人口过密的环境中，总人数达到惊人的200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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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70 一些人认为苏格兰城市的楼式住房传统应对这一问题负有责任。苏格兰城市的传统“楼房”（tenement）往往由一系列三到四层、共用一条楼梯的公寓组成，其中的住房大多分为一到五间房间，但所谓“单间”公寓被批评为当时苏格兰城市人口过密的主因，这样的“单间”住所在1913年的爱丁堡有7106处，在格拉斯哥有44354处。不过，这种楼房在建筑设计上也有一些引人注目之处：它们大多为石制建筑且体量厚实，可以有效隔绝室外的恶劣天气。这些公寓也便于采暖，在这个夏短冬长的国家，这一点对很多家境贫困的人来说非常重要。与居住在乡间平房农舍相比，居住在楼房中的租户也更不易受到地面潮湿的影响。虽然在后世留下了贫民窟的印象，但这种楼房中的公寓是19世纪大多数中产阶级市民的住处，他们居住的公寓一般有五间房间，包括专门的餐厅、起居室和厕所，拥有精美的内部装饰。此外，较为高档的楼房公寓还拥有外部装饰和凸窗，以与其他公寓区别开来。不过，在更为贫穷的地段，由于住户对楼房公寓空间进行过度分隔（making down），或者在背街空地上额外搭建设施，形成窝棚与陋巷，严重的人口过密问题甚至令城市卫生改革的推动者感到绝望。这些楼房的气氛阴森压抑（房屋间距太小，导致采光受限），散发刺鼻的气味，一处厕所或无冲水粪坑往往要服务多户人家。如此恶劣的居住条件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当时的苏格兰家庭要把大量时间花在室外的街道上：儿童往往在室外玩耍，妇女在巷道入口处闲聊，不少男性则在附近的酒馆消磨时间。当时还有“墙洞”床或装在轮子上的“滚轮床”（hurley beds），后者在平时可以收拾起来，到了晚上再张开（hurled out），但改造家具带来的效果总是有限的。拉尔夫·格拉瑟（Ralph Glasser）曾生动地描述了一处位于格拉斯哥城内戈尔鲍斯（Gorbals）地区的楼房里缺乏隐私的生活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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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72 在我们所了解的大多数房屋里，床、地铺、几张寒酸的木椅与一张用旧的餐桌占据了屋内的每一寸空间。一名（有时甚至有两名）较为幼小的子女一般与父母同床，但“床”通常也只是一张放在有支架支撑的木板上的床垫，放在厨房中一处有遮帘的凹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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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74 为了利用遮帘后仅有的一点私密性与丈夫行房事，女方需要从床上起身，拽一条毯子把床上的幼儿裹起来，放到靠近炉灶的地板上，以从火堆中获取一点余热。事后，她要再一次拉开遮帘，赤裸着身子把依然清醒的孩子抱回床上，放在自己和张着嘴酣睡的丈夫之间，母子二人则如瘫痪般躺在床上，在一段时间之后才会睡去。她的身体仍沉浸在之前的余韵中，心神为之迷乱；孩童则被自己在地板上听到的不可名状的动静迷住，想要加入那神秘的震动与呻吟中。母亲仍在陶醉，父亲陷入昏睡，自己则躺在两人之间，身下一片濡湿而温暖的气息，这与之前已留在床上的汗渍不同，是一种神秘而原始的神奇物质，在不久之前刚刚洒下。这种液体与他的肌肤接触，在他的感官中留下强烈而诡异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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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76 如果有两个孩子与父母同床，另一个孩子此时可能还只是婴儿，在被放到地板上之后便已睡去。但他迟早也将经历这般夜间奇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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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78 一些人认为，因为穷人们对生活水准缺乏要求，严重的人口过密问题才为当时的社会所容忍。对很多城市贫民而言，爱尔兰多尼戈尔（Donegal）地区潮湿的陋室民居、高地西部黑暗的房舍与低地农场中的农舍和野外小屋等家乡的传统住所并不比过分拥挤的楼房公寓好到哪里。然而，贫民区过密问题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的家庭经济模式。很多城市贫民家庭的经济状况长期处在初级贫困（primary poverty）水平，收入只能勉强覆盖最基本的生存所需。在1890年代，据说格拉斯哥近27%男性成年劳动者的收入都没有达到每周1英镑的最低水平。在此之外，城市里还有大量流浪者、老人、病人以及从事季节性工作的临时劳动者。过大的家庭可能对低收入者的经济造成毁灭性后果。J.布鲁斯·格莱西尔（J. Bruce Glasier）的研究表明，城市中的不少移民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因为“他们大多不是熟练工匠”，且“多从事非常不稳定的工作”。[17]但就连熟练工匠也不能完全规避陷于贫困的风险。