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6379989e+09
1706379989
1706379990 1
1706379991
1706379992 正因为苏格兰的教育制度在苏格兰的民族认同叙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研究者有时很难穿透种种神话与想象，发现教育制度不那么光鲜的现实。本书第五章曾提到，必要的实体证据的缺乏导致学界在考证18世纪到19世纪初苏格兰的识字率时只能做出不甚确定的估算。但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上述问题已有一定改善，历史学者因此可以更有把握地估计1872年里程碑式的《教育法》通过前夕苏格兰教育的总体水平。1855年，政府对婚姻的强制性登记催生了关于“识字率”的第一批可靠的统计数据，在这些档案当中，新郎和新娘能否书写自己的名字构成了衡量苏格兰人文化水平的主要依据。1861年的人口普查则统计了苏格兰居民的就学状况，为教会和私人统计者提供的教育相关数据提供了有力补充。在1860年代，一个专门调研苏格兰教育情况的王家调查委员会在阿盖尔公爵的领导下成立，该委员会在1864年至1868年调研期间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统计结果，产生了很多具体的评论报告，剖析了当时苏格兰的教育体系与居民的文化水平。教育史研究者罗伯特·安德森对上述史料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审读，本书接下来将讨论他得出的一些结论。
1706379993
1706379994 基于上述史料，在1872年《教育法》普及义务基础教育前夕，我们对苏格兰教育制度最突出的第一印象是其庞大的规模和高度的复杂性、多样性。1851年的宗教信仰普查显示，只有25%的学生正在后来饱受赞誉的堂区学校就学，苏格兰国教会在此时也完全无法垄断苏格兰的基础教育。其他教派在教育事业上的表现非常活跃，这再一次佐证了宗教信仰在维多利亚时代苏格兰社会的核心地位。在1843年的苏格兰教会大分裂之后，新生的自由教会在教育事业上倾注了大量资源，到1850年代初，这一教会已资助了600—700所学校，主要分布于该教会实力最强的城市地区及高地西部。不过，这些学校中约一半都成立于教会分裂以前，自由教会只是继承了它们的管理权责。此外，尽管基数不大，天主教会在苏格兰的教育事业也在1860年代经历了显著发展。阿盖尔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当时的天主教会在苏格兰拥有61所学校、5736名学生，但这些数字并没有反映出当时大多数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社群教育参与率低的实情。在对上述资料的研究中最为显著的一项发现是，当时苏格兰有44%的学校完全独立于各派教会，由私人所有，基于付费制运营，苏格兰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在这些学校里接受教育。这些私营教育机构包括所谓“陋室学校”（ragged schools），它们原本为市井贫民子弟设立，日后逐渐演变为对不守纪律、频繁旷课的顽劣学生进行规训的“矫正”场所；还有旨在提供免费教育的慈善学校，面向中产阶级、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在1850年代到1860年代因大众舆论越来越倾向于支持普及女童教育而快速扩张的女校，以及由工业或矿业村镇的主要企业设立，旨在向劳动者灌输道德观念、纪律意识和忠心的学校。如此驳杂多样的教育体系为近代苏格兰惊人的社会与经济变迁提供了写照，其根源正存在于之前的数十年间大规模的城乡移民、城镇扩张与职业和阶级格局的剧烈改变当中。正如唐纳德·威思灵顿所说：
1706379995
1706379996 事实上，苏格兰学校如此复杂多样的面貌原本就是被其需求者的诉求塑造的：无论公立还是私立，苏格兰的学校都折射了当时苏格兰社会潜在受教育者在数量上的增长与在地理分布范围上的扩散，以及他们在当时的职业发展意向和为教育付费的意愿之强弱。在很多城镇以及一些人口众多、社会关系紧密的堂区，学生常常为学习不同的科目在一天之内先后奔赴两所乃至三所学校，而不是只在一所学校就学。关于一日教学时长的规定也不严格：一些男女教师的授课时间可能从早上6点半一直延续到晚上9点半，以充分吸纳不同的学生群体。当时的课纲提供了关于可选学校规模、学费额度、学校特色、教师专业能力、校内风气和对应客户群体的信息，以供潜在客户选择。[3]
