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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教育署也被指责发起了一场旨在迫害盖尔语的运动。1884年的内皮尔调查委员会曾提议将盖尔语教育纳入高地地区学校课纲，但苏格兰教育署并未予以执行，这一点尤为受人诟病。此时诸如苏格兰盖尔语协会（An Comunn Gaidhealach），以及爱丁堡大学的约翰·斯图尔特·布莱基（John Stuart Blackie）和代表因弗内斯的下院议员C.弗雷泽·麦金托什（C. Fraser Mackintosh）等组织或个人都在力争把盖尔语纳入义务教育授课内容，苏格兰教育署对这一诉求的忽视被认为加速了盖尔语在苏格兰的衰落。不过，事实要比上述看法更为复杂。苏格兰教育署的巡查员（其中一些人说盖尔语）对盖尔语复兴运动毫无信任。在他们看来，所谓盖尔语复兴运动背后只有来自外界的猎奇趣味，不能反映高地居民的真实想法。即便怀有如此犬儒的态度，苏格兰教育署对盖尔语也并非全然无动于衷，在1878年允许为教授盖尔语的教师提供财政资助。不过，教育署并不打算强制推行盖尔语教育，理由包括难以资助盖尔语教师以及部分地方教育理事会的反对。推行盖尔语教育的一个根本难处在于，当时高地社会普遍崇尚英语教育，而非盖尔语。盖尔语是当地人在日常生活、宗教活动与民俗诗歌中使用的语言，他们很难想象这种母语会被轻易抛弃。但在19世纪晚期的高地人看来，英语才是代表未来的语言，能为高地带来经济机遇与社会进步。在1860年代，就连一个对盖尔语心怀同情的评论者也承认：“……最为热心的盖尔语爱好者也必须明白，掌握英语对于一个出身岛屿，希望学习一门手艺，或者在家乡以外找到糊口机会的可怜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0]最终，即便在1886年、1904年和1906年又采取了一些浮于表面的举措，苏格兰教育署在1918年之前仍未对盖尔语教育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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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础教育相比，1872年之后苏格兰中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更为曲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政府起初并不认为中学和小学在政策上拥有同样的重要性，直到后来，决策者才逐渐开始重视苏格兰教育体系的完整面貌。1872年的教育改革将已有的城镇学校的管理权责交给了新设立的教育理事会，其中13所位于苏格兰最大城镇的学校被列为“高级公立学校”，艾尔学院（Ayr Academy）、格拉斯哥高中（Glasgow High School）等知名中学都位列其中。这些精英中学可以不受政府巡查员的监督，也无须遵守苏格兰教育署的管制。作为代价，它们不能从当地的教育理事会得到任何资金支持，只能靠学费维持运转。不过，随着1892年政府首次为中学提供直接财政支持，政府部门、苏格兰教育署与教育界专家开始为规划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教育体系倾注心力。1872年《教育法》本身意味着政府愿意承担公民教育的职责，一旦这一原则得到确立，其适用范围便不难延伸到中等教育，这在英国面临国际经济新挑战的时期尤为迫切。如果大英帝国要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繁荣发展，国民的才能就应尽最大可能为国所用，这就要求政府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实现稳健的衔接，保证全社会各阶层的人才都能凭实力成为精英。格拉斯哥大学拉丁语教授G.G.拉姆齐（G.G.Ramsay）是当时教育问题辩论中的意见领袖，他在1876年提出，未来决定国家富裕的最主要因素在于“社会大众有序发挥的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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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只依靠上流阶级的智力；我们不能对那些出身低微的人才弃而不顾，让他们只能依靠极为罕见的机遇证明自己，收获认可；我们必须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寻觅人才、培养人才，让所有具备潜力的人都能从一套以学级为基础的精妙教育系统中受益，尽一切可能让全体国民接受教育，提高全国民众的智识水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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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会平等”的“育人唯才”理念要求政府对中等教育加大投入，而在广泛相信传统的堂区学校制度曾不分阶级培育人才的苏格兰，这样的想法得到了尤为热烈的响应。当时的苏格兰人认为，无论扩大中等教育规模，还是建立一套更加系统的升学制度，都是在当代语境下对诺克斯教育思想的再利用，这些举措因此与苏格兰民族的光荣传统联系起来，轻松地获得了合法性。不过，在拓展受教育机会的说辞之下，实际上只有很少的苏格兰人从这一时期的中等教育中获得了好处。在1890年代，苏格兰教育署和议会认为只有略多于4%或5%的苏格兰适龄人群在中学就读。由此可见，促使国家扶持中等教育的并不是所谓“智识民主”的理念，而是严格拣选潜在人才，以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战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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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大学的发展也对苏格兰中等教育界的趋势产生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大学不得不响应新兴中产阶级的诉求，在颁发专业从业资格时使用更为正式的认证与检验方法，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根据政治赞助与世袭特权决定。