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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onald J. Withrington，Going to School（Edinburgh，1997），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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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1862年由时任枢密院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罗伯特·洛（Robert Lowe）主持发布的《关于枢密院教育委员会修订规范》（The Revised Code of Minut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on Education），这项法令规定政府将为符合要求的学校提供公共财政支持，标志着英国政府系统性介入英国教育事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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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oted in Donald J. Withrington，Going to School（Edinburgh，1997），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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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 Playfair，Subjects of Social Welfare（London，1889），p.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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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 Knox，James Maxton（Manchester，1987），p.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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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ithrington，Going to School，pp.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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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nderson，Education and the Scottish People，p.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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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 Ramsay，A Letter to the Lord Advocate of Scotland on the State of Education in the Outer Hebrides（Glasgow，1863），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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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Quoted in Anderson，Education and the Scottish People，p.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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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 M. Humes and H. M. Paterson，eds，Scottish Culture and Scottish Education 1800-1900（Edinburgh，1983），p.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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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mout，Centu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p.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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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Quoted in A. McPherson，‘Schooling’，in A. Dickson and J. H. Treble，eds，People and Society in Scotland，Volume Ⅲ，1914-1990（Edinburgh，1992），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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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Quoted in Smout，Centu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p.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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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Contemporary Review，xli（1882），p. 150，quoted in R. D. Anderson，Education and Opportunity in Victorian Scotland（Edinburgh，1983），p.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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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Contemporary Review，xli（1882），p. 150，quoted in R. D. Anderson，Education and Opportunity in Victorian Scotland（Edinburgh，1983），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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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Quoted in R. H. Campbell，The Rise and Fall of Scottish Industry 1707-1929（Edinburgh，1980），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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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民族：一部近代史 第十八章 高地与小农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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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是19世纪西欧历史上最惨重的人为灾难。