1706379997
1706379998 此外，即便阿盖尔公爵领导的王家调查委员会认为当时苏格兰的教育体系之“凌乱”已近乎无政府状态，这一体系仍产生了不错的结果。从当时苏格兰官方的婚姻登记册来看，苏格兰人的“识字”能力早在1872年义务基础教育普及之前便有了显著提高。1855年，89%的苏格兰登记新郎可以书写自己的名字；到1885年（反映了15年前苏格兰的教育成果），这一比例上升到94%。苏格兰女性识字率的涨幅甚至比男性更高，1855—1885年从77%上升到89%。这些数字表明，与之前数十年间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培养阅读能力的传统教育相比，这一时期的苏格兰教育体系开始更加广泛地向学生传授书写能力。就读于学校的儿童人数在这一时期总体上呈增长态势，幅度在1850年代到1860年代尤为显著，其中有不少新学生是女童。到1871年，苏格兰女童的就学时间已与男童持平，在部分地区甚至更长。这在苏格兰的教育史上堪称革命性的变化，也给苏格兰女童和她们的父母的人生预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另一项指标，即学生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与这种乐观的迹象相吻合。苏格兰在这一指标上的表现始终强过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也表明至少在某些主张上，苏格兰教育制度的歌颂者并非没有道理。1850年对于欧洲各地学校就学率的估算数字显示，苏格兰的就学率低于瑞士和德意志的同期水平，但略高于法国。到1860年代末，苏格兰的教育普及程度显然有了长足的提高，苏格兰孩童的入学率已与同时期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的普鲁士接近。这一变化表明，1872年《教育法》在苏格兰确立的义务教育制度更有可能是在苏格兰教育体系现有成就的基础上起到了巩固与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而不是在教育领域引发了激烈的改变与发展。
1706379999
1706380000 苏格兰教育的上述格局诱使我们思考两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首先，在基础识字能力和入学率等指标上取得的显著进展背后，存在哪些有利因素？其次，如果苏格兰现有的教育体系如此成功（即便阿盖尔公爵的调查委员会也承认，苏格兰当时不存在教育机会不足的问题），为什么1872年的决策者仍认为加强国家对苏格兰教育的介入程度有其必要？1850年代到1860年代的历史进程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一时期正值所谓“维多利亚中期景气”，工资水平与用工规模在大多数年份里都经历了增长和扩大，这或许让工人阶级家庭有能力为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金钱。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相对平缓（部分因为1850年代初苏格兰的大规模人口外流），让苏格兰的教会与私立学校有能力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此外，1850年代到1860年代也是福音派传教团在苏格兰城市活动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而宗教上的信心重振与青少年受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教会在贫困社区设立了布道学校，很多工人阶级居住区的教会也开办了在安息日当天提供教育的主日学。
1706380001