邓迪和格拉斯哥的经济繁荣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后者的波动及其对就业造成的影响都会对市民生活造成显著冲击。例如，造船行业面临的需求波动从1880年代开始变得越发剧烈，即便在较为繁荣的年份，工人也可能因需求不足以维持全年的工作流程而歇业一两天。即便地位较高的技术工人在疾病、事故和衰老面前也缺乏保障，一旦失业更无法依赖妻子的收入糊口，因为大多数技术工人的妻子并不从事职场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1880年代因无力缴纳房租而向慈善组织协会（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请求帮助的申请者中，有近四分之一都出自技术工种。1845年的济贫法改革在苏格兰各地设立了地方性的济贫监理委员会，取代了原本负责济贫政策的教会堂区，拥有强制征收济贫所需税费的权力，并设立贫民监察员（Inspectors of the Poor）来审理济贫资助申请，但“身体健全”的失业人员仍没有获取济贫金的法定权利（即便当时已有一些人实际上得到了济贫金的救济），且这一时期苏格兰的济贫制度仍远比英格兰吝啬。以1900—1905年为例，苏格兰每年的人均济贫开支比英格兰少整整50%，表明苏格兰的济贫制度在这一时期甚至无法为城市工人阶级提供最基本的社会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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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80 在如此贫困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而非生活条件选择住所，但在这种策略背后还存在其他考量。第一，正如理查德·罗杰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苏格兰城市的房租与食品成本（占当时工人阶级总开销的五分之四）高于英国全境的平均水平。1912年，阿伯丁的生活成本比曼彻斯特、利兹和谢菲尔德高7.4%，邓迪和爱丁堡的生活成本也分别比英格兰城市高10.6%和9.6%。第二，苏格兰的租赁制度一贯遵循着谨慎的作风。一般而言，苏格兰的房屋租约以圣灵降临节为起点，为期一年，租赁双方应在租期开始四个月前完成签约，这一常规做法与当时的雇用程序并不吻合。受制于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往往很不稳定，但他们必须提前16个月缴纳定额租金才能租到一间住处。对于这一问题，罗杰曾有如此评价：“鉴于家庭财务状况如此动荡，很多租户不出意外地选择租赁条件最为简陋的住房，这样才能保证无论接下来的12个月里季节性抑或临时性用工需求有何波动，他们都能尽最大可能缴纳房租。这一选择是刻意权衡的结果。”[18]第三，当时的苏格兰城市对于违约租户的惩罚手段极为严厉。欠缴房租有可能导致（在很多案例中也确实导致了）租户被强制清退。在20世纪早期，格拉斯哥每年都要清退约3000户人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被描述为“体面人”。在租户违约尤为严重的一个年份里，格拉斯哥的治安官法庭受理了两万份强制清退申诉书，其中大多数诉求最终都得到了治安部门的认可与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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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82 想要打破贫困与人口过密问题的恶性循环，唯一可靠的办法是通过额外征收地方税或抽调公共财政资源等方式补贴工人阶级的住房开支。尽管这一构想最终成为现实，但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没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被当作一个严肃的选项。例如，迟至1911年，格拉斯哥只有0.47%的人口居住在市政公租房中，这一比例在爱丁堡也只有0.61%，而上述两座城市的大多数公租房住户都不是最需要廉价住房的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主流舆论都是贫民窟的居民怠惰、酗酒且无能，他们的穷困潦倒应被归因于人格上的败坏与缺陷，因此浪费公共财政资源为这些人提供住处是不可接受的，而对住房的规范和管控政策才是更为合理的做法。格拉斯哥市议会在1866年获得了对容积不足2000立方英尺的住房进行“标记”（ticket）的权力，市政当局可以在金属制的“标记”上记下特定住处的法定居住人数上限并固定在房门或门楣上，警察和卫生监督员则有权在任何时候（无论昼夜）对这些房屋进行检查。“标记”制度在之后的15年间逐渐传播到苏格兰其他城市，并在1903年《城镇警察法》中得到普遍推行。这种直接干预并管制居民住房的强大权力不见于不列颠列岛的其他任何地方，反映了古老的王家城镇制度中固有的干预主义传统在近现代苏格兰地方行政治理中投下的威权主义阴影。仅在格拉斯哥一地，就有28288处房屋被“标记”，平均每年接受市政当局夜访的房屋数量在1880年代为约4万处，到1900年代初则达到5万处。值得注意的是，非熟练工家庭租住了被“标记”房屋中的70%，这也正是最难维持基本生计的一个社会阶层。