例如，在1858年，医科被置于政府监管之下，毕业生在完成教育后可直接获得政府认证的从业资格，公务员系统也设立了专门的选拔考试。在这些新变化面前，大学制度的改革者试图提高教学水准，具体做法包括引入入学考试，以及将入学年龄从十四五岁提高到十七八岁。如果没有高级中等教育的扩张，教学结构的变化就无法轻易实现，这在政府于1888年设立高中结业考试，并在1892年判定只有高中毕业证持有者才可就读大学之后变得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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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1918年，苏格兰中等教育在多个领域都有所扩张。起初，在1870年代到1880年代，中产阶级向学费昂贵的精英中学提供的捐款快速增长。在这一时期，爱丁堡商会与赫里奥特信托基金（Heriot Trust）在爱丁堡捐建了四所大规模全日制收费学校，为爱丁堡高级专业人员的子女提供教育；格拉斯哥也新建了凯文赛德学院（Kelvinside Academy）和采用男女共学制的哈奇森文法学校（Hutchesons’）。事实上，这一时期中等教育界尤为突出的一项发展是对中产阶级女童教育的投入。1877年设立于圣安德鲁斯的圣莱昂纳德女校（St Leonard’s）模仿英格兰公学采用寄宿制，除此之外，还有格拉斯哥设立于1877年的韦斯特伯恩女校（Westbourne）、1880年的帕克女校（Park School）、1894年的克莱格霍尔姆女校（Craigholme）以及1888年的爱丁堡的圣乔治女校（St George’s）等“私立女校”也效仿了这一模式。当苏格兰的大学在1892年首次招收女学生时，苏格兰的中等教育界早已有多所女校可供中产阶级家庭选择。与此同时，由文员、小店主和小学教师组成的下层中产阶级正不断增加，他们不满足于只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基础教育，因此把子女送进学费相对低廉、由政府部分出资的中学就读。苏格兰教育署也在关于小学教育的规范中为部分内容更艰深的科目教学提供了额外的资助，这一政策最终导致了所谓“进修学校”（Higher Grade Schools）的崛起。这种学校为学生提供完整的初中课程教学，大多数学生会在15岁时离校务工，但至少有一部分人仍有希望升入大学。在缺乏爱丁堡式赞助学校的格拉斯哥，这种“进修学校”尤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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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892年政府首次为中等教育提供直接资助，就读于中学的机会至少在理论上有了进一步的增加。虽然主张压缩高级中等教育规模的苏格兰教育署表示了反对，但面向中学的教育资助最终令苏格兰绝大多数城镇的中学得以受益。对于那些崇尚旧式堂区学校的传统理想，认为教育机会应尽可能普遍分配的势力（例如教师工会和苏格兰教育研究所）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政治上的胜利。这项新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很多中学开始免除学费，学生申请助学金的机会也更多，这些无疑都让工人阶级子女接受中学教育的机会有所增加。一战结束后通过的1918年《教育法》进一步扩大了国家对教育系统的支持。这部法律的内容包括将天主教和圣公会学校的管理权责交给新设立的地方教育机构（取代了从前的理事会），作为附带条件，上述学校将继续遵守所属教会的章程，教会也有权决定教师的人选。虽然爱尔兰天主教徒群体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天主教会为天主教学校提供的支持却远远不及来自教会以外的资助。将天主教学校纳入国家管制的决定无疑体现了苏格兰教育署追求提高“国民效率”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也塑造了教育署的其他政策。当时的政府担心天主教徒会成为苏格兰的“贱民阶层”，他们的“效率问题”将对国家通过高效的教育来改善人力资源素质的战略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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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格兰的中等教育在这一时期是否有效，有关学者近来展开了热烈的争论。H.M.佩特森（H. M. Paterson）和T.C.斯莫特都认为，近代苏格兰的中等教育主要服务于中产阶级的需求，没有为大多数人提供实现阶级跃升的机会，因此没有为苏格兰社会带来应有的好处。在这一点上，佩特森的批评尤为激烈。在他看来，所谓“育人唯才”只是“针对教育体系中必然产生的国民分流问题而采用的一种颇具苏格兰特色的办法，即通过大众教育制度让有天分的学生有机会成为精英，但与此同时规训并掌控大多数永远不可能成为尖子生的人”。[12]斯莫特则认为教育“在苏格兰中产阶级的主观意识里并没有那么重要”，而“只有极少的工人阶级子女才有机会通过中学和大学实现阶级跃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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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安德鲁·麦克弗森在苏格兰中等教育史领域的研究最为深入，我们可以用他的成果来检验上述论点准确与否。麦克弗森的研究表明，中等教育机会在苏格兰确实呈现过扩大的态势。