1706380002 在1872年《教育法》之前，政府已经加大了对教育事业的支持。从1833年开始，政府开始为新设立的学校提供资金支持，虽然起初金额有限，但从1846年起，所有接受官方机构审查、使用官方认可的教纲、聘用有官方资格认证的教师的学校每年都可获得财政资助。一个总部设在苏格兰的监督机构和位于伦敦的枢密院教育事务委员会共同监管这一体系的运行。即便在当时的苏格兰社会不少人批评这一制度有可能招致英格兰的文化侵略（反对声浪在1860年代初《修订规范》[4]发布时达到顶峰），到1860年代，苏格兰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的儿童仍在“枢密院”体系资助下的学校就学。因此，即便在1872年以前，政府的介入在苏格兰识字率的提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1706380003
1706380004 除此之外，国家也为保障教师人员供应做出了一定贡献。以1837年在格拉斯哥开设的“师范学院”（Normal Seminary）为代表，大卫·斯托（David Stow）成为当时苏格兰师范教育领域的先驱。爱丁堡也在这一时期开设了另一所师范学校；在1843年教会大分裂之后，自由教会也效仿其形制，组建了类似的师范培训机构。政府为这些师范学校提供了财政补贴，并从1846年开始用学校赞助金鼓励发展“师范生”体系。所谓“师范生”指的是一些13岁及以上，在继续学习的同时练习授课的男生或女生，他们在学徒阶段结束后可以申请助学金，以进入苏格兰的一所师范学校继续就读，最终取得完整的教师资格。有资格认证的教师如果为“师范生”授课，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额外的赞助金，这一制度在短期为苏格兰教育体系提供了廉价的助教人手，在长远来看也为苏格兰更为优质的教师资源打下了基础。
1706380005
1706380006 正因如此，关于1872年《教育法》的一种解释是，正因为国家力量早已为苏格兰的教育事业提供赞助，政府当然希望建立一套更为中心化的教育管理体系，对苏格兰的学校施加更有力的控制。威思灵顿就曾指出，1860年代晚期阿盖尔委员会对苏格兰教育状况的主要关切在于改变当前教育体系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建立一套更为缜密的管理机制，以更高效地利用公共财政资源。此外，政府对苏格兰的教育事业还有更为广泛的忧虑。虽然从表面上看，苏格兰教育的平均水准令人满意，但污点无疑也存在于局部地区。在西部群岛地区和苏格兰西北部的部分地方，当地的教育体系就存在问题。高地学校往往很难达到获得公共财政支持的要求，学费收入往往也捉襟见肘。在低地的一些城市腹地与工业区则存在识字率和就学率偏低的问题。低教育参与率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城市。有些令人意外的是，1871年的苏格兰人口普查显示，大多数苏格兰城镇的就学率都比周围的乡村堂区更高，爱丁堡、阿伯丁等主要城市的数字则超过了苏格兰几乎所有乡村郡。但在15%左右的适龄儿童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格拉斯哥和低地西部的一些工业城镇，教育普及度仍显著不足。很多从事临时性与非技术性工作的劳动者身陷贫困陷阱无法自拔，只得尽可能早地把子女送入劳动力市场，这必然影响了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在格拉斯哥、邓迪部分城区、西洛锡安和拉纳克郡的一些工业城镇，低于平均水平的识字率与当地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的分布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爱尔兰移民主要从事临时性与非技术性工作，困难的经济条件最有可能对他们接受常规教育的机会造成影响。
1706380007
1706380008 因此，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社会兴起了一种新的观点：国家当前为教育事业提供的资源不足以改善那些教育水平不足的群体的处境，只有更具强制性的手段才能消除调查报告中显示的教育差距。此外，苏格兰的长老派教会也逐渐希望摆脱维持教会学校运转所造成的财务负担。随着不断增加的师范生和成年助教促使学校采用分班制，对于校舍容量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学校运营者也将越来越不堪重负。因此，一些神职人员开始对建立全新的国民教育体系，让年轻人在基督教价值观的熏陶下就学受教的构思表示欢迎。当时的一名自由教会牧师认为，建立国民教育体系是让年轻人不再远离信仰的最佳办法：
1706380009