在土豆歉收的荒年期间，共有超过100万人死于饥荒相关的疾病，另有200万人为躲避饥饿与赤贫而背井离乡。爱尔兰饥荒造成的破坏之深重在当时罕有其匹，但在此期间，土豆疫病引发的粮食危机也曾出现在爱尔兰以外的多个国家，不列颠本岛、荷兰、一些德意志邦国和法国的土豆产量都因土豆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大幅下降。当时的科学界对土豆疫病的性质、成因与防治方法缺乏了解，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疫病可在长达数年（不只是一两个生长季）的时间里给土豆种植业带来浩劫，而在冬季较为温和、夏季较为湿润的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被感染土豆中的疫霉菌萌芽、生存并散播真菌孢子，疫病造成的冲击尤为严重。在苏格兰，土豆饥荒对高地地区的威胁最为紧迫，这既是因为当地沿海与离岛地区的自然环境为疫病的传播提供了温床，也是因为土豆在当地人的饮食结构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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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爱尔兰所有土豆收成被疫病彻底摧毁一整年后的1846年秋天，苏格兰高地才开始受到疫病的影响，但疫病在当年8月和9月传入高地之后便造成了致命的冲击。当时的媒体报道描述了腐烂土豆的恶臭如何弥漫在高地西部沿海和赫布里底群岛的无数小农场村镇上空。一些时代较早的估算显示，当地小农场社会超过四分之三的堂区都遭遇了土豆完全歉收的危机。苏格兰自由教会的《见证人报》认为“这诚然是上帝的压倒性力量降临人间”，并宣称这场灾难的惨重程度“未见于这一代人乃至之前数代人的记忆，在苏格兰自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也从未有过”。[1]这场饥荒在高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虽然在1840年代，高地大部分地区的埋葬者档案遗存都较为稀少，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当地老人和幼儿的死亡率在1846年底到1847年初出现了显著的上升。1846年12月，《苏格兰人报》曾描述了在高地的小农场农民阶层当中，死于痢疾的人数正“以令人惊骇的速度飞速攀升”。[2]在马尔岛上的马尔岬（Ross of Mull），政府赈灾官员留下的记录显示当地当年冬天的死亡率是往年同期的三倍。在哈里斯岛、南尤伊斯特岛（South Uist）、巴拉岛、斯凯岛、莫伊达特和金泰尔等地，流行性感冒、伤寒和痢疾等疾病也在当地穷人之间大肆传播，高地社会似乎即将和爱尔兰一样，面临一场空前的人间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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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在1846年和1847年后土豆疫病仍在高地肆虐数年，苏格兰高地却避免了一场爱尔兰式的灾难。到1847年夏天，高地地区的死亡率已回归正常水平，饥荒的威胁也有所缓解。死亡率危机至此已经得到了遏制。高地与爱尔兰受害程度的差异可以从几个因素来解释，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土豆疫情的规模。土豆疫病在爱尔兰导致超过300万人濒临饥饿边缘，但在高地，只有约20万人的生计受到严重冲击，而随着疫病危机的影响范围逐渐收缩到西北部沿海，以及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和赫布里底群岛的部分地区，这一数字还呈逐渐下降的态势。到1848年，高地只有四分之一的居民（少于7万人）仍需要依赖饥荒救济。高地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同样受到了土豆疫病的影响，但在1847年之后，当地的赈灾力度便逐渐减弱，这表明当地的农业经济在灾难面前更具韧性。那里对土豆的依赖度较低，谷物和鱼类在食物中的比重较高，人口密度更为合理，诸如阿盖尔郡南部、珀斯郡和因弗内斯郡东部的商业捕鱼和亚麻纺织业等副业活动也更加发达。土豆饥荒在苏格兰的波及范围更为有限，规模也更小，这意味着和爱尔兰海对岸的重灾区相比，苏格兰当局在采取赈灾措施时面临的压力更轻。苏格兰官员在土豆饥荒期间只需要赈济数以千计的灾民，而这一数字在爱尔兰高达数百万。政府的救灾力度差异为两地灾荒规模的悬殊提供了最佳的佐证。在爱尔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长达数年里都充当了赈灾的主要力量；在苏格兰高地，政府的直接干预始于1846年底，到1847年夏天便已告结束。在马尔岛的托伯莫里（Tobermory）和斯凯岛的波特里（Portree），政府派驻了两艘船只作为粮食的集散点，通过出售谷物来控制当地粮价，灾区的土地主也可以根据《排水与公共工程法》（Drainage and Public Works Act）的规定申请贷款，为自己名下土地上居住的灾民提供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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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措施之外，苏格兰的三大慈善机构承担了主要的赈灾职能，它们分别是苏格兰自由教会与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两大赈灾委员会（Relief Committee），这两个机构在1847年初合并，组建了高地赈灾管理中央理事会（Central Board of Management for Highland Relief），这一理事会直到1850年赈灾活动结束为止都在负责为当地赤贫农民提供救济。苏格兰高地的赈灾事业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起初，负责一线救济工作的是自由教会，这一教会在高地西北部与海岛地区有一些虔诚的会众社群，因此热切希望对受到疫病冲击的上述地区提供帮助。一艘名为“布雷多尔本”号（Breadalbane），原本在赫布里底群岛为牧师们提供交通服务的纵帆船被用来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紧急运送补给品。在1846年底到1847年初灾情最为急迫的时刻，自由教会是唯一一支积极向灾区提供帮助的力量。通过当地牧师构成的绝佳情报网络，自由教会能够向那些饥荒最为严重的地区提供直接援助。自由教会在当地的赈济活动并不局限在特定教派的信徒之间。在阿里塞格和莫尔丹特（Mordant）等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地区，人们也对自由教会输送粮食的努力深表感激。自由教会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一项颇有创意的方案，计划从高地灾区向低地输送3000名体格良好的男性劳动者，参与修建铁路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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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2月，高地赈灾管理中央理事会接管了赈济活动的管理权责。到当年年底为止，中央理事会总共为赈济活动提供了近21万英镑的巨额资金支持，这可能是整个19世纪苏格兰历史上为单独一项慈善活动募集的最大一笔善款。在如此雄厚的财力支持下，中央理事会将赈灾活动的范围分为由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分别主管的两个区域，前者包括斯凯岛、韦斯特罗斯、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和高地东部，后者包括阿盖尔、因弗内斯西部、外赫布里底群岛和斯凯岛以外的内赫布里底群岛。分发粮食的工作起初由两个委员会下辖的地方委员会负责管理，其成员从当地各堂区牧师提供的人选清单中产生。赈灾活动的主要目标是以最为基本的手段防止饥荒发生，因此谷物粗粉的分配额被限制在每个成年男性每天1.5磅，每个成年女性每天0.75磅，以及12岁以下的儿童每人每天0.5磅。为避免让当地人陷于依赖与懒惰之中，他们在接受赈济的同时也应参与劳动。在1847年的春季与夏季，高地西部、北方群岛地区和赫布里底群岛上的男性、女性居民以及少年儿童成群结队地从事各种“公共事业”劳动，包括铺路、筑墙、挖掘壕沟以及修建码头。在高地的很多地方，一些“赈灾道路”直到今天依旧存在，为当地近代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提供了不可磨灭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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