房屋标记制度构成了对贫民生活的一种骚扰，但很少有证据表明这一做法对穷人的住房选择造成了多少影响，或者为人口过密问题带来了显著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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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84 1860年代，苏格兰城市的市议会也曾采取另一种做法，即通过各种地方性城镇改造法案推动对贫民窟最恶劣地段的大规模清拆。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邓迪的改造法案分别在1866年、1867年和1871年得到通过。格拉斯哥改造法案的结果在学界得到了更多关注，有研究发现这一法案所追求的城区改造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奥斯曼男爵对巴黎市中心地带的大规模改造计划的影响。1870—1874年，基于这一改造法案设立的城区改造托拉斯（Improvement Trust）在格拉斯哥十字（Glasgow Cross）、卡尔顿（Calton）、特朗门和盐市等地段周边最为拥挤的背街杂院拆除了近15500处房屋，由此彻底清理了城内条件最为恶劣的一些贫民区。然而，居住在这些区域里的不幸居民没有重新得到安置，而是遭到驱逐。此外，铁路造成的影响也固化并加剧了人口过密问题。仅为建造圣伊诺火车站，就有433栋高层公寓楼被拆毁，但在苏格兰其他城市，由于铁路通常不会像格拉斯哥那样大量占用工人阶级的密集居住区，当地居民并未受到如此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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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86 不过，到20世纪初，一些在住房问题上限制公共政策干预的传统思维很快走向瓦解。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和希伯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在这一时期分别对伦敦和约克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研究，他们发现这些城市的初级贫困问题主要源自过低的收入、衰老、家庭规模过大和疾病，而非工作意愿的缺乏。这些新发现在苏格兰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0世纪初自由党政府关于养老年金、失业保险等福利制度的立法措施间接地承认了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穷人的人格缺陷，而在于过低的收入水平，这一波及范围广泛的社会问题也难免对住房问题产生影响。劳工运动主张在财政补贴的支持下建设市政公租房，以足够填补建造和维护成本的低廉租金租出。有趣的是，独立工党曾在这一时期援引格拉斯哥在供气、供水和电车运输等领域取得的先驱成就，指出公共干预手段可以比私人企业更高效地提供服务。一战期间的房租抗议活动也表明住房危机已成为迫切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一些教会人士也越来越支持社会改革。在更早以前，教会内部普遍希望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强调用纯粹的慈善性工作来解决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到此时，神职人员之间开始兴起一种鼓励社会批评的新氛围。1891年，格拉斯哥长老教会的一份穷人住房问题报告呼吁市议会采取措施以应对贫民窟的危机。讽刺的是，统计数字显示这一时期苏格兰的人口过密问题虽仍很严重，但与最糟糕的时候相比已有所改善。1871年，苏格兰32.5%的住房只有一间房间，但到1911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12.8%，这一趋势可能反映了19世纪末苏格兰人实际收入的小幅增长。不过，在（1911年）人口密度两倍于邓迪和爱丁堡的格拉斯哥，住房问题依旧严峻，苏格兰各城市的居住条件亦普遍劣于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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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79688 呼吁改革的压力迫使事务大臣组建了一个应对住房问题的王家委员会，并在1917年发布了一份官方报告。报告在结论中对地主和政府发出了尖锐的控诉：“不可容忍的人口过密问题，不同性别的居民在拥挤的村镇中聚居，大家庭蜗居于一室住房，旧城区内大量住房采光和通风条件恶劣，贫民居住区淤积于大城市内。”在这项调查中，委员会以具有空前说服力的方式指出了住房问题惊人的严重性。大多数委员都认为依靠私营部门解决住房问题的努力显然已告失败，政府必须采取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手段才能应对危机：“国家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以缓解住房供应短缺，并提高住房质量，这些任务只有动用公权力才能完成。”[19]此外，委员们虽然没有彻底否定这一建筑形式，但他们在报告中指出高层公寓楼构成了苏格兰城市住房问题的核心。他们因此建议苏格兰城市不要再建设一室户型的公寓和超过三层的高层公寓楼，并强调住宅应成排布置，以保障建筑前后侧的通风与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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