1923年，苏格兰教育署为约200所曾经的“进修学校”赋予了完全的中学地位，中学学生的人数也在这一时期增长了一倍以上，从1913年的40000人上升到1939年的90000人，结业证书的颁发数量也在这期间从1700份上升到超过4000份。苏格兰中学与大学的学生容量高于同时期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学生通过受教育来实现阶级跃升的机会也因此略多一些。苏格兰中等教育的一大特点在于没有强势的私立学校或收费制学校体制，因此不至于让公立中学沦为二等学校。1914年，每六到七个苏格兰适龄少年儿童中就有一人就读于中学，这一比例在英格兰则更接近二十一分之一。此外，在一战前的几年里，苏格兰大学里工人阶级学生的比重也比1860年代更高。即便如此，大多数工人阶级出身的男生和女生在毕业离校之后就立刻投身工厂、矿坑、农田、办公室或家务工作，成为劳动力的一部分，但这主要是因为平民家庭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于社会地位的预期也有限，与教育系统本身的关系没有那么大。事实上，1918年《教育法》的其中一个部分在强调机会平等原则时曾声明“任何一个……有资格就读于中学，且……有潜质从教育中受益的孩子，都不应被经济上的困难拒于校门之外”。[14]这段话重申了教育公平的理念，认为物质条件不应限制学生的升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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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苏格兰教育界，一些重要人物仍呼吁让入学门槛进一步降低。1920年代初，苏格兰教育研究所发出了“全民中等教育”的倡议，很多政党政治家与教育界评论者也对此表示支持。然而，苏格兰教育署并不认同这一想法，依旧坚持认为完整的高级中等教育只应面向少数特别聪明的学生。当时的教育署秘书长乔治·麦克唐纳（George Macdonald）曾说：“……学生人群由两部分组成：大部分学生的智力水平非常有限，只有一小群极为重要的尖子生能够达到远超常人的水平，这些人有可能来自任何一个社会阶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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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部门惯有的官僚作风，以及1920年代初萧条时期财政部对公共财政的严格控制的共同作用下，教育署在1923年发布了备受诟病的44号公告（Circular 44）。这份文件为苏格兰中等教育奠定的基础直到1965年才有所改变，也是让苏格兰的中等教育受到佩特森与斯莫特强烈抨击的首要原因。这份公告将义务教育的范围限制在12岁及以前，只有能够完整提供五年制中等教育的机构才会被认证为“中学”。只有在12岁那年通过了学力检测的学生才能在中学就读，至于大多数不能合格的学生则要在新设的“进阶教育”（Advanced Division）学校接受教育，这些学校的师资力量与可用资源都比五年制中学逊色。在1930年代末，“进阶教育”学校最终成了所谓的“初级中学”（junior secondaries），而44号公告中规定的具有完整资质的中学则成为“高级中学”（senior secondaries）。1924年，苏格兰教育署还取消了中等教育结业认证（Intermediate Certificate），将中等教育彻底截成互不相连的两部分。讽刺的是，在1960年代苏格兰教育系统恢复了面向16岁学生的升学考试之后，就读“高中”的人数在几年之内飞速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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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中等教育的批评者准确地指出了这些政策的问题所在：决策者将大多数学生视为“残次品”，用政策手段加大了社会差异，在中等教育系统里公然制造了不平等。教育署强制推行的政策受到了几乎整个苏格兰教育界的普遍批评，就连政府内部的教育事务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on Education）也表示抗议。教育署政策的反对者甚至另外出台了一份规划，把中等教育的前三年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并为15岁的学生安排统一的学力测验，愿意从此走上社会的学生可以获得一份结业证书，那些想要进一步接受教育以从事更高级工作的学生则可以用测验成绩作为升学资格的证明。出于对教育署侵犯苏格兰教育界“民主”传统的强烈愤慨，苏格兰很多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甚至拒绝落实教育署的新规范。然而，44号公告还是在苏格兰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944年，苏格兰教育研究委员会（Scottish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估算，至少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够进入“高级中学”就读。不过，迟至1951年，苏格兰17—19岁的基础教育完成者中只有5%仍在完成五年制中等教育中的高级课程，近90%的人都在15岁及之前离开了学校。正是出于对这种“学业荒废”现象的担忧，当局于1955年决定在中等教育的四年级设置“O”级考试，并在1962年将其落实。随着1965年确立的综合学校制度（comprehensive schooling）终结了“高级中学”和“初级中学”的隔离状态，中等教育阶段的继续就学率大幅上升，而工人阶级收入在这一时期的显著上涨也意味着很多家庭的实际教育成本有所下降，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继续就学。到1974年，苏格兰基础教育完成者获得中等教育结业证书的比例已从十年前的27%增长到惊人的66%。