1706380010 年轻人往往太过轻易地参加工作，并过早地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因此总是被无尽的诱惑与堕落的危险困扰，而他们的父母通常又无力提供指引。让他们在基督教的教诲下长大成人的唯一办法，就是送他们去全日制学校接受教育。[5]
1706380011
1706380012 其他更为广泛的社会与政治因素也推动了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坐实了苏格兰社会对底层市民革命隐患的担忧之后，认为一套有效的教育制度将为下一代公民提供良好的教育，从而保障政局稳定和社会秩序的观点越发受到欢迎。当时的苏格兰人在思考教育问题时也注意到了各国之间经济与军事竞争的因素。普鲁士王国在1866年和1871年取得的军事胜利，以及德意志在19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崛起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该国推行普遍义务教育的结果。1870年，颇具盛名的莱昂·普莱费尔曾说：“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各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前景都取决于人民的教育。”[6]当时有不少评论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这便是1872年《（苏格兰）教育法》通过时的舆论环境。
1706380013
1706380014 1872年的这项立法没有从零开始建立一套“公立教育”体系。如前所述，早在1840年代政府便开始对学校进行资助与监督。即便如此，《教育法》仍是苏格兰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部法律推行的举措也比1870年英格兰的教育立法更为彻底。《教育法》要求5—13岁的所有儿童必须接受教育，并将现存的城镇与堂区学校移交地方教育理事会管理。理事会成员全部由当地纳税人组成，他们将有权设定教育相关的税率，并为在本地修建新学校借贷。非堂区学校与私立学校仍将保持独立地位，但不能接受来自本地税收的资助。作为结果，大多数上述学校都选择加入公立教育体系，仍维持独立的学校以天主教会和圣公会的学校为主。到1878年，在苏格兰的3011所学校中，只有28%的学校不受各地新设立的教育理事会管辖。这一数字在1914年下降至10%。到1918年，天主教和其他教派运营的学校也被纳入公立教育体系当中。由国家强势主导的苏格兰基础教育制度与英格兰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英格兰，学校教育并非强制，基于自愿付费的私立教育体系依旧强大，且在地位上高于几乎只为较为贫穷的社会阶层服务的公立学校。在苏格兰，鉴于绝大多数学生都在理事会管理的公立学校就读，公立学校的教育背景并不会像在英格兰那样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标尺。
1706380015
1706380016 苏格兰公立教育的特殊性背后也存在着政策上的延续性。学费在1872年《教育法》生效后仍存在了一段时间，直到27年后才被废止。此外，《教育法》的举措几乎只关注基础教育阶段。时人并不认为中等教育也将追随基础教育的先例，成为公立事业。1872年的法律确实将城镇学校的管理权责交给新设立的地方理事会，其中地位比较突出的学校被指定为“高级”学校，但国家财政并不会为任何中等教育机构提供支持，理事会也不同意把纳税人的钱花在中等学校上。当时的观点是，中学主要面向富裕阶层，这些机构因此可以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一些顶尖的城镇学校还能靠现有的捐赠资金维持运转。日后苏格兰中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将在下一节予以阐述。
1706380017
1706380018 苏格兰教育新体制的另一个特点是政府中心化干预力度的大大增强。由于地方教会的神职人员和虔诚的平信徒在新设的教育理事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苏格兰的教会在教育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得以延续，但总体而言，管理苏格兰教育事业的权力已在实质上被移交到政府官僚手中。1872年的法律因此公开地表明了宗教界权威的相对下滑，以及世俗国家权力的扩张。枢密院下新设的一个名为苏格兰教育署（Scottish Education Department，SED）的委员会负责监督《教育法》落实后苏格兰新教育体制的运转。苏格兰教育署设在伦敦（这引发了苏格兰社会对于英格兰人渗透苏格兰教育体系的担忧），在1885年被置于新设的苏格兰事务大臣的统辖之下。在亨利·克雷克爵士（Sir Henry Craik）和A.克雷格·塞勒（A. Craig Sellra）等专横强势的官员领导下，苏格兰教育署很快施展了令人敬畏的力量。苏格兰教育署对于教育预算有着最终发言权，教育署手下的学校巡查员也时刻监督苏格兰的教育机构，保证中央政府的政策在苏格兰每一所接受教育理事会监管的学校里都得到了严格的落实。到1918年，苏格兰教育系统管理结构的集权程度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
1706380019
1706380020 1872年的《教育法》及其最终落实与后续发展既收获了赞誉，也受到了批判。早在1872年以前，向大众普及的基础教育已存在于苏格兰多个地区。新的教育体系让城市贫民区、部分工业社区和西部群岛地带得以达到这一教育水准，上述地方的识字率在1870年以前曾显著低于苏格兰的平均值。在《教育法》面前，父母再也无法以贫困为由拒绝让子女入学。那些在经济上无力将子女送去学校的家庭将有权申请济贫补助，各地的入学监督委员会（School Attendance Committees）及其下属的巡查员也积极履行职责，让《教育法》得到彻底的落实。在《教育法》实施之后，少年儿童到学校接受教育的情况变得更加普遍，入学时间也变得更长。苏格兰的大城市和一些城镇发起了兴建大型学校的工程，这些新设施全部设有彼此独立的教室，将学生根据年龄分开授课。由此设立的“理事会学校”很快成为苏格兰城镇风貌的固有组成部分，其中有不少校舍直到今天仍矗立在城中，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热潮提供了肉眼可见的标志。公立教育的大规模扩张离不开女性教师人数的大幅增长，这也彻底地改变了苏格兰教育体系内的性别比重。女性的雇用成本更低（她们的工资只有男性教师的一半），而当时的人也认为她们比男性更适合教导少年儿童。到1881年，苏格兰教育行业的13000名雇员中有8000人是女性，女教师在全体小学教师当中的比重则高达70%。教师行业为女性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职业发展路径，也是一种新的独立性的来源，但就薪资水平、晋升机会和行业地位而言，苏格兰女教师的待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远不如同时代英格兰的女教师。
1706380021
1706380022 1872年以来政府对教育事业日益增加的干预也对社会福利领域造成了影响。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揭示了城市工人阶级兵员异常糟糕的身体状况，令当时的政府大为震惊。在这个强调“国民效率”、认为国家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取决于年轻国民身体素质的时代，这一问题引发的忧虑极为深重，而1872年以来在苏格兰建立的公立义务教育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门路。作为结果，苏格兰的公立学校在实质上成了国家福利与社会政策“改良”下一代国民素质的一种政策工具。从1908年起，地方教育理事会开始为学生进行体检，并为有需要的学童提供餐食。管理部门还会采取措施，防止被认为“不卫生”的家长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因认为优秀的母亲将为国民实力打下坚实的基础，苏格兰公立教育也开始着力培养女性的烹饪与家政技能。一个由校医和学校卫生巡查员组成的新官僚体系因此诞生，教师也被要求定期检查学生身上有没有虱子，并将学生光脚上课的情况向上汇报。然而，这种巡查制度无法解决慢性贫困导致的根深蒂固的问题。后来成为下院工党议员的詹姆斯·马克斯顿曾在格拉斯哥布里奇顿（Bridgeton）的圣詹姆斯学校授课，他回忆“在一个有六十名十一岁左右男生及女生的教室里……有三十六人因发育畸形无法把腿伸直”。[7]
1706380023