这一变化无疑表明，从1920年代开始塑造苏格兰中等教育四十多年的那套制度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更没有理论上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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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面对呼吁改革的种种压力，苏格兰的大学教育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当时的一些批评者认为苏格兰的大学已沦为封闭的行会，被一群不断自我更新的学阀主宰。在这个医学和自然科学飞速发展、学科专门化快速推进的时代，大学的学术水准也面临着越来越严格的考验。此外，包括颇为权威的王家科学指导与科学进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Scientific Instruction and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1872—1875）在内，也有一些机构与个人开始探讨如何让大学的学术资源更有效地参与国民经济发展。诸如财会、医药等中产阶级职业的专业化进程也在这一时期制造了对于以资格认证为目标的专业培训的需求。例如，在1858年，政府规定只有医学院毕业生才有从医资格，公务员选拔考试则在政府部门普及开来。当然，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大学同样无法忽略1872年基础教育的改革，以及1888年中等教育改革（这项改革开设了面向17岁中学生的结业认证考试，所以对大学影响更大）所带来的改变。在这些改革之后，很多从前在大学低年级教授的课业将成为中学高年级课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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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问题相比更为根本的是，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社会开始广泛担忧，曾在18世纪领先世界的苏格兰大学教育已陷于平庸。人们抱怨苏格兰大学的毕业生不得不去英格兰接受进阶教育，认为苏格兰大学严重忽略了学术研究工作，诟病各高等学府三百年来未经改革的陈旧课纲。爱丁堡高中的校长、《教育新闻》（Educational News，由苏格兰教育研究所创办的期刊）的编辑詹姆斯·唐纳森（James Donaldson）是19世纪晚期苏格兰大学教育最激烈的批判者之一。他曾在1882年批评“苏格兰的大学至今仍在沿用和宗教改革时期相差无几的课纲”，并提出19世纪的高等教育界已经经历了一场“教育革命”，大学之间“在科学、人文、神学等领域的探究中角逐杰出地位的竞争”也远比从前更为激烈。然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苏格兰却不得不用弓箭对抗手持枪炮的敌人。在新的学术世界里，苏格兰就是那个被淘汰的手工织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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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在上述担忧的推动下，苏格兰的大学教育在19世纪晚期的改革步调颇为迅猛。1889年，一个由苏格兰民事法院大法官金尼尔（Lord Kinnear）领导的行政委员会在一项议会立法的基础上得以设立，旨在管理苏格兰的高等教育制度，这一委员会最终通过了多达169项政令，内容包括设立强制性大学入学考试，改革文学、法学和医学的学位认证体系，引入荣誉学位制，以及设立单独颁发科学学士（B.Sc.）学位的科学专业，以与文学（Arts）教育相区别，还对研究型学位进行了监管。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从1892年开始落实，将大学新生的一般年龄从14—15岁提高到了17岁，而这一制度又是以中等教育结业考试为基础的。迟至1870年代，只有一小部分文学专业学生会完成自己的大学课程并取得学位，但到1914年，苏格兰的大多数大学生都已将完成学业、正常毕业作为目标。以医学为首（爱丁堡大学医学部在1860年至1914年吸引了40%—50%的大学生就读，苏格兰其他大学的医学生占比也颇为显著），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大学新设立了很多教席，不过金尼尔委员会也在阿伯丁、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大学为英语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学设立了新的教职。从1892年开始，女性终于获准在苏格兰的大学正式就读（远远晚于英格兰），但在1900年以后苏格兰女大学生的数量便飞速增长，到1914年她们已经占到大学生总人数的23%。不过，女性学者在学术界的发展历程仍极为缓慢。二战之前苏格兰大学没有聘用过一名女性教授，但已有一些女性在大学里担任讲师或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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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猛的改革措施让苏格兰的大学教育变得更加专业，也提高了苏格兰高等学府的教学水准和研究能力，加强了与中等教育之间的衔接性，让苏格兰的大学毕业生得以更好地与联合王国乃至大英帝国其他地方的人才竞争——最后一点在当时尤为重要。有人估算，19世纪末期阿伯丁大学超过一半的毕业生最终都离开了苏格兰，在英格兰或海外任职。