1706380024 不过，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1872年《教育法》都没有逃过学界的批评。《教育法》拒绝资助中等教育的决定被认为限制了有才能的工人阶级子女获得进阶教育的机会。威思灵顿尖锐地批评权力极大的苏格兰教育署利用巡查员和各种规章制度，在“课堂上强加了一种无聊且沉闷的气氛”，将学生们置于“军事化规训”之下。[8]也有一些当时的苏格兰人始终强调保护苏格兰独特教育传统的必要性，担忧1872年的《教育法》最终将让一种统一的“不列颠”教育系统（完全由伦敦的中央政府出资支持）吞没苏格兰的教育实践。罗伯特·安德森曾指出，在1961年乔治·戴维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智识民主》（The Democratic Intellect）出版后，关于苏格兰教育“英格兰化”的讨论大多关注苏格兰的大学教育，人们似乎默认苏格兰的普通学校教育仍维持了本地的传统特色。与此相反，安德森正确地指出：“……仅从课纲与教育体制来看，1900年代一所苏格兰小学与英格兰小学的相似性远大于苏格兰大学之于英格兰大学。”[9]
1706380025
1706380026 苏格兰教育署也被指责发起了一场旨在迫害盖尔语的运动。1884年的内皮尔调查委员会曾提议将盖尔语教育纳入高地地区学校课纲，但苏格兰教育署并未予以执行，这一点尤为受人诟病。此时诸如苏格兰盖尔语协会（An Comunn Gaidhealach），以及爱丁堡大学的约翰·斯图尔特·布莱基（John Stuart Blackie）和代表因弗内斯的下院议员C.弗雷泽·麦金托什（C. Fraser Mackintosh）等组织或个人都在力争把盖尔语纳入义务教育授课内容，苏格兰教育署对这一诉求的忽视被认为加速了盖尔语在苏格兰的衰落。不过，事实要比上述看法更为复杂。苏格兰教育署的巡查员（其中一些人说盖尔语）对盖尔语复兴运动毫无信任。在他们看来，所谓盖尔语复兴运动背后只有来自外界的猎奇趣味，不能反映高地居民的真实想法。即便怀有如此犬儒的态度，苏格兰教育署对盖尔语也并非全然无动于衷，在1878年允许为教授盖尔语的教师提供财政资助。不过，教育署并不打算强制推行盖尔语教育，理由包括难以资助盖尔语教师以及部分地方教育理事会的反对。推行盖尔语教育的一个根本难处在于，当时高地社会普遍崇尚英语教育，而非盖尔语。盖尔语是当地人在日常生活、宗教活动与民俗诗歌中使用的语言，他们很难想象这种母语会被轻易抛弃。但在19世纪晚期的高地人看来，英语才是代表未来的语言，能为高地带来经济机遇与社会进步。在1860年代，就连一个对盖尔语心怀同情的评论者也承认：“……最为热心的盖尔语爱好者也必须明白，掌握英语对于一个出身岛屿，希望学习一门手艺，或者在家乡以外找到糊口机会的可怜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0]最终，即便在1886年、1904年和1906年又采取了一些浮于表面的举措，苏格兰教育署在1918年之前仍未对盖尔语教育提供有力支持。
1706380027
1706380028 2
1706380029
1706380030 与基础教育相比，1872年之后苏格兰中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更为曲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政府起初并不认为中学和小学在政策上拥有同样的重要性，直到后来，决策者才逐渐开始重视苏格兰教育体系的完整面貌。1872年的教育改革将已有的城镇学校的管理权责交给了新设立的教育理事会，其中13所位于苏格兰最大城镇的学校被列为“高级公立学校”，艾尔学院（Ayr Academy）、格拉斯哥高中（Glasgow High School）等知名中学都位列其中。这些精英中学可以不受政府巡查员的监督，也无须遵守苏格兰教育署的管制。作为代价，它们不能从当地的教育理事会得到任何资金支持，只能靠学费维持运转。不过，随着1892年政府首次为中学提供直接财政支持，政府部门、苏格兰教育署与教育界专家开始为规划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教育体系倾注心力。1872年《教育法》本身意味着政府愿意承担公民教育的职责，一旦这一原则得到确立，其适用范围便不难延伸到中等教育，这在英国面临国际经济新挑战的时期尤为迫切。如果大英帝国要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繁荣发展，国民的才能就应尽最大可能为国所用，这就要求政府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实现稳健的衔接，保证全社会各阶层的人才都能凭实力成为精英。格拉斯哥大学拉丁语教授G.G.拉姆齐（G.G.Ramsay）是当时教育问题辩论中的意见领袖，他在1876年提出，未来决定国家富裕的最主要因素在于“社会大众有序发挥的才智”：