早在1914年，整个20世纪苏格兰大学的大致框架便已经奠定，这一成就足以引起我们对三个问题的关注：大学改革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影响、入学机会向大众普及对大学造成的影响，以及高等教育和近现代苏格兰经济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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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戴维的《智识民主》曾对苏格兰的大学改革运动发起了全面的抨击，他认为这场运动导致苏格兰大学课程严重“英格兰化”，最终对苏格兰文化与苏格兰社会造成了深刻的损害。戴维批评19世纪末的大学改革者通过引进外来的单一学科荣誉学位制，摧毁了苏格兰大学以广博为特点的教学传统；大学入学考试则限制了学生的入学机会，还令哲学失去了在苏格兰大学里作为核心科目的传统地位。戴维认定，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让苏格兰的大学在社会中变得更不民主、更不开放。自1960年代戴维发表这些看法以来，教育史学者已对他的诸多论点进行了具体的实证检验，他们基本同意，戴维对苏格兰哲学衰落的阐述在他的所有主张中最具说服力。18世纪伟大的苏格兰哲学传统进入维多利亚时代便衰落殆尽，在这一时期苏格兰的大部分大学里，哲学课程都以新黑格尔主义为中心，哲学教授也一般由牛津大学毕业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担任。不过，戴维的其他论述在学界看来并没有那么合理。首先，戴维高估了苏格兰大学学位制度的专门化程度。1945年之前，苏格兰只有一小部分专业采用了荣誉学位制，文学专业更是在大体上延续了之前的通识教育色彩，而1889年的行政委员会也没有改变所有大学生必修古典学与哲学的传统规范。其次，戴维在教育改革者当中强调“爱国者”与“崇英派”之分的做法也无助于理解历史真相，这是因为站在上述立场的改革者都基于苏格兰大学教育正在失灵的信念，试图推动现代化革新，而可供苏格兰大学借鉴的外部经验不是来自英格兰，而是来自法国和德国。时人相信，这两个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都以该国出色的教育制度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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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的批评也提到了大学准入这一重要的问题，并吸引学者关注入学考试的设立以及空前制度化的大学教育体系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苏格兰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1860年代，阿盖尔公爵领衔的委员会曾以一群大学生为样本进行调查，最终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专业人员家庭（尤其是牧师家庭），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则占到了样本总量的一半左右。样本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来自所谓“工人阶级”，但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是木匠、鞋匠、石匠等专业手工业者，只有少数人来自普通工人、农场佣工和矿工家庭。有人认为，当时牧师的儿子上大学的概率相当于矿工子弟的一百倍，而“大多数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都来自那个社会阶层中最顶尖的一小撮，乡村贫农、绝大多数工厂工人和城镇里的非技术工人的儿子则根本没有任何机会”。[17]“寒微之士”即便确实存在也极为罕见。最关键的是，大多数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在入学时都已成年（其中不少人只能半工半读），并不是直接从备受赞誉的堂区学校申请进入的。传统的苏格兰大学不设入学考试、学费低廉且设有低年级课程，可以为工人阶级子弟“补课”，这些都是工人阶级愿意就读大学的主要原因，而19世纪末的大学改革无疑对这一传统模式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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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1910年的注册大学生档案来看，工人阶级出身者在大学生中占据的比例在这一时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事实上，造船或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工人到格拉斯哥大学就读的人数反而比以前有所增加。中等教育的发展、奖学金申请机会的增加和苏格兰裔富豪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设立的卡内基信托（Carnegie Trust）都帮助苏格兰大学维持了一定的开放度，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成立于1900年的卡内基信托，到1910年已为苏格兰约一半的大学生垫付了学费。为了取得学位，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在就读大学的同时接受师范培训并承担基础教育阶段的授课工作，其中一个尤为著名的例子便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约翰·麦克莱恩（John Maclean），他出身贫寒，在高中毕业后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最终取得文学硕士（M.A.）学位。不过，即便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苏格兰的大学入学率都高于欧洲其他地区，绝大多数苏格兰人仍与大学教育无缘。进入20世纪，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学入学率开始迎头赶上，苏格兰的大学生人数虽然也从1900年的6000人增长到1938年的10000人（招收女大学生是大学生人数增长的原因之一），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苏格兰大学生规模的扩张几乎陷于停滞，大学生的社会背景构成也没有显著变化。在与专业资格有关的法学院和医学院，中产阶级出身者仍占据着绝对多数，工人阶级学生则几乎总是以普通的文学硕士学位毕业，然后成为职业教师，他们在所有学生当中的占比从一战到1950年代都没有太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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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高等教育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侧面是与苏格兰经济的关系。在这一时期，苏格兰高等教育和苏格兰经济的联系远远称不上紧密。工业与商业界的大多数行业并不需要以大学训练为基础的专业资格认证，大学学位一般也只被法律、医药、教育和教会等重视“学问”的行业视为用人时的必要条件，这一传统格局直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才有了变化。一份对1860—1960年苏格兰“商界领袖”的研究显示，这一人群当中只有15%获得了大学学位，53%的人几乎只接受过小学教育。在这些商业精英看来，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无疑来自实际工作中的训练与积累的经验。1870年代格拉斯哥大学著名的土木与机械工程学教授W.J.麦夸恩·兰金曾说他的门生在印度、巴西、英格兰和其他地方都找到了工作，唯独在苏格兰没有留下什么业绩。他的很多学界同侪也在向王家科学指导与科学进步委员会作证时就轻视学术知识的问题批评了苏格兰西部的工业资本家。不过，鉴于克莱德赛德地区的工业巨头仍在世界工业品市场占据着不可撼动的霸权地位，他们对学术研究的漠不关心或许并不出人意料。更何况，即便苏格兰的人才市场存在问题，工商业界也不应承担全部责任。在这一时期，像麦夸恩·兰金和伟大的开尔文男爵这样的大学者都对将科学知识直接用于实用领域感到不安。兰金认为大学不应该提供实用技术的训练：“大学的功能有其限度，它应当专注于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并检验他们是否已经掌握，而不是传授他们实用的技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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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真正对苏格兰经济产生影响的不是苏格兰的大学，而是提供技术培训的学院。当时的政府认为职业高中和商校是德意志等欧洲国家实现经济复兴的首要因素，所以对苏格兰的职业培训机构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爱丁堡，赫里奥特-瓦特学院（Heriot-Watt College）的前身瓦特学院（Watt Institution）在1885年成立，格拉斯哥与西苏格兰技术学院（Glasgow and West of Scotland Technical College）也于1887年成立。在三所构成格拉斯哥与西苏格兰技术学院的培训机构中，安德森学院（Anderson’s College）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96年。1888年，邓迪也开设了一所技术学院。到20世纪初，上述学校与另外八所以艺术、家政学、商业技能和卫生为主要专业的学校一道，构成了所谓“中心培训机构”（Central Institutions），被置于苏格兰教育署的管辖之下。这些学校在1912年拥有超过15000名学生，其中三分之二只在晚间接受培训，且出身于技术性或白领职业。在1912年改名皇家技术学院的格拉斯哥与西苏格兰技术学院和爱丁堡的赫里奥特-瓦特学院将课程拓展至更高端的领域，并建立了专门的研究实验室，以满足工业经济发展的新需要。与此同时，来自苏格兰教育署的统计也显示，在1913年，1740名获得中等教育结业证书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希望到11所“中心培训机构”就读，这些学校对于职业教育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重视学术性的苏格兰大学所留下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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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oted in R. D. Anderson，Education and the Scottish People，1750-1918（Oxford，1995），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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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ducational News，3 January 1903，pp. 9-10 quoted in R. D. Anderson，Education and the Scottish People，1750-1918（Oxford，1995），p.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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