1706380031
1706380032 我们不能只依靠上流阶级的智力；我们不能对那些出身低微的人才弃而不顾，让他们只能依靠极为罕见的机遇证明自己，收获认可；我们必须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寻觅人才、培养人才，让所有具备潜力的人都能从一套以学级为基础的精妙教育系统中受益，尽一切可能让全体国民接受教育，提高全国民众的智识水平。[11]
1706380033
1706380034 基于“机会平等”的“育人唯才”理念要求政府对中等教育加大投入，而在广泛相信传统的堂区学校制度曾不分阶级培育人才的苏格兰，这样的想法得到了尤为热烈的响应。当时的苏格兰人认为，无论扩大中等教育规模，还是建立一套更加系统的升学制度，都是在当代语境下对诺克斯教育思想的再利用，这些举措因此与苏格兰民族的光荣传统联系起来，轻松地获得了合法性。不过，在拓展受教育机会的说辞之下，实际上只有很少的苏格兰人从这一时期的中等教育中获得了好处。在1890年代，苏格兰教育署和议会认为只有略多于4%或5%的苏格兰适龄人群在中学就读。由此可见，促使国家扶持中等教育的并不是所谓“智识民主”的理念，而是严格拣选潜在人才，以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战略考量。
1706380035
1706380036 苏格兰大学的发展也对苏格兰中等教育界的趋势产生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大学不得不响应新兴中产阶级的诉求，在颁发专业从业资格时使用更为正式的认证与检验方法，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根据政治赞助与世袭特权决定。例如，在1858年，医科被置于政府监管之下，毕业生在完成教育后可直接获得政府认证的从业资格，公务员系统也设立了专门的选拔考试。在这些新变化面前，大学制度的改革者试图提高教学水准，具体做法包括引入入学考试，以及将入学年龄从十四五岁提高到十七八岁。如果没有高级中等教育的扩张，教学结构的变化就无法轻易实现，这在政府于1888年设立高中结业考试，并在1892年判定只有高中毕业证持有者才可就读大学之后变得更为迫切。
1706380037
1706380038 1870—1918年，苏格兰中等教育在多个领域都有所扩张。起初，在1870年代到1880年代，中产阶级向学费昂贵的精英中学提供的捐款快速增长。在这一时期，爱丁堡商会与赫里奥特信托基金（Heriot Trust）在爱丁堡捐建了四所大规模全日制收费学校，为爱丁堡高级专业人员的子女提供教育；格拉斯哥也新建了凯文赛德学院（Kelvinside Academy）和采用男女共学制的哈奇森文法学校（Hutchesons’）。事实上，这一时期中等教育界尤为突出的一项发展是对中产阶级女童教育的投入。1877年设立于圣安德鲁斯的圣莱昂纳德女校（St Leonard’s）模仿英格兰公学采用寄宿制，除此之外，还有格拉斯哥设立于1877年的韦斯特伯恩女校（Westbourne）、1880年的帕克女校（Park School）、1894年的克莱格霍尔姆女校（Craigholme）以及1888年的爱丁堡的圣乔治女校（St George’s）等“私立女校”也效仿了这一模式。当苏格兰的大学在1892年首次招收女学生时，苏格兰的中等教育界早已有多所女校可供中产阶级家庭选择。与此同时，由文员、小店主和小学教师组成的下层中产阶级正不断增加，他们不满足于只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基础教育，因此把子女送进学费相对低廉、由政府部分出资的中学就读。苏格兰教育署也在关于小学教育的规范中为部分内容更艰深的科目教学提供了额外的资助，这一政策最终导致了所谓“进修学校”（Higher Grade Schools）的崛起。这种学校为学生提供完整的初中课程教学，大多数学生会在15岁时离校务工，但至少有一部分人仍有希望升入大学。在缺乏爱丁堡式赞助学校的格拉斯哥，这种“进修学校”尤为流行。
[ 上一页 ]  [